关键词：《寒夜》 战争文学 隐性叙事 战争想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文学成为新兴的文学形式，一度呈现出繁荣局面。这一时期诞生的《寒夜》，较巴金以往的战争作品而言有着明显的不同。作者回避大规模的作战场景，将战争的残酷寄予在一个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之家，彰顯出文章的力度和沉郁，实现了经典的永恒性。通过探究巴金的创作历史、生活状态以及写作思想可知，战争潜叙事的方式是作者有意而为之，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战争潜叙事的运用依据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便陷入严峻的生存旋涡。巴金作为一名崇高的爱国主义者始终做到忧国忧民并将自己的忧思寄托在作品之中。早在抗战初期，巴金便发表了《我们的纪念》一文，并明确表露出对东北命运的深切关注。由于地区差异与对战场的陌生，巴金较少发表直接描写东北抗战的作品，但他没有就此姑息，他大力帮助和扶持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主持并出版东北抗战作品，实现了宣传的目的。随后在全面抗战时期，战争迫使他颠沛流离，他曾目睹了战争带给上海、云南、重庆等省市的创伤。出于对百姓的同情和对国家的忧思，巴金创作了诸多抗战作品，所蕴含的深刻主旨也如刚戟一般直指战争的残酷无情。
揭发黑暗、控诉战争始终是巴金战争文学创作的核心。从淞沪事变到抗战后期，巴金始终身处在空袭、警报的泥泞之中，他在数篇作品里对此也有所描述，如在短篇小说《还魂草》中，战争击毁了孩子的善良与童真，把社会黑暗面撕碎并展示给众人；在长篇小说《第四病室》中，外部的战争氛围使人们对未知的生活感到迷茫，在焦虑的危机状态下，世间百态被一览无余。而随着战争形势愈演愈烈，中年时期的巴金深刻地意识到战争所带来的裹挟感。为此，他从身边平凡且常见的小事中汲取灵感，创作了长篇小说《寒夜》，借此来控诉日军的罪状。
创作于战争后期的《寒夜》不仅是巴金战争文学达到顶峰的鲜明标志，更是世界反法西斯优秀文学的组成部分。在《寒夜》创作期间，“国统区最后一道防线”重庆始终被战争所笼盖，这不仅使底层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更是形成了一种切实的生存危机。作为国民党的陪都，它经历过惨绝人寰的空袭，记录了日军的罪行，目睹了尸骨成堆的惨状。据防空学校统计，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日军在重庆共出动飞机63206架，对大后方各城市乡镇进行了12592次轰炸，共投弹255153枚，炸死市民94522人，炸伤市民111146人。面对着庞大的伤亡数据，巴金选择借《寒夜》来对日军不合法的行为提出严厉的控诉。对此，后代学者唐金海也曾提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及黑暗统治给这些‘小人物带来了灾难，使他们之间充满了矛盾。”因此，与其说《寒夜》是一部长篇小说莫不如称其为“战争时期的纪录史”。
就作品而言，学界对《寒夜》中的战争背景也曾有所关注；但作品中的潜叙事书写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持久性的空袭和刺耳的警报使巴金在创作期间真切地感受到了“重庆大轰炸”的威力。战争的叙事立场成为作品的现实底色，作者虽未对其进行正面描写，但在宏大真切的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惨命运更易引发读者的共情共感。于四面楚歌中，角色的自我控诉变得更为强悍有力。汪母安慰文宣：“不打仗，我们哪里会穷到这样！”实则，文宣也明白：“我一生的幸福都给战争，给生活，给那些冠冕堂皇的门面话，还有街上到处贴的告示拿走了。” 在战争的影响下，汪文宣只好选择忍气吞声，默默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严峻的战争影响着小说人物的情绪和叙事的格调。“寒夜”下底层知识分子的无助落寞和社会阴暗冰冷的氛围是作者面对重大战争的如实描写。战争时期的担忧和战争后期的恐慌无不使作者如临深渊，但此时的巴金却较以往更趋冷静，退去了浪漫和激情的他选择以生活内部的失序混乱来揭示战争的残酷，用文学来掘发人心，使《寒夜》中的战争潜叙事达到了无形胜有形的绝妙境界。
二、 变格叙事与战争想象
正面战场的缺失并非意味着作者逃避战争，相反，巴金完全有材料来体现战争的残酷，但他一改以往的书写方式并将战火隐形化，留出更多的空间来勾勒出战时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揭示人与战争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与巴金以往的战争文学相比，《寒夜》在叙事风格以及矛盾设定等方面都有所差异。在《火》三部曲中，大篇幅正面战场的直接引入的确可以烘托出战事的严峻与国家的危机，但缺少艺术手法的修饰和情感的设定使文章拘于一格，纵使达到了宣传教育的目的，文学色彩却也近乎消逝，为此巴金承认道：“《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在经过自身的反思与战争的折磨后，对比之前青春期的冲动与激情，中年的巴金已然表现出沉稳、深邃的品质。为此，他一改以往的叙事立场，将战争设定在潜在的、遥远的背景之中，彰显出文章的深度，打破战争文学只着重正面战场的单一局面。
在创作《寒夜》之时，巴金并未涉及大规模战争场面，即使是小规模的战斗，也是以空袭、警报的形式出现，但这并非是作者的虚构。“战时性”的特殊环境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写作方向，使其自觉运用文字来传递自身的所见所感。但《寒夜》并不完全回避凄惨。巴金写“凄惨”，不是真实的战斗或敌我之间的博弈，而是底层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遭受的极度贫穷与苦难。作者有意调整叙事角度，将战争隐形化并将小说的主要矛盾设定为普遍性的社会家庭冲突。
在《寒夜》中，声势浩大的抗日战争使汪母与树生不得不齐聚重庆，蜷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共同生活。在外部军事战争的衍生下，疏远、猜测、谣言等一系列常见的家庭问题被无限放大。汪母，作为一代江南才女，年轻的理想和信仰均被战争所粉碎，所属于她的只剩下生活的琐碎与金钱的拮据。同时，儿子生命的殆尽与树生纸醉金迷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使汪母将一切的委屈和愤懑找到了释放之地，她叱骂树生为“姘头”并固守于自身的封建传统，拆散儿子已有的三口之家。而作为保留“五四惯性”的树生而言，新时代的思想已然成为追寻自由的代名词。当汪母“夫死从子”的思想与曾树生的“五四惯性”发生碰撞时，理智早已魂飞湮灭。而婆媳之间的纷乱使二者所争夺的对象——汪文宣牵扯进这场家庭内部战争。战争的炮火不仅毁灭了知识分子的家园，更是击毁了他们的自信和尊严。当担忧、猜测、懊悔与怀疑充斥在其生活之中时，夫妻之间的矛盾便更为集中。最终，汪文宣的被迫放弃与舍己保妻的举动为家庭破裂埋下了伏笔。家庭内部矛盾正是战时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其命运悲剧，不仅是境遇悲剧，更是名副其实的战争悲剧。潜在的战争迫使着底层人民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虽然以隐形的形式出现，却造成了极大的杀伤力。
实际上，叙事变格不仅仅体现在作者将战争隐形化，更在于其特意避免正面战场，以间接消息来形成战争想象。在《寒夜》中，无论敌人覆灭或我方牺牲，都以极俭省的笔墨轻轻带过，战斗场面始终放在远景。而作者笔下的战争也并非是汪文宣等人的亲眼所见，大多数战况都是通过报纸、谣言等小道消息进行传播的。“日军”“敌人”根本没露面，只是出现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中，或通过人民逃命的方向来推断其位置。实时战况已然成为众人的谈资，在同事间的交流中，日军进攻的地点飘忽不定，虽然没有准确的信息，但却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既是源于战时信息不便等条件的限制，同时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描述。在战时，国民党官方喉舌——中央社，在发表的消息中隐瞒真相，颠倒黑白，已然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国民众的公愤。在小道消息的传播下，萦绕在底层人民心头的不再是真真切切的战火，更像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战争想象。对于无能为力的汪文宣等一系列底层人民来说，战争想象在恐惧与担忧之中已然演化成“预估式死亡”。
尽管想象下的战争极具虚拟性和隐形化，但其所带给人民的杀伤力却不曾减少。每当汪文宣向曾树生咨询战况时，她总是极力掩饰心里的恐惧。对于一个渴望自由、向往未来的知识女性来说，生命是其实现任何价值的基础，又怎会坦然无畏呢？迫于日军北上逼近的战况，曾树生不得不在家庭与生存之间做了选择。倾向于生存就必然会与家庭进行正式告别，在自身的战争想象下，离开家庭的她背负着愧疚与不舍。纵使战争结束后她匆匆返回，却仍旧难以寻找自身的骨肉。茫茫人海，在躲避战争时刻，失去方向、流落他乡乃常见之事，她又怎能轻易找到呢？社会的黑暗现状与国民党无为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战争必然加重了人们的生存压力，有形和无形的战况妨碍了人们的理想和生活，让这座孤城中为数不多的温情也趋于消散，汪文宣这个小家便是战争摧毁的众多家庭里的代表。
三、 隐性战争设定的双重意义
身处战争旋涡之中，巴金巧妙地借助身边的事例创造性地拼接出一个崭新的复合体，通过潜叙事变格不仅实现了创作方式的转变，更是集中诠释了现代作家的反战思想。
较巴金早期描写正面战争的失败作品《火》而言，隱形战争的叙事方式可谓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巴金本人认为这是源于自己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描写了不熟悉的生活。无独有偶，直接描写战争题材失败的作家并非只有巴金一人，“人民艺术家”老舍也曾大胆尝试描写正面战场，如在《火葬》中，本想达到教育群众的政治目的，结果却受到学界的质疑。老舍本人在《火葬·序》中承认：“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的太少。”足以可见，片面地追求战争的正面描写既损害作品的完整性，又降低作品的艺术性，结果当然也不会受到读者的喜爱。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文艺渐渐恢复了战前的常态，文学领域也重新绽放光芒。在抗战后期，作者们避免正面战场的描写，选择以艺术为基点来进行个人选择，隐性的战争描写实现了文学叙事的真实性与史实性的创作平衡。也正是由于之前失败作品的尝试才致使作家们不断反思并创作出成功的鸿篇巨制 。《寒夜》与《火》有着鲜明的不同，巴金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战争控诉的层面。作品之所以具有经典永恒性便在于巴金着重刻画了大时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灰色命运。他巧妙地将战争的胜利与汪文宣的死亡交汇在一起，悲与喜的两极相遇更能彰显出作者高超的创作能力。在实现了宣传目的的同时，更是将隐性战争描绘到了极致。而与《寒夜》同时期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不仅是老舍在战争时期的艺术杰作，更是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足以可见，作者不仅借助隐性战争避开了生疏的真实战场，更是在作品中营造一种由战争带来的冷清、凝重的氛围，进而对作品中的消极性因素进行了理性的审视与批判。正是由于战时作家创作方式的改变，类似于《寒夜》《四世同堂》等一系列隐性战争文学方能在文坛中崭露头角。
但战争潜叙事方式并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张中良在《抗战文学研究的概况与问题》一文中提出“既然是一场战争，就必然有战场”这一观点，并认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有所偏颇，过于倾向敌后战场而对正面战场一瞥而过。不可否认，战争后期的作品的确更偏重于描写敌后战场，但这并非意味着作品缺少说服力与历史感。巴金曾亲自论证了作品的真实性：“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实际上，无论是从作者本身的创作习惯还是作品的艺术成就而言，隐性战争的叙事方式较正面战场的凭空想象更适用于距离真实战场较远的作家。而正面战场与隐性战争二者间既存在着差异，也蕴含着交集。内忧外患的严峻情势和读者的阅读喜好促进了这二者日趋统一，这不仅突破了战时作家原有的思维局限，而且有力地促进了战争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
除此以外，侧重于隐性战争的叙事方式并不意味着作家爱国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的缺失。尽管作品没有正面描写战争，但其中充满了作者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在《寒夜》中，巴金并非一直在控诉日军的凄惨暴行，对于国民党政府的错误方针和消极作战的行为也有所批判。“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正是在这座警报常响、政府无为的雾都里，《寒夜》的主题才更加多元立体，作品所潜藏的不仅是作者对战争的厌恶和批判，更是巴金反战思想的集中诠释。作品写实性的描述在增加了作品真实性的同时，也蕴含着战时作家的普遍心态。战争的洗礼使作家对未知领域有了新的见解，而抗战文学在描写战争生活的同时也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反思。正是由于中国历史教育的全面深刻，众多作家才会在创作时有意地回避正面战争。早在战国时期，墨子便提出了“兼爱非攻”的观点，认为战乱只会祸国殃民，涂炭生灵。自此以后，反战思想便在历代国人心中传承，尤其是在“二战”期间，面临着街旁的层层白骨和社会现状的满目疮痍，倡导和平的心态使众多作者更加倾向于利用潜叙事的创作手法来淡化甚至美化战争，在减少苦难的同时达到了纪实、教化的初衷。
伴随着文学领域的百花齐放，过于关注正面战场而忽视取得较高成就的隐性战争文学的这一现状应当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但就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正面战场文学和敌后战场文学都是中国反法西斯抗战文学的鲜明代表，它们一道构成了抗战文学的壮丽画卷。中国作家和学者始终热切地关注抗战、主动地投身抗战，不遗余力地为中国文学史增添宝贵的文学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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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冯湃，聊城大学文学院、季羡林学院2018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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