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孤独者》 鲁迅 社会历史批评
《孤独者》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孤傲成性的现代知识分子——魏连殳。他不愿向封建旧势力屈服，独自品味孤独，但在生存与死亡的抉择中，他选择了以“自戕式”的“生存”来向社会做痛苦绝望的反抗，最终走向消亡。本文拟对作品书写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进行分析，揭示背后的意义，然后考察作家的创作背景，并对该作品的教育作用进行探讨。
一、书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随着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转型，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个积极参与并引领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团体——现代知识分子。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鲁迅等，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际遇。面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这群知识分子扛起了启蒙的旗帜。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未能有效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之后，这些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思想启蒙才是拯救当时中国的正道。所以他们大多都可以称为启蒙者，以“立人”为己任，致力于塑造时代“新人”。但当时的中国是“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这就注定了国民思想启蒙是任重而道远的。“五四”高潮过后，摆在启蒙者面前的是惨痛的社会现实。
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关注与思考是鲁迅小说的重要主题。其许多作品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五四”退潮后现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也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如《伤逝》中的涓生、《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等。本文之所以选取《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篇小说较为形象地向我们揭示了“五四”青年知识分子的一种命运结局，同时它对整个文学史上现代知识分子的书写具有特殊意义。从魏连殳身上，我们可窥探到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所经受的无限悲凉与孤独。魏连殳是一个接受过新思想，敢于同旧的封建思想做斗争的新新人类，他的身上充满了与S城民众格格不入的异性特质，他在人们眼里就是一个异类，是一个被当作谈资的人，总有许多零碎的话柄围绕着他。就连其家乡寒石山的本家们也不能明白他，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来看待。祖母去世时，族长、近房、闲人乃至祖母娘家人等对于丧葬礼仪的操办，首先想的是如何“对付”这个“吃洋教”的“承重孙”，而不是对逝者的哀悼或对连殳的安抚。堂兄为了一间房子居然强迫魏连殳过继自己的儿子，并要驱逐借住着房屋的女工。更甚者，魏连殳一直寄予希望的孩子们也仅给他留下了无限失望。作者就这样通过不同的情节一点点地斩了魏连殳与这个世界的所有情感联系，最后他也只能钻进由自己亲手织成的“独头茧”里，成为真正的孤独者。当我们同情于魏连殳在封闭环境里无路可走的悲惨遭遇的时候，心酸于一代先觉者被生活折磨得体无完肤而迟疑地说出“我……，我还得活几天……”时，不禁感到悲痛。但这仅仅只是开始，在与环境做坚决抗争而没有结果之后，魏连殳选择用死亡来向世界做最后的抗争，这才是深入读者骨髓的悲凉和孤独。在那个黑暗蒙昧的时代里，先觉者们成了整个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异类，他们只能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所排挤、逼迫和驱逐，从而无法生存，独自走向孤独。
在魏连殳这个知识分子形象背后，蕴含着鲁迅对“五四”启蒙者的审视。“五四”启蒙运动的根本任务在于通过思想启蒙来传播民主与自由思想，促进个性解放，进而造就独立的个人。但历史证明这场思想启蒙运动显然未能走向深入且有持续发展，后人大多数将该结果归咎于国民的封建顽固思想和不觉悟，然而事实却是启蒙者本身就存在很大的缺陷。在整个启蒙运动的过程中，精英知识分子实际上扮演了启蒙主体的角色，民众则居于客体位置，缺乏主动性。精英知识分子仿若一个个教化者，大多怀揣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企图通过少数人之力来担负起整个民族的责任。对启蒙者而言，他们想要通过“呐喊”来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民众，但需被唤醒的民众数量又是极其巨大的，这就使启蒙任务变得异常艰难。民众作为被启蒙的对象，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种类复杂。阿Q、孔乙己、华老栓等都可被视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而在《孤独者》中，鲁迅又为读者呈现了几类别样的民众——亲人、老人、孩子。寒石山的本家们一心算计着魏连殳的资产和旧房子，毫无亲情可言。大良祖母势利的态度也逐渐浇灭了魏连殳对老人的希望。就连魏连殳坚持报以希望的天真的孩子们也会为了“要他买东西”而忍受他的戏谑，至此，他倾注在孩子身上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这些民众都让我们看到了思想启蒙任务的艰难。“当知识精英们以教化者的身份来教化民众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他们和民众不是同一阵营的人，尤其当他们用作教化武器的还是西方的学理和知识之时，他们就只能被这些民众视为异数而排斥了。”因此，魏连殳逐步走向了自戕式的道路，以此来向整个社会做孤独而绝望的反抗。
二、考察作家创作背景
朱正在《鲁迅传略》中言：“《孤独者》是鲁迅小说中自传成分最多的一篇”，“所有这些，写的都像是鲁迅自己的事情”，“魏连殳的痛苦和矛盾也就是当时鲁迅自己的痛苦和矛盾”。鲁迅塑造魏连殳这个人物形象，其实也是自我的一种解剖，借此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矛盾，同时也是为了缓解和摆脱这种矛盾与紧张。在《孤独者》中，魏连殳作为一个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党，在对祖母丧葬仪式的处理问题上，他选择遵从传统的一切仪式，“穿白”“跪拜”“请和尚道士做法师”，全都按照旧往的来。“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这其实是魏连殳在表达他对祖母的“孝”，但同时也表明鲁迅“在他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同献身于理性和道德的传统价值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思想冲突”。一方面，鲁迅想要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进行某种承担；但另一方面，作为新文化战士的他，又要做到坚定地反传统。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两种不可調和的思想立场发生了碰撞，他又无法探寻“一种新的、他达不到的系统文化构架来条理清楚地说明其正当性”。如此，在作者的精神层面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传统道德价值艰难承担的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精神层面魏连殳寄予了作者某种思想情感，《孤独者》中主要人物的物质生活状况与鲁迅的遭遇同样存在某种对应关系。首先，不管是申飞还是魏连殳，前后都惨遭失业的噩运。即使后来申飞找到了工作，但“到校两月，得不到一文薪水”。后来怕别人觉得他“挑剔学潮”，就整天除上课外便关门闭户。至于魏连殳，饱受学界舆论的压力，经常有人在小报上匿名攻击他。到了后来，他的生活也日益艰难，需靠变卖珍爱的古籍来维持生活，更甚者连买邮票的钱都没有，以至于几乎过上求乞生活。其次，再看鲁迅本人的生平经历，他从17岁开始就踏上了漫漫人生征途。为寻得赖以生存的办法，他终身辗转奔波于绍兴、南京、东京、仙台、杭州、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九个国内外城市。起初从绍兴前往南京是为了就读于免学费的南京水师学堂，接着去东京也是希望可以争取到官费留学，后来就读的仙台医科学校也是不需要学费的。再后来，母亲希望他能够挣钱养家，他便从东京回国前往杭州；1912—1925年，鲁迅在南京和北京教育部任职。后来结识许广平并打算与之共同生活，加之不愿继续为“官”，又缺乏经济的保障，便四处奔波于厦门、广州和上海。晚年更是饱受疾病的折磨。鲁迅挣扎奔波数十载，人生充满了磨难，心灵布满了伤痕，魏连殳坎坷的命运，其实亦是鲁迅对生存艰难的喟叹。
除此之外，《孤独者》还带有鲁迅小说惯用的一种原型形态——“独异个人”与“庸众”并置。这两种对立形象的存在其实意在说明：“个人越是清醒，他的行动和言论越是会受限制，他也越是不能对庸众施加影响来改变他们的思想。”魏连殳，作为一名“精神界之战士”的代表以及传统文化的叛逆者，他的思想见解是不能为周围人所接受的，只能被当作外国人而异样看待。他越是挣扎，与周围环境的敌对关系就越紧张。如祖母葬礼上族人们聚议针对他的计划，学界常有他的流言，被校长辞退，被孩子们与老人嘲弄等。事实上，魏连殳的异性质注定他要处于被孤立、被疏远的状态中，被周围的人排斥和拒绝。
三、教育作用的探讨
社会历史批评认为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丰富人们的知识，还在于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思想和情操。从作品浅层分析上来看，《孤独者》具有引领和启发人们尊重生命，关注传统人伦亲情，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追求人性健康发展等教化作用。魏连殳虽然是个新党，也主张“家庭应该破坏”，但仍然是一领薪水就一日不拖延地寄给祖母，祖母死后，他长嚎了约有半点钟，并把大半器具烧给祖母，一方面是对祖母的哀悼，另一方面则是对祖母一生孤独的悲痛，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他对传统人伦亲情的珍惜以及对祖母生命的尊重。他也积极拥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比如他将家中余下的器具送给女工并将房子无期借给她。同时，魏连殳积极引领着人们向善，尤其对孩子抱以无限美好的期望，他将自己的善良与温情投注于孩子身上，给孩子们买吃的和玩的，听说三良发了红斑痧，急得脸上黑气更加黑了。鲁迅从第一部作品开始，就显露出一种张扬启蒙又深感“启蒙无效”的思想矛盾。鲁迅逐渐意识到启蒙华老栓、阿Q、大良祖母等人是没用的，故寄希望于孩子身上，所以他在《狂人日记》末尾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告。魏连殳“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正是鲁迅为国民思想启蒙事业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而“我”与魏连殳的论辩以及魏连殳对生存与苟活的抉择，也正体现了鲁迅对于启蒙效果的怀疑、焦灼与无奈。虽然魏连殳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他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他不再行善，他戏耍本以为充满希望的孩子们，让他们学狗叫、磕头，但并不意味着作者整个创作倾向趋于消极。小说的另一个角色“我”，其实亦是作者鲁迅的化身。虽然魏连殳失败了，但鲁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摆脱困境的方式——走。绝望之后，彷徨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砥砺前行，不怕孤独与失败，毅然决然地同自己、同命运做坚决抗争。正如小说末尾所写：“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这正体现了内心的坦然与释怀，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与追求，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力量与信念。
从作品深层分析来看，鲁迅对整个“五四”启蒙运动存在质疑与否定。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经提道：“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中国在鲁迅眼里是一个“大染缸”般的存在，那么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必然受到同一文化形態的“浸染”。因而无论是“精英”还是“庸众”，身上都负载着所谓的“国民性”，故由谁来“启蒙”谁，似乎成了一个难以解答的谜题。在鲁迅的众多作品中，“精英”与“庸众”之间总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彼此之间相互对峙，而且几乎所有的知识“精英”在对峙的最后都走向了失败，魏连殳如是之。鲁迅“他虽然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弊端，但却更深知以集体无意识所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群体记忆的经验积累和历史延续，任何个人都不能离开文化母体而存活”。林毓生先生也曾说：“以激烈反传统为前提的启蒙思想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笔者认为，《孤独者》背后，鲁迅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是：人民群众才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觉醒得靠大众自己走出黑暗和愚昧，而非一两位孤独的“启蒙者”。
四、结语
《孤独者》中，每一个人物的设置，不管是麻木不仁的庸众，还是孤独前行的魏连殳，都是那个时代一种类型人的缩写。每一处情节的安排，也都是相关历史现象与事件的剪影。它为读者呈现了那个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同时蕴含着作者鲁迅对“五四”启蒙者乃至整个启蒙运动的审视。作品不仅寄托了作者的思想情感，而且主人公魏连殳的命运轨迹与鲁迅的人生际遇也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最为主要的是，作品还对人们的思想具有深刻的教育作用。文本不仅在艺术创造层面独具匠心，在社会历史层面更具有不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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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范学健，安徽农业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杜碧媛 E-mail： 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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