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之一，她的作品因高度关注人类在物质社会中的生存难题而享誉世界。《浮现》是阿特伍德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中的无名女主人公隐喻了加拿大民族，这个民族长期以被殖民的身份存在着，独立后的加拿大依然难逃美国文化殖民的威胁，这种被殖民的创伤记忆始终笼罩着加拿大。因此，以后殖民主义为视角，剖析《浮现》中无名女主人公的创伤记忆，去理解阿特伍德借《浮现》的创伤书写，理解她追寻加拿大民族身份认同的那份执着，并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感受她对于女性、乃至整个加拿大民族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关怀。
关键词：《浮现》 后殖民主义 创伤书写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有着“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无论是她的诗歌、小说还是文学评论在国际上总能引起研究的热潮，她所具有的影响力更是毋庸置疑的。她的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诸多奖项，因其女性作家的独特身份使她格外关注女性这一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现状。《浮现》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于197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整部作品从无名女主人公的视角出发，向读者讲述了“我”为寻找父亲而踏上回乡之旅的故事，但实际上这段寻父之旅一直浸透着“谎言”。作者抽丝剥茧般揭开“我”谎言背后的秘密，将“我”的伤痛抑或是整个加拿大民族的伤痛展现出来，那段被殖民的岁月记忆也在字里行间中慢慢重现。
一、“他者”处境与文化殖民
萨义德《东方学》于1978年出版，该著作奠定了后殖民理论的基础。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处于“他者”地位的东方被处于“自我”地位的西方客体化、边缘化，东方与西方各自被贴上相对立的标签，东方成为布偶一样的存在，在西方的虚构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除此之外，后殖民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在继承萨义德的基础上将性别、阶级和种族融入后殖民理论，加之她曾致力于研究解构主义理论，这使得她对文本的分析不再受制于简单的二元论的话语体系中。相对于萨义德的理论，斯皮瓦克的理论女权主义色彩较为厚重，她更加关注的是第三世界中底层妇女的生存处境，她认为第三世界妇女的声音完全被忽视了，并且她认为“第三世界的女性双重地被殖民者和本土男权所镇压， 沦为了殖民者和男权的无声死去的‘他者”。可以说，后殖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被殖民化的“他者”建立起来，不断完善。因此，在后殖民理论的指导下，对经典重新解读，尝试在逆写、差异等方式下重新建立被殖民化“他者”的身份成为理论实践的一大内容。
另外，加拿大先后曾是法、英的殖民地，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获得独立，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更是巩固了加拿大的独立地位。但尽管如此，长期处在殖民地的加拿大人自卑的心理却从来没有得到清除。在1972年出版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评论集中谈及加拿大文学的生存问题，“无论是原初的移民面对加拿大恶劣的自然气候，抑或是加拿大面对其宗主国英国的文化控制、其邻近美国的经济文化霸权，加拿大人总是艰难地在夹缝中以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由于长期受到英国主流文学的影响，原有的加拿大民族文化被隔绝、疏远、淡忘，这无不使得加拿大文学处在了“他者”的地位。加拿大不仅对英国报以极深的殖民态度，对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也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获得了独立，独立之后日益强大的美国在文化领域也逐渐威胁着加拿大。在《浮现》中“美国阴影”随处可见，披着人类衣服，手拿美国国旗的小雄驼鹿、各种美国产品的包装、标语，以及他们破坏原始自然留下的证据也清晰可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同作者提到的“南方疾病”一样，它侵蚀着加拿大人，作者在作品中厌恶的美国佬最后发现其实是加拿大人。阿特伍德将加拿大美国化倾向问题，以及对处在他者地位的加拿大边缘化问题的关注借《浮现》的“创伤”主题层层呈现出来。
二、《浮现》中的创伤书写
《浮现》中所展现的创伤一方面来源于无名女主人公的记忆的错乱，身份的丢失，沦为“他者”的处境；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加拿大的地理位置以及曾经的殖民地身份与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常常因为相像的边缘化特性被联系起来，加拿大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浮现》中创伤的另一来源。这里的“创伤”实际上是文化层面的创伤，它包括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社会的等方面。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 C.亚历山大就将创伤视为一种文化事件，在他的《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到文化创伤“当个体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诚然，创伤作为个体的经历以及个体生命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会缓慢地从个体的变成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因此文学书写渐渐成为再现創伤的方式，也被看作是创伤治愈的良药，它是对个体生命的探寻，更是对文化创伤的反思。
（一）精神的放逐——沦为“他者”的女性
女主人公无名的设定指向人们失去了代号，没有能证明自己独立身份的证据，找不到未来的出路也丢失了过去的记忆，包括现在的处境也令人无法相信。除此以外，“斯皮瓦克将女性主体异质性看作是第三世界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帝国殖民主义中心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的双重压迫下丧失了女性主体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沦为‘异质化的‘他者，即与男性主体相对立的异质客体物”。男性的话语权地位操纵着女性的行为，即使女性成为顺从者，也无法满足男性的欲望，更加避免不了沦为“他者”的悲剧。小说中的大卫代表了男性统治权威，他对被残害的动物无动于衷，对血淋淋的场面视若无睹，并拍摄下来以供娱乐，至于其妻安娜也只是他施欲的工具，他为了自己拍摄的乐趣，强迫安娜脱掉衣服抱着镜头前的大树，做死鸟的陪衬。“安娜被举了起来，大头朝下地趴在他的肩膀上，潮湿的头发像一根根绳子垂落下来。‘赶快做决定，大卫说，‘脱还是被扔进湖里？” 安娜在大卫的威胁下只能顺从妥协，无法拒绝更无法做选择。
从精神上逃离似乎成为女性寻找立身根基的方法，但从女主人公的经历来看并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加剧了她麻木的状况。正如“我”的回忆与叙述，前后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实际上一直沉浸在自己假想的记忆里，并且不断向同伴重复自己的记忆画面以期获得认同，这种重复巩固错误记忆的做法无疑是创伤症状之一。“我”将那些不好的记忆从内心强制性地进行遗忘。对同伴所描述的大多是凭借对过去的事件的想象和自己设定的结局进行粘贴重新构造了一个全新的、仿佛真实经历过的回忆。比如“我”记忆中婚礼的场景是“我”看到的水池加上“我”想象中婚礼的样子，两者叠加拼凑成的记忆；再有“我”当初离乡的原因也被“我”合理化地改造了，“我”记忆里是因为“我”早早结婚伤害了父母才导致“我”离开魁北克家乡，但实际上“我”小小年纪成为老师的情妇，当地的风俗接纳不了这样的“我”，所以“我”选择了离开。可事实上这些记忆都是与真实情况有所出入的。“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受到的伤害，也从未意识到自己早已沦为“他者”。
（二）“我”与加拿大身份的追寻
“我注意到这里也有水上飞机可供出租了，可这个地方依然属于城市的一部分，它是城市的边缘”。这处是作者书写创伤的另一个突破口，这里的边缘小镇不免让人联想到处在边缘的加拿大。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大多都受到过教育，是知识女性，《浮现》中的女主人公正是如此。“我”是一名画家，但“我”却极力否认这一身份，“我”丧失了创作的能力，在小说中靠着模仿“我”变成了一名商业画家，在找寻父亲的过程中还在试图完成插画工作。作为艺术家的“我”无法谋生，哪怕成为商业画家的“我”也是失败的，“我”所模仿的插画最后也不过是成为“纸片娃娃”。“我”不仅丧失了艺术家的身份，而且作为女儿，“我”却没有父母，作为妻子，“我”却没有丈夫，包括记忆中的前夫不过也是自己的臆想，作为母亲，“我”更是没有子女，那个记忆里被流产的孩子也不曾存在过。过去、未来、亲人这些能够证明“我”身份的东西，“我”都没有，记忆退化和缺失所带来的创伤早已入骨，唯有找回记忆，“我”才能从麻木迷茫的困境里走出来与自己和解，重新接纳自己。
“苍鹫事件”促使“我”自我发现，不久前遇到捕鱼的苍鹫被“我”以为的“美国佬”残忍猎杀，苍鹫的尸体使“我”联想到了自身，仿佛“我”就是那只苍鹫，“我”开始发现自己受害者的身份，“我”与那些被杀害的动物实际上并没有区别。“我”的行为在这之后也开始趋向原始状态，在小说中，“我”接受神谕，与神灵（自然的化身）相接触，再次在湖底搜寻着记忆，湖底的石刻和“我”父亲的尸体让“我”所有的记忆归位，直到“我”浮出水面，真实的记忆袭来，虽然“神灵”的介入使得小说气氛变得诡异，但真相与真我浮现，“我”还是想起了过往种种，弥补内心的愧疚，重新接纳自己并从心灵上获得了解脱。回归自然，使“我”留在了故乡，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回归自然，“我”才能重新找回丢失的身份。
加拿大民族与“我”的处境相似，二者都处在“他者”地位，正如阿特伍德所说的，生存是这个民族文学的主题，曾经法、英殖民地的身份使这个民族一直沉浸在殖民的阴霾里，美国强势地利用各种手段渗透进这个民族，民族中心文化被削弱，太多的加拿大并没有意识到自身逐渐全方位“美国化”了，“加拿大的作家们也意识到，摆脱英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不能以接受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为结果，发展加拿大本国的文学才是最终的目标”。像阿特伍德等作家一样，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呼吁找寻自己的声音。因此，“创立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便也成为一种抗争意识的表达，一种要求确认身份的渴望”。处在边缘的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有权利争取自己民族文化的地位，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去解读殖民地作家的作品也是帮助他们确立身份，传递声音的方法，但在努力确立自己民族文化身份的同时，也应当明白找寻身份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弱势的文化地位走向另一个强势文化地位，不能忽视与曾占据强势地位的文化之间的沟通、吸收与交流。
三、创伤书写下的文化内涵
《浮现》集中体现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关怀着逐渐丧失话语权的女性，且高度关注着加拿大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者在《浮现》中塑造的丢失了身份的无名女主人公在精神放逐状态下不断接近过去的记忆，试图找回自我的过程又何尝不是加拿大人普遍的生存状态，他们失去了文化之根，找不到加拿大文学所处的位置，但他们同样也在文化创伤的折磨中不断寻根，追问“我究竟是谁？”找回自己的身份以此舔舐未愈的旧伤口，以待获得治愈重获新生。作品中的女性在肉体、精神层面都不同程度受到了迫害，从个体的创伤去看群体的创伤，在这些创伤书写的背后，面对加拿大曾经殖民地身份的压力和美国文化殖民的威脅，也暗含着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文学的再思索。
加拿大在殖民化过程中成为边缘的“他者”，第三世界的女性沦为男性权威下的“他者”。男权统治使女性逐渐丧失话语权，处在边缘的女性身上创伤经验越发凸显，而加拿大民族在殖民影响下也渐渐边缘化，其文学主体性被削弱，加拿大文学变得无人问津，所以身份认同一直是加拿大文学无法避开的问题，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代表的加拿大作家拥有强烈的觉醒意识，他们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向世界传递着加拿大民族的声音。2000年5月，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加拿大问题国际研讨会上更是重提了当年创作《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时的一些想法。根据阿特伍德的论述，加拿大文学的独特性佐证了加拿大文学早已存在。历史往前追溯看来，英国曾是海上称霸的一个岛国，他们严守着自己的那一套严明的等级制度，而对于美国来说征服与扩张是他们的理想生活，与英美不同的是，生存是加拿大的主题，而在加拿大小说中，面对生存的艰难，生活的阴暗面常常被放大，死亡与创伤的记忆在悲惨的境遇下登场，更是构成了加拿大文学的独特书写方式 。基于此，加拿大文学的独特性理应被重视，其存在的意义更应当予以肯定。再就加拿大所处地位而言，“他者”地位的文化不会因为曾经的创伤从此被强势文化所吞没，民族意识的觉醒自然会扣动文化崛起的扳机，不忘记曾经寻找文化身份的初衷，更不会去成为下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强势文化，在强弱之间的天平上，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也一定将会搭建起强弱文化间对话的桥梁，在沟通交流下向快向好发展。
参考文献：
[1] 赵俣，张学丽，张辉.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他者”[J].文艺评论，2014（5）.
[2] 王晓莉.由受害走向幸存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中的“生存”主题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9.
[3] 杰弗里·C.亚历山大.迈向文化创伤理论[J].王志弘译.文化研究，2011（1）.
[4] 何慧.论斯皮瓦克后殖民主义中的女性主体异质性[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35（1）.
[5]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浮现[M].蒋立珠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6] 申慧辉.寻回被盗走的声音——当代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意识[J].世界文学，1994（5）.
[7] 马红旗.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6）.
基金项目：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中的创伤书写研究，项目编号：YSD202030
作 者： 高雪莲，伊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祁晓冰，伊犁师范大学教授。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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