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交叉性”理论 女性困境 多重压迫
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获得了2016年的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者用冷静的笔触描写了一个以真实杀婴案件为依照的故事。小说虽然以“温柔之歌”为名，但将“婴儿已经死了”作为开篇的故事，却并不如书名那般温柔，这种反差的背后是一曲女性难以逃离困境的悲歌。这部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在简洁的叙事之下，潜藏着的是股股暗流。女性无疑是作者书写的主题，一个杀婴的故事，将一个个女性连接起来，她们的人生境遇、阶级、民族、年龄等都各不相同。婴儿死了是全书的开篇，也是最高潮之处，作者直接将结局摆在读者眼前，引导读者去思考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死去的婴儿暗示着书中女性囿于各自的困境之中，无法彻底摆脱的悲剧结尾。本文将通过困境分析，来探究《温柔之歌》中的悲剧书写，在细读文本后，发现两位女性的困境是在多重压迫下形成的，而并不是单一的、某一方的压迫，通过引入“交叉性”理论，来进一步分析这种困境所呈现出的复杂性。
美国女权主义者、法律学家克伦肖将“交叉性”理论进行了生动客观的比喻，“做一个类比，在一个十字交叉路口，有各个不同方向的来往车辆。对事故的复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有时车辆摩擦打滑的痕迹和人员的受伤只是表明所有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并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个驾驶员造成了伤害 ”a。通过十字路口的比喻，来揭示黑人女性处于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之下。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运动中孕育，在实践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发现，施加在黑人女性身上的不单单有来自父权的性别压迫，同时还有来自白人社会的种族歧视，但在初期，女权主义者只是简单地将种族歧视叠加在黑人女性的性别歧视中，未考虑到这两种压迫之间的关系。克伦肖明确了这两种压迫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优先级的问题，而是同时作用在黑人女性身上，形成系统性的压迫。克伦肖1989年在著作《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中，深思在法律案件中，黑人女性在判决中失去话语权的深层次原因以及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她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美国的反歧视法律，它们仅涵盖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因此当黑人女性在就业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由于公司雇用了白人女性，这种歧视便不会与性别挂钩，而由于已经雇用了黑人男性，那么判决中，也不会被认定为是种族歧视。她呼吁考虑那些处于多种压迫的交叉点上的人，并认为如果只讲种族和性别，就会忽视其他社会范畴压迫的影响。
本文将从“交叉性”理论概念中的女性内部分化以及社会范畴间的交叉重叠这两大点出发，在个体叙事的层面，通过文本分析，来研究《温柔之歌》中主要女性角色困境的表现形式，并进一步分析施加于女性身上的多重压迫的形成过程以及其是如何将故事驶向无法避免的悲剧的。
一、女性内部分化
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是“交叉性”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正因为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发现在以白人女性为主导的女权理论中，遭受性别与种族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往往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许多研究者将目光转向女性内部差异与多重压迫上来。性别内部的一致化与同类化是不可取的，同一群体内部因为种族、阶级，甚至婚姻状态、年龄等因素而产生的差异同样应该被重视。女权主义思想若只是一味地关注女性这一社会性别本身所受到的父权压迫，未免会有所遗漏，而意识到女性内部并非是完全一致的，避免了同质化分析下被不断边缘化、被忽视的女性。另外，柯林斯在這一基础上也不断发展“交叉性”理论，她在《黑人女权主义思想》中提出，因为个体的差异性，以及在多重压迫体系下形成的个人独特的视角，在微观层面对于个体情境的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所以，从理论的这一概念出发，可以发现在《温柔之歌》中，作者笔下的女性角色多样，形象不一，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来自父权的压迫，但她们各自面临的困难各不相同，女性内部差异性的概念对于具体分析米里亚姆和路易斯两位主要女性角色各自的困境表现形式具有指导意义。
（一）米里亚姆
米里亚姆的困境是连续的、嵌套式的，每一次她试图逃离原有的困境，都会跌入新一重困境之中。米里亚姆无疑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代表，她在法律学院完成了学业，并考取了律师资格证书，她的同学们都认为在事业上，她会有一番成就。但是在毕业结婚生育两个孩子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后她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除此之外，一种与社会脱节的孤独感让她快要发疯。曾经将生孩子作为一种逃避，安心于养育孩子和小家的生活逐渐走向失控，她心中无法接受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家庭主妇。与每日外出工作的丈夫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越来越单调平乏的生活，将米里亚姆困在房子里。她甚至一度放弃了社交，她恐惧被问起自己的职业是什么，家庭主妇的生活让她陷入第一重困境。离开家庭找一份工作成为唯一脱离困境的方法，但离开家庭的努力又是陷入另一重困境的过程，米里亚姆和她的家庭不得不面临三个困难。
第一个困难是来自家人的阻止。她决定出去工作的想法直接遭到丈夫保罗的反对。“我也很愿意你出去工作，可是孩子们怎么办”b。她的婆婆对她的决定也持反对的态度，认为她的工作太忙，无法得到母亲的爱，孩子们的成长也会受到影响。而第二个困难，则是现实的因素使得找到一个合适的保姆并不容易，而在经济上，米里亚姆的工资甚至无法承担请保姆的费用。而第三个困难是米里亚姆自身在职业女性与母亲双重身份之间的挣扎。虽然米里亚姆得以重新工作，内心却因为无法陪伴孩子而不断产生自责的心理，成为“理想母亲”的梦想破灭，她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很难找到一个平衡点。保姆路易斯的出现，在米里亚姆看来有如“救世主”一般，将她从逃离家庭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但与此同时，路易斯的到来，也同时是米里亚姆跌入第三重困境的开端。路易斯和米里亚姆夫妇之间愈发明显的隔阂使得两者之间关系日渐紧张，矛盾不断激化，路易斯对于家庭的过分控制、与保罗夫妻完全相反的生活习惯，以及因暂代母亲职位，米里亚姆隐隐产生的嫉妒与愧疚心理，使得夫妻二人渐渐无法忍受路易斯，表面上看起来完美惬意的中产双职工生活也一步步走向崩塌。婴儿之死终结了保姆与雇主一家的畸形关系，努力逃离一重重困境的米里亚姆，最终也未能真正逃离。
（二） 路易斯
与米里亚姆相比，路易斯的困境更为直接明显，且困境是并行排列且相互联系紧密的。她的困境大致可以总结分为经济、精神与家庭这三大方面。与米里亚姆一样，路易斯也在努力地逃离自身的困境，但同样，这种逃离以失败告终。经济上，路易斯处于社会的底层，因为丈夫生前留下的贷款无法还清，她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不得不租住在巴黎郊区一间小房子里，而催账单如影随形，路易斯不得不在空余时间再找一份工作来填上缺口。而在家庭中，畸形的母女关系与夫妻关系让她无法安然自处，路易斯夫妇对女儿管教甚少，缺乏约束的女儿在高中没有毕业时便离家出走，杳无音讯；而丈夫雅克，则是对路易斯甚至是自己的女儿不闻不问，以精神打压路易斯为乐趣。在经济中步履维艰、在家庭中孤独无依的路易斯在精神上陷入第三重困境，路易斯平静优雅的外表下，潜藏着的是吃人的野兽。最初，在米里亚姆家的工作仅仅只是她挣钱的依托，但轻松自在的家庭氛围与友善的米里亚姆夫妇让路易斯越来越无法离开雇主一家，经济的压力以及家庭破碎所进一步导致的精神困境，让她把雇主家的工作当作自我解救的唯一稻草，但是她忽视了她和米里亚姆一家之间雇佣关系的本质，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彻底放出了她内心的野兽，婴儿死了，路易斯最终被困在了三重困境之中。
二、社会范畴间的交叉重叠
“交叉性”理论研究发现，女性承受的压迫往往并不只来自于某一个方面，而是在多重社会范畴交叉重叠并同时作用下，形成系统性的压迫体系。而不同方面的压迫之间，并不存在所谓优先级的问题，在交叉重叠的交点之上形成的现存地位的分析才是研究的重点。对社会范畴的认定也随着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从最初的种族、性别、阶级这三大基本范畴，逐渐扩大至婚姻状况、性别取向、年龄，以及身体状况，等等，而海尔姆·卢茨则将这一范围补充增加到十四种之多，包括性别、性取向、种族、国籍、宗教信仰、年龄，等等。c之前，针对女性的歧视研究，往往只专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已经关注到了殖民地女性身上所承受的来自性别、种族乃至阶级的多重压迫，但却忽视了多重压迫的普遍性，忽视了西方发达国家女性同样深受其害，另外，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并未在压迫体系上深入研究。在《温柔之歌》中，两位女性角色的困境，便就是建构在不同范畴的交点之上的，她们身处的困境，并不是由父权社会压迫、阶级矛盾或者移民融入等等中的一个方面造成的，困境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通过具体分析每个社会范畴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叉重叠，来整体地研究困境的形成过程，分析其又是如何将一切推向悲剧结局的。
（一）米里亚姆
米里亚姆，一个拥有幸福家庭的中产阶级知识女性，却仍然难以逃脱自身的困境，妻子、母亲、职业女性、移民者的多重身份背后所代表着的正是不同社会范畴之间的重叠。作为一名移民，为了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米里亚姆尽力忽视原文化对自己的影响，她拒绝和两个孩子说阿拉伯语，也并不想雇佣带着面纱的保姆，因为使用阿拉伯语在她和保姆之间可能会形成的更为私密的小环境是为她所厌弃的，米里亚姆对“移民团结，一向持怀疑态度”d。尽管米里亚姆认为自己已经完美地融入了法国社会中，当她去事务所咨询保姆雇佣时，仍因为肤色外表，被事务所的工作人员歧视。《温柔之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一起真实案件：在美国，一个少数族裔的保姆，杀害了白人雇主家的孩子。但在小说中，雇主与保姆的种族身份转变，保姆路易斯是一个法国白人，而雇主米里亚姆却拥有了移民身份。蕾拉的这种设计或许是与本人摩洛哥裔身份相关，米里亚姆其实也是作者自身的投射，但这一设计的背后，也反映出了法国移民社会下的种族问题，对于移民身份保姆的排斥，也是米里亚姆最终选择路易斯的原因之一。
在家庭中，米里亚姆和保罗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都经历了一个成熟期。两人在孩子出生前，认为婚姻与自由并不相悖，孩子对自己的职业追求毫无影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家庭尚能保持完美的运转，米里亚姆仍然处于“少女”期。米里亚姆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到了婚姻中，在初期，米里亚姆通过生育延续了相对封闭且舒适的类校园环境，继续着同她母亲一样生儿育女的生活，但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撕裂了这种传统的婚姻模式。回归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退路，但时间一长，发现这条退路其实反而是一条行不通的死路。作者通过米里亚姆，进行了写作的实验，并验证了这条路的不可行性。对于保罗而言，他处于事业上升期，婚姻给了他家庭所带来的安定，但没有过多的影响到他地自由意志，如波伏娃在《第二性Ⅱ》中提到的男性对于婚姻的期待是“他要一个家，但能自由逃离它”e。但随着米里亚姆渐渐无法胜任家庭主妇的工作，生活开始变得一团糟的时候，保罗对婚姻产生了质疑与逃避的情绪，父亲与丈夫的义务毫无疑问阻碍了他对自由的追求，他选择了逃避，把自己的那份责任一起压在妻子的身上，“父亲的这件衣裳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也太过悲伤”f。但对于米里亚姆而言，因为家务劳动难以得到承认，家庭主妇在婚姻中被迫从属于丈夫与孩子，她自己的这份辛苦在丈夫眼中是一种可以陪伴孩子的幸福事业。随着结婚初期激情的消失，家庭这份重担渐渐让充满幻想与希望的“少女”失望，米里亚姆迫切地想要结束这种附属关系，回到职场中去来证实自身的价值。
两个人都从“少年”时期走进婚姻，面对家庭的责任，保罗可以行使丈夫的权力，将重担全部压在妻子身上，但米里亚姆想要将这份责任卸下时，这份责任已经被默认必须由她承担，已经成为她的天然责任，她想要追求职业的梦想在丈夫眼中被视为不必要。而这份天然责任的认定，不光来自丈夫本身，还有身边的朋友以及整个社会。即使是同样身为女性的婆婆也会认为米拉的生病全是因为米里亚姆工作太忙，米拉在学校出了问题，最先联系的家长不是保罗而是米里亚姆，在街心小花园里带孩子的都是女性，从家庭小单位到整个大社会，照顾家庭的责任都是自然而然地负担在母亲身上的，父亲保罗尚可逃避，但母亲米里亚姆却退无可退，一步步走入困境之中。米里亚姆需要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而母亲、妻子，以及职业女性的多重身份之间的平衡则是通过路易斯暂代母亲与妻子的职能达到的，即使是米里亚姆与路易斯之间的矛盾越发难以调和，可对米里亚姆而言，这是逃离困境的最好也是唯一的办法，对已出现问题的选择性忽视加速了悲剧的发生。另外，米里亚姆与路易斯之间因为阶级差距产生的隔阂，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冷漠的雇主对于处于不同阶级雇员的冷漠與在无形中被刻意划分开的阶级，给路易斯带来的压迫；而另一方面，在路易斯精神濒临崩溃时，保罗夫妇已经察觉到了她的异常，却冷漠对待，阶级隔阂给米里亚姆一家带来的同样是不可挽回的伤痛。
（二）路易斯
作者笔下的路易斯尽管是白人，但却处于社会的底层，家庭破碎，没有相熟的朋友，她是一个在法国社会中边缘化的女性形象。她的困境形成来自于三个方面，即阶级、性别以及精神状态。路易斯保姆的职业让她在家庭的小环境内更加直面阶级之间的差距，路易斯是个敬职敬业的好保姆，这是所有雇主都认可的，她对待工作态度认真，但这并没有让她的生活更好，相反，她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雇主完全的尊重。当路易斯怀孕后，曾经的雇主因为担心她无法再好好照顾自己的母亲，提出要把她孩子打掉。路易斯在雇主的潜意识里，成为附属于雇主家庭的私有物品，就此失去其人的独立性，甚至连生育都成为一件不允许发生的事情。被雇佣者被物品化，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界限不清楚，雇主利用自己的阶级、资源对雇佣者实施控制与压迫以获取最大的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劳资关系在交换领域的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实质却是不平等的。资本所有者处于强势地位，而劳动力所有者处于弱势地位。“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g。当路易斯因为生病没有能够准时去米里亚姆家时，保罗夫妇首先想到的路易斯的背叛，并没有想到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最可能出现的生病的情况，路易斯个人的身体情感被雇主人为地忽视了。
故事的开始，路易斯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让她慢慢成为这个家里最不可或缺的陌生人。米里亚姆会给路易斯带小礼物，还会把自己家“神仙般的保姆”毫不吝啬地介绍给自己的朋友们，甚至还会带路易斯去一起度假教她游泳。路易斯与米里亚姆夫妇之间似乎已经超出了普通的雇佣关系，路易斯既像是夫妇俩的朋友，陪伴照顾孩子的好“家长”，她更像是深深驻扎在家庭中处理一切家庭事务的影子，甚至慢慢变成控制这个家庭运转的大家长。米里亚姆的小家庭构成了一个阈限空间，原先固有的阶级、差异在这个小环境内消失不见，保姆和雇主因为妻子和母亲职能的暂时转移，离开了各自原有的位置，而与之相关的情感、思考方式、价值观与规范都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模糊状态。h当这一短暂的过渡阶段结束后，社会身份归位，甚至得到了强化。米里亚姆夫妇越来越难以忍受路易斯的一些行为，保罗的父母，曾告诫他要尊重比他低微的人，但这种告诫本身便将自己置身于高位，阶级观念在相处过程中无形地产生。与雇主不同的是，路易斯已经越过了雇佣关系，她在阈限阶段获得了尊重，这一阶段结束，她仍然无法回到之前的轨迹中，她将自己视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将米里亚姆一家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暂代的家庭主妇的职责让她有支配这个家庭的错觉，家庭破碎以及以往被刻意区分的阶级差距让她脆弱的精神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在家庭中，路易斯的丈夫即使失去了经济来源，却仍然在家庭中支配着她。就如波伏娃在《第二性Ⅱ》中所言，“法律保证她不受男人任性的支配，但她变成他的仆从。在经济上，这个共同体的首脑是他”i，“天然男权”在压迫着路易斯。对女儿不闻不问的丈夫，将育儿的压力完全放在米里亚姆的身上、如影随形的催账单是来自家庭与父权压迫的暗示，作者的描述并未严格地按照叙事顺序进行，通过叙述视角的变化，米里亚姆和路易斯双线的叙事平行发展，作者时而以其他叙事视角来补充解释。当故事在米里亚姆的家庭中行进时，路易斯丈夫和女儿的独立章节的出现，就像是暗影，在故事的主色调中并不明显，但在读者快要忘记的时候，却又再次出现。而路易斯个人的精神状态则是，在阶级和性别上的又一重叠。路易斯的内心有一片黑暗的湖，她经常会给孩子们讲一些黑暗童话，表面上优雅温柔的路易斯，内心存在极为偏激悲观的一面，长久压抑状态下形成的过分偏执的心理，独处时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使她随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与米里亚姆之间越来越无法调和的矛盾暗指着阶级之间难以跨越的隔阂，暗示父权的催债单，当两者共同作用在路易斯身上时，她的情绪真正走向崩溃，路易斯精神的黑暗面出现并占据上风，具有双面性格的路易斯，其偏执疯狂的一面彻底暴露。
通过对两位女性角色各自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困境的形成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米里亚姆在因为肤色而受到的种族歧视、不得不承担女性的天然责任而受到的父权压迫，以及阶级差距带来的反面影响这三重的交叉上，形成了自身的困境，而路易斯则在被物化的雇佣关系中承受的阶级压迫、丈夫天然男权的打压与时刻濒临崩溃的精神状态这三方面重叠上，形成了自身困境，但两位女主人公，都在各自挣扎，试图逃困境，但逃离的过程不过是跌入新一重困境的开始，在多社会范畴交叉重叠而形成的压迫体系下，个人的挣扎似乎是徒劳的。柯林斯在对“交叉性”理论进一步发展中，将微观层面的个体情境与宏观层面的制度交叉连接了起来，并将这一理论进一步概念化为 “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其他权力相互作用形成社会制度，而这些制度反过来建构出被这些特征所定义的群体”j。便就是在个人的具体困境与社会制度相互作用下，路易斯和米里亚姆才深陷个人的困境中，最终也无法逃离。婴儿死了的悲剧可以避免吗？在作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摩洛哥裔的女性作家蕾拉，作为母亲、妻子、作家，也会受到多重压迫体系的影响，书写又何尝不是对于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和对于自身困境的逃离？正如她所言：“书写本身也是一种反抗。”
a〔美〕 Kimberle Crenshaw，《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Issue 1， 1989， p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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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张也：《女性主义交叉性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7期。
ei〔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II》，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页。
g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姜晶花、张梅译，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h 〔英〕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
j 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基金项目：第三届上海外国语大学导师学术引領计划
作 者： 李江波，上海外国语大学在读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语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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