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古代文学研究 文化传承 价值重建
从事大学语文研究与教学工作十余年，常有朋友问及：古代文学研究什么？笔者费力解释一番后，对方似懂非懂地接着抛出第二个问题：研究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者普遍需要直面的一个尴尬问题，深层暴露出的是人们对古代文学研究存在价值和意义的质疑。早在十几年前，古代文学研究者自身就提出被“边缘化”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不时提及，但一直没有改观，相反愈发显现。不可否认，古代文学研究遭到了社会前所未有的冷漠。造成这种境地的原因，暂且不论人们价值取向的偏失，古代文学研究者社会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的严重缺失无疑是最根本的原因。
一、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当下现状与价值缺失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深入及大学学科分类的细化，古代文学研究者逐渐偏离学术研究应有的意义而迷失方向。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一是为生活而研究。把古代文学研究作为谋生的一种职业和手段。于外迎合市场的需求，打造一身“专门之學”，且不问此种学问的质量和意义，索取高昂的出场费，像明星一样到处走穴，以达到谋利的目的。于内根据单位的考核指标，穷力申报课题，大量制造著作、论文，以做到人人称羡的“科研致富”。因此二十余年的科研成果，比过去八十年的总和还要多。“著作等身”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真正“走心”的并不多。二是为经济目的而研究，搞所谓服务于经济的项目。古代文学研究者常被邀请去为一些“文化产业”项目出谋划策，充当门面，说一些考论不详的言论，甚至不惜误导消费者，出现多地争抢历史名人的社会怪象。三是为研究而研究。有人认为纯学术研究才是学术健康发展的正途，背离社会，淡化现实人生，日益陷入书斋之学，拘束于狭小的圈子里，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一些导师指导学生论文，找一些生僻的作家作品，动辄填补学术空白，全然不顾这些无人问津的题目是学术界不懈于做，还是集体忽略的文献珍品。这样的研究无非是古代文学知识的不断堆积，没有温度，没有灵魂，缺乏生活的气息；或者附庸风雅，好像圈外人越看不懂，就说明研究越高深，故意将一些简单的问题用捉摸不透的语言复杂化，来制造神秘迷惑读者。我们从古代文学的研究实践中，看不到研究者“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以及他们“独善”“兼济”的美好理想追求，感受到的是学术与社会的背离，学问与人格的分离，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物质生活中道德沦丧与道德失范的状况，其最终被社会所抛弃的命运是必然的。a
二、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与价值担当
古代文学研究者二十余年的觉醒不能仅仅停留在呼吁声中，已经到了切实改变研究态度，承担起历史、文化赋予的社会责任，重新确立引领风气的社会角色的时候。我国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面对人们日趋多元、活跃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古代文学研究者立足本国优秀文化，涵养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核心价值观，致力于价值重建、思想改造的文化使命责无旁贷。具体而言，亟待做好两个层面的工作。
首先是传承文化。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经历五千年历史风雨未曾间断的文明，之所以没有间断，而且始终影响着历史，是因为它是人类数千年知识智慧与思想结晶的积累。古代文学研究者以中国典籍和文化为研究对象，承传、诠释和丰富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与其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文化贡献密不可分。面对诸侯混战局面下的礼崩乐坏，沉淀一千余年建立起来的礼乐文明岌岌可危。孔子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b上天要承传人类文明，就得让我活着，非我莫属。这种慷慨激昂的表达，显示出孔子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孔子以一己之力肩负起弘道的重任，编订“六经”，确立以“六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和文化传统，影响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焚书坑儒是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一次大破坏，大浩劫。汉初为恢复文化传统，一批耆老、旧儒通过口耳传授延续文脉，中华文明才得以存亡接续，在汉代的意识形态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东汉学者郑玄一生追随孔子足迹，遍注群经，著述之多罕有其匹。古今不少学者都视其为纯粹的学者，而对经典诠释中所寄寓的理想追求却视而不见。试想一下，被世人视作盗贼的黄巾军，路遇郑玄，万人下拜。郑玄死后，郡守以下官员及受业弟子缞绖奔丧者达数千人，这是一个布衣儒生所能承载的吗？后世历代学者如孔颖达、朱熹、郝经、顾炎武、章太炎等等皆是如此，他们或者重注经典，或者建立新的经典体系，或者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先，无不是在直面现实中回应时代文化难题。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时代文化命题是，经过近百年的西方文化冲击，自我文化批判，而导致的传统文化长期断裂后出现的价值真空。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系当下人生做出新的诠释就显得尤为重要。何谓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弘扬，就成为古代文学研究者深思与践行的方向。时下各地出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开设的国学启蒙馆，中小学课本中不断增加的传统文化内容，各高等院校纷纷涌现的国学研究院、研究所，以及国家层面针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顶层设计等现象，都反映出国人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渴求以及时下主流文化精神的发展方向。又不得不承认，传统文化的长期割裂已然形成的与人心之间的距离感，需要古代文学研究者架设好连接二者的桥梁，做好传统文化现代化与大众化的工作。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带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精神，使其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总之要跳出狭隘的学科圈子，看到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充分体现其当代意义。
其次，古代文学研究者要担负起文化重建的社会责任。披沙拣金，文化传承，是古代文学研究者的本职工作，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而文化重建则属于较高层次的价值追求。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多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往往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他们坚持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成就自我的方向指引，将“修齐治平”作为实现价值的终极目标，在他们的理想图景中始终蕴含着家国情怀和天下观念，体现出一种“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思想和胸怀。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文化思想革命浪潮来临，都有一批新型知识群体的出现，主动回应时代的呼唤，积极参与到主流文化的建构当中，一次又一次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对历史和未来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春秋战国之际，诸侯纷争，礼崩乐坏，诸子百家都表现出“以道自任”的精神，老子围绕“道”的课题作《道德经》，孔子发出“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叹，墨子誓言“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③“三教九流”面对天下无序的社会现状，纷纷提出各自的学术主张，不仅为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且为后世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一直到两宋，建立在百家争鸣基础上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显示出特有的稳定性，维系中国社会约八百年的平稳运行。然而自中唐始，这种稳定性被打破，日益壮大的佛、道两家开始介入核心价值系统，文化冲突由此爆发，并最终釀成了宋儒的道学运动。以“道学”命名，非常鲜明地说明宋儒以“承传圣道”为使命的特殊性质。他们为“圣道不行”“圣学不传”而深感忧虑，并言“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d。“道不行”，其后果是“无善治”，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而“学不传”，则导致的是“人欲肆而天理灭”，是价值观缺失以后的人性放任。面对这种文化自觉引发的恐惧，宋儒群体振作起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周敦颐主张“文以载道”，将“道”的问题作为“文”的指向。程颢致力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e。张载则发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警世之语。f他们以群体的力量，立足儒学，吸纳佛道，建立起全新的儒学体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元明以降的思想史与意识形态。第三次思想革命浪潮兴起于伴随坚船利炮西方文化大量侵入的中国近代。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都在思考着拯救民族危亡的良策，其中知识分子群体认为中国积弱的源头，来自于赖以生存的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将这场思想变革推向高潮。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中，参与者既是学者，又是战士，他们一方面坚守学术阵地，一方面又倡导文化革命，表现出极强的文化重建意识。如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闻一多等，他们无一不是以“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活跃在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领域。
这场文化思想革命已过去百余年，但并没有停歇，相反正走向高潮和成熟。只不过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同罢了。“五四”学人面对的是除弊救亡、改造社会的任务，今人面对的是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迷失、精神空虚，具体表现为道德的沦丧、价值观的扭曲和信仰的缺失。由文化发展滞后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健康、和谐、平稳发展。历史证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解决人类生存危机，使人类社会沿着健康方向发展的基本素质。古代文学研究者有责任守护好这片文化沃土，不断地从中吸收与当代价值相适应的精神滋养，涵养和培育新的核心价值观，做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理论化、体系化工作，充分发挥其提升人们精神境界、重塑当代价值观、建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功能。同时，按照中国文化发展内在的规律，广泛吸纳国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反哺完善新文化建设，为新的思想文化形态的早日到来贡献力量。只有这样，古代文学研究才能无愧于伟大的时代，才能在人类历史文化的演进过程中留下我们的身影。
三、余论
古代文学研究者不是寄生于社会的乞食者，他们担负着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承担着文化重建的社会责任。古代文学研究者要把文化使命、社会责任挺在首位，永葆人文情怀关注历史观照现实，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国学诉求，建设新文化的征途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a 刘毓庆：《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社会责任》，《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79—80页。
b 〔宋〕刑昺：《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页。
c孙诒让：《墨子闲诂》，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页。
d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0页。
e〔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17页。
f 陈俊民：《关学经典集成：张载卷》，三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9页。
参考文献：
[1] 刘毓庆，张小敏.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文化思想革命浪潮[J].社会科学战线，2013（5）.
基金项目： 本文系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2015-028）
作 者： 张静，文学硕士，山西经贸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文史。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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