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叔于田 诗歌主旨 诠释研究
《诗经·郑风》中的《大叔于田》，是《郑风》中的第四首诗，每章均有十句内容，全诗总共三章节。诗云：
叔于田，乘乘马。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叔在薮，火烈具举。
襢裼暴虎，献于公所。将叔无狃，戒其伤女。
叔于田，乘乘黄。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叔在薮，火烈具扬。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纵送忌。
叔于田，乘乘鸨。两服齐首，两骖如手。叔在薮，火烈具阜。
叔马慢忌，叔发罕忌。抑释掤忌，抑鬯弓忌。
《大叔于田》首要焦点便是其诗旨。诗旨涉及《大叔于田》全诗的解读，是人们接受认同的基础，因此诗旨研究是全诗在动态传播中非常关键的问题。日本、朝鲜、韩国、中国的诸位学者在诗旨问题上均提出了别具特色的说法，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大叔于田》传播的深入性和广泛性。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大叔于田》主旨进行探讨。
一、《大叔于田》诸种诗旨概要
由于不同时代学者在学术上对《大叔于田》有着不同的阐释，再加之字词训诂的多义和不确定性，使得《大叔于田》一诗的诗旨旨意众说纷纭。笔者通过研究《大叔于田》的历史传播过程，从时间视角和国别视角两个维度，梳理出居于主流地位的多种诗旨。
1.刺庄公说。源于《毛诗序》，影响最为深远，其以儒家的政治教化角度释诗的视角得到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认同。在日本有两位代表学者的说法，龟井昱采取了以诗证诗（《郑风·大叔于田》和《郑风·将仲子》互作观照）和以史证诗（联系《春秋》传）的科学方法，从而论证了刺公说的正确性。竹添光鸿治诗理路颇具特色，其将前后两首《叔于田》诗结合到一起进行研究，两诗表面上貌似在夸赞共叔段材艺，实际上以微言大义之笔讽刺了郑庄公对同母胞弟不加规劝痛下杀手之事，足以为后世引戒。在朝鲜、韩国，代表学者尹廷琦的看法颇具朝鲜特色，传统的东亚学者皆以讽刺郑庄公为诗旨的归宿点，而尹廷琦却认为全诗虽在刺公，但主要是指贤者提醒郑庄公。在中国，唐代孔颖达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其主要说法表现出与《毛序》一脉相承的特点。
2.爱叔段说。是传播深度仅次于刺公说的第二大诗旨观点。在日本，代表学者冈白驹摆脱了以政治教化角度阐释诗旨的传统路径，他阐释爱段说的理据均建立在诗歌文本事实之上。在朝鲜、韩国，代表学者朴文镐首先驳斥了刺公说诗旨观点，认为诗歌塑造了共叔段的勇武形象，旨在美段。在中国，代表学者徐田赠通过详细论证“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句，指出诗歌在美段的同时包含规劝之义。
3.美田说。主要流播于朝鲜、韩国。
4.讽太叔段说。主要流播于朝鲜、韩国、中国。
5.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在日本、中国传播较为充分。
6.忧叔段不义而得众说。
7.郑俗浮薄说。
8.刺滥驾君车说。
9.赞美贵族田猎说。
10.段的拥护者赞谀叔打猎说。
11.夸美田猎之人说。
12.爱情诗说。
总之，刺公说、美段说、刺滥驾君车说都可看作是政治教化角度释诗的说法。《大叔于田》主人公问题历来争论不休，由此为滥觞分化出阐释诗旨的不同观点。忧叔段不义而得众说、讽太叔段说、段的拥护者赞谀叔打猎说、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此四种观点均认为主人公为《春秋左传》所记载的郑国共叔段。美田说、赞美贵族田猎说、夸美田猎之人说，此三种观点都认为诗歌在描写田猎之诗，区别在于后两种观点认为主人公叔并非特定对象。现代学者的治诗思路展现出与古代学者不同的色彩，一是从民俗学视角提出了郑俗浮薄说，二是提出了流行的情诗恋歌说。
二、《大叔于田》诗旨诠释
（一） 刺庄公说
在《郑风·大叔于田》历史传播的动态过程中，有关本诗诗旨最早的观点出自《毛诗序》，也即刺公说。《毛诗序》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a《毛诗正义》承接毛序的观点：“叔负才恃众，公不知禁，故刺之。”b观之《正义》，可以看出刺公说的理据，共叔段骄矜其才勇又为众人所拥护，这不仅不符合共叔段的身份地位同时也为国家的统一安定埋下了隐患，作为兄长的庄公理应加以劝阻，但现实中却听之任之，因此后世以春秋笔法讽刺郑庄公的不作为。《毛诗序》和《毛诗正义》提出的刺公观点，乃是本诗诗旨在东亚流播过程里影响最大的说法。
龟井昱言：“以诗考之，《将仲子》《叔于田》，若罪在段。杀其弟无亲之道。”c在《诗经·郑风》中，《大叔于田》的前两首诗歌分别是《将仲子》和《叔于田》。若用以诗证诗的方法，《大叔于田》詩旨在讽段，若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刺庄公说足可成立。仁井田好古云：“钟伯敬曰：‘叔段无大志。一驰马试剑公子耳。看“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及“我闻有命，不敢以告人”，气象大小轻浅相去多少。吕伯恭曰：‘惊鸟将击，必匿其形。二诗所载，段之轻浅如此。宜其为庄公之所易也。”d仁氏直接引用了中国学者钟伯敬、吕祖谦的观点，可见其也认可刺公说。竹添光鸿曰：“自我观之，《叔于田》《大叔于田》诗皆言叔之材艺武勇。词似爱之，实则形容其轻扬粗暴之气习，知其不足以有为，而且将及于祸，故意又似乎戒之。然言外见公之于叔不早谕教，卒使陷于不义。”e竹添光鸿的说法别具一格，他将两首《叔于田》合而观照，得出诗旨讽谏郑庄公的观点。在美段的外衣下，竹氏看出诗中对叔段的描写隐含有言外之意，叔段骄勇难成大事，迟早要遭遇杀身之祸，而旁坐观望的庄公面对胞母之弟的危险举动不仅不加以规劝，更有甚者，动有杀机。诗意与《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基本吻合，其利用结合《春秋传》训诗的方法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此外，龟井昭阳和冢田虎分别在其专著《毛诗考》和《注毛诗》中直接引用了《序》之观点。由此可见，刺公说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为日本诗学研究者所接受。
成海应言：“此诗极言段材武之盛，射御之良，而不义以将之，得无乱乎？国人之情，私相爱好而褒美之。故见者，闵齐无拘制，而徒慧其勇不久将作乱也。然庄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盖已绪杀段心而人自不之知耳。”f成海应认同孔疏之说，“刺公”本就是《大叔于田》作者的意图所在，叔段的所为虽不符礼法，但因其勇武双全深受郑国百姓爱戴。然而国无二主，庄公除段之心早已有之。作为兄长的庄公不对段加以规劝，而是试图一网打尽，可见其残忍，为后世戒。朴世堂提到：“序以此为亦刺庄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孔氏谓：‘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知禁，故刺之。今传以两篇皆为段不义得众，故郑人爱之而作者得之。” g朴世堂治诗以《毛诗序》为蓝本，进而引用了孔颖达的说法，可见其认同从政治教化角度阐释诗旨，后两句着眼于诗中所描写的叔段形象，叔段虽不义但的确受到郑国百姓的喜爱。朴氏在刺公说的基础上又增益了叔段的内容，令诗旨更加丰满。尹廷琦言：“何者？民怀其德，则必有呼道其德惠，今无一言而及，有何爱之之实？又按《左传》：‘大叔段贰于封，曰：“厚将得众。”盖当时叔之逆已萌，有得众之虑，贤者炳几知微，作为此诗，以刺庄公，冀其早图也。叔之且仁且好且武者，误为国人爱慕之语，以见人情之将归也。善射善御者，以见其才艺之足为乱也。袒裼暴虎者，以见武勇之必好乱也。戒其伤女者，以见国人之皆爱慕也。郎郎讽谕也。”h尹氏认为全诗并没有体现百姓对叔段德政恩惠的称赞之情，因此爱段之义不是诗歌所表现的。结合《左传》来看，叔段叛逆之心毕露无遗，贤者讽谏庄公早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刺公”有别于前文，传统意义上的刺公说旨在批判庄公不顾兄弟之情狠心除段，而此处是指贤者提醒庄公。同时，尹氏阐释了具体诗句以增强刺公说的理据。以上是刺公说在朝鲜、韩国方面比较有影响的几种观点。
中国学者中历来持刺公说的为数众多，以宋清两代的学术观点具有代表性。吕祖谦云：“二诗所载，段之轻浅如此，宜其为庄公之所易也。诗人乃若忧其不能制者，岂其未得庄公之情也哉？诗人直以兄弟之心为庄公忧耳。”i吕氏从内容角度阐释诗旨，并将两首《叔于田》结合起来进行观照，可以看出原诗作者对庄公的担忧劝解之义。朱熹在秉持刺公说的同时也抒发了对共叔段之恶的愤慨，其言：“今庄公不然，其宠之者乃所以残之也，其不仁已甚矣。圣人录二诗于国风，既以着叔段之恶而书郑伯克段于《春秋》，复以甚庄公之罪，其亦可以为后世戒矣。”！ 0可以看出庄公不仁，诗刺之，共叔段欲犯上作乱，恶极。清代的方玉润言：“诗曰：‘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叔以此骄其兄，则恃勇无君之心已可概见。庄公劳而慰之曰：‘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岂真爱之耶？实纵之以蹈于危耳！诗人窥破此隐，如《春秋》书法，微意谓描摹工艳，铺张亦复淋漓尽致。”！ 1方氏综合历代的说法，从诗中的关键句出发，发出诗作者良苦用心的感慨，不同于《诗解颐》中直言叔段欲夺王位的野心（叔段是否有夺位之心还有待考据），方氏认为叔段骄矜其武勇，而庄公放纵其弟目的在于置弟于死地。此诗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所借鉴，这是方氏的一大新见解。
（二）爱叔段说
爱叔段说，是传播程度仅次于刺公说的第二大诗旨观点。朱熹在《诗集传》中言：“盖叔多才好勇，而郑人爱之如此。”！ 2是有关爱段说最早的观点。该观点从《大叔于田》的描写内容出发，“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可知叔的勇武，郑人皆归心叔段。以朱子学说为始点，爱段说波及日本、朝鲜、韩国、中国四国。
山本章知将《大叔于田》的研究置于春秋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研究思路十分独特。原文言：“抑周之东迁，诸侯众并寡，强陵弱，暴敛无纪，小民或不得养父母妻子。方此时，段从民欲，薄税敛悦之。民之慕悦，至有如此者。虽非固穷君子之节，人情固有如此者，不得槩曰之邪思。夫子录之，意或在于此，以戒之为人上而暴敛不仁者耳。”！ 3自从周平王移迁都城之后，周朝王室日渐衰颓，各地诸侯居心叵测，不听从中央王朝的号令。各地诸侯互相兼并、战争不断的形势下，广大平民百姓深受苦难，难以安居乐业。乱世之际，叔段实行“仁政”，故百姓多归心于叔段，因此《大叔于田》为百姓对叔段的夸美之词。此外，诗旨也有诫勉君主应有惜民情怀之义。山本的研究从独特的维度论证了爱段说。丰稷正音讲道：“段不义而得众，郑人归之，赋《大叔》。”！ 4叔段赤着身子与猛虎搏斗，此种行为与礼教对贵族行为的要求格格不入，但这种不义之举却赢得了郑人的欢心。冈白驹《毛诗补义》：“庄公之罪难见。”！ 5冈白驹首先肯定了诗序观点，段之险恶为世人知，但庄公之罪却隐藏在角落里，作为兄长却能做出痛杀亲兄弟的决定。但诗序关于《大叔于田》诗旨的考辨并非完整，《大叔于田》和上一首《叔于田》均是在赞美叔段的威猛勇敢。冈白驹的观点建立在诗歌文本事实之上，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以政治教化角度训诗的治学路径。
朴世堂提到：“序以此为亦刺庄公曰：‘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孔氏谓叔负才恃众必为乱阶而公不知禁，故刺之。今传以两篇皆为段不义得众，故郑人爱之而作者得之。” ！ 6朴氏分别引用了《毛诗序》、孔氏学说、《诗集传》的观点，最终又归结于爱段说，可见爱段说在韩国的传播中后来居上，与刺公说等传统诗旨并列。朴文镐言：“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此诗与上篇意同非刺庄公也。下两句得之。”！ 7朴文镐驳斥了传统的刺公说法，着眼于诗歌所塑造出的叔段英勇神武形象，得出诗歌美段之旨。
徐田赠提出：“诗人于公叔之田猎，必历叙其事之始终而夸美之也。‘将叔二句，只是于夸之之中致戒之之辞也。至末章方缴出喜其无伤之意。”！ 8值得重视的是，徐详细论述了“将叔……伤女”两句之义，夸美叔段之际同时包含规劝之语，此处正显示了郑人爱段之心，加强了爱段说的信服度。冉觐祖《诗经详说》中引用了苏轼、朱熹、钟伯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见解：“此诗亦非刺庄公，只是美叔段，言外见得庄公所以成段之恶意，国人爱而美之，正是段酿祸处。”！ 9冉氏否定了流传甚广的刺公说，提出诗旨以美段为中心，但从诗句中可看出庄公笑里藏刀，对弟段怒而不发。国人对段的衷心拥护恰恰是庄公的忧患所在，山无二虎国无二主，叔段必遭祸患。王静芝《诗经通释》：“诗序以此诗为刺庄公者。然此诗全文，皆赞美之辞，绝无讽刺之语。作序者唯以大叔后侵庄公，行为不义，故必曲解为刺，实成见太深之语。此诗实为大叔田猎盛况，形容其猎兽之武勇。此时京人郑人尚均未见大叔之不义，何能指大叔不义而为诗刺庄公乎？” @ 0可见，处于正统主流地位的《序》说，遭到了王氏的激烈抨击，《大叔于田》本就是單纯地描摹出一幅叔段田猎图，诗句之中毫无讥讽叔段不义之举的笔墨，按照所述的线性逻辑，《诗序》的观点显然不成立。
（三）其他学说
除了以上两种《大叔于田》诗旨说法外，另有多种诗旨观点在日、朝、韩、中四国中流播。以下分述。
美田说，主要流传于朝鲜、韩国。崔璧言：“御制条问曰：‘或以前篇及此篇谓皆非美段而是美田者之诗，此说何如？孔氏曰：‘公与之俱田也。夫献于公所之交，是献于公宫之谓，未见其必为庄公之俱田，未知如何？臣崔壁对曰：‘此诗备言叔段之才勇，以此为美田者之诗，则大达本旨。旧说亦谓叔段从公田，而以戒其伤女为公警戒之辞，然恐近于强把捉夫田猎，而献于公自是有例，则不可以献于公，必为庄公之俱田也。不然则以豳人之献豜，必为豳公之俱田乎。” @ 1崔璧以君问臣答的形式阐释了“美田说”的内容，全诗均是在描写叔段驰骋于田猎之地，精于射猎。诗中有云“献于公所”， 虽然不能确定是否为庄公与之俱田，但美田之义表露无遗。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历代学者阐释“献于公所”时，以“公”为“庄公”，在此基础上得出刺庄公说、讽太叔段说，值得注意的是“公”解释成“叔段”时，所释主体发生重大变化，得出的诗旨也就不同。丁若镛也表达了与崔壁类似的看法，其云：“孔疏、俱田之说亦有所据，臣谓公所非公宫……田猎之居而谓之公所也。”@ 2
讽太叔段说，主要传播于朝鲜、韩国。金学淳提到：“此章与上章同是叔于田，而加大以别之，则文义亦无异同矣。盖射御者，本系六艺之游，而君子所以习容止也。材勇可夺三军之帅，而国家所以恃缓急也。然善射善御，唯巧是尚，而不以礼制之，则必及于乱矣。乃若共叔段之为人，以射御则贤于人，而怙亲自恣无礼者，大矣。以材勇则贤于人，而恃强为暴不仁者，甚矣。故夫子删诗并存，此两篇不惮烦复，盖欲观其美誉之辞，而着其贬恶之戒，如是看诗，则庶或有得于春秋笔削之义矣。”@ 3金学淳将前后两首叔于田放置到一起进行研究，金氏以传统儒者的视角看待叔段的射御之勇。叔段虽长于射御，但其所作所为粗暴无礼，没有君子的仁爱之心，因此必为郑国的祸患，全诗表面上给人夸赞叔段之感觉，但实际为春秋笔法以求微言大义之效果。此说与刺公说互为鸟之两翼，都应成为观照《大叔于田》诗旨传播的重要学说。
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将诗旨解为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的，有两位代表学者。大田元贞言：“愚按公所之公也，段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此句恐合依岷隐说，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故诗曰：‘叔于田。安得改释为庄公之田而叔从之以暴虎耶。”@ 4其认为“献于公所”之“公所”乃叔段的封地，全诗言叔段在其封地上的狩猎活动。李正堂在《诗经解读》中也认同前面两位学者的想法，原文言：“描写郑庄公之弟太叔段的狩猎场面，展示出当时的狩猎习俗，有重要的文化和文学价值。” @ 5作为现代学者，李正堂更注重从民俗文化视角挖掘《大叔于田》的价值，这是对大田元贞研究成果的有益补充。
忧叔段不义而得众说。由丰坊首次提出，原文言：“大夫忧之而作是诗，赋也。”@ 6该学者从作诗的动机出发佐证诗旨，他认为郑国的士大夫目睹了叔段不义却受到国人爱戴的情况后，看出叔段必遭不测，由此赋诗以阐发自己的忧虑。江环在《诗经振铎》中写道：“盖因田而在薮也，躬材好勇勿分意亦不平。国人于叔段之田猎，屡夸其事而寓忧之词也。”@ 7 江氏指出，叔段擅长射勇之技，其勇猛受到郑人的喜爱，但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危机，叔段的安危令人担忧。忧段之义乃是诗旨的核心要义。
郑俗浮薄说。崔述云：“盖郑俗浮薄，初无唐、魏勤俭之风，秦人雄勇之俗也。君子是以知其国势之不振，以此为贤而相警戒，误矣。以为陈古刺今，则尤大误。”@ 8《大叔于田》展现了郑国民俗的基本面貌，其国人热衷于田猎之事，既没有形成勤俭之风也无豪勇之俗，由此可观郑国国力的衰竭。历代研究认为《大叔于田》的诗旨在于规劝或以古讽今的，都是没有根据的。毛奇龄在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其言：“郑好田暴虎其俗也。昔匡衡之上对事也，曰：‘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以说诗称矣。”@ 9，毛氏所言“郑好田暴虎其俗也”精炼地概括出郑国百姓的生活习俗，同时其引用匡衡之说，从中可以窥探到上至郑国君主下至百姓的习气。
刺滥驾君车说。牟庭《诗切》言：“《大叔于田》，刺滥驾君车也。”# 0该说较为简单，可看作以政治教化角度训释本诗诗旨的典型。从乘乘马、乘乘黄来看，共叔段驾驷马，且黄色之马为上马，其所享用的乘驾配置为一国诸侯才可享受，如此配置显然僭越了礼制。故此说称为刺滥驾君车说。
赞美贵族田猎说。余冠英言：“这诗赞美一个贵族勇猛善猎。”# 1此说较为少见，展示出余冠英独特的治《诗》思路。
段的拥护者赞谀叔打猎说。清代祝文彦言：“此总叙其田事始终，而见叔之多才好勇意，以于田为主。首章方猎而夸其服猛之能。末章毕猎而夸其终事之暇。总见叔为驰骋浮浪之人，而相从者皆媚狎从谀之流耳。” # 2祝氏分别解读了三章的章旨，认定叔段为浮浪公子，而夸美叔段射猎的皆为段的拥护者。纵观《大叔于田》全诗，皆溢美之词，段的拥护者作诗的可能性有之。当代的高亨更鲜明地指出《大叔于田》诗意，“这是太叔段的拥护者赞谀段打猎的诗 ”# 3。
夸美田猎之人说。此说为现代以来学者提出的说法。陈戌国言：“这首诗与上一首《叔于田》同样，与大叔段有无关系，在两可之间，并无刺意。诗写某男子在田狩中的英武表现，如此而已。”# 4陈戌国观点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认为两首《叔于田》的主人公是否与春秋时代的大叔段相对应，并不是必然的。至于在历代研究中影响甚大的讽刺之说，陈戌国给予了否定的看法。基于以上两点，陈氏单纯地得出诗旨应为赞美田猎之人。陈子展也表示支持上述看法，其言：“《大叔于田》，亦为赞美猎人之歌。似是改写之《叔于田》，或是二者同出于母题之歌谣。倘说诗题《大叔于田》，明大叔指京城大叔，即指共叔段。望文生义，说近可笑，而亦有趣。《叔于田》其人为闾巷之士，一人单猎；《大叔于田》其人为大夫一流人物，率众围猎。《汉书·匡衡传》‘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朱子《辩说》仍以为此非刺庄公，又谓‘叔多才……得众也，二句得之，不知其语何以自相达啎如此也。”# 5关于前后两首《叔于田》历代的诸多学者都是在转述《诗序》《集传》的观点，恐有讹误。《叔于田》所描摹的是一普通人士，独自田猎；《大叔于田》为贵族大夫率众驰骋于田猎之上。两首诗为同一母题下的创作有一定的可能性。从传世的权威文献来看，诗歌主人公为共叔段之说并没确凿的证據，从而动摇了前代以政治教化话语体系来阐释《大叔于田》的基础。以上几点为夸美田猎之人说成立奠定了扎实的依据。
爱情诗说。现存资料中最早出现爱情诗说是在元代刘玉汝的 《诗缵绪》中，原文言：“二《叔于田》皆为共叔而作，而传于前篇，又疑为民间男女相悦之词。愚意为郑氏民间旧有此诗，篇名曲谱民常歌之，至是以叔之名同，田之事又同，故遂用之，既仍其篇名，又依其音调。”# 6刘氏没有依据前代的观点，他认为《大叔于田》应该出自民间，至于情歌之说，刘氏认为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没有确凿的证据。现代郝志达则提出了明确的说法，《国风诗志纂解》言：“这首诗是女子不堪寂寞相思之苦，径随爱人同往田猎之所观看，从而唱出的惊叹和赞美之歌。”# 7郝氏的观点代表了现代以来学者治诗的重要倾向，将诗旨阐释为男女相恋之事。女子思慕爱人，前往田猎之所，在看到爱人精湛的射御之技后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赞叹之声。同时，郝氏对《大叔于田》的关键句“将叔无狃，戒其伤女”做出了独特的解读，女子目睹田猎之危险后担忧爱人的安全。
三、结语
刺公说在东亚的传播过程中最终成为阐释《大叔于田》诗旨最早和影响最大的观点。刺公说在传播过程中，日本、朝鲜、韩国和中国的学者均是以《毛诗序》《毛诗正义》的观点作为研究起点。同时，四国学者常用以史证诗（结合《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的记载）、两篇《叔于田》结合研究等方法进行论述，从而确立刺公说的合法理据。当然，四国学者最终观点虽同，论述过程却显示出各具特色的一面，具体如韩国学者尹廷琦等的论述迥异于中国传统学者。刺公说实质上是儒家强调发挥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在阐释诗歌方面的体现。而日、朝、韩、中四国均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国家，从这一意义上看，也就不难理解刺公说传播如此广泛，影响如此深远，终为东亚四国学者广泛认同的深层原因了。
爱段说是影响程度仅次于刺公说的观点。从其在日、朝、韩、中四国的传播来看，爱段说的理据多出自对《大叔于田》诗句的阐释，受到《诗集传》观点影响的学者人数甚多。四国学者再提出爱段说的同时批驳了刺公说。也有学者更是从诗本体出发，反对传统视野下对《大叔于田》做出的政治教化解读。四国学者尤其是日本、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开拓了爱段说的阐释空间。诸家学说异彩纷呈，显示了爱段说强大的生命力。
美田说、讽太叔段说、描写太叔段狩猎场面说三种诗旨阐释观点主要流传于朝、韩、日，三国学者颇具特色的治诗成果，丰富了《大叔于田》的研究内涵。中国作为《大叔于田》诗的发源地，自然地形成了其余七种诗旨观点。总之，《大叔于田》在东亚的传播中共形成了十二种自成其说的诗旨观点。东亚学者对《大叔于田》讴歌对象的不同阐释，是造成不同治诗观点的关键因素。十二种观点中，有五种说法认为《大叔于田》的描摹对象为共叔段，这五种观点又因诗歌描写叔段的用意、目的而产生了分歧。十二种观点中，有三种观点认为诗歌在抒写田猎场景，不同之处在于对何为田猎之人的研究有差异，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主人公是共叔段，两种认为《大叔于田》描写的主人公并非特指，与《春秋传》里的郑庄公之弟段没有对应关系。十二种观点中，又有三种观点的研究视角颇为独特，清代学者牟庭提出刺滥驾君车说。现当代时期，学者治诗思路迥异于古代，一是提出了郑俗浮薄说（新颖的民俗学视角），二是提出了流行的爱情诗说。十二种观点，各成体系，都有自己的理据可言，中、日、韩、朝四国学者都在诗旨研究中注入了大量的心血。笔者认为，《大叔于田》成文时间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的时间，因此距古越近的说法更显可靠，也即刺公说不仅是影响最大的观点，也是目前最可信的诗旨。
ab 〔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十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6页，第1106页。
c 〔日〕龟井昱：《毛诗考》，华书房有限会社昭和五十五年印制，第78頁。
d 〔日〕仁井田好古：《毛诗补传》，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刊本，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印本，第128页。
e 〔日〕竹添光鸿：《毛诗会笺》，第四高等学校图书印大正三十年，第897页。
f 〔韩〕成海应：《诗说》（不分卷），研经斋全书，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8册》，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扫描版，第667页。
g 〔韩〕朴世堂：《诗经思辨录》（不分卷），西溪全书本，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2册》，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扫描版，第808页。
h 〔韩〕尹廷琦：《诗经讲义续集》，《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13册，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第223页。
i 〔宋〕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丛书集成新编第5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年6月版，第321页。
j〔宋〕朱熹：《诗经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01页。
！ 1〔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9页。
！ 2〔宋〕朱熹：《诗经集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23页。
！ 3 〔日〕山本章夫：《诗经新注》，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藏明治三十六年真下正太郎等铅印本，第247页。
！ 4 〔日〕丰稷正音：《子夏序》（十卷），静嘉堂文库藏写本，第342页。
！ 5 〔日〕冈白驹：《毛诗补传》，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刊本，第53页。
！ 6 〔韩〕朴世堂：《诗经思辨录》（不分卷），西溪全书本，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2册》，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扫描版，第889页。
！ 7 〔韩〕朴文镐：《诗集传详说》，壶山集本，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15册》，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扫描版，第98页。
！ 8 〔明〕许天赠：《诗经正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61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87页。
！ 9 〔清〕冉觐祖： 《诗经详说》（卷七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7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782页。
@ 0 王静芝： 《诗经通释》 （卷十六），山西大学国学院藏书，第566页。
@ 1 〔韩〕崔壁： 《诗传讲义录》，《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11册》，成均馆大学校出版部1995年2月版，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印本，第251页。
@ 2 〔韩〕丁若镛： 《诗经讲义》（不分卷），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9册》，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扫描版，第665页。
@ 3 〔韩〕金学淳： 《讲筵文义——诗传》（不分卷），成均馆大学校：《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8册》，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扫描版，第69页。
@ 4 〔日〕大田元贞：《诗经纂疏》（卷十七），无穷会图书馆织田文库藏享和元年序刊本，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藏书，第780页。
@ 5 李正堂： 《诗经解读》，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 6 〔明〕丰坊：《鲁诗世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60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32页。
@ 7 〔明〕江環：《诗经振铎》（卷六），万历乙未孟秋月静观室詹冲泉梓，山西大学国学院藏书，第178页。
@ 8 〔清〕崔述：《读风偶识》，《续修四库全书第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88页。
@ 9 〔清〕毛奇龄：《毛诗写官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90页。
# 0〔清〕牟庭：《诗切》，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56页。
# 1余冠英：《诗经选》，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91页。
# 2 〔清〕祝文彦：《诗经通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73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886页。
# 3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 4 陈戌国：《诗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86页。
# 5 陈子展：《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1页。
# 6 〔元〕 刘玉汝：《诗缵绪》 （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7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5页。
# 7 郝志达：《国风诗志纂解》，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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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尹廷琦.诗经讲义续集[M].首尔：韩国经学资料集成（诗经篇）第13册，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唐间丝绸之路历史书写和文学书写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ZDA261）
作 者： 杨帆，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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