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财阀经济与学历教育机制 “寄生”与“共生” 底层阶级鲜活的生命力
由韩国导演奉俊昊执演的电影《寄生虫》于2020年荣获了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影片，这一国际奖项无疑将该片推向了热议的顶峰。然而，最惹人关注的不是影片的韩国背景，而是它的主题，即贫富的差距、阶层矛盾、财阀经济、学历教育机制中的局限性以及阶层冲突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既带有韩国本土的特色，也是普遍的、全球化的。该影片突显出后现代社会中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它将不公平、非正义和剥削等不合理的现象再次置于公众面前，迫使后现代人群从全球经济的消费狂欢中停歇下来，反思阶层间的差距与冲突矛盾，寻找改变社会、改变机制的有效方法与途径。
影片《寄生虫》围绕居住在半地下室的一家四口展开，父母双双失业，一对儿女也因高考失利而待业在家。剧情的转折从儿子基宇成功进入企业新贵朴社长家做英语家教开始，继而，基宇的父母、妹妹先后依靠各种“算计”成功入驻朴社长家，开始“寄生”生活。本文力图透过这种“寄生”，挖掘韩国财阀经济与学历教育机制的弊端，透视韩国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的主奴思辨式的“寄生”与“共生”现象，肯定底层阶级的鲜活生命力量是打破阶级固化、促进阶层上升的不竭动力。
一、韩国的财阀经济与学历教育机制
影片中金司机的一双儿女因为没有通过高考而待业在家，因为没有大学文凭就业处处碰壁，为了到朴社长家做家教，儿子基宇不惜伪造大学文凭。导演奉俊昊在不满韩国社会现实的同时，对学历教育制度也提出了质疑。韩国独特的社会现实桎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的财阀经济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顽疾，即政经勾结；财阀企业持股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问题；严重依赖财阀企业，中小企业薄弱”a。这种财阀经济使得韩国的财富大多集中在少数的财阀手中，资本流动性差，家族式的经营使得真正的民主性管理难以实施。这是韩国经济的弊端所在，虽然韩国历届总统朴槿惠、文在寅等都立志要进行政府改革，改变这种政经勾结局面，但财阀与政府的关系盘根错节，很难在短时期内恢复韩国真正的大、中、小企业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经济。这种改变“不仅仅是需要技术和财力的硬实力，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和文化领域不断改革，提高软实力，需要完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法律法规和商业环境”b。影片中虽未将这种矛盾明确指出，但从朴社长家中一幅半身像以及画像下的标注“南韩企业已攻占纽约”，和另一张悬挂的“2017新奥技术奖”的证书足见朴社长绝非中小企业中的人物，而是韩国已开拓国际市场的大型企业，结合韩国的实际国情，有可能是三星、现代等大型财阀集团，而影片中的朴会长颇有可能是行政方面高级管理的新贵，财阀集团中的一分子和得利者。
与财阀体系共生的还有学历教育制度，社会不同的阶级都围绕着学历展开竞争。包括财阀、政客、高级行政管理者等上层阶级为了“保证他们的再生产而大力加强他们对教育系统的利用这一事实无疑大大推动了竞争的强化”c，上层阶级利用经济优势加强教育投资，反对降级，而底层阶级为重新的阶层分类而斗争，两个阶级的斗争围绕着学历展开。因为社会各阶层都对教育加大了投资，即受教育人数的普遍增加，其直接结果是增加了文化资本的总量，也就是获得文凭的人数更多，从而产生一种通货膨胀的现象，即教育需求的“普遍和持续的增长和学历的贬值”d。这也就是剧中金基宇与金基婷在高中毕业后仍找不到工作的原因，也许在他们父辈的年代，这些持有高中毕业证的人就业状况会好些，可以看出，教育的普及使本时代持有同等学力的人较上辈人获益较少。他们的父辈金司机们此时也是处境艰难，他们普遍学历低下、缺乏高端的技术，往往就业于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斗争较量中，往往成为失败的直接受害者。金司机在“炸鸡店”和“台湾古早味糕点店”的接连倒闭后，失业在家，这些炸鸡店和糕点店是典型的小企业的代表。而朴社长原来女管家的丈夫，正是“台湾古早味糕点店”的老板，他在投资时不惜借下高利贷，受大企业的挤压、个人投资及经营不善而倒闭，不得不走上了逃债的日子，他在朴社长别墅的地下室里躲避了四年之久，过上了“寄生”的生活。由于认识、知识及阶级的局限性，他并没有对处在上层阶级的朴社长存有敌意，反而是每每听到朴社长下班时上楼发出的脚步声就频频生出敬意，这也是影片最讽刺的部分。“影片表面上是贫民一家‘寄生在富人家中，但又何尝不是财团们犹如‘寄生虫一般不断在吸吮每一个韩国普通公民的血液，谁才是‘寄生虫值得深思。”e
而上层阶级为了保持他们阶级中的地位，必须“保持其学历的稀缺性”，这也是上层阶级子女纷纷跻身世界各大名校的原因，他们的父辈不惜动用各种政界、商界、社交界等各方面资源，抢夺名校资源的“稀缺性”。2019年美国多所名校包括耶鲁、斯坦福、加州大学等纷纷爆出高校招生舞弊受贿案，受贿金额高达2500万美元（约1.7亿人民币），而行贿者多是富商、高官、明星等社会名流。这些高官之子、富商之女、名流之后，在同学友谊缔结的前提下，拓展家族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商界、政界及社会名流形成一个紧密的关系网，打造国际的政、商、企联盟，进一步扩大商业资本，形成国际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对全球的经济进行垄断。这也是影片中朴社长为自己高二的女儿聘请家庭英文教师、为自己年幼的儿子聘请“艺术治疗”教师的原因。上层阶级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谋取名校学历的“稀缺”，而金司机的女儿则因家境贫穷而交不起高考補习班的费用，自然无缘名校学历。金司机的儿子基宇四次高考失利，仍要坚持，是希望通过一纸学历来改变命运，实现阶层上升的愿望。这是学历制度的局限性，是影片极力批判之处，但如何改进，影片并没有进一步明确。
影片中朴社长家中别墅豪华又简约的装修风格与金基泽一家低矮潮湿又杂乱的家居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朴社长对“气味”的厌恶，展现了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抵触与蔑视，那是“偶尔搭地铁的味道”，而“搭地铁的人都会有种特别的味道”，这种“味道”是穷人的味道，是廉价的衣物、香水、汗渍与体味的混合。而富人穿戴高级的，甚至私人订制的优质的、舒适的衣物，喷着价格不菲的香水，乘坐专属司机驾驶的限量版轿车，住在有管家打理的山巅别墅，处处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这便是富人的“味道”。这种“味道”结合服装、家具和室内装修都表明了上层阶级的经济和文化品位，“每种室内装修都以其语言表达了居住者的现在甚至过去的状况，说出了不炫耀继承来的财富的自信，新贵的过分张扬的傲慢”f。朴社长家住在山上的别墅，宽敞简约的美式装修，单独的儿童房、住客房、衣帽间，显示出高雅、和谐、完美，与金司机一家不断向下的、低矮的半地下室居住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余克东和陈思光认为贫民阶层在空间上也不断呈现“向下”的意象，如半地下室的居住环境、不断下坡的楼梯、狭小局促的房间，蚊虫不断，都给人以一种“下”的暗示，成为“阴性”的符号。“而另一方面，‘阳性符号代表的富豪阶层，在空间呈现上，使用了很多‘向上的‘上城意象，比如， 位于‘坡上的别墅，绿树如茵、阳光大气，‘坡把位置抬高了，也暗示了阶层的位置。进门以后则又是‘向上的楼梯，到小女孩‘多慧的房间辅导也表现了‘上楼梯的动作。在这里，‘上坡‘上楼梯和‘大庭院‘大房间都表现出以朴社长为代表的富豪阶层‘阳性符号特征。”g这种阴与阳、上与下的对比，将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对立起来， 然而代表“阳”性符号的朴社长却没有展现出伟岸与神圣的一面，他厌恶底层人士的“气味”，在解雇他们时从未倾听他们的解释，甚至在金司机的女儿基婷生命垂危之际，也未施以援手，只顾带着妻儿逃命。而代表“阴”性符号的金司机一家则相亲相爱，即使为了达到目的耍了卑劣的手段，但在危机时刻，总是为家人挺身而出，奋不顾身。这种阴阳倒错的现象以朴社长、金基婷和前女管家一家的死暂告段落，但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的矛盾如何才能真正解决，影片并没有指出。暴力后的平静暂时掩盖了矛盾的存在，真正的解决办法还需韩国政府真正的改革政策，削减大财阀的经济独裁力，斩断政经之间的利益关联。影片《寄生虫》播出后，韩国底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受到了世界各地的关注，韩国总统2020年2月10日在SNS发文祝贺了《寄生虫》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奖，并承诺在当年改善生活在地下室及半地下室贫民们的生活状况，影片《寄生虫》从电影内部走出来，推动了社会中底层阶级生活的真实改善，这或许是影片最大的现实意义。
影片《寄生虫》中的“越界”一词体现了韩国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敌视情绪。朴社长在与妻子夜话时提到“金司机”每次都要越界了，但又刚好没有越界。这里的“越界”是阶级层级的僭越，金司机竟然问朴社长是不是爱着自己的太太，朴社长在惊讶之余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金司机作为底层阶级的一分子，对上层阶级人士的感情生活产生了质疑，这是典型的僭越行为。在朴社长看来，金司机与自己是纯粹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不能被别的关系所代替，金司机是活的交通工具，自己与他的关系不过是雇主与雇员、主人与工具、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是一种金钱关系。例如朴夫人在儿子生日派对邀请家教金基宇与金基婷出席时，算给他们一天的工资；朴社长在要求金司机扮成印第安人给儿子生日助兴时，也按照一天工资量给金司机核算。朴社长家用金钱厘清他们与底层阶级的关系，原因在于他们想时刻与底层阶级保持一定的距离，绝不与底层阶级有任何的情感瓜葛，这是韩国现实生活中上层社会对底层社会的疏离与敌视的具体体现，需要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断努力与改革才会有所改变。
二、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间主奴辩证式的“寄生”与“共生”
影片中看似底层阶级依靠上层阶级提供的就业机会生存，但实际上却是上层阶级依靠对底层阶级的剥削而存在，这不是“寄生”，却更似一种“共生”的关系，体现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思想。黑格尔认为，两个生命体为了人的生存、价值、尊严等而进行生命搏杀，胜利者成为主人，而失败的一方，摄于死亡恐惧的一方成为奴隶。主人拥有独立意识，他不仅占有自然物，还利用奴隶去改造自然物；奴隶没有独立意识，他丧失了尊严，成为附属主人的物。正如黑格尔所说：“其一是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h但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由于劳动的复杂性，劳动将奴隶已丧失的独立性、自主性重新展现出来，使奴隶重新获得了他的独立意识，而主人在征服奴隶后不再劳动，坐享其成，从而成为依赖奴隶而活的物性存在。同时，在主奴的不平等关系中，主人得到的是奴隶的承认，不是来自平等地位的独立意识的承认，从而产生了自身存在的危机，这种危机只有在他再次投入到生死搏斗中才能解决，在主奴关系得以确立的相对平和期，这种危机无法化解。因此，黑格尔认为，奴隶在长期的劳动中成为自然物与物化主人的“主人”，而主人则退化为依赖于奴隶的“奴隶”。影片中看似金司机一家“寄生”在朴社长家，是他家的“奴隶”，透过财阀经济的表面可见，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持续剥削，其实是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寄生”，而底层阶级才是上层阶级的“主人”。因此，这种复杂的关系更似是两个阶层的互为“寄生”，相互“共生”。
影片中朴社长一家表面上是管家一家和金司机一家的主人，这些穷人们是朴社长一家的奴隶，但朴社长的财富积累其实来自对千万个穷人们的隐形剥削，通过压榨他们的剩余劳动，通过工作与酬劳间的巨大差额来积累个人财富，离开这些被他欺压的“奴隶”，以朴社长为代表的韩国上层阶级的生存将无以为继。可见，韩国的上层阶级严重依赖着底层阶级，而底层阶级在劳动的过程中，也增长了独立的意识。影片中金司机的妻子曾感叹他们就像螳螂一样的生活，而“只要半夜开灯，螳螂就会全部躲起来”，螳螂生命的轻贱与卑微、窘迫的生活，正是韩国底层阶级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蚕食着上层阶级丢弃的残羹冷炙，在白天，掩盖起生活中的丑陋、欺诈、痛苦、哀怨和凄凉，戴起普通人的假面开始为生存奔波，只有在夜晚熄灯后，独自啃食自己的苦痛与无能为力。他们害怕见光，一旦有国家级盛事的举办，政府立即建立“遮羞墙”将这些棚户区遮住，唯恐世人看到这种底层阶级生活的蝇营狗苟。螳螂是韩国底层阶级在财阀集团压榨下的形象化体现，财阀集团依赖这些“螳螂”，却又厌恶与憎恨这些“蟑螂”，虚伪地掩盖对“螳螂”的无限剥削，并将生存困苦的原因归因于“螳螂”自身不进取、懒惰、奴性的特质，却没有看到，靠吸食“螳螂”之血而活的财阀集团的丑陋、邪恶与可憎之处。
影片中似乎没有特意凸显阶级矛盾，反而处处表现朴社长一家的善良，反衬出金司机一家的猥琐与小伎俩，但从朴社长对“气味”的抵触与对金基婷死亡的视而不见。可见他善良下的虚伪与冷漠；而金司机家对朴社长一家，却总是心怀感激，一直称赞朴社长一家人心地单纯又善良。即使金司机在一时冲动之下失手杀了朴社长，却也一生忏悔，将一切的过错归于他自身原因。金司机一家人在卑微的人生中体现了更多的善良、宽容与感念。影片的结尾，在死亡的掩饰下，一切归于平静，“寄生”像是消失了，上层与底层能够和平地“共生”了，然而这种平静能维持多久，没人知晓，这种“共生”似乎倡导着上层的人性统治与柔性“压榨”，但只要压榨还在，“共生”便难以为继，只要财阀经济仍然存在，“寄生”就存在，如同金司机继续“寄生”在那座豪宅之下，由此可见，韩国的财阀经济似乎与底层阶级长期的“寄生”并“共生”在一起，短期内很难彻底剥离。
三、底层阶级鲜活的生命力是阶层流动的动力
影片中对底层阶级似“螳螂”的比喻，在体现底层卑微生活的同时，也体现出他们鲜活的生命力。自然界中，螳螂以其卓越的生命力著称，在断食情况下还可以存活一个月，断水情况下也可存活一周，即使在断头的情况下，还能存活一周并继续产卵。如今，螳螂以极强的食腐能力颇受环保主义者的关注。金夫人以“螳螂”來比喻像自家人一样的底层阶级，他们人数众多，主要来自城市的棚户区，例如影片中的暴雨夜晚，金司机居住的胡同中，邻居们不断地向外舀水、搬运家什、用门板运送妻儿，基宇差点被雨水中的漏电击中，基婷则坐在不断喷射粪水的马桶盖上强作镇静。这些城市贫民在夜晚赶到了附近的大型体育馆休息避难，并在第二天从社会其他团体捐赠来的旧衣堆中选择一件相对合体的衣服，继续生活和工作。而来自上层阶级的朴社长的儿子则睡着从美国购买的帐篷在雨中寻找乐趣，朴夫人则忙着联络她的富人朋友们给儿子开生日快闪派对，没人关注底层阶级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内心痛苦。那么，如何改变底层阶级的命运呢？影片的结尾金司机刺死了朴社长，基宇依旧希望通过学历教育制度改变自身的命运，希望有一天能够买下那栋别墅，让蜗居在地下室的父亲得以重见天日。影片没有宣扬暴力的意味，但底层阶级与上层阶级无疑对立起来，歧视和敌对情绪日益积累，暴力一触即发。马克思认为暴力不是改变社会制度的必然和唯一手段，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手段。在资产阶级进行的社会化大生产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他们利用警察、监狱与军队制度等暴力手段镇压底层阶级的反抗并维护本阶层的既得利益。这种暴力为异化底层阶级的劳动提供了安全保障，而为了打破这种资本家统治的制度和生产方式，就必须有一种彻底的工具实现彻底的变革，马克思认为这种工具就是暴力革命，“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i。在马克思看来，暴力革命是改变资本生产制度十分必要的手段，只有消灭这种制度，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暴力剥削和统治的社会局面。然而，《寄生虫》中金司机刺死朴社长的情节并不为大多数观众认同，人们认为这是冲动的结果，朴社长虽然伪善，但罪不至死。用暴力去解决阶层的矛盾似乎不是导演的本意，但暴力冲突的确存在于阶层之间，它是否能够发展，成为解决阶层矛盾的革命斗争，只能依据历史的具体发展，并依据韩国本身的国情考量，影片只是唤醒被表面和平与暂时满足温饱所麻痹的广大底层阶级，请他们认清自己的困境，励精图治改变自身的状况。同时，提醒韩国的上层阶级随着阶层差距的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提升，暴力早晚都会发生，如果韩国政府不拿出切肤之痛来进行改革，彻底改变财阀经济垄断国家的局面，也许暴力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四、结语
《寄生虫》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将后现代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展示出来，将底层阶级卑微、窘迫、心酸的现状暴露在阳光之下，他们究竟是寄生的“蟑螂”？还是被吸食的对象？这一问题发人深思。然而如何最大限度地改善底层阶级的生存环境是关乎国家和人类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后现代社会应反思当下的阶层矛盾与贫富差距，积极改进经济体制与文化机制，为阶层上升提供更多的空间与机遇，促进阶层间的良性上升，这才是有机的、有前途的全球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ab金英姬：《韩国财阀企业功过得失及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第109—118页。
cdf〔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上册），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11页，第212页，第131页。
eg余克东、陈思光：《誉章法：电影〈寄生虫〉中的“二元论”思辨》，《江科学术研究》2019年第12期，第82—85页。
h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出版社1979年版，第150页。
i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天津市2017年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 《美国后现代 自传体小说的伦理学研究》 （项目编号：TJWW-17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 者： 许晶，博士，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英美小说的评论研究。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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