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胡适 顾随 文学思想
一、白话文学精神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利用白话文学可以更好地发出“铁屋子里的呐喊”、传播新的思想和文化。关于“白话文学精神”,胡、顾两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共通之处。首先,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员主力和力倡白话文学的代表,他所追求的白话文学标准是“清楚明白”“言之有物”。顾随也主张“健全的诗”要“清雕琢”“以简单常见的字表达丰富的思想”。“信、达、雅”的译文标准被严复先生在 《天演论》 的序言中首次提出,顾随十分赞同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信,便是不欺骗自己。达,创作总是希望人懂,没有一个伟大作品是不达的……雅或曰雅洁。就正而言是诚,就洁而言是简当”a。顾随先生作为一代诗词学大师,同胡适一样,“他曾提出以白话表现新精神、开拓新意境的词学主张”b。胡、顾两人观点的共通在顾随对竹山词的评析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余于胡适之说多不赞成,论词尚有可取之处”“蒋词之好,诚如胡氏所言‘明白爽快”。c同时顾随也身体力行,创作了优秀的旧体裁的白话作品,这可以说是对他上述思想很好的证明。胡适在他所著的 《尝试集》中对白话新诗的大量尝试更不必说。“简当”“真诚”“易懂”成为胡、顾二人共同的文学追求。
胡、顾两人虽深受中国古典文化浸润但是却不乏创新精神。在保证好诗味儿的条件下,顾随对胡适主张的白话文学形式是支持的。我们甚至可以推知对于胡适这种追求语言自由的创新精神,顾随甚至很是推崇:“一个大诗人使用语言最自由,也最美满、能创造。既写后人之认可,亦写前人之不敢,一切大诗人、艺术家盖皆如此。”d另一方面顾随看待白话文学又是很警惕和严谨的,他反对胡适那种信口就来、想说就说的书写。他始终坚持要写出好的诗、营造好的诗歌境界,就必须要有善修辞的天赋,还要有肯在字句上进行锤炼的决心。白话文学通俗易懂、大众读者的接受度强,在传播思想、启迪民众、传播知识方面确实较文言文有明显的优越性,但是文学毕竟是文学,在强调它现实功用的同时,不能忽略它作为文学本身的价值。文学并不避讳“清楚明白”,只要运用得好,甚至会达到言近旨远、意味深长、“于平淡处见波澜”的效果,但是如果把“清楚明白”看作是文学的目的,使文学沦为工具,那么文学就会不可避免地削弱它本身的光彩,甚至由雅的一端滑向俗。
二、文的形式
胡适倡导诗体解放,主张通过文的形式的解放来达到更好地表达思想和感情的目的。他认为“律诗无论中西,同样限制自由思想的发挥”“为求在诗中能自由说理,摒弃律诗的格式则势在必行”。e因此为了达到感情内容充分流露的目的,对语言和格式的要求无须太多。作诗作文无需去立什么规则,当前只需尝试即可。而顾随认为中国文字要体现“夷犹”和“锤炼”两种风致,达到这两种风致并非易事。“有才无学”的“贫”和“用功而过”的“瘟”都不宜提倡。可见,顾随对于胡适的观点持保留态度。
文學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反相成的,胡适大概只看到了前者。胡适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只要有丰富的思想和先天性灵就已经足够,学习古人的“文的形式”反而会束缚文学内容的表达。为了支持自己的思想,他甚至将自己少年时所作的一首格律严谨的七绝《咏秋柳》改到不符格律。而顾随先生则认为,在古人的影响下引起自觉,再加之以训练,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并非是只需胡先生所认为的灵性就足够的。这跟俞平伯先生“一个是天分,一个是工夫”f的主张极为相似。作诗总是要有作诗的样子的,他反对胡适把追求诗的形式自由推向一种极端,若是像平日里说话那样随意地去书写,自己颇以为意,不顾他人的质疑和耻笑,终究是行不通、走不远的。比如《老鸦》《蝴蝶》之类,这样的诗不能说不好,但总觉得欠缺点儿“工夫”,或许是诗的直白冲淡了韵味和风致吧。其实在“ 文不能工” 这一点上胡适自己也有所承认,他在中年时期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胡适选注每天一首诗》中他就选取了大量的古体诗,虽然这些诗多是白话或者接近白话,但这却与他早年的思想存在矛盾,比如他在《谈新诗》里所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五言七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g在他于留美期间所写的《谈活文学》中更是将诗驱逐出活文学的国度。由此可见,胡适本人在后期对自己早年的激进主张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反拨和修正。
三、自然音节
和谐自然的音节不仅可以起到升华美感、营造意境、传达感情的效果,还可以使诗歌朗朗上口、便于记诵。平仄、押韵、对仗,极尽繁复的诗词格律在受到后人模仿的同时也广为人所诟病,古往今来虽有变体,但是音韵格律是否严整一直是评价一首诗极其重要的因素。胡适认为“律诗为了凑韵而必须牺牲其原意”,为了革除这一弊端,于是提出语气节奏和句内用字的自然和谐是整首诗音节和谐流畅的决定因素,而韵脚、平仄大可不管。他更是通过逐调分读法来玩味其音节的变化,诗歌韵律不必局限在一调之内,多调和谐共存甚至可以增强诗歌的灵活性和多样性。然而具体怎样才算语气节奏的和谐自然似乎没有科学系统的辨别方法和明确界限,因此胡适所说的音调自然似乎也无法掌握。
顾随认为“作诗要能支配诗之声音,由声音可表现气象”h。他也主张音节的自然和谐以刺激诗感,推崇杜诗中的拗律,认为诗歌以不可勉强的自然流露为最佳。顾随认为韩偓诗作 《幽窗》 中的“手香红橘嫩,齿软越梅酸” 两句妙在诗感好,“香” 字和“酸” 字字义和情感的传达不仅在于意象的选取和画面的构造(如“红”“橘”两字引发嗅觉和食欲),更在于诗人巧妙地运用了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规律,后半句多选用齿音,以气流冲击牙齿,从而更好地感受酸字之酸。而对于新诗则批评道:“现在新诗也许以意境说未始不高深伟大,但总觉诗感太差,尤其字音。”i通过顾随对胡适观点的评价和两者观点的对比可见,顾随往往在肯定胡适部分观点的同时又重加填补,观点趋于中和辩证。就以双声叠韵为例,胡、顾二人都肯定了它在增强诗歌音乐性方面的作用,但同时顾随在其后就如何使用双声叠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双生叠韵固然好,但弄坏了,就成绕口令了。”j
顾随对胡适在《尝试集》里的新诗创作很不以为然,对其大加贬斥,他自己认为:“诗应是音节自然的文学作品,他们那些作品,信口开河、散乱无章,绝对不能叫新诗。” ! 1这说明胡、顾二人虽然都主张诗应该有自然的音节,但是两者对自然音节的认定却又不同。胡适想要尝试的是对中国古典诗词音节韵律的一次大改写,即另建一套他认为更自由的、更适合诗歌发展的全新的音韵格律系统。而顾随主张的是在吸收古代诗词音韵节奏精华的基础上,从更深处挖掘音节运用的巧妙之处。
四、情与思(理) 的关系
刘勰有一段关于情与理关系的精彩论辩:“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 ! 2文章中的情思关系问题一直是历来文学评论家争议的焦点,胡、顾二人都主张情与思的结合,都强调情与思的重要性。
“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 3。文学的衰微,只有“情”“思”二者可以匡救,可见胡适对情与思的推崇。但是就两者而言,胡适好像对思想和说理更加青睐,这其实不难理解,说理的文章用语往往比较直白、少夸饰、现实功用强,且不会因为抒情过度而沦为“无病之呻吟”,相比之下更符合胡适文学工具性和白话文学的观点。
顾随同样将目光投向情思关系问题,他将诗的成分划分为三种,情和思就占了其中两种。他说:“情感加思想等于作风,而作者精神从作风中表现出来。” ! 4作者精神是文章的灵魂和核心,而“情”“思” 被看作是作者精神的承载物和内化物。同时顾随对胡适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了情思的最理想状态是两者的相辅相成:“以感情推动作,以理智监视感情。” ! 5
首先是情和思的相互促进作用。他在评《离骚》时就指出,好的思想能促成情感的高尚,情感的热烈促成思想的明快。其二是情思结合,但更偏重强调情的作用,情是文章的核心,思想是文学的要素之一。“诗中可以说理,但必须使哲理、诗情打成一片”! 6。其三是强调情感要中和,要有所节制。他说:“常人每以為坏诗是情感不热烈,实则有许多诗人因情感热烈把诗的美破坏了。” ! 7顾随认为表达感情要适度,感情太过只会适得其反,这可能是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确实如此,过度的情感表达反而会给观赏者带来剑拔弩张的压迫感,世间存在之物皆有法度和节制,和谐才是至美之境。
五、诗的艺术
陈独秀言中国文艺急需由古典主义理想主义走向写实。胡适对此说颇为赞同,强调“诗贵有真”和文学的工具性,主张写诗要写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不失真便是一种“工夫”,文章贵在保持美感的同时兼有济世之用,并指出杜甫的《石龛诗》和韩愈的《南山集》都是失真的例子,认为“文学的生命全靠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 ! 8。而作为传播思想文化的工具,白话显然比文言更好用,这样就与胡适倡白话废文言的主张对应起来了。他十分认同白居易文以济世的思想,还曾从北京歌谣中为“民族的诗”汲取营养,主张把文学的题材扩大到“贫民社会”。但是同时,胡适又赞成诗中多绮语,他的爱情诗《临江仙》就是很好的一例,这样胡适的思想就显得有些幼稚和有前后矛盾之嫌。
其实顾随也主张“正常的诗人”应该叼住生活不放”“吾人乃为人生而艺术”。 ! 9确实,文学一旦从生活上剥离,就不可避免地给读者带来一种疏离感。因此诗心要诚,而“无伪” 就是诚之二义之一。但是同时,顾随又主张艺术要超越现实以实现自身的美。他说:“诗人应有美的幻想”“其所写真相绝非机械的、呆板的科学描写”“文学作品不能只字句内有东西,须字句外有东西” 。@ 0这样就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胡适主张“须言之有物”@ 1,并且指出自己所说的“物”今非昔比,并非指古人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理想,而是指文章的“情感”和“思想”。顾随则认为文学作品中,“言中之物”和“物外之言”不能偏废,缺一不可。并且他认为言中之物是“鱼”,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能否写出“真”来就很难保证;物外之言本身就很难,是“熊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时,就要先取熊掌。可见,胡适先生抛却物的表象,参透了文中之物的实质和根本,而顾随先生则更进一层,将言中之物上升到物外之言,追求隐藏于笔墨之下的言外之意。
六、汉字形音
胡适认为中国古文字是只能达意而不能传声的象形会意文字,与西方字母文字只能传声、难以达意相反。到如今已逐渐僵化,没有了古文字能象形、会意、指事的优势,导致其处于一种既不能传声也不能达意的尴尬境地,这也就为胡适提倡简化汉字和以白话取代文言找到了缘由。但是顾随认为中国字“形”“声”两者兼而有之。就汉字之“形”问题,他说:“如‘乌字,一念便觉乌黑乌黑,一点儿也不鲜明,且字形亦似乌鸦。若西洋之‘raven,则就字形看,无论如何看不出像乌鸦。”而后说:“西洋字是只有音而无形,不要以为中国文字只是形象而无声响。” @ 2于是举“冉冉”“奄奄”的例子说明汉字是有声的。顾先生还认为中国字概念单纯、音节短促,而外国字概念复杂、音节悠扬。但相同的是胡、顾两人都认识到了中国古文字的“死”,即存在表达思想和描景状物方面的缺憾。
七、小结
20世纪初的中国,民族危难重重,政治经济改革的屡屡碰壁使得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也激发了一批仁人志士投身文化改革的决心,胡适即是其中之一。西方思想的传入、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五四新潮的如火如荼都给予他以新的启迪。胡适四岁就读私塾接受传统教育,九岁即转入新式学堂,接触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深受触动。幼时的启蒙教育使他对传统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与新式教育的对比使他发现了传统教育的弊端,而《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则启发了他必须革新一国之文学的观念。十九岁留学美国,求教于约翰·杜威,其自由主义和实验主义思想理论如滔滔江水,荡涤着他的心灵。自由主义使得他不拘于文的形式和传统的音韵格律,主张白话、自由、自然;实验主义则使得他注重文学的工具性和现实功用,同时大胆尝试创作《尝试集》。胡适的部分思想比如汉字拼音化、格律音韵改革不免存在矫枉过正、漠视传统文化的嫌疑。但是结合五四大潮的推动和严峻时代形势裹挟的社会现实,胡适作为一个热血青年,观点存在偏颇也无可厚非。同时需要承认和肯定的是,胡适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和白话新诗的先驱的地位。
顾随主要文论思想成型和记录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五四热潮的冷却,再加上前人的文学研究与创作尝试,是顾随可以以一种较胡适更为冷静和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一些问题的重要原因。顾随从小即被家人寄予科举仕途的厚望,两岁时便开始学习唐诗,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浸润而且显出超常的天赋,正是因为与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厚缘分才使得顾随能够更深层次地体悟中国古典诗词的美感。这也是他对胡适革故立新观点一直持半肯定半否定态度的原因。不同的时代背景、教育环境和性格专长造就了胡、顾二人,也成就了他们各具姿态的文学主张,它们或是互为补充、相映成趣,或是在继承中发展、批驳中前行,共同推动中国文论、文学、文化一步步臻于完善。总的来说,胡、顾二人都支持白话文学精神、讲究诗的“真”和“言之有物”,对“情”“思”之于文章的重要性都极力推崇。在以上三点,两人的观点基本一致。就“自然音节”方面,两者都认可,但是各有各的审美取向和评判标准。而在“文的形式”和“汉字形音”方面,两人的观点则明显相左。
achjnopt@ 2叶嘉莹笔记,高献红、顾之京整理:《驼庵传诗录: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25页,第65—66页,第325页,第307页,第281页,第291页,第283页,第269页,第303页。
b 李云:《论顾随先生词学之创新精神》,《衡水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diq叶嘉莹笔记,高献红、顾之京整理:《驼庵传诗录:顾随讲中国古典诗词 (上)》,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第305页,第295页。
em@ 1沈寂、汪晴:《胡适与新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第103页,第103页。
f 俞平伯:《俞平伯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80页。
g 耿云志编撰:《胡适》,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k 徐良:《顾随文学思想研究》,《浙江工业大学,2011年》,第33页。
l 刘勰:《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周锋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 8 胡适:《胡适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0页。
s 顾随:《顾随诗词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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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丹阳,山東师范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 张晴 E-mail: 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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