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赵秉文 佛教思想 《滏水集》
赵秉文的思想包容三教，极其复杂，又具有矛盾性。其思想底色和学术主流，是以儒家为旨归，还是阳儒阴释，这一问题在金元之际便异见纷呈，争论不休。以杨云翼、元好问为代表，极力推崇赵秉文作为“一代儒宗”和“纯儒”的身份和地位，强调其道统传承和儒学贡献。杨云翼认为：“今礼部赵公寔为斯文主盟，近日择其所为文章，厘为二十卷，过以见示。予披而读之，粹然皆仁义之言也，盖其学一归诸孔孟，而异端不杂焉，故能至到如此。所谓儒之正，理之正，尽在是矣。天下学者，景附风靡，知所适从。”（1）元好问继承了这一理路，也选择性地加以解释，并为之辩护，从“经为通儒，文为名家”的高度确立了赵秉文在辽宋以来经学、文学上的正统地位。元好问认为，相较于党怀英、王庭筠、雷渊、李纯甫等人，赵秉文以道德、仁义自任，更是确立了其在金源百年儒学史中“主盟吾道”的独尊地位。与前者不同的是，刘祁和王若虚等人侧重于对赵秉文佛老思想的揭露，指责其“阳儒阴释”。刘、王的解释也有一定的倾向性。赵秉文说，“吾前生是赵扦阅道”，刘祁由此推断“盖阅道亦奉佛也”②，结合赵扦的事迹作为，未必就是客观之言。这两派从各自的立场、学术旨趣来阐释，不可避免地将自身的价值观、学术理念附加到赵秉文身上，这些延伸放大必然产生截然不同的结论。
近代以来，不少前辈对赵秉文传承的儒道精神有深刻的分析，如刘辉《赵秉文理学研究略论》从赵秉文的理学内容、学术特征等方面分析，肯定其儒学立场，对赵秉文在金代儒学史上的地位做出了客观评价。戴长江、王宏海《赵秉文立学思想研究》同样对其理学内容做了细致的探讨。亦有学者着眼于赵秉文思想中儒佛道三家并存的现象，如方旭东《佛耶儒耶：赵秉文思想考论》对赵秉文思想的两种看法——“一说赵秉文阳儒阴释”和“一说赵为今季儒宗”进行考辨，认为赵秉文在大是大非上明确奉行儒家准则，本色为儒家。孟繁清《赵秉文著（道德真经集解）与金后期的三教融合趋势》认为赵秉文以儒释道，援佛入老，极力消除儒、道、释三家的隔阂，反映出金后期三教融合的趋势。孙宏哲《1980年代以来佛禅与金代文学研究回顾与思考》对有关赵秉文三教合一思想择取要论进行梳理，总体上是以儒为主，援引佛老。王德朋《近二十年来金代儒学研究述评》亦与上者观点相近。
前人的种种研究表明，赵秉文的思想中复杂性与矛盾性兼具。而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源，还在于赵秉文思想的本身。由《学道斋记》可知，年轻时期的赵秉文“急簿书，称宾客，舞智以自私，攘名以自尊”③，以人世进取和追逐声名为人生目标。又据《游悬泉赋》《圭峰法语》《答麻知几书》，章宗泰和年间至贞祜南渡之前，受鳩林政禅师和万松行秀等影响，佛学思想浸淫沾溉日深。最具标志性的事件莫过于赵秉文晚年的儒佛抉择，舍佛入儒。《归潜志>：“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首以中、和、诚诸说冠之，以拟退之原道性，杨礼部之美为序，直推其继韩欧。”④刘祁所谓的“晚年”，并非泛指。杨云翼所作《滏水集·引》是在1223年11月，说明赵秉文弁佛当在此前。弁佛之后的赵秉文就真的远离佛教了吗？显然不是。作于正大元年（1124）的《题米元章修静语录引后》称，“不肖诗书不及元章远甚，至于他日临行一着，预剋死期，未肯多让”⑤，可见其并未真正地放弃佛教。又正大八年（1132）为王特起书《拟和韦苏州》及跋曰：“右《拟和韦诗》几廿首，数年前致政时作，今岁过超化少林，意欲h居，病未能也。”⑥即便其值病重之际，亦对佛禅多有留恋。
赵秉文高举儒学大旗，又多出入佛、老之中，这一行为使得后人对其思想属性难下定论。学界有关赵秉文的儒学思想研究成果斐然，本文在借鉴前辈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赵秉文文学作品人手，结合其生平经历，对赵秉文佛教思想的表现、来源、特点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做一新的探索。
一、赵秉文的佛教文学与佛教活动
（一）《滏水集》等文献中的佛教文学创作《金史》称赵秉文《滏水集》共三十卷，今存四库本.《九金人集》本均为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赵秉文晚年删定文集，分《内集》《外集》两部《外集》保留了为佛、道二教所作散文及葛藤诗句，共十卷，交给少林寺性英粹中刊行，今已佚。现存《滏水集》均为1223年赵秉文的删本，看似纯然不杂佛禅语，但细究诗文内容，不难发现佛禅思想深刻浸润其身心，即使有意删改，但提笔用字间神韵自入，难以自觉。
《滏水集》收十四篇古赋，有六篇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反小山赋》“空花悟大夫之梦，庭柏证祖师之禅。无一物之非我，君其问诸屏山之散仙”⑦，用赵州和尚“庭前柏树子”典，透露出不俗的佛禅修为。《无尽藏赋》“庸知夫性空真风，性空真月，是尚有极耶”⑧，认为只有达到般若性空的境界，山水风月这类自然之物才能真正地无穷无尽，成为永恒之物。其他赋作《游悬泉赋》《心静天地之鉴赋》《解朝酲赋》《蓬赋》等四篇亦蕴含佛教思想。
散文中保存的佛教文学作品较少，但史料价值极高。《答麻知几书》云：“谈禅，吾敬万松秀、玉泉政”⑨，交代了其佛教思想的来源。又《题米元章（修静语录引）后》，坦言自己“不肖诗书不及元章远甚，至于他日临行一着，预赳死期，则未肯多让，后辛卯可知”⑩。“临行一着”指米芾在淮阴时预先感知自身死期，以香木做棺放置于堂上，召见亲友与之诀别，在纸上写下“来从众香国中来，去当众香国中去”。赵秉文表示在书法上远远不及米芾，但在此事上“未肯多让”。
诗歌中染佛墨迹最浓。与佛教有关的诗作有《重九登会禅寺冷翠轩》≤灵岩寺》《重五游冠山寺》《遂初同八咏·翠真亭》《九日登繁台寺》《慧林赋海棠》《同英粹中赋梅》《和游开元精舍》《和琅琊寺万寿寺》《正觉院》《开元寺》《寒食遥奠西山寺二首》《观音院》《陪李舜咨登悯忠寺阁》《马头山清居院》《镇国寺》《七金山寺》《灵感寺》《送月上人赴少林》《访天宁周老》《登嵩顶》《香岩寺壁》《秘魔岩》《灵感寺二首》《圣安小集》《真际柏》《灵峰院》《宿朱家寺》《净安寺紫腊梅》《翠微寺二首》等，共五十二题六十八首。
大藏经、石刻文献与地方志中也保留了一些佛教文学作品。《弥陀忏赞》赞美阿弥陀佛愿力广大，以拯救苍生为念。（11）《曹洞赞》称赞曹洞宗圆融事理。（12）《圭峰法语》强调要做符合道义之事，才能够改变业力而超脱生死轮回。（13）《利州精严禅寺盖公和尚墓铭》是赵秉文为精严寺僧人所做墓铭，讲述了盖公和尚由俗入佛的过程。（14）另有诗歌《登鸡鸣山绝顶题永宁寺》《游草堂二首》（15）二首，散文《与刘京叔书》（16）《留木庵英上人住少林院》（17）二篇也与佛教有关。
刘祁说：“赵闲闲本喜佛学，然方之屏山，颇畏士论，又欲得扶教传道之名，晚年自择其文，凡主张佛老二家者皆削去，号《滏水集》……然其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滕诗句另作一编，号《闲闲外集》。以书与少林寺长老英粹中，使刊之，故二集并行于世。”（18）经赵秉文之手订正的《滏水集》删除了有涉于佛老二家的诗文，这些诗文以《闲闲外集》的形式单独刊行，今已散佚不存，对解读赵秉文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相较于《归潜志》《元遗山集》《金史》等史料，现存《滏水集》仍不失为研究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删定后的《滏水集》，依然保存了大量與佛教有关的诗、文、赋等文学作品，《大藏经》和石刻文献、地方志中也保存了一些不见于《滏水集》的佛教作品。这些诗文作品，处处流露出禅意审美以及对佛教的认同、褒赞，既可与《归潜志》等史料相互印证，也可甄别是非，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真实。
（二）多元化的佛教活动 赵秉文为官四十载，遍览山川名胜和佛教寺院，有“三百六十古精舍，云端削出金芙蕖”（19）的悬岩寺，“斜郎深院断人行，雪聚松中立鸟青”（20）的灵感寺，“白云青嶂非人间”（21）的冠山寺;还有“栋宇悬崖上，风烟胜概中”（22）的观音院，“花院鸟归深殿磬，雨楼人散隔城钟”（23）的兰若院，“铁索关藏五百龙，文殊游戏作神通”（24）的秘魔岩等。赵秉文如水墨画般的描写，让这些历经千百年风霜的宝山古刹以其最美的面貌呈现在后人眼前。更有甚者，将其向往归隐禅院的心声和盘托出，如希望同惠休和尚参禅修道，“欲尽休公挥尘乐，鬓丝羞对落花风”（25），又沉醉灵岩寺美景当中而意欲久居，“济南山水窟，岩寺风烟最。乞我一把茅，飞身入图画”（26），在《镇国寺》中直接说汁了有感于佛法无边而愿意隐居于此的心声，“四山放人无多力，乞与西南构一轩”（27）。在有些诗歌中，他以僧人身份自居，从心理上认同了佛家身份。《霜叶》“林间老僧倚瘦藤，一枝秋水冷金瓶”（28）直称自己为“老僧”，抒写日暮时分独坐幽林诵经所感，描写省净，意境浑融。《圣安小集》'‘门外市声鏖午枕，老僧元不下禅床”（29），化用赵州和尚不下禅床以接待上等人的典故白况。《先公碑》'‘坡轩不荐山僧意，也觅西厢待月诗”（30）以“山僧”自称，《除夜二首》其二“自怜耐辱称居士，人笑无机似道人”（31）直称“居士”，肯定佛家俗世弟子的身份。这种以僧人自居的行为，与《归潜志》所记赵秉文曾自述“生前是一僧”之语相符。
赵秉文对佛禅的亲近也体现在交游活动上。赵秉文与东林志隆多有交往，元好问《木庵诗集序》：“正大中，闲闲公侍祠太室。”（32）金正大纪年为1224年至1232年间，赵秉文在嵩山太室陪从祭祀时曾访元好问，到过嵩山和少林寺。又《送月上人赴少林》（33）诗化用二祖慧可断臂立雪的典故，以此称誉东林志隆。少林性英禅师亦与赵秉文过从甚密，《同英粹中赋梅》诗“不为爱冷艳，不为惜幽姿。爱此骨中香，花余嗅空枝”（34）。《归潜志》亦记载赵秉文为僧人作疏之事：“公既致仕，昔人求书，大书榜于门。有一僧将求公作化疏，以钉钉其手于公门，公闻，遽出礼之，为作疏且为书也。”（35）许谦《白云集》卷四《跋闲闲公注（心经）》有言：“正大八年枢判自某饭僧荐父，闲闲赵秉文亦与交，因书《心经》遗之，且自为注释。”（36）与雪庭福裕和尚亦师亦友，王恽《秋涧集》卷四十三《雪庭裕公和尚语录序》：“雪庭初参万松秀公，万松得法雪岩上人，纵横理窟，深入佛海。至于游戏翰墨，与闲闲、屏山二居士互相赞叹，为方外师友。”（37）
值得注意的是，赵秉文不仅亲近佛，对佛教思想也很有研究。《和渊明拟古九首》其三“一毫纳万象，万象非卷舒”（38）阐释了佛家“大小无碍”之论，芥子虽小如毫末，但其中所映射的世界，包罗天地万象，囊括宇宙万物。《遂初园记》其四《翠真亭》“君看苍翠间，法身露堂堂。即物元非真，离物又非忘”（39），此为赵秉文归乡后于园中翠真亭闲赏之作。亭中所观树木苍翠、风鸟争喧之景，在诗人眼中无不是法身，因为诗人明白：万物本性即空，以离相心观察一切看到的都是身法，故真正的忘是当体即空，不堕诸有，无须脱离世间万物。再如《拟咏声》：“万籁静中起，犹是生灭因。隐几以眼听，非根亦非尘。”（40）诗人以佛教的因缘聚散、六根互通来阐释对声音的理解，认为要从眼处闻声，超越六根本身，不要依根作业，困于世累。在诸多佛教派系中，赵秉文尤钟情于曹洞宗。《访天宁周老》作于辞礼部尚书后请致仕时，捕写走访天宁周老途中所感，“览镜年年非复我，照溪处处得逢渠”（41）一语化用洞山良价在悟道时所吟“我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原意为本性的探寻需要超然物外，不与万法为侣，但本性又不虚空抽象，存在于大干世界的自然万物之中。此处诗人用洞山语，不但传达出诗人参透了万事万物皆是法身之理，更表明其对佛法的感悟达到了自如、“即事即真”的境界。《上方》“丹梯横绝青山路，劝子先参鸟道玄”（42）化用曹洞宗“鸟道玄路”典。鸟道并非人畜之路，虚空中无路无径，有翅者自可翱翔。洞山良价教人行鸟道，但不能将鸟道当成教条，就如同佛法一般，参悟佛道也无门无径，如果落在佛祖言语窠臼之内，便成了束缚。此诗中或单纯指前路人迹寂寥，劝行人先探寻好鸟道，或以此典寓意世上真面目在于无路之路。《曹洞赞》中“回互偏圆，混融明暗。借位明功，借功明位”（43）之言，是对曹洞宗事理双存的圆融法门的赞颂，表明其对曹洞宗事理相依、法无定法及“五位君臣”要旨的有深刻领悟。正因赵秉文习染佛禅之深，才会对佛教赞美之至。《灵岩寺》'‘信知象教力，超越范围外”（44）一句，写他登上灵岩寺时的感受：看到寺院周围的神异景象，诗人更加信服佛教的力量广大无边，包容世间万物又超乎其外，在万法之上。《少林》：“只么西来坐面墙，更无一法附神光。少林自有吹毛物，三十六峰如剑芒。”（45）高度赞美达摩祖师禅风犀利，教法灵活，真正的佛法不可传授，人们要靠自己去参透禅机。
赵秉文亲近佛禅，不同于落发为僧的佛门中人，他将佛禅引入生活，广交僧友、遍访山寺，于吟诗唱和之中融入禅理，深谙佛教之学。这种不拘一格的染佛行为，为赵秉文时久运舛的仕宦人生中开启了一扇超脱世俗、洗涤心灵的法门。
二、赵秉文浸染佛教的缘由
金代社会佛教氛围浓厚，这为赵秉文接触和习染佛禅提供了客观条件。金占据辽朝旧地，辽代佛事兴盛，“自炎汉而下，迄于我朝，城邑繁富之地，山林爽垲之所，鲜不建于塔庙，兴于佛缘”（46），大量的佛寺建筑和信佛风气在金代延续下来。随着金军南下，中原佛寺兴旺之地均成为金朝国土，且金在多次伐宋战争中掳携僧侣、佛典，更促进了金代佛教的发展。在辽金之际北方发展最盛的当为禅宗的一支曹洞宗，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是万松行秀禅师（1166-1246）。万松行秀在金章宗时期被召入内廷说法，深得章宗的赏识，亲赐紫衣。其嗣法弟子有暠公和尚、东林志隆、雪庭福裕等人，在家弟子有被称为“亚圣”的李纯甫和蒙古太宗时期的中书令耶律楚材。在《答麻知几书》中，赵秉文称“谈禅吾敬万松秀、玉泉政”。又元好问《暠和尚颂序》：“岁甲寅（1254）秋七月，余自清凉还太原……余在南都，侍闲闲赵公、屏山李先生燕谈，每及青州以来诸禅老，皆谓万松老人号称辨材无碍，当世无能当之者。”（47）又与其弟子雪庭福裕交好，王恽《秋涧集》（卷四十三）《雪庭裕公和尚语录序》：“雪庭初参万松秀公，万松得法雪岩上人，纵横理窟，深入佛海。至于游戏翰墨，与闲闲、屏山二居士互相赞叹，为方外师友。”（48）可知赵秉文与雪庭福裕有师友之谊，关系极为密切。赵秉文与行秀的嗣法弟子东林志隆关系也非同一般，对其推崇备至。《滏水集》卷七《送月上人赴少林》将东林志隆比作达摩祖师。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该诗又收在《嵩山少林寺辑志》，诗题作“送月上人谒少林隆老”（49），作者为“释寥一”，可推知“寥一”为赵秉文之法号，正如完颜璹法名祖敬，耶律楚材法名从源一样。赵秉文与曹洞宗僧人的交往，使他的思想深受曹洞宗的影响。《上方》‘丹梯横绝青山路，劝子先参鸟道玄”，《曹洞赞》‘借位明功，借功明位”，渗透了曹洞宗“洞山三路”“功勋五位”等富有特色的禅宗思想。此外，金代文化政策较为开明，儒佛道三教皆行，为士人们出人佛老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与赵秉文交好的王庭筠、刘从益、李纯甫、元好问皆亲近佛教。其中最突出的是李纯甫，《归潜志》卷九：“李屏山平日喜佛学，尝曰中国之书不及也。又曰西方之书，又曰学至于佛则无所学。”（50）李纯甫会通三教，儒佛交融，而以佛学为旨归。赵秉文家世中也有信佛之人，《归潜志》卷九载秉文父晚年断绝荤腥之事。处身于这样的朋友圈及受家人的耳濡目染，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影响。
从自身来看，亲近佛禅是赵秉文经历沉浮四十年的由衷之选。赵秉文历仕五朝，这四十余年仕宦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为官的艰险困厄让其心志难以驰骋，在几经波折打击后最终选择了以佛治心。赵大定二十五年及第，初入朝，以课优一路擢升，由王庭筠举荐人翰林，因直言上书论欺奸而获罪入狱，后五年贬至岢岚边地。牢狱的折磨与滞留山城的荒凉使赵秉文深切感受到仕途的艰难，“处顺初无累，安时故不忧”（51），正是此时的心绪写照。而观其后所做《除夜二首》之二：“白怜耐辱称居士，人笑无机似道人。断送生涯一枝足，不须长物扰天真。”（52）赵秉文的心态发生了由感慨人生到通达世事的转变，这其中少不了佛禅因素的作用。这种心理一旦生发，便如同草籽落地生根，而赵秉文此后至回京所作诗歌染佛者甚多，加上所到之地佛寺林立、香火旺盛，更為赵秉文亲佛提供了捷径。《观音院》《秘魔岩》《镇罔寺》《七金山寺》《金河寺》等十余首时作皆与佛寺禅院相关，在同时期其他诗作中如《南园》《和杨子元二首》中流露出不愿理会尘世繁累而一心追求内心平静的意念。赵秉文选择以佛仕隐不仅是内心困于仕宦的结果，更多的是对金朝官场理性认识的选择。刘祁《辨亡》中说到金廷及统治者的实状：“偏私族类，疏外汉人，其机密谋谟，虽汉相不得预。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别如此，望臣下尽力难矣。”（53）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赵秉文时年六十三岁，因高琪恶士大夫而任命南京转运司，后以坐误粮草受杖责四十。赵秉文激愤不已，而环境遭恶，无法反抗。此番波折使得佛禅心态在赵秉文的心中扎根渗透，其后赵秉文有关佛教的诗作数量增多，在思想深度上的变化更为显著，他将佛法化身为日常生活随处可见的事物，对佛法之博大领悟极深。赵秉文坦言：“至要无多言，退步心白领。一朝桶底脱，露出囊中颖。有如暗室中，照耀赖烛柄。”（54）“不乐径归真吏隐，得闲随分寄僧居”（55），正因得法于胸，故能自在于纷繁尘世之中。 赵秉文以一介文人身份入仕为官，渴求积极建言献策，荣获圣恩，然朝堂风波几番挫折，使得其渐生消散之心。这样的灵魂充斥着矛盾与迷惘亟待解脱，而解救世人困乏心灵的佛禅在金朝士人群中正当流行，心境与时势的内外互补使得赵秉文自然而然选择了以佛治心。
三、佛教思想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赵秉文的佛教思想中始终存在着排佛与崇佛的矛盾。他继承孔孟道统，言论上多次排佛以立儒。但在生活中又对学佛老以开放的心态，希望隐居禅院，对佛教表现出了亲近之态。赵秉文早年思想中即有二家并存的情况。《黄河九昭》为光大儒道而作，表达其向往圣门，决心学习孔孟为儒学通塞开道的宏大志向。同时期《游悬泉赋》记录他与鸠林禅师的交谈，由观泉水领悟“六根互通”之法。在教授后辈时，也表现出儒佛交织的思想。《答麻知几书》中劝告麻知几可以儒、佛、道三教兼修。他认同刘从益在儒学上的造诣，希望他能够继承文柄。但又多次劝说刘从益父子信佛，并强调学佛老不影响君子之名。晚年编选《滏水集》时，迫于社会压力选择独崇儒家，而次年所作《题米元章修静语录跋》，论及米芾临终之事时表示不肯多让。他一生中，对佛禅的态度反反复复，使得其思想呈现出儒佛交织的特点，但其佛禅心境并非仅是混同在他思想中而已，而是载以厚重的使命。他以佛治身，将佛禅当作心灵的慰藉、修身的法门，这能够在他感念于仕途缠累之时予以精神上的超脱与慰藉，体味尘世之外的妙理。而这些思想融汇在其文笔下，就使得诗文附上了一层虚静明逸之美。
（一）注重思辨与力求超脱的禅理禅趣 在诗赋这类抒情言志的文体中，极富禅理禅趣。
赵秉文在诗歌创作中糅以禅宗思想，使得语言简约精炼而意蕴深婉，意境富于清新流动之美，又有虚幻缥缈之感。如其题画诗《渡水僧二首》，诗人并非静态地将人物形貌状写出来，而是还原渡水场景，赋予了画面动态之美。其一：“落日前溪度，钟声隔岸闻。秋水深可涉，挽衣踏行云。行云忽破碎，波动生鱼鳞。化为万千我，何者为我身。此身尚非我，况复影中人。”（56）诗人想象僧人们渡水画面：秋日傍晚时分，钟声杳杳，溪水清浅明彻，云彩倒映其中，亦真亦幻。僧人挽起衣袖踏步水中，云彩的倒影因水波惊扰而纷纷破碎随水流去。僧人看到水中的万千个自己，发出“何者为我”的疑问，但他心中明白，自己的肉身也并非真我，何况是水中倒影。全诗既可说是为画而作，也可看作是诗人的白悟，赵秉文将禅理感悟放入题画诗中，不仅让图画鲜活起来，也寄寓了丰富的禅宗意味，使其佛教意味更浓。即便是感怀今昔变化的咏史怀古诗，语言中也往往渗入禅语，体现着对佛教的青睐。如《娱晖轩》中诗人感怀历史的车轮止不住地向前，亭榭风烟依旧却人事全非，此刻于亭中观数州之景，见秋雁随客帆远去天边，夕阳落晖洒满山峰，诗人与友沉浸在诗画般的山水中，愿将此处划为僧院，享受着久违的清闲自在，早已忘却归家之意。
赋类作品受佛教思想影响十分明显，仅存的十四篇赋中近半数包含着佛教思想，有的赋作中直接以禅理行文，甚至出现葛藤语。《接蓬赋》中杂糅佛老思想，借蓬草表达了赵秉文对生死、贵贱、荣辱等世俗观念的彻悟，既向往老庄不为名利所缚，不为欲望所裹，完全为心而活的潇洒态度，又深刻领悟佛家“芥子纳须弥”“即事即真”等思想。文中“促千劫于一念兮，统万有于毫芒”，“逮皮肤之脱落兮，露法身之堂堂”，“是身虚空以为量兮，坚同不坏如金刚兮”等禅语，说明宗教信仰深深浸入其精神，随兴出露于字里行间，成为生活的寄托与慰藉。 （二）虚澹空幻与明静淡泊的审美意境佛禅思想的融入使赵秉文的文学创作总体呈现虚澹空幻与明静淡泊的审美意境，实现了个人忘怀愁苦，寄情山水，体昧至理的追求。作品中渗透的佛禅心性，使诗文附上了一层虚静澹远的禅宗色彩，为他达成了表达心声、排遣烦忧、陶冶情操的目的。他所创作的表达隐逸山水的作品，有部分诗歌太过倾向于表达佛禅思想，出现了葛藤诗句，读来晦涩难懂。但大部分诗歌语言流畅优美，境界清新自然，余味无穷。
赵秉文创作了大量的拟和诗，如《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和韦应物二十首》与前人原诗相比，以禅理入诗，使得诗歌意境更富生趣。《和听嘉陵江水声，代深师答》是和韦应物《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之诗，韦应物诗写嘉陵江水的涛喧如雷，使作者不能安席，思索间产生了颇多感触，便写下了这首诗。赵秉文因为其自身对禅理的通晓，使和诗的境界更深一层：嘉陵江飞流奔腾，声势浩大，但诗人却能够体会到则喧腾之中的宁静，在此静坐入定。这是因为禅者波澜不惊，不为耳目所限，故此诗意境更加清远含蓄，富有深意。这种以禅入诗的表达，将诗人生活中的闲情逸致、随兴感想与佛禅的静心养性结合起来，使得日常生活变成了充满诗情画意的艺术，让心灵延展为与花鸟青山共友、与日月同古的世外仙境，为其四十余年仕途沉浮所产生的无奈与寂寥提供了心灵的慰藉。
四、结语
三教合一是唐宋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占据主流的社会思潮，三教之间相互吸收、融汇、调和并构成社会功能上的互补。两宋时期是程朱理学的形成、发展和扩张时期，但在辽金时期的北方地区，南于统治者较为开放的文化观念及辽代佛教兴盛的遗留氛围，使得佛道二家与儒家形势相当，甚至在某一阶段发展极盛。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写道，建炎南渡之后，学统南迁，“完颜一代，遂无人焉”（58）。贞祐南渡之后，吏权大兴，压制儒生，但在思想界却活跃着一大批致力于弘扬儒学的仁人志士，如赵秉文、李纯甫、杨云翼、宋九嘉、刘从益以及元好问等。刘从益在淮阳讲学以程朱理学为旨归，以拒佛为己任。号称金源“亚圣”的李纯甫舍儒归佛，遭到时人的猛烈围攻。赵秉文对汉唐以来儒学全面地加以批判、继承和吸收，以韩愈“扶教传道”相标榜，承周敦颐、二程理学之余绪，是金代百年儒学史上最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受道统、政统思想的影响，杨云翼、元好问等人以“经为通儒，文为名家”为维度，极力将赵秉文打造成北方地区直承韩欧、“主盟吾道”的领军人物，达到与南方理学抗衡的目的。这种辩护和诠释，不可避免地将他们的价值观、学术理念附加到赵秉文身上，造成过度解读。赵秉文晚年修订文集，删除佛、老二教诗文，似乎是“弃佛归儒”最有力的佐证。事实上，随着《滏水集》以及相关佛教诗文作品的深入挖掘，我们发现，赵秉文不仅生活中信佛，从价值上推崇佛教，还诱使他人学佛，从未放弃过佛教。“信知象教力，超越范围外”“一朝桶底脱，露出囊中颖”等对佛教的美化夸饰，以及对净土世界的痴心和迷恋，足以打破人们对赵秉文金源一代“儒宗”的已有认知。赵秉文崇信佛教，受个人性格、社会环境压力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宗教信仰限于个人生活层面，最终没有走上“尊佛抑儒”的极端。社会动乱、宦海沉浮和人生的失意，使佛教的修身养性、避世隐逸成为其排遣忧愁落寞，治愈心灵创伤的资粮和药方。这一思想的产生，不仅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他追求人生价值的必然选择。在文学创作和审美上，禅与诗的交相融摄，使其诗赋作品表达更自由，形式更活泼，意境清新，神韵超逸旷达，充满着勃勃生机和无穷的禅趣。
①张金吾：《金文最》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第590页。
②④（18）（24）（35）（50）（53）刘祁：《归潜志》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版，第106页;第106页;第106页;第106页;第107页; 第105页;第137页。
③⑤⑦⑧⑨⑩（11）（16）（19）（51）（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4）（38）（40）（42）（44）（45）（51）（52）（54）（55）马振君：《赵秉文集》卷十三，哈尔滨：黑龙江大学 出版丰十2014年版，第313页;卷二十，第394页;卷二， 第20页;卷二，第27页;卷十九，第380页;卷二十，第 394页;卷十，第410页;附录一，第409页;卷三，第43 页;卷八，第218页;卷四，第71页;卷五，第137页; 卷七，第177页;卷八，第212页;卷七，第177页;卷三， 第50页;卷七，第176页;卷三，第45页;卷八，第219 页;卷四，第92页;卷三，第51页;卷七，第187页;卷四， 第97页;卷四，第67页;卷四，第74页;卷五，第121页; 卷七，第205页;卷七，第185页;卷三，第50页;卷八， 第209页;卷六，第135页;卷七，第171页;卷五，第 116页;卷七，第192页;卷五，第105页;卷二，第24页。
⑥（15）（36）王庆生：《金代文学编年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902页;第838页，《八琼室金石补正》卷 一百二十七《游草堂》诗后按语：“题跋谓题诗七章， 今所见只五首也。”《类编长安志》卷九有：“草堂，姚 秦逍遥同也。有须弥山、波若台、鸠摩罗什译经处。后 为禅院，在圭峰下。……赵闲闲诗曰：‘凭谁守语草灵 堂，我是兀尘有发僧。一见圭峰如旧识，似缘曾继祖师 灯。该诗不在前所见五首之内，当是所佚二首之一。”， 第902页。
（12）（43）蓝吉富：《禅宗全书》第93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2004年版，第393页，第393页。
（1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圭峰法语》 第47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14）（17）（46）阎凤梧：《全辽金文》，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版，第2384-2385页，第2388页，仅存残句，第632页。
（32）（47）元好问：《元好问全集》下册，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第46页，第55页。
（37）（48）李修生：《全元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201页，第201页。
（49）蓝吉富：《大藏经补编》华语出版社1985年版，第754页。
（58）黄宗羲：《宋元学案》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3326页。
基金项目：金代中都文学活动编年（编号：14WYC062）
作者：常小兰，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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