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迅《过客》自我意识“仁”
学术界普遍认为《过客》是鲁迅对自身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精神困境的一种诗剧形式的文学呈现，“过客”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鲁迅当时精神层面的白面像。可能是基于这一共识，研究者对“过客”反抗绝望的道路选择缺乏质疑和反思，也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去突破其遭遇的存在主义式困境。然而，这种反思和探讨在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上都很重要。本文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认为“过客”时期的鲁迅之所以陷入存在主义式困境，根源是个体性自我意识独尊的偏颇，遮蔽了人的自我意识中社会性的一面。因此，现代中围人应该在珍视个体性自我意识这一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遗产的基础上，从传统文化“仁”学思想中汲取社会性自我意识的资源，以个体性和社会性相协调统一的健全自我意识认知，来突破类似存在主义式精神困境。
一、个体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困境
《过客》开场时，在回答老翁“你是怎么称呼的”“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三大哲理性问题的话语中，“过客”表达了他的自我意识。他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暗示了其自我意识是个人本位的。同时，他还反复强调“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暗示了这一个体性自我的漂泊状态。自我意识的个体性和漂泊性，正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文化运动落潮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个性觉醒的中闫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特征。
个体性自我意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思想的产物。个人本位价值观被新型知识分子所接受，个体性自我成为站立在传统文化废墟上独标的存在。个体自我觉醒之后，首先是向外寻求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的社会权利，然而遭受了铁屋子般的社会环境的沉重打击，新文化运动也走向落潮。于是，觉醒的个体自我转向向内的生命体验，却又感受到了新的危机，那就是面临个体生命必然要走向死亡——“坟”的自然法则。而从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来看，死亡会将生命存在的意义完全消泯。所以，觉醒的个体性自我必然会面临荒原式的存在困境：個人生命的死亡之限和意义虚无。剧中的背景意象“荒野”象征的就是这一困境。
敢于面对“荒野”困境的勇士是罕有的，他们踏出的路只能是“似路非路的痕迹”。“似路非路的痕迹”作为荒野上的一个特别意象，隐喻着走出“荒野”可能性的渺茫。“过客”就是困顿、孤独地沿着这一痕迹，“从东面的杂树问跄踉走出”，走进《过客》戏剧场景的。他坚持行走其上的动力来自心中“前面的声音”，这一声音是超越了“坟”的自然限制和“花”的虚幻想象的，个体性自我追寻生命超越性和自身存在意义的真切呼唤。“过客”在这声音呼唤下继续“走”下去，是因为对于一个觉醒了的个体自我而言，无法不去追寻自身存在的意义。
“过客”的处境正是鲁迅对自身当时处境认知的形象性映射。鲁迅虽然已经看到生命前方的“荒野”“黑夜”和“坟”，“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绝望困境，但是，内心又有着对个体生命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倔强呼唤的“前面的声音”，因此，他也只能选择不停地“走”来暂时纾解对困境的绝望感。当然，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困顿、孤独的行走过程中，鲁迅自然也对此道路进行过自我反省，这就是《过客》一剧的产生原因。
二、个体性自我意识困境的自我反省
“过客”所停伫的具体时空意象，隐喻着《过客》的戏剧场景正是鲁迅自我反省的场所。在空问意象上，在“荒野”的大背景下，相对于“过客”一直行走其上的“似路非路的痕迹”，出现了一个象征着回避荒野风雨的一种人生选择——“小土屋”。在时间意象上是“黄昏”，作为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在《野草》中有特殊的含义。“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野草·题辞》），“黄昏”正是其中“明与暗”的典型意象，这一种“明暗之问”的过渡状态，如同佛教中廓清迷雾，明心见性的“中阴”时刻，应该是稔熟佛法的鲁迅为表达自己迷惘心态以及反省契机而设置的时问意象。它与“小土屋”呼应，为一直“走”的“过客”提供反省的可能选择。
对“过客”道路进行反省的声音，就是来自“小土屋”中的老翁、女孩形象。鲁迅借老翁、女孩形象从理性和感性两大层面对“过客”立场进行自我反省。老翁代表着鲁迅内心对“过客”道路的理性层面的自我反省。鲁迅借老翁之口提出一种回转和休息的方式来应对困顿、孤独的可能性选择。其实质就是让“过客”在旧文化环境中向“吃人”的价值立场采取妥协或麻木的态度，放弃导致自身困顿、孤独的根源——觉醒的个性自我，来解除当前的绝望困境。然而，鲁迅借“过客”之口否定了这种现世的安稳选择，不愿意回转到那充满虚伪、压迫、令人憎恶的，不适于觉醒个人的旧世界。女孩代表着鲁迅内心对“过客”道路的感性层面的自我反省。鲁迅借女孩的赠“布”行为提出一种美和爱的方式来疗治困顿、孤独的可能性选择。然而，女孩的举动引起的是“过客”对爱和感激情感的警惕。鲁迅认为，“铁屋子”中沉睡的、“作着好梦的青年”的爱与感激是自己个性独立、自由选择的牵绊。他不愿如同《在酒楼上》中吕纬甫那样蹉跌在母亲和女孩这样爱和感激的牵绊中，而失去个体性自我在行动和选择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所以他让“过客”说出“背在身上，怎么走呢”的话作为拒绝象征着感情羁绊的那块布的理由。
总之，老翁、女孩看到的是“过客”表层的孤独、艰辛之苦，提供的反省声音无论是回转、休息，还是牵挂，都在取消“走”，而这是“过客”觉醒之后最为珍视的本质。“过客”真正需要的不是解决表层问题的“水”和“布”。他真正的困境是个体性自我在追寻自身意义道路上，缺乏同行者在精神上“血”的支持。至此，鲁迅确定了，只有继续“走”下去才是“过客”确证自身存在的唯一方式。
三、个体性自我意识困境的文化反思
鲁迅当时遭遇精神困境的背景，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刚刚接受西方现代个人主义思想，一时走入了将觉醒的个体性自我与社会群体“庸众”割裂开来，过于尊崇孤立个人的误区。创作《野草》时期的鲁迅正是处于这种“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孤独者”心态中。这一孤立的自我如同“过客”那样，在对社会变革无望而反顾个体体验时，一方面不愿回转到旧世界，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也没有提供出路，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死亡困境和意义虚无问题。要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人的自我意识命题着手。
人类思想史表明，人的存在是自然个体性和社会群体性的统一。因此，人的自我意识，既包含个体性，也包含社会性，二者不可分割。现代心理学普遍认为，社会性是自我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面，“个体会白发地寻求和维持与他人的亲密关系，通过将亲密关系中另一方的自我纳入自己的自我体系而实现自身的丰富和扩展”（1），这里丰富和扩展的部分就是社会性自我。有学者还指出了个体性自我与社会性自我统一的纽带是心理的移情作用和个人的精神追求，“个体自我必然會有一个面向是将人引向与他人共在的社会，可以理解为某种同情交感或道德律令”（2）。在社会群体生活中，个体性自我可以从自然的亲子之爱出发，向外扩展，从个体的小我扩展开来，以“爱人如己”的形式将个体与群体联结起来，南此产生生生不息的社会性自我。自我的个体性意识，是人在复杂多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能够生存和繁衍的前提，然而，人类能够意识到个体生命在死亡面前的有限。当把自我的理解局限在个体性层面时，自我既无法从自身找到克服死亡的方法，也无法从自身中找到存在的意义。因此，人类发展了自我的社会性，来超越这一困境。这样，在健全的自我意识理解中，就可抗拒自然个体的死亡宿命。同时，自我的所有行动的目的，就不再局限于个体人的生存和繁衍这一有限的范畴，可指向超越个体存在时空的更为高远的社会性大我，其行动的意义自然也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泯灭，南此克服了个体生命的意义虚无问题。
不过，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中，自我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并不总是协调发展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围传统主流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潮都各有偏颇，二者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的碰撞，也导致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当时中国一批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危机。儒家宗法制文化以“礼”制的不平等形式，注重人的社会性自我，以压抑人的个体性自我的代价，来维护整个社会群体生存秩序的和谐稳定。这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前现代社会的普遍形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历史贡献就是发现和解放了个体性自我。个体性自我的思想武器正是来自西方近现代的个体本位的思想价值体系。个人主义思想的积极价值在于，可以防止个人被某些权威作为牺牲，是自南、平等的现代价值观的根基。同时，个体主义也潜藏着风险。白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西方现代思想中，自我的个体性一面日益张扬，遮蔽了社会性的另一面，在相当程度上割裂了个体自我与他人的社会关联，这在影响深远的存在主义思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存在主义以个体人为中心的荒原世界，充斥着荒谬、孤独、黑暗、虚无和绝望的个体生命情绪。从海德格尔、萨特等人的思想中可以看到，存在主义问题的根源在于把个体人与他人的关系认知为对立的，“他人即地狱”。个体人拒斥融人群体之中的结果就是抛弃了自我意识的社会性一面，也自然会陷入无法解决死亡宿命和意义虚无的精神困境中无法自拔。当个体性自我觉醒的知识分子从传统的自我意识误区中走出时，很容易因珍视个人主义启蒙火种而陷入了偏向自我极端个体性的泥潭中，带来人的精神漂泊困境。
四、个体性自我意识困境的突围之路
走出“过客”所代表的现代中国人在个性精神觉醒后的困境的方法，还必须回到自我意识的个人性与社会性协调的基本存在状态上来。这要求在每个人自我意识的认知中，结合西方现代个人主义与传统“仁”的思想两大资源，一方面珍视“五四”引入的西方现代个体价值思想，树立自我核心的个体性意识，另一方面从儒家传统“仁”的思想汲取营养，增强自我扩展的社会性意识。现代中罔人的精神家同以及走jL个体生命的存在主义式困境的路径，正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仁”的思想之中。儒家“仁”的思想的核心是“仁者爱人”，即植根于动物血缘本能和社会亲密关系的原则，将爱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地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结构方式扩展开来，从个体、家庭、家族、罔族直到天下形成社会性大我。在社会性自我的意识中设定了个体人意义的安放方式以克服个体死亡的困境，在“修身齐家治闫平天下”和“立功立德立言”的努力中实现自我存在的意义。
鲁迅在其思想的彷徨期之后，也有意无意地实践了儒家“仁”的精神，找到了困境的出路。鲁迅对许广平说：“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③刘半农曾以“托尼学说”来概括这段话中提及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思想的来源。刘半农认为鲁迅在反思、批判传统文化中坚持的个人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尼采的论断，应该是学界共识，不过，认为鲁迅的人道主义思想来自托尔斯泰的论断却值得商椎。不同于托尔斯泰基于基督教观念对民众的同情，鲁迅的人道主义在“哀其不幸”中更有“怒其不争”的成分，更注重对民众思想启蒙问题的思考，并由此指向对中罔社会、中华民族未来的忧虑。这更接近于儒家传统“仁”思想中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应该指出的是，个人主义与“人”的精神两种思想在鲁迅那里发生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一贯的反传统文化的立场。个人主义是反传统的，而“仁”的思想却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新文化运动中包括鲁迅在内的新型知识分子，由于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很难从一体传承的传统文化中剥离出“仁”学思想的价值，但他们却又无形中受其深刻影响，自然会产生鲁迅这样矛盾纠缠、“消长起伏”的思想形态。
由于历史语境和个体遭遇的双重影响，这两种相互纠缠的思想在鲁迅人生不同阶段的偏重有所差异，导致其自我意识呈现为一种复杂、矛盾的状态。在《野草》创作时期，南于新文化运动落潮和兄弟失和等因素影响，他更偏重于自我的个体性意识方面。比如在给赵其文信中对爱与感激的否定，这样明显偏激的看法都暴露了孤立的个体性自我意识的问题。不过，在更多的时候，包括后期的思想、生活和文学活动中，鲁迅的个人主义和“仁”的精神能够比较协调地共存，在致力于掀翻“铁屋子”的努力中蕴含着其社会性自我的精神追求。臧克家在纪念鲁迅的诗中所说，他虽然在肉体上死了，但在精神上还活在我们心中，而其精神的永存正意味着他最终克服了个体的死亡宿命和意义虚无的问题。
①夏瑞雪：《自我边界的结构、功能及神经基础》，科学出 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②[英]伊恩·伯基特：《社会性自我：自我与社会面面观》， 李康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③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作者：田广文，文学博士，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生命哲学与中国现代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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