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列女传》 贞义型女性 儒家文化
刘向编撰的《列女传》，分为《母仪传》《贤明传》《仁智传》《贞顺传》《节义传》《辩通传》和《孽嬖传》，共七卷，叙述百余名女子的故事，展示出古代社会各阶层女子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它以女性的品德為叙述重心，将其德行修养与国家兴衰、社会安定、家庭和睦相联系，颇具研究价值。其中，刘向塑造了大量的贞义型女性，如齐杞梁妻、齐孝孟姬、卫宗二顺等。学术界虽有大量关于该书的编撰版本、史学价值、教育思想等方面的研究，但极少关注其贞义型女性形象。基于此，本文拟结合《列女传》的文本内容和社会文化，探析此类女性形象特点及其成因。
一、贞义型女性的形象特点
据笔者统计，《列女传》中的贞义型女性，共三十七人，约占全书所传女性总数的34%，主要分布在卷四《贞顺传》、卷五《节义传》中，少数分布在卷一《母仪传》和卷二《贤明传》。在刘向笔下，这些贞义型女性都有执着的礼教信仰，自觉遵守“贞顺节义”的伦理规定。其形象的突出特点是遵守礼教，坚守贞节、德义和公义。
（一）守礼端正，坚守贞节
《列女传》的贞义型女子，自觉遵守礼教的“妇道”要求，贞洁端正。例如，《贞顺传》中的齐杞梁妻，谨守礼仪。杞梁战死，她悲不白禁，但依然遵守“礼”的要求，不接受庄公郊吊，“于是庄公乃还车诣其室，成礼然后去”（1）。按照常理，丈夫战死，杞梁妻必然是处于悲恸不已的状态。但是，她竟然清醒地记得“不受郊吊”之礼，严词拒绝齐庄公在郊外吊唁。显然，作者有意突出杞梁妻懂得礼仪且守礼端正的形象。又如，《贤明传》中的鲍苏之妻，其夫在卫罔谋职，与别的女人私通。她谨守妇道，不仅不抗争，还更加恭敬地赡养婆婆、善待丈夫及与其私通的妇女，坚信：“妇人一醮不改……以专一为贞，以善从为顺……妇人有七见去，夫无一去义。七去之道，妒正为首，淫僻、窃盗、长舌、骄侮、无子、恶病皆在其后。”（2）刘向通过大量的语言描写，刻画出她知晓“贞顺”“七去”的礼教要求、守礼谦恭的形象。再如，《节义传》中的齐孝孟姬，成婚时，齐孝公亲自到华氏家里去迎娶她，行曲顾之礼，三个月后又举行庙见之礼，她才与孝公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罔人以其遵守男女之别的礼教规范，视其为贞洁端正的榜样。孟姬夫妇二人去郊外游玩，所坐的车子摔碎。按照当时的礼制，女子在野外要用布幔与外面隔开，既不能乘“立车”，也不能久居。她宁死也不愿违背礼节规定，上吊白缢。刘向通过成婚与郊游两件事情的叙述，聚焦孟姬的言行，有意塑造其谦恭守礼、忠贞有节的形象。此外，还有召南申女、宋公伯姬、蔡人之妻，等等。按照刘向设置的故事模式和阅读视角，这些都是典型的贞顺节女，在既定的礼教中，生活得真实而感人。
不仅如此，贞义型女子还坚守从一而终的贞节要求，即便丈夫英年早逝，也不事二夫。例如，杞梁妻在丈夫战死之后，悲从中来，在城下放声大哭。其哭声之悲切，不仅使路过者为之洒一把同情泪，甚至连没有血肉和感情的城墙也倒塌了，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埋葬丈夫后，她自诉遵从礼教的“三从”规范，为了表明对丈夫的忠诚和不再另嫁昀节操，投入淄水，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毫无疑问，刘向对齐杞梁妻形象的刻画，完全符合当时的贞节烈女标准。又如，《贞顺传》中的梁之寡妇，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坚信“妇人之义，一往而不改，以全贞信之节”@。为拒绝梁王求婚，她居然照着镜子，忍着剧痛，持刀割掉自己的鼻子，以自残的行为，毁掉令男人爱慕的美貌，以表明忠贞专一，何其无奈！当然，这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想象，因缺乏史料依据，既不可证“实有其人”，也不可证“真有其事”。刘向通过虚构与夸张，有意突出她坚守贞节的“高行”。此外，还有《鲁寡陶婴》《陈寡孝妇》《楚白贞姬》等传主，都遵守妇道要求，夫死不嫁，坚守贞义。何柳认为：“‘夫死不嫁‘不更二夫是‘贞壹;‘不犯约‘不逾礼同样是‘守贞。换言之，妇女贞节的对象或是‘夫或是‘礼，两者都值得称道。”④这种说法，很有道理。这些女子既忠于社会礼教规范，又坚守对丈夫的贞节，是刘向特意塑造的贞义形象。
（二）忠信敦厚，以义为先
贞义型女子形象的另一突出特点是深明大义，当个人感情与社会道德原则相矛盾，都能抛却一己之私情，坚守公义。例如，《节义传·鲁孝义保》中的臧氏寡妇，带着儿子进宫照料鲁国太子，成为其保母。伯御纠集鲁人发动叛乱，自立为君，四处搜寻太子，妄图将其杀害。保母从国家的大局出发，让亲生儿子穿上太子的衣服，躺在太子睡觉的地方，被伯御杀死。忍着儿子被杀的悲痛，她趁机把太子抱到宫外。太子得救，获得周天子的援助，终于成为国君。刘向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运用简短的语言和动作描写，刻画出保母以国家为重的大义凛然形象。又如，《鲁义姑姊》中的鲁野妇人，在齐军攻打鲁国的战乱中，面临为私爱救自己的儿子还是为公义救哥哥的儿子的生死关头，毅然选择抛弃、牺牲亲生儿子，抱着侄子逃跑。齐国将领被她遵行大义之举所感动，撤回攻打鲁国的军队，平息了战争之祸。刘向通过描写她的嘉言义行，突出其无私正直、果于行义的形象。再如，魏节乳母、卫宗二顺、齐义继母等，都处处以公义、大义为先。
面临“义”与自我宝贵生命不可兼得的考验之时，此类女子都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牺牲自我，舍生取义。例如，《珠崖二义》中的“二义”，即珠崖令的前妻所生之女初和珠崖令的后妻。珠崖地区盛产珠子。法令规定，携带珠子进入关内的人要被判处死刑。后妻的九岁儿子，不懂法令的严肃，在好奇和好玩心理的驱使下，悄悄地将珠子放在母亲的梳妆盒里。经过海关时，珠子被官吏检查出来。面对死刑，初环顾左右，怀疑是继母有意把珠子放入梳妆盒，担心继母被杀，便主动承认是自己所为;后妻则误以为是初放的珠子，争着为她担罪。刘向巧妙地通过“心恐”“意”“怜”等同描绘二人的心理活动，寥寥数语，传达出初与继母之间的深情，体现她们“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海关长官被其精神震撼，不忍判其死罪，冒着渎职的危险，将她们放走。又如，卷五的《京师节女》中，里人的仇人绑架了里人妻子之父，企图以此要挟其妻，“女计念不听之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不孝不义，虽生不可以行于世。欲以身当之”（5）。刘向用简短的心理描写，通过“计念”的心理活动，揭示出里人之妻深知“孝义”，形象地刻画出她的两难处境。为了“孝义”两全，她选择替代丈夫被仇人砍头，成为又一舍生取义的典范。此外，邰阳友娣、鲁秋洁妇、盖将之妻等，都为了成全“大义”而杀身成仁。
综观《列女传》，刘向塑造出贞义型女子守礼贞顺、德行高洁、深明大义的鲜明形象。她们有的是母亲或婆婆，有的是妻子，有的是父母之爱女，有的是保母或姑母，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以其自覺的行动，实践“贞义”的品格追求。
二、社会文化与贞义型女性形象的成因
就《列女传》的编撰目的而言，《汉书·楚元王传》载：“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白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⑥这就告诉我们，刘向针对汉成帝的后妃赵飞燕等奢靡淫乱、扰乱朝纲，收集《诗》《书》等前代典籍中有奇节异行的“兴国显家”的贤妃贞妇故事，编撰为《列女传》，教育后妃恪守妇道。这些贞义型女子形象是刘向根据史料、民间传说的女子故事，刻意加工、改造而成，以之作为女性学习的楷模。我们应该结合社会文化，去探究《列女传》中的贞义女性形象的成因。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支配着物质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7）统治阶级在物质资料上的支配地位，决定了其必然处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故此，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是统治阶级认可并利用国家政权推行的价值标准，使其在生活中约定俗成，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准则。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认同并推行儒家文化。儒家伦理思想是专制社会的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贞义，即“贞顺”和“节义”，是儒家思想文化从道德伦理的层面对女性的要求。
儒家曰“克己复礼”，主张用“礼教”维护社会秩序、规范社会道德、约束社会成员。先秦以来，儒家礼教是社会各阶层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先秦儒家宣扬忠孝节义，提倡“礼治”，有严格的男女礼教及妇德标准。“贞”是儒家要求的妇道之一。《礼记·昏义》云：“妇顺者，顺于舅故，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⑧这是对“贞顺”的明确要求。《易·恒》曰：“妇人贞洁，从一而终也。”⑨即女子的贞洁是“只从一夫”。《仪礼》要求：“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二斩者，犹曰不二天也。”㈣“斩”，指当时的“斩衰”之礼。这就把丈夫视为主宰妻子命运的“天”，支配其人生。《礼记·郊特性》明确规定：“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11）就算丈夫去世，妇人也不得再嫁。汉儒将其加以发展，把妇人的贞节作为阴阳和谐的前提，定“三从四德”为妇道准则。成婚之后，女性要按照礼教的要求，不仅遵守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规则，还必须尽心尽力侍奉丈夫、公婆，将终身系于婚娴，忠贞不贰。就“义”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把“义”发展为“五常”之一，即“仁、义、礼、智、信”。孔子要求人类行为的道德原则须合理、正义，率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2）他把“义”看作君子之品质和人际交往准则，视其为君子与小人的差异。孟子认为，“义”是人的“羞恶之心”，即在社会生活中判断礼义廉耻的标准和价值准则，云：“仁，人心也;义，人路也。”（13）人路，即人类提升自我修养的道路。他主张牺牲自己以成全社会公义，倡导“舍生取义”。其后，汉儒董仲舒强调以“义”的准则来端正自我，强调仁义道德的积极意义。经儒家精英的倡导和统治阶级的推行，“义”逐渐成为社会普遍的道德价值观。
在中国古代男权社会体系中，父权文化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女性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她们真实的处境和情感体验被社会忽视。儒家伦理把女性纳入其道德体系规范，将“义”与贞节相结合，要求女子“贞顺”“节义”。唐媛媛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官方正统学说，儒家所宣扬的纲常礼教也成为汉代社会的基本准则，礼的影响与效用显得更加广泛而牢同，对于女子的品行要求也更为苛刻。”（14）此说非常恰当。西汉时期，封建礼教要求女子“贞节”。朝廷提倡并重视，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奖励符合“贞节”标准的女子。据《汉书》记载，汉宣帝曾颁布诏书表彰、奖励贞节烈妇。无疑，汉代社会把贞顺、节义作为对妇女节操品格的要求。
男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是作者站在男性的立场上，按照父权文化的标准，刻意塑造的产物。温柔、善良、贞顺、节义，皆是男权文化下的正面女性形象具备的特征，受到社会的肯定和褒扬。刘向受主流文化影响，提出“夫为阳而妇为阴”（15），支持儒家的道德礼教。“贞义”是刘向男权意识中的理想女性。刘向编撰《列女传》的动机之一，是宣扬儒家伦理，借助“贤妃贞妇”故事，塑造出贞义女子形象，作为女性学习的典范。刘向在《列女传》小序中明确提出贞义型女子故事的编撰目的，云“唯若贞顺，修道正进。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洁行，精专谨慎。诸姬观之，以为法训”“唯若节义，必死无避。好善慕节，终不背义。诚信勇敢，何有险波？义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姒法斯，以为世基”（16）。把贞顺节义的女子作为“诸姬”“姜姒”效法的楷模。不言而喻，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列女传》的贞义型女性形象是刘向按照男性的审美标准塑造的，被当作教化女子的楷模。正如刘慧英所言，这些女性形象是“来自现实生活中男权中心社会对女人的期望和控制，是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文学中的折射”（17）。《列女传》中的贞义型女子，体现了专制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要求，备受男权文化推崇。
毋庸置疑，刘向精心塑造《列女传》贞义型女性，赋予她们独特的审美价值，体现父权社会对女性的伦理期望。她们在儒家伦理规范的框架中，遵循“贞顺节义”的规定，力求成为贞女、节妇，实践儒家礼教的道德准则，对后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亦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应科学地审视其文化意蕴。
①②③⑤（16）张涛：《列女传译注》，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 版，第146页，第67页，第160页，第200页，第1-2页。
④何柳：《从（列女传）和（女诫）看两汉时期的贞节观》，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⑥[东汉]班同：《汉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7 1958页。
⑦[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⑧⑧[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载李 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622页，第814页。
⑨[三国]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载李学勤主编： 《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⑩杨天宇：《仪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 490页。
（1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9页。
（13）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67页。
（14）唐媛媛：《（列女传）“义”思想探析》，《咸阳师范学院 学报》2018年第3期。
（15）[西汉]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页。
（17）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 批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页。
作者：冯利华，文学博士，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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