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莹

　　摘要：《邪不压正》是姜文第六部导演的作品，改编自张北海的小说《侠隐》。讲述了“七七事变”爆发之前，一个身负师门血海深仇、自美归国的特工李天然，在国难之时涤荡重重阴谋上演终极复仇的故事。该片于2018年7月13日在中国上映。作为“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步，《邪不压正》体现了姜文电影难得的成熟而克制、浪漫而冷静的审美态度，将“成长”主题诠释得淋漓尽致，本文试从多个角度探究“成长”主题的逐步完善及其美学意义。

　　关键词：姜文 “成长”主题 存在主义

　　一《侠隐》武侠外壳包裹的“成长”叙事

　　《邪不压正》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而它讲述了一个成长的故事。

　　剧本改编自《侠隐》这部标准的武侠小说，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对于“老北平”的街市生活的细致描绘。张北海先生说：“我努力在利用这个虚实世界，将我出生那个年代的一些讯息传达给今天年轻世代，即在没有多久的从前，北京是如此模样，有人如此生活，如此面对那个时代的大历史和小历史。”《侠隐》在复仇主题下涌动着的，其实是人间脉脉的温情。

　　成长，一直是姜文试图表达的主题，少年时期给姜文更多的是对自由、革命、浪漫主义和象征力量的追求。因而他始终无法完全认可自己的成长期，他评价自己：“毛泽东逝世时，我已经十三岁了，起码这十三年我们是在同一个舞台上生活过，他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拍电影或许是他再来一次的机会，从《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总是表现出异于同龄人的安静、沉思，到《太阳照常升起》里不断应对疯妈事故的儿子——少年人被迫接受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从而快速变化的情节在不断重复。这类似于一种试验，环境和出身、性格与任务都不同的少年人，面对人生给予的题目，如何应对。

　　《侠隐》的复仇主题在这里被各种叙事手法不断淡化，老亨得利与蓝青峰的内部对立、各色政治隐喻对历史必然性的消解，李天然的复仇从一开始的势在必行到后来的重重顾虑，正表现出少年在第一次承担重大责任时不自觉的犹豫多思。在传统武侠叙事中，主人公往往需要通过完成某项任务来提升自己的能力，《侠隐》中的燕子李三也是这样成长的，但在《邪不压正》的暴力美学中，李天然的格斗能力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承认，但这种能力在运用时并不能达到他的目的，“杀人”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是李天然学到的第一课。首先要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

　　在姜文的电影中，社会存在是与个人的生存状态对立起来，人生的荒诞与痛苦往往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朱潜龙这个反面人物与李天然最后的对话，笃信命运的朱潜龙是否比射杀亨得利的蓝青峰更坏？毕竟最开始灭门时所说的“高人指点”，这高人未必不是蓝青峰;李天然一开始就能够躲过子弹，这是故事得以发展的前提，却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为了表现人生的荒诞，情节中没有太多“迫不得已”的行为，蓝青峰选择杀死亨得利、朱潜龙选择继续同唐凤仪纠缠，等等，似乎故事也完全可以走向另一个不同的结局，而现在的结局是每个人独立做出选择的结果。这种不强迫观众接受故事的叙事态度反而比之前狂欢化主题输出式的《一步之遥》效果更佳。

　　二、反典型化“自由选择”的人物形象

　　存在主义所追求的那个自由选择的主观世界似乎与姜文不谋而合，他说道：“独立思考，不是哪个人说的，原本你的心在你的躯体里，它有在你的思想里、心灵里遨游的权利，如果放弃这个，是你的悲哀。”存在主义的出现本身就有着某种对理性的反拨，它称不上是一个壁垒鲜明、定义清晰的哲学阵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对外部世界有着一种抵触的情绪。

　　成长的进一步延伸是阐释的自由，存在主义依靠感受来做出下一步的抉择，随机是他们对荒诞的回应，这就与“环境一性格”的传统人物性格规律形成了强烈反差。例如唐凤仪，作为时代裹挟的风尘女子，知识分子式的金丝眼镜令人疑惑她的出身，大饭店内气势汹汹的一巴掌似乎與她依附式的生存方式全然相反，而一个只想同心上人在世外海岛生孩子的利己主义者能够从城楼上一跃而下，这种看似“不相关”正是对全片伪政治性的揭露——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比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更加复杂。

　　“邪不压正”的标题下，有着正邪难辨的人物。如姜文本人饰演的蓝青峰，似乎与整个中国的革命都息息相关，各种势力的交锋隐藏在他的关系网中，每句话都似真似伪，最后他却对李天然真诚地建议，不要相信“爸爸”们替他选择的路了，是时候去选择他自己的路了。这是成长的第二课，变成一个独立的人。

　　这就进行到影片的下一个阶段，少年需要寻找他人生的目标，先破后立，革命于他而言不过是蓝青峰口中很大的一盘棋，不能杀人，不能报仇，不能接触一切熟悉的人，这是一个接近禅修的阶段，通过放空自己来思考，直到他明白手段与目的的区别，革命同“下棋”一样，缥缈而无力。

　　李天然的革命情怀是与个体自由相联结的，烧鸦片库是为了巧红，杀根本一郎是要报仇，卢沟桥的那声枪响对他而言是遥远的，因为他的成长有一个被设定的特殊环境。从无主见的服从，到自我意识的觉醒，姜文特地选择了独立于北平日常生活的钟楼来使主人公完成这一转变，这也是他儿时记忆中的一个重要象征，他从未见过钟楼内部的样子，却用想象构建了一个独立于世的空中楼阁，给予整个成长过程以他未曾体验过的安全感和独立性，也使得主人公逐渐建立起对自身命运的思索和把握。

　　密集的人物对话，朴实而又狡猾，自然而又幽默的语言，无一不是多义文本对自由选择的致敬。而最后复仇结束的李天然在屋顶呼唤巧红的结局，极好地表现出了人在无目的、接近纯粹自由时的虚无，同时也是对姜文电影中无处不在的“屋顶”的致敬。正因这自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关巧红也选择了自己的路。李天然并不因为他是故事的主人公就可以获得“圆满”的结局，萨特曾经指出：“自由正是通过分泌出它自己的虚无而把它的过去放在越位位置上的人的存在。”这种自由的代价即接受不能支配一切的失控感。

　　在这里可以看出，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姜文的自恋情结与对自由选择的向往得以相互妥协——李天然何去何从尚未可知，但恢复安宁的北平屋顶显示出了无限的可能性。

　　三、各要素共鸣——无处不在的主题强化

　　导演胡玫曾论述过电影色彩四种基本结构运用方式：“和谐的”“对比的”“主观变异的”“彩色与黑白交替的”。电影中，李天然刚从美国归来时，是以一个回归者的心态观察冬日的北平城，一切纯白而干净，不可思议的浪漫，这种浪漫在穿长衫走街串巷的李天然身上发挥到了极致，色彩纯粹、温和，并不是像《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橘色调一般强烈到刺目，而是一种缓和了的生命力，游走在梦幻般的梁思成版的北平城。“和谐的”色调在姜文电影中极少出现，更多的是高对比度的冲击感，“主观变异”的象征性，如《太阳照常升起》“疯”段落中，“疯妈奔跑”的场面里高原乡村土地的“红土”就是特意從千里之外运来的。所以这种和谐显得更为可贵。

　　而在音乐上，姜文将对古典的爱好延续了下来，在电影里他两次用了帕瓦罗蒂唱的《偷洒一滴泪》（Una furtiva lagrima），这首咏叹调出自唐尼采蒂的歌剧《爱的甘醇》，作为成长的印记，歌词中有一句就是“那些兴高采烈的年轻人，我妒忌他们”。而在白雪中的北平，为纯稚的少年响起的则是肖斯塔科维奇第二号爵士组曲，旋舞翩翩，明快轻盈。

　　老北平对姜文的影响太深了，而他对精细处的把控又是那么个人化。吃饺子只为醋的规矩、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房子、梁启超荒诞而理智的割肾事件，每一个细节里都浸透了他自己的成长史，都是姜文之所以成为姜文的理由。

　　无论道具、台词、灯光、镜头，每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都在用各自的语调讲述同一个故事，隐喻同一个主题。正如姜文自己所言，这部电影可以献给他的儿子，可以献给所有少年，成长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他们不需要看出什么人生道理，只需要了解自己拥有选择的权利。正因如此，《邪不压正》才能成为关于“成长”的完整美学范式，它通过丰富的艺术形象诉说了看似单纯实则复杂的复仇故事，避免了好莱坞式个人英雄主义的滥觞，构筑了由存在主义引领的独特审美世界。好的作品就像是在封闭的世界里打开的缺口，越是包容越能透光，使人自己走出去。

　　可以说我们在欣赏电影的时候，看到的不是《侠隐》，而是姜文。更形象地说，是民国版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发生在北平的《让子弹飞》，是给少年人看的《一步之遥》，是更成熟、更好的姜文电影。

　　有人说《邪不压正》“最终指向了一种新生的可能，一种通过了苦难和暴力的超越性存在”，或者更合适的说法是，姜文终于放手，一改他用力过猛的作风，让电影指向了多种可能，指向了青年自己，指向一个他已经度过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