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冉

　　摘要：《祝福》是一篇描写社会底层妇女在抗争中灭亡的女性悲歌。小说中，祥林嫂的一生浸满血泪与苦痛，她是鲁迅笔下不幸者中的最不幸者，是弱势女性中的最弱者，但也是一个有着倔强抗争意识却又有着很大思想局限的底层女性。本文旨在分析《祝福》中祥林嫂在父权制社会中三次尝试抗争的失败以及由于她内心对封建男权社会的屈服而造成的悲惨命运。

　　关键词：祥林嫂 女性主义 抗争

　　鲁迅一直非常关注女性在现实社会的处境问题，他不仅在小说中塑造了祥林嫂、单四嫂子、愛姑，以及新女性子君等形象，而且还通过对她们悲惨命运的叙写，揭示了传统伦理束缚下中国妇女的精神重负。自古以来，女性在中国社会中都处在弱势群体的位置上，正如周作人所说：“在中国，人的问题，从来未被解决，女人与小儿更不必说了。”①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便是鲁迅笔下不幸者中的最不幸者，是弱势女性中的最弱者，但也是一个有着倔强抗争意识，同时也有着很大思想局限的底层女性。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分析《祝福》中的祥林嫂在父权制社会中的失败的抗争尝试，以及由于她内心对封建男权社会的屈服而造成的悲惨命运。

　　一、第一次抗争：性别强化与精神蚕食

　　在小说中，祥林嫂的第一次抗争是从出逃开始的。在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死后，祥林嫂瞒着婆婆逃到鲁镇来做工，试图以此自食其力从而摆脱被卖掉的命运。在刚到四叔家做帮佣时，“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②。正因如此，四婶才不顾四叔的不满将她留了下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小说中的祥林嫂某种程度上是对传统依附性女性形象的颠覆。在传统意义上，男性身体高大强壮，声音洪亮有力，女性则相对娇小瘦弱，声音轻细温柔。而《祝福》对祥林嫂身体的描写却是“手脚壮大”③，“她的做工丝毫不懈怠，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④，“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⑤，“到年底，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竞没有添短工”⑥。祥林嫂的这些特征和举动完全不同于传统认知上男女性别模式的划分。显然，鲁迅在小说中将祥林嫂塑造成一个身强力壮可以自己干活做工养活自己的形象，她健硕的身体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条件，甚至在某些方面丝毫不逊于男性。

　　然而，即便祥林嫂在身体上已经具备了自食其力的可能性条件，但其在精神上仍是“男性的附庸”。她本能地将自己当作亡夫的女人，所以当夫家的堂伯来寻她时，她才会因惊慌而“失了色”，在四婶向她打听底细时也不愿意多说。在祥林嫂的自我意识里，自己没有经过婆婆的同意就偷跑了出来，是绝无来鲁镇做工的权利的。祥林嫂身体的健硕与精神的孱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张力。虽然祥林嫂健硕的身体使她显示出与男性等同的某些特征，但是“女性”这一性别意识却深深植根于她的思想深处。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人们的性别特征与社会属性密不可分。法国女性主义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宁可}兑是逐渐形成的。在生理，心理或经济上，没有任何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在社会的表型现象。”⑦在人类社会中的男女从心理气质到性别认知，乃至社会分工等，其实都不是先天决定的，而是一种后天的社会力量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美罔作家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一书中也写道：“性角色对男女两性各自的行为、举止和态度都做了繁复的规定。将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事划归女性，其他的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为男性之责。女性的有限作用往往使她停留在生物经历这个层面上。因此，几乎一切可以明确称为人类而不是动物行为（动物也同样会生育，照顾幼仔）的活动都属于男性。”⑧

　　祥林嫂对自己的依附性女性角色的认知正源于她深受封建男权社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影响。男人们外出做工，成为家庭的经济来源进而成为家庭中的顶梁，而女人多数选择担任在家相夫教子的角色，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也丧失了在家庭的话语权。中国封建社会给女性设置了非常多的道德伦理规范来约束女性的思想和行为，这些强制施加在女性身上的道德律令，往往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被融合进女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由此女性形成了对男权制无条件的思想认同，并取代了其自身的独立思考。在此情境之下，女性表现得顺从且被动，十分容易泯灭作为“人”的自觉，并丧失了在男性面前地位的平等性。也正是在这样的男权社会下，尽管在身体的强壮性方面可以与男性相媲美，但在心理意识层面上，祥林嫂仍屈服于男权之下，做着“夫家的奴隶”。

　　二、第二次抗争：男性力量与绝对权力

　　在小说中，祥林嫂的第二次抗争则发生在她被婆家抢回家后。祥林嫂的婆婆为了小儿子结婚的彩礼钱而将其卖到贺家墺，祥林嫂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抗争。她起初“闹得厉害”⑨，用卫婆子的话说是“真出格”，“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墺，喉咙已经全哑了”⑩，“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11）。众人不小心，一松手，祥林嫂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用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都没有办法止住血，直到在新房里还是骂。祥林嫂的抗争不可谓不激烈，但是即使是再强烈的反抗，还是在以力量为代表的男性面前屈服了。女性主义学者吸收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男权制社会将力量、权力同邪恶、性欲等同起来，其规则是男性为施虐的一方，女性则为牺牲的一方。人们对妇女遭到强暴所作出的情感反应往往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因而女性在传统男性社会中不仅处于受压迫的地位而且还丧失自己的话语权。

　　同样，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在两性关系方面，男性主动、女性被动这一状态被认为是合适的，甚至男性的性暴力、性攻击性都被看成是男性的成就与威望。男性始终在两性关系中具有强权地位，并持这一强权占有、使用，掌控女性。祥林嫂自己也说“你不知道他力气有多大”（12），在男性的强有力下，祥林嫂放弃了自我的抗争意志，接受了此后的命运并怀孕生子。《祝福》中有关祥林嫂入洞房的描写就是根据弗洛伊德规定的“女性被动，男性主动”的概念描写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13）后，祥林嫂“第二天也没有起来”（14），但最终还是“起来了”。先前抗争如此激烈的祥林嫂却不再反抗了，并在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

　　祥林嫂被买卖，被迫结婚，被迫入洞房，在人格尊严被无情践踏后，却选择顺从地接受这一切，并生下孩子，过起了新的生活。一个人的前后反差何以如此之大呢？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自我虐待是女性人格中的显著特征，它不仅是“女性的”，而且它还与女人在婚娴中的地位相一致，他将这种地位称作“奴役”。祥林嫂的前后变化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女性的反应是接受奴役并表示感激。尽管女性失望、痛苦，并意识到这是她所遭受的重大伤害，同时也知道，由于自己不再贞洁而贬值了，她也不再做出反抗。小说中的祥林嫂即是如此，当她第二任丈夫死后便与儿子阿毛相依为命。此时，在祥林嫂的心里已经生出了对贺家墺深深的归属感。因此，在后来与柳妈关于头上疤痕的谈话中，脸上许久没什么生气只有悲苦的祥林嫂却“笑了”（15）。祥林嫂的笑表明，在她自己的意识里，她已经不再将伤疤看作是一道屈辱，而是与第二任丈夫幸福生活的见证。在激烈的反抗过后，祥林嫂顺从地选择了妥协和接受。然而，后来迎接她的却是更大的不幸。

　　三、第三次抗争：精神失败并走向灭亡

　　祥林嫂的第三次抗争发生在丧夫又失子之后，在柳妈的指点下，不惜用此前积存的所有工钱到土地庙里去捐门槛，希望借此“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16）。然而，这一次的抗争，祥林嫂非但没有获得救赎，反而使她走向了精神的崩溃和最终的死亡。在祥林嫂刚回到四婶家时，虽然自身遭受了许多不幸，她还是在潜意识里将自己放在一个“有用的人”的位置，所以祭祀时“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和筷子”（17）。但是，四婶的不满和他人的冷眼嘲讽使她一步步认识到自己早已丧失了社会存在价值，感受到自己的“低人一等”，“败坏风俗”和“不祥”。柳妈的一番话让她仿佛找到了自我救赎的门径，便急急忙忙要去捐门槛“给千人踏，万人跨”（18）。面对自己的命运，祥林嫂似乎是一个有着自我救赎意识的觉醒者，但其实是一个“无知的觉醒者”。她不仅没有认识到自身痛苦的根源是封建男权制度对她的压迫，反而去土地庙中寻求解脱。

　　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祥林嫂骨子里恪守着“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观念，这使她对于自己的再次出嫁充满负罪感。传统节烈观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畸形价值观影响着中罔古代千千万万的女性。千百年来，中国女性处于受压抑状态（或不自知的压抑状态）中，是历史的缺席者。女性的缺席，进一步使他们成为隐性的“物”，男性的声音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的真相。因而在男性话语主导的社会中，女性不自觉地遵从男性话语并维护它。正如与祥林嫂一同做工的鲁镇的女人们那样，她们非但不同情她，还用一种看笑话的态度来对待她，甚至带有“鄙夷”的神情，仿佛祥林嫂的再嫁是对于全体女人们的侮辱，不配得到正常的对待。在她们眼里，祥林嫂因没有遵守妇道而应受到报应，因为她是“克夫”又“克子”的“罪人”。鲁镇的女人们不自觉地站在男性的立场上对祥林嫂加以指责，却丝毫没有认识到这种道德观念正是中国几千年来的男权制所强加于她们身上的。然而，最可悲的是，祥林嫂也同那些女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是接受并认同这种观念的。

　　祥林嫂思想深处的传统观念都来源于父权制社会对男女性别角色不同的要求与规定。正因为父权制社会塑造出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等一系列传统观念，并成为影响远久的强大力量，女性逐步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失语者”，沦为一个受控制、受支配的“次”群体。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家借助阶级分析方法，用性别代替阶级，对其进行社会历史分析，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归结为父权的社会制度，并指出这一制度与父权制的强权统治一起，成为维护和巩同封建男权制度必需的一系列策略。在强大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作为一种被压抑、被宰制的存在，缺失了作为人本应有的主体性，仅仅是依附于男人的“物”而已。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下而不白知，仍满心欢喜的“捐门槛”维护着男性的权力，在传统封建伦理观念的侵蚀下，女性本应同样高贵的灵魂一步步沦丧，变得愚昧无知，充满奴性。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言说：“女人首先要痛苦地、骄傲地开始她在放纵和超越方面——即在自由方面实习。”（19）然而，祥林嫂虽有反抗，但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封建男权统治的拥护者”，因而等待她的结局只会是在无谓的抗争中一步步走向毁灭。

　　四、结语

　　在《祝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罔女性的内心深处，封建奴性仍然根深蒂同地存在着，这使得女性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她们往往一方面试图反抗传统，一方面又不堪承载精神的重负。中国的社会在不断进步，传统的道德和伦理正在不断被重新审视，女性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是现代社会一直高歌的旋律。然而现代女性面对物欲横流的大干世界很可能再一次迷失自己。“做得好不如嫁得好”，“读书无用论”的论调反映了一部分女性重新演绎了都市版“卖身为奴”的故事。冰心曾说，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个人，再想到自己是个男人或女人。这也正如当代女诗人舒婷在《致橡树≥中所说：“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以樹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现代女性想要获得真正的救赎，就必须清除思想深处作为男权社会之附庸的奴性，释放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维护女性应有的权利。

　　①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②③④⑤⑥⑨⑩⑩⑧⑩⑧⑩⑩⑤⑩鲁迅：《彷徨·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页，第10页，第11页，第11页，第11页，第14页，第14页，第14页，第19页，第14页，第14页，第19页，第19 20页，第16页，第19页。

　　⑦（19）[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第805 806页。

　　⑧[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宋伟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