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蔚

　　摘要：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中的《痛苦的事件》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存在着微妙的离奇的巧合，表现在女主人公自杀的方式与地点、男女主人公第一次见面时对女主人面部表情的描写以及女主人公自杀后男主人公的精神顿悟等，虽然《痛苦的事件》具有非凡的艺术魅力，但乔伊斯却始终对这部短篇小说不满意，认为是《都柏林人》中最薄弱的两篇之一，并反复修改;毕竟乔伊斯作为20世纪被公认为最具风格和独创力的作家，他是爱尔兰的托尔斯泰。

　　关键词：婚外恋 悲剧 精神顿悟

　　有乔伊斯研究者认为，《都柏林人》中的故事不宜被选读本采用，理由是：一旦单个故事从其大框架内剥离出去，它本身的震撼力就会大大削弱。的确，乔伊斯是以爱尔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模式来搭建《都柏林人》的框架的，他将看似独立的十五个故事按照童年、少年、成年、公共生活串联为一个既有自传性质又影射整个民族机体的连续叙事。确实，整体并不等同于若干局部的集合，局部脱离了原先的整体，此局部已非原局部;对此，德国批评家施勒格尔认为：“一个艺术家倘若没有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就没有必要写作两部或两部以上长篇小说。——显面易见，一个作家的全部小说常常是相互关联的，一定程度上只是一部小说。”我们知道，德国哲人一向偏爱博大精深的逻辑体系，施勒格尔有此整体思想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另一方面，施勒格尔并不相信哲学反思的内容可以用一个完整封闭的体系来描述，毕竟写在纸上的语言与活动着的思想之间存在着不相适应的状况，他反而创作发表了大量的“断片”，因为“短小的断片形式没有封闭性，不成体系。它既是开始，又是结束;实则既无开始，又无结束。真理的火花在其中闪烁跳跃，等待读者的想象力去捕捉”。断片有意识地回避封闭式思维，它自有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它可以说是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针对《都柏林人》中的单个故事进行分析论述。

　　笔者分析论述的是《都柏林人》中的十一篇——《痛苦的事件》。之所以选中了《痛苦的事件》，那是因为细读之后很自然地联想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当然，《安娜·卡列尼娜》出版在先，是1877年出版的，而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于三十余年之后的1914年出版。

　　《痛苦的事件》叙述了一对男女失败的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次半途而废的婚外恋。杜菲先生在都柏林的一次音乐会上，邂逅了一位船长的妻子西尼考太太，两人情投意合，交往频繁，但是杜菲先生因西尼考太太的一次亲密举动断绝了与她的关系;四年后，杜菲先生无意中从报纸上的一条新闻中获悉：西尼考太太在喝醉酒后被火车撞击而死。西尼考太太之死的消息，最初让杜菲先生感到很气愤和难堪，他对她的死以及自己曾和她的生活发生联系感到恶心;但随后，他感到内疚与悔恨，他忽然意识到：他可能放弃了自己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他备感孤独……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常被看成是描写通奸（婚外恋题材的小说。的确，托尔斯泰的最初构思是要写一个不忠的女人以自杀结束生命的爱情悲剧，但这个构思最后又得到大大的擴展，结果是小说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批判成分。安娜是一位魅力超群的已婚妇女，她感到她已无法控制住自己对渥伦斯基伯爵的感情，因为他与她循规蹈矩、一心向上爬的高官丈夫卡列宁截然不同，安娜丢下丈夫和儿子投到渥伦斯基的怀抱，但渥伦斯基却开始逐渐疏远她。安娜认为，摆脱怨恨和绝望的唯一出路是自杀，于是她在与渥伦斯基初次见面的车站卧轨。

　　细读乔伊斯的《痛苦的事件》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会发觉两部作品有多处耐人寻味的神似之处，虽然前者篇幅极短，后者却是六十万字的长篇巨著。

　　两部作品都讲述了女主人公失败的恋情，她们都以自杀的方式死于火车站，而两位作家都保持第三人称，但又略带同情的语气，重点展现事实和情感，都没有对人物命运做出直接的评论。安娜一下火车，便有一人在火车站死去，预示着几年后她自己将死在火车站;而杜菲先生与西尼考太太偶遇在上座率极低的歌剧院，“令人不安地预示着演出要失败”。西尼考太太对着空旷的大厅说：“今晚听众这么少，太遗憾了！让人对着空座位演唱，实在是难堪。”歌剧院演出的失败预示着西尼考太太恋情的失败，而她的自杀也将令杜菲先生感到难堪，杜菲先生在得知她死后曾扪心自问：“他不可能和她演一出欺骗的喜剧……”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两位作家对男女主人公第一次会面的细节描写。我们先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在这短促的一瞥中，渥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它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我们再看乔伊斯的《痛苦的事件》：“她的脸过去一定很漂亮，现在仍然还透着灵气……一双眼睛是深蓝色的，稳重而坚定。当她注视时，开始像是藐视，但随着瞳孔渐渐隐入虹膜又显得有些混乱，在瞬间表现出一种感情非常丰富的气质。瞳孔很快重新出现，这种半揭示出来的性格又受到谨慎的控制…”。

　　两位作家的文字使我们想到浪漫爱情小说中的“一见钟情”，并且两位作家笔下的男性都是作为一个敏锐热情的观察者，而将女性作为被凝视的对象，展现了一种动态而非静态的女主人公的面部表情。在托尔斯泰笔下，安娜因其具有被压抑的生命意识，灵魂深处才荡漾着激情，时不时通过无言的外在形态流露出来，托尔斯泰重点抓住了安娜的脸部表情，发掘出主人公潜在的心灵世界。“被压抑的生气”正是安娜悲剧性格的内在本源，这种生气与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制力构成她内心的矛盾冲突，丰富的情感被理智的铁门锁闭着，但无意中又在眼睛的闪光、脸上的微笑中泄露了出来;同样乔伊斯也是重点抓住了西尼考太太受到谨慎（理性或者理智）控制的丰富的感情，当她那稳重而坚定的深蓝色眼睛注视时会有一种变化——从藐视过渡到混乱，乔伊斯抓住了西尼考太太瞬间眼神的变化，进而细致入微到眼睛的瞳孔的变化;眼睛是人类心灵的窗口，人的心理活动全部显露在眼睛中，而就是在对西尼考太太眼睛的描写中，揭示出她感情非常丰富的气质，她那丰富的感情就像安娜“被压抑的生气”一样正是她悲剧性格的内在本源。可以说，乔伊斯对西尼考太太的非语言行为的描写与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描写有着非常微妙的相似之处，甚至给人一种如出一辙的感觉。

　　另外，两部小说的结尾都不是女主人公在火车站自杀的一幕，虽然托尔斯泰是明写，乔伊斯是暗写。在《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也就是小说的第八部第十九章，整章的内容几乎都是通过内心独白的方式展现列文的精神顿悟：“我的智慧依旧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祷告，但我依旧会祷告，——不过，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每分钟不但不会像以前那样空虚，而且我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列文明确表达了自己新的信仰和人生观，它提醒我们注意托尔斯泰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小说既是在叙述故事，又具有哲学意义。”换成其他作家，也许就把小说的结尾写成安娜自杀的一幕，但托尔斯泰却以抽象的哲学论断作為结尾;列文在小说中的最后一次思考提醒读者他的经历映照出安娜的经历，他的新生反衬着安娜的毁灭，列文所获得的生活的每分钟不但不会像以前那样空虚，而且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而就在这之前安娜刚刚失去了自己的整个生命;托尔斯泰以其典型的对称结构使列文的获得与安娜的失去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相同，乔伊斯也是以杜菲先生的“精神顿悟”结束小说：杜菲先生读完有关西尼考太太之死的新闻报道后，最初感到十分厌恶与难堪，并暗自庆幸自己早已同这个沉沦的女人一刀两断，然而，当他重温他们共同度过的那段生活历程时，他开始感到内疚并责问自己：为什么不给她留条活路？为什么要置她于死地？杜菲先生在寒冷的夜晚独自在公园踱步沉思，并由此获得了“精神顿悟”：“他觉得遭到了生命盛筵的抛弃。有一个人看来曾经爱着他，而他却断送了她的生命和幸福：他判定她耻辱有罪，使她羞惭致死。……没有人要他;他遭到了生命盛筵的抛弃……他感觉到自己是孤身一人。”虽然乔伊斯在短篇小说中并没有运用对称结构，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是《都柏林人》末篇的主题……它还是《痛苦的事件》的主题”，另外，杜菲先生的顿悟虽然是由西尼考太太之死引发的，但他的顿悟并不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带来新的体验和可能的改变，只是让杜菲先生认清了他所处的充满悲伤和惯例的特定环境，然后又顺从而无奈地回到这一环境中，重返那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命可以存在和延续，但注定了生活的不幸和厄运难逃。这样的结尾同样提醒我们注意乔伊斯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我的目的是为我国谱写一部道德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为背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是瘫痪的中心。”的确，乔伊斯关注的焦点并不是落在一男一女的关系上，因为最具悲剧性的，并不是西尼考太太的自行了断，而是不管西尼考太太无论怎样行动，杜菲先生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尽管他有感悟也有罪过，但本质上他是一个麻痹的人。

　　乔伊斯的作品不是容易读的作品，《都柏林人》也不例外，乔伊斯似乎认为，传统小说的改革任重道远，而最初的实验必须从短篇小说开始。虽然《都柏林人》是乔伊斯告别传统、追求创新而迈出的重要一步，但《都柏林人》在艺术风格上与法国作家莫泊桑和俄国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比较接近;对此，庞德在评论《都柏林人》时曾说，我可以放下一篇优秀的法国小说，随手拿起一篇乔伊斯先生的小说而不会觉得自己好像受到了蒙蔽;而美国著名乔学家艾尔曼也声称：与乔伊斯的短篇小说最接近的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不过，莫泊桑与契诃夫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过分强调他们对乔伊斯的影响是不足取的。事实上，“乔伊斯只是将莫泊桑和契诃夫视为艺术的楷模，而不是蓄意模仿的对象。显然，乔伊斯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的与其说是具体的创作技巧，倒不如说是英语小说告别传统、走上革新之路的可能性”。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乔伊斯在给弟弟斯坦尼斯劳斯的信中对托尔斯泰的评论：“托尔斯泰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从不迟钝、从不糊涂、从不疲倦、从不迂腐、从不做作！他比别人高出一头。”并在这封信中提到《安娜·卡列尼娜》，用此作为例证，证明托尔斯泰非同寻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乔伊斯一定仔细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并对它推崇备至。虽然，乔伊斯的《痛苦的事件》中的杜菲先生有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就是乔伊斯的弟弟斯坦尼斯劳斯，斯坦尼斯劳斯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一位已婚妇女在一场音乐会上的会面，此事也被乔伊斯借用到了他的《痛苦的事件》中。让我们感到有趣的是，斯坦尼斯劳斯很早就渴望像哥哥乔伊斯一样当个作家，这种渴望并不停留在空想阶段，他曾有通过日记进行创作的大胆尝试，他模仿的作家正是托尔斯泰。他读了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随笔》后，书中普拉斯库幸濒临死亡时思想漫游的描写激起了他创作的欲望，他也尝试记下了某人濒临入眠时的思想漫游。他煞费苦心写出的东西，乔伊斯评价不高，认为像是“年轻的莫泊桑的作品”，不过也从中获得了某种启示;按照乔伊斯的说法，他愿意把斯坦尼斯劳斯当作“磨刀石”用。尽管如此，他还是在《痛苦的事件》中引用了弟弟斯坦尼斯劳斯日记中的格言警句之类的东西，比如：“男人与男人之间不可能有爱情，因为他们不可能进行性交;男人与女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因为他们一定会进行性交。”虽然《痛苦的事件》故事写得波澜起伏，人物逼真，读来耐人寻味，很多评论家都感受到这篇小说非凡的艺术魅力，但乔伊斯本人对这篇小说却并不满意。乔伊斯曾写信告诉弟弟斯坦尼斯劳斯他写的《英雄斯蒂芬》与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存在着离奇的巧合，他还坦承《当代英雄》“那本书给我印象很深”。虽然他说他的书要比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长得多。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他的《痛苦的事件》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也存在着“离奇”的巧合，虽然他的小说要短得多。我们再仔细琢磨一下他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从不迟钝、从不糊涂、从不迂腐、从不做作！他比别人高出一头。”联想到乔伊斯是被公认的20世纪最有风格、最具有独创性的作家，乔伊斯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何尝不是对自己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就是对自己的评价。也许，正是因为他的《痛苦的事件》和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存在着那么多关键之处的微妙巧合，才使乔伊斯对自己的这篇短篇小说始终不满意，认为是《都柏林人》中最薄弱的两个短篇之一，并反复修改;毕竟，乔伊斯不仅是爱尔兰的莎士比亚、歌德、拉辛，他还是爱尔兰的托尔斯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