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次“红桥修禊”推动并兴盛了清代扬州的酬唱文学的发展。从主题上讲，不同时期作品的风格与主题不尽相同，尽管多为酒席之间的唱和之作，却也并不与时代脱节，追念史实、记录时事在名篇佳作中也多有体现；从艺术形式上来讲，由于在修禊中所创作的诗词多为“命题作文”，加之限题限韵而有所拘羁，所以这类诗词往往更注重艺术形式上的精致工整。
关键词：“红桥修禊” 扬州 酬唱
酬唱，指用诗词彼此赠答唱和，此词最早出自唐末诗人郑谷的《酬右省补阙张茂枢》的“积雪巷深酬唱夜，落花墙隔笑言时”。狭义上的酬唱文学指文人酒席筵宴、集会众游上的和唱赠答之作，广义上的酬唱文学还包括赠别诗。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六次南巡，多次驻跸扬州。自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先后六次驾幸扬州。{1}天子的南巡驾幸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人雅士的创作涌向，而文人之间的酬唱交往，也就成为清代扬州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唐朝创作高峰过后，到明清两代，扬州的酬唱诗词又开始被大量创作，尤其是清初，康熙到雍正之间，酬唱诗词的数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乾隆到嘉庆年间，酬唱诗词数量维持于一个较高的创作数量，但在此之后数量再度减少。这说明乾嘉之学兴盛之后，扬州已从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域，向经学研究重镇过渡。据李坦《扬州历代诗词》节录的酬唱诗词歌咏的数目统计显示：清初至雍正年间94首，乾隆到嘉庆时期96首，道光至民国初年38首。这些酬唱文学的创作，一方面此时代的扬州文学中有大量的作品描绘的是文人们的邂逅、重逢、聚会以及离别，另一方面，文人们在扬州游历流连，也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两者可以说是互为因果，互为促进，构成了扬州形象浓墨重彩的一笔。而清代扬州酬唱文学，其重要载体之一，便是“红桥修禊”。“修禊”原本是我国古代周朝由巫术演变来的古老习俗之一。古时农历三月巳日官员民众都聚集到水边洗涤沐浴、采撷兰花，以此来破除污秽、祈求好运，这便是“修禊”。而后来的“修禊”逐步与“曲水流觞”相结合，即文人们携带酒馔聚会于河畔溪边，先在水中洗濯，沐浴后顺势依水而坐，随水流放下带羽的酒觞，酒觞顺流而下，在溪流转弯处酒觞可停于席地而坐者面前，得觞者饮酒，并就地即兴赋诗。历史上最有名气、流传最广的是“兰亭禊事”，主持者为东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王羲之，而清朝年间的“红桥修禊”则又为一大文学盛事。
“扬州好，第一是虹桥。”{2}红桥始建于明崇祯年间，跨于扬州瘦西湖之上。《扬州览录》有如是记载：“虹桥为北郊二十四景第一丽观，原名紅桥，建于明崇祯年跨保障湖水口，围以红栏，故名曰桥。”{3}红桥景色动人，曾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在此指点山河，切磋诗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墨迹和感人的故事。
继王士先河之后，孔尚任、卢见曾先后主持的“红桥修禊”极大地打响了这一文学活动的名声，引无数后人之仰慕。之后各个时期的文人名士也有许多主持过相似的雅筵集会，如厉鹗、曾燠等。不同时期的“红桥修禊”汇聚了不同的文学名流，这就使它不仅是对清代扬州诗人思想和创作风格变化的展示，更是扬州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随着岁月的沉淀和时间的流逝，“红桥修禊”已经内化成为扬州城市文化的一种象征和人文风貌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传统的风俗。“红桥修禊”集会在文学、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地延展和深化，对其进行整体考察也是清代诗人集会研究领域一次积极的思考和探索。以下，本文即对三次“红桥修禊”中的酬唱文学展开论说。
一、王士“红桥修禊”
清初王士首开“红桥修禊”之先河，后世效仿者无数。康熙元年三月三日，他与一些诗人名士在扬州红桥行修禊之礼，首写《冶春绝句》二十首。《冶春绝句》一出，争相酬答唱和的名人骚客无数，并且对于此诗的评价也极高。陈其年云：“官舫银镫赋冶春，廉夫才调更无伦……”宗梅岑云：“五日东风十日雨，江楼齐唱冶春词。”刘体仁评云：“《冶春诗》独步一代，不必如铁崖遁作别调，乃见姿媚也。”《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亦云：“有冶春诗，诸君皆和。”{4}
《冶春绝句》诗的序言对此次红桥修禊参与的人员有着非常详细的记录：“同林茂之前辈、杜于皇、孙豹人、张祖望、程穆倩、孙无言、许力臣、师六修禊红桥。”{5}从其诗序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与王士一同参与红桥修禊之雅事的诗人基本都是当时扬州被称为明代遗民的铮铮名流。因而其酬唱的诗歌除感叹眼前绿杨城郭之美景外，多为描绘清军入关后的肃穆萧条的怆然忧愁与兴衰有道的阒然喟叹之作。如王士《冶春绝句》其十三中的“当年铁炮压城开，折戟沉沙长野苔”{6}，杜《题王阮亭〈冶春词〉后》中的“扬州恨血地全遮……春词赋就起悲笳”{7}，均是回忆当年清军攻破扬州城后的“扬州十日”给扬州带来的灾难。孙枝蔚《后冶春，次阮亭韵（其七）》中的“垂老乾坤有叹嗟……何时归见墓门斜”{8}则是抒发直至暮年仍然功业未就的苦闷心情。张纲孙《浣溪沙·红桥》中的“二十四桥今寂寞，隋堤芳草莫添愁”，凄凉与怅然交织，暗叹物是人非。
二、孔尚任“红桥修禊”
康熙二十七年（1688）三月三日，孔尚任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前往淮扬，协助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对王士的“红桥修禊”大为赞叹，曾作《扬州》云：“阮亭合是扬州守，杜牧风流数后生。廿四桥边添酒社，十三楼下说诗名。”{9}因而，其随后滞留广陵期间，再办“红桥修禊”。
孔尚任的《红桥修禊序》中也有如是记录：“康熙戊辰春……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10}孔尚任游历梅花岭、平山堂后，感物抒情，又忆起王士等先贤，因而诗兴大发。众人皆作和诗，因而在这次修禊中也创作出了大量的酬唱佳作。
此时的扬州，已从屠城的阴影中走出，基本完成了战后修复，出现了再复盛景的端倪。因而部分诗人酬唱的内容转向了对于扬州美丽景色的赞美。如孔尚任《三月三日泛舟红桥修禊》：“酒家只傍桥红处，诗舫偏迎袖翠群……扑衣十里浓花气，不惜笙歌也易醺。”{11}并且，这些酬唱之作相对比于王士“红桥修禊”中的作品而言，对仗更加工整。以“酒家只傍桥红处，诗舫偏迎袖翠群”一句为例，“酒家”对“诗舫”，“只傍”对“偏迎”，“桥红处”对“袖翠群”，而且“红”与“翠”的色彩对比鲜明，相映成趣。但就其曾参与人员来看，如邓汉仪、宗元鼎、查士标等多为明末遗民，因而哀叹亡朝、怀往追昔之感仍时有流露，如宗元鼎《题红桥酒家》云“不要缠头要小令，因他听熟《后庭花》”{12}等。
三、卢见曾“红桥修禊”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春，已逾花甲的卢见曾被奉命为两淮盐运使，客官扬州。他广结当时扬州文坛的名流，饮酒赋诗，并以此为乐，为其后来集扬州文客之盛打下了基础。卢见曾数次修禊红桥，文人雅客争相参与，当时的扬州名士如郑燮、金农、袁枚、罗聘、厉鹗等均做客其中。
其间，卢见曾《红桥修禊》四首成为当之无愧的佳篇名作。其中的名句如“十里画图新阆苑，二分明月旧扬州”“月度重栏香细细，烟环远郭影蒙蒙”“红桃水暖春偏好，绿稻香含秋最清”{13}等，使“红桥修禊”的美名流传至全国各地，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事。从这些名句可以看出，这一时期酬唱文学的艺术特色体现在更为精致的对仗，以“红桃水暖春偏好，绿稻香含秋最清”为例，可以看出几乎字字对应，并且景物景致的刻画也更显细腻。再如郑燮的《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诗》中的“青山骏马旌旗队，翠袖香车绣画城”{14}，除对仗工整外，还别出心裁地运用了列景的艺术手法，仅六个词语便勾勒出一幅马队香车游城图，不愧为写景名句。
内容上而言，除上述诗句对于扬州景色的描绘外，还有一些佳篇则是反映了圣上南巡之盛景。如卢见曾《红桥修禊（其一）》的“昨夜宸游新侍从，天章捧出殿东头”{15}一句，便是描写乾隆南巡旨意的下发。另在其《红桥修禊（并序）》中也有相关记录，如：“乾隆十六年辛未圣驾南巡……岁次丁丑，再举巡狩之典，又浚迎恩河水以入于湖。”{16}在記述天子“宸游”之时，字里行间多迎合圣意与邀功之意，这是与前两次许多明末遗民参与者的所作诗作截然不同的地方。另，感情基调也与前两次“红桥修禊”中所表达的略有不同，因为一些诗词展现了诗人十分豁达开朗的心境，更有一些流露出及时行乐的价值取向，如郑燮《再和卢雅雨》中的“莫以青年笑老年，老怀豪宕倍从前”“佳境佳辰拚一醉，任他杯酒渍衣襟”{17}等。
四、总结
三次“红桥修禊”带动并且兴盛了清代扬州酬唱文学的发展。从主题上讲，不同时期作品的风格与主题不尽相同，尽管多为酒席之间的唱和之作，却也并不与时代脱节，追念史实、记录时事在名篇佳作中也多有体现。从艺术形式来讲，由于在修禊中所创作的诗词多为“命题作文”，加之限题限韵有所拘羁，所以这类诗词往往更注重艺术形式上的精致工整。
清代扬州的酬唱文学对后世影响颇丰。一方面，扬州风景名胜所具有的诗情画意得到了更全面、更生动的描写和表现，另一方面，这些胜景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和人文精神也因酬唱文学的流传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发扬和升华。酬唱文学在记录历史事件、描绘风景名胜等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的文学、历史与旅游价值值得我们更加深入地关注、思考与品鉴。
{1} 苏保华：《扬州镜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 〔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广陵书社2010年版。
{3} 王振世：《扬州览胜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 〔清〕王士：《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6年版.
{5}{7}{8}{12}{13}{15}{16} 李坦：《扬州历代诗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清〕王士：《渔洋精华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9}{11} 徐振贵：《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齐鲁书社2004年版。
{10} 〔清〕孔尚任：《湖海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4}{17} 卞孝萱：《郑板桥全集》，齐鲁书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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