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汪国真 余秀华 抒情主体 语体风格 艾米莉·狄金森
大众文化时代我们已然习惯于诗坛的沉寂，而“余秀华热”与“汪国真之死”打破了诗坛的沉寂，引起了评论家和公众的广泛关注，成为2015年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汪国真和余秀华两位诗人在不同时期对读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汪国真引发读者读诗热潮之时正值第三代诗人以先锋姿态把持诗坛话语权的年代，“青春诗人”汪国真之死宣告了一个转型期诗歌审美时代的落幕，象征着依靠阅读文学文本来获得美感和心理调适时代的终结，也象征着依靠手抄阅读和传统纸面阅读传播大众文化时代的故去；余秀华从默默无闻的业余诗歌作者到红遍中国的知名诗人，可以说具有了“新生”的意义。余秀华走红表明，大众文化时代，社会底层解构中心成为可能，大众“造星”的时代已经来临。汪国真和余秀华两位诗人在大众文化影响下的不同阶段，在诗歌创作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及艺术特质。
一、抒情主体的“我们”与“我”
“抒情主体作为诗歌中的一个因子，是诗歌情感指归的标志之一。从数的角度来考察，抒情主体可分为复数和单数。作为抒情主体的复数和单数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同为复数或单数，其内涵也可能是迥然有异的。一般说来，单数抒情的主体更多地指向个体情感的抒发，而复数的抒情主体则更多地指向群体关怀。”{1}汪国真诗歌与余秀华诗歌在抒情主体表达感情方面有着明显不同。汪诗无关政治，将视角投向民间，善用“我们”表达一代青年人对崇高理想和美好明天的期盼和渴望，他为一代青年人代言，与他们共同感召青春时代的到来，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份温情。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明天不再遥远/当为了一神圣的期待/甚至可以献出一切/我们已不需要/在发什么誓言”（《为了明天》）。
余秀华的诗歌具有独特的民间气息，诚如《诗刊》编辑刘年所言：“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2}她的诗强调了抒情主体“我”的存在，诗歌往往以自我的生活圈子为中心，书写人生感受，这种感受一方面突出苦难不幸的遭际。如《我养的狗，叫小巫》所写：“他揪着我的头发，把我往墙上磕的时候/小巫不停地摇着尾巴/对于一个不怕疼的人，他无能为力//我们走到了外婆屋后/才想起，她已经死去多年。”终日陪伴自己的狗、死去多年曾给予作者关爱的外婆与对作者施与虐待的丈夫形成鲜明的反差，苦难与无助浸润诗中。另一方面她也在劳苦背后提取诗意，如《一只水蜘蛛游过池塘》：“我停下来，镰刀握在手里，草静止在黄昏/——我是说一只水蜘蛛刚刚下水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它向对岸游动，迅速，没有一点迟疑/水面没有一丝波纹，它如同扒在一块玻璃上/嵌进了天空，云朵，树影的玻璃。”诗人将割草时发现水蜘蛛划过水面的场景融入诗中。此外，抒情主体“我”也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下流露出对美好爱情的想象。“为了爱你，我学着温柔，把一些情话慢慢熬/尽管我还是想抱着你，或者跳起来吻你”（《美好之事》），“只是一想到你，我就小了，轻了/如一颗狗尾草怀抱永恒的陌生摇晃”（《今夜，我特别想你》）。
二、语体风格的通俗散化与含蓄凝练
汪国真与余秀华在语体风格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汪国真诗句语言通俗，句与句逻辑关系明确，常用因果、并列或转折关系连接句与句、节与节间的文义。如《热爱生命》：“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既然钟情于玫瑰/就勇敢地吐露真诚//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选取的前三节，节与节之间是并列关系，节内部“既然……就”构成因果关系，从“成功”“爱情”“奋斗”三个角度表达出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和经历，不存在所指的漂移和阅读理解的障碍，且情感表达上诗人往往采取先铺陈情感后升华哲理的方式，少了诗歌的率性灵动，多了人工的刻意，如《山高路远》最后一节：“如果远方呼喊我/我就走向远方/如果大山召唤我/我就走向大山/双脚磨破/干脆再让夕阳涂抹小路/双手划烂/索性就让荆棘变成杜鹃/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远方和大山的呼喊喻指未来的召唤，夕阳涂抹小路和双手划烂代表追求过程之艰难，最后将前面集聚的情感提升为“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告诉我们追求者自己的主动性可以化解任何难关的道理。余秀华诗歌注重内在的凝练，思绪的跳跃，造成陌生化的效果，如《我爱你》第一和第二节：“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语句凝练，且句与句之间省略了逻辑关系，阅读理解难度增加，像其他诗文中“提心吊胆的春天”“冤枉的时辰”“奢侈的悲伤”“烟草年华”等组词搭配超越常规，经过提炼，含蓄费解。
三、形似与神似艾米莉·狄金森
美国19世纪传奇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没有受过高深教育，自学成才，对诗歌执着痴爱，一生寡居，终身未嫁，生前只有7首诗歌发表，死后1775首诗作被发掘，她默默无闻，直到1890年《狄金森诗集》出版才被公众熟知。在当代美国诗坛，她被视为现代派先驱和意象派鼻祖。汪国真说他的诗歌创作受李商隐、李清照、普希金和狄金森的影响，旅美学者沈睿认为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她在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序言中评价说：“我觉得余秀华是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出奇的想象，语言的打击力量，与中国大部分诗人相比，余秀华的诗歌是纯粹的诗歌，是生命的诗歌，而不是充满华丽装饰的客厅。她的诗歌是语言的流星雨，灿烂得你目瞪口呆，感情的深度打中你，让你的心疼痛。”{3}
艾米莉·狄金森的痕迹在两位诗人诗中都有不同的表现，狄金森对汪国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歌形式上，“狄金森的诗大多不超过20行，最长的一首也仅50行，而且诗人用词节约，每行字数不多，所以狄金森的诗不仅行数少，而且每行都很短”{4}。汪国真诗歌一般两到三节，每节至少两个字，最多18个字，一般不超过30行。
“意象的鲜明、想象的奇特是狄金森诗歌的另外一个特点”，“狄金森诗歌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她用词极为考究，每一个措辞都是经过反复斟酌、再三揣摩的”。{5}虽然余秀华在采访时说自己不认识艾米莉·狄金森，但想象的奇特、用词的凝练与狄金森神似。“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睡你”的过程要穿过枪林弹雨，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让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充满了奇特的想象。“我看见每一个我在晚风里摇曳/此刻，我的飘逸之态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对抗/我追赶不上我的心了，它极尽漂泊的温暖和严寒/最终被一具小小的躯体降服。漏风的躯体/也漏雨”（《在黄昏》）。这里诗人将自己一分为二，想象新奇独特，其中一个是现实的“我”，另一个是在黄昏的风中寻找诗意想象的“我”，现实中的“我”身体残疾，想象中的“我”能敏锐感知冷暖中的诗意。而《横店村的下午》中，“我用分取的光阴凑足了半辈子/母亲用这些零碎凑足了一头白发”，“凑足”一词很形象也很有力量，将苦难岁月的凝滞融到了这个词里。“时光落在村庄里，我不过是义无反顾地捧着/如捧一块玉/身边响起的都是瓦碎之音”（《2014》）。诗人捧着时光这块玉与身边的人摔时光这片瓦形成了对比，她并非与他人一起在时光下蹉跎岁月，“义无反顾”突出了诗人内心的坚忍和不甘时光流逝的心理感受。狄金森常年过着孤独的隐居生活，她“把诗歌当成了宣泄内心感触的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狄金森的诗歌创作保全了她独立的人格，也为她提供了释放内心压抑的途径”{6}。对余秀华而言，肢体先天残疾，生活艰辛无助，婚姻痛苦不幸都带来了无尽苦恼，在诗歌创作才能未被外界发掘时，她只将诗歌视为温暖心灵的药方，“在诗歌里爱着，痛着，追逐着，喜悦着，也有许多许多失落——诗歌把我生命所有的情绪都联系起来了，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让我如此付出，坚持，感恩，期待，所以我感谢诗歌能来到我的生命，呈现我，也隐匿我”，“诗歌一直在清洁我，悲悯我”。{7}无论是狄金森还是余秀华，诗歌给不同国度，不同世纪的诗人带去慰藉，诗歌创作都发挥了文学的治疗功能。
总之，汪国真和余秀华在抒情主体、语体风格及在与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诗歌对比方面有着显著不同，这种不同丰富了新诗创作在当代的实践，也温暖了读者的心灵与生活。
{1} 丛鑫：《论“归来者”诗与“朦胧诗”抒情主体的差异》，《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00页。
{2}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700？efxh3
{3} 沈睿：《余秀华：让我疼痛的诗歌》，余秀华：《月光落在左手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4}{5}{6} 蒲隆、刘晓晖：《艾米莉·狄金森：谜一样的诗》，《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第30页，第31页，第30页。
{7} 余秀华：《月光落在左手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222页。
基金项目：忻州师范学院青年基金项目《文学场的边缘话语》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N201419
作 者：刘彪，忻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助教，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民间文学
编 辑：杜碧媛 E？鄄mail：dubiyu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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