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朵拉 《自由的红鞋》 男权社会 女性主义
朵拉是马来西亚一位涉猎广泛的多产作家，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人物传记等数十种，尤以微型小说创作影响最大。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曾经这样评述：“马来西亚的女作家朵拉是海外作家中写微型小说作品最多的一位，也是在中国内地发表微型小说作品最多的一位海外华人作家。”{1}为了展示近十几年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的实绩，他主持选编了一套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系列丛书，2010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就有朵拉的《自由的红鞋》。该书从作者为数众多的微型小说中遴选了九十八篇作品，可以说代表了朵拉多年来微型小说创作的成就，为我们阅读和研究朵拉微型小说的思想和艺术追求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对于这部小说集笔者无意于全面考察，仅择取女性主义这一视角进行粗浅的解读分析。在《自由的红鞋》这本书中，我们不仅读到作者对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的观照以及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还读到作者超越性别的局限，将人性、人生、社会等问题纳入审美视域的文化胸怀。
一、男权社会失语的“她”
在人类发展之初，母系社会中的女性曾处于社会中心地位。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男性优势愈加突显，原有的两性关系被打破，男性中心主义渐将女性边缘化。在西方的《圣经》里，女性成了来自亚当的一块“肋骨”；在东方的神话里，曾经的创世女神女娲逐渐降格，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庸。数千年来，无数个“她”被囚在“他”的社会规范里。《自由的红鞋》这部作品正显示出朵拉对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在男权社会里，女性被囿于男性话语权力之中，失去了独立表达和实现自我的自由。在朵拉的故事里，传统女性的悲剧在于牺牲了自我却仍得不到与男性平等的权利。故事里的奶奶、母亲、妻子们往往属于这类，她们遵循着男性定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秩序，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家庭付出一切。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男人之下，周良辉家即是这样的传统家庭，“一起吃饭，所有的女性全在另外一个比较小的桌子上，而且是在厨房里，家里的男人却都在饭厅的大桌上吃。”女性受到不公平待遇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作者借故事里的人物之口叹道：“虽然21世纪来临，但是，超过适婚年龄又没嫁的女性仍然受人歧视。”女性被男权社会剥夺了自主选择生活的自由。而更大的悲剧还在于很多女性满足于这样的地位和状态。黄太太是典型的家庭主妇，照顾家人而疏于爱自己，“她感觉自己一身洗得发白的衣裤，站在黄小姐身边，正好衬出丰满得过度的身材”，她是失落的，但很快又在“虽然没工作，但是我有两个儿子呀，她有吗？”中找到平衡，满足于在掌握儿子和丈夫的一日三餐中实现自我价值。“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的角色、女性社会价值的实现、女性自我的现代价值判断及女性生命意义的理性思考等问题都与‘家紧密相连。‘家是女性生命意义的原点和归宿。”{2}在传统伦理中，男性被社会视作家庭的中心，而女性的需求则被边缘化。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规范给予了男性十分广泛的自由，而传统女性往往在家庭琐碎、邻里龃龉中消耗了青春和美好，被鸡毛蒜皮淹没，与社会疏离，沦为男性眼中的所谓“妇人”，失去了进一步发展自我的机会，失去了作为女性个体的价值和尊严。
如果说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秩序制约了女性的发展，男性与女性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对立状态，那么在感情世界里情况又如何呢？爱情是文学亘古的主题，男女两性历来是故事的主角，多少离合悲欢都与爱情有关！在朵拉的这些故事里，爱情是男男女女之间的“斗争”，是百转千回的内心戏。男人和女人之间似乎有一道无法逾越的沟渠——他们无法达到完美的沟通、理解与妥协。不论是未婚男女的故事、已婚男女的故事还是婚外恋故事，男人与女人之间莫不流淌着声声叹息。“她惊异地看着眼前这个不懂得生活情调的男人。他惋惜地看着面前这个气质优雅的女人，如果她喜欢吃热的，那该多好。”约会中的男女无法理解对方，最终因为吃冷菜这件事而导致分手。几十年的婚姻使男女都变得苍老，随之老去的还有他们的感情。女人会自问：“为什么远远地看着，他是他，近一点看，他反而不太像是原来的他了？”而男人看到女人时，“他的脚步慢下来，心理稍迟疑：这个老态龙钟的女人，是我的太太吗？”爱情本是极为亲密的情感，然而在朵拉的笔下，男人与女人之间却无法打造和谐的局面，即便起初表面和谐，最终爱情也支离破碎，化作一个姑且可以回味的梦罢了。与许多女作家对爱情极尽赞美和憧憬的态度不同，朵拉似乎已对爱情中的男女达成共识失去了信心，对男女间的爱情保持着极理性的态度。《废弃的车站》写了一个关于婚外情的故事，涉事女主应约私奔，但内心经历一番波折后决定回归家庭，“她心想：‘也许应该到车站去和赵力胜说一声。她不知道，没人也没有车的车站，一直都没有人，也没有车来。”这里作者对女性的天真和男性的无义进行了一番有力的嘲讽。与男性相比，处在感情世界里的女性更渴望浪漫，更富于幻想，她希望对方能明白自己的所思所想，与自己产生共鸣，如《有一株树》里的刘小燕；她希望男性更看重她的内涵而不是外表，如《你不懂我的心》里的吴希莉……然而往往事与愿违，两性之间的差异导致他们难以对话和沟通，男人与女人如两条互相映衬却永远不会重合的直线。
二、重构现代女性意识
那么女性是否应该默默忍受这种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或者默默承受与男性无法对话的痛苦呢？显然，作者并不赞成，而主张女性有自己的主权和自由。在工作上，女性可以与男性一样奋斗拼搏，而不是依靠取悦男性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算失败也要东山再起，靠自己的实力将理想和计划实现而不是过早地选择安稳（《不认输的咖啡》）。在感情上，作者质问为什么女性要为了保持身材和脸蛋而控制食欲做一头纯吃草的牛（《纯吃草的牛》）？为什么要为了迎合男性的口味选择自己的穿着打扮（《找一双鞋》）？为什么要为了取悦男性而压抑自我的欲望和需求？不！如果双方不能沟通，现代女性的选择是宁愿放弃也不妥协！现代女性认为主动权应该掌握在自己手里。如《你不懂我的心》《过时手表》中的女主人公都果断放弃了不能理解自己的男性。物换星移，人们对爱的追求也发生了转变。与传统女性被动的地位相比，现代女性对爱情的追求采取了主动的姿态。面对奶奶听的老情歌和对爱的态度，孙女道：“爱一个人，不主动争取，整天在梦中纠缠不清，这样的歌有什么好听，我要听那英的《干脆》。”面对男性的一句“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妈妈选择等待并因被完全忘记而愤怒，成为束缚自己多年的一道心结，而女儿却洒脱地认为曾经有一个男生对自己好足矣。传统女性的被动姿态其实是在将主动权交给男性而自甘处于不利地位。“主动”是现代女性勇敢追求自我的美丽姿态，是现代女性重构自我话语权的重要标志。
朵拉正是从女性经验出发，以丰富的想象力构造了这一系列故事。其笔下通过两类女性——即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之间的差异对比，彰显出一种对女性立场的坚持，表达了对现代女性追求主体独立和自我意识的赞扬。女性完全可以洒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女性完全可以活得很骄傲，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自由地做自己，穿自己喜欢的红鞋，对男性和其他人说：“不管它是什么颜色，不论它多么吃脚，那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女性从观念上表达对自我和自由的追求。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应该凌驾于男性之上，女性应该取代男性成为中心。那么朵拉对女性经济和人格独立的肯定是否就意味着女权主义立场呢？是否就意味着男性与女性之间必须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呢？显然不是。她认为“女性抬头不表示超越男性，要求的是平起平坐，在这之前，先拥有自信自强自立，才有其他可说的”{3}。从她的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主张的是两性平等与自由。与女权主义作家丑化或淡化男性出场的写作不同，朵拉无意于此。尽管与众多女作家一样朵拉似乎更擅长写女人的故事，但在《自由的红鞋》这本微型小说集里以男性为主体的故事绝对不在少数，如《重要的事》《不要像爸爸》《失落的天才》等。在她的故事里男性与女性一样有着喜怒哀乐，与女性一样有着人性的优点或缺点。《无痕岁月》里的胡志诚在大学时不满现实，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分子”，结果后来竟投向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一阵营里，只好让人感叹：“人生充满变量，无数意外！”《雅文化》中将虚伪的“他”讽刺得淋漓尽致。对于男性的再婚问题，朵拉并不赞成许多人执意认为的“原来他是一个无情的男人”，而是给予了理解和同情。与部分女权主义作家仇恨“父亲”等男性的情绪不同，朵拉对父亲是亲近的，对父爱是非常渴望的，关于父亲的故事是充满了感情的书写。如《倾慕》《宠爱的包子》《最后一次》《父亲和鱼》里对父爱的渴望让人动容；《希望的灯》里父爱的盲目与骄傲让人感叹；《等待的爸爸》里父爱显得深沉而可爱；《父亲的照片》揭开了父亲严肃的背后深藏的爱。对男性遭遇的问题同样报以同情的态度，如《咀嚼心事》里的“他”“当心情越沉重的时候，他的笑容便越是灿烂”，无处诉说便只好选择将一腔心事吃进肚子里。男性同样有权自由选择自己想穿的鞋子（《不合脚的鞋》），不必委屈自己去迎合女性。朵拉给男性以平视的目光，并没有像女权主义作家那样将其视作敌人。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朵拉都对他们发出呼吁：尊重“人”，敢于做自然、自由的自己，穿上“自由的红鞋”，过恣意的生活！
三、冷然观照人性、人生与社会
朵拉避开了宏大叙事，而着意生活中的小人物、小事情。她往往从日常生活的“小”处发掘出具有广阔社会意义的“大”来。不像有些女作家执迷于情爱的书写而难以自拔，她突破了性别的狭隘视野，不但关注两性关系问题，还以女性的敏锐观照着生活里的方方面面，将人性、人生、社会等纳入审美视域，感知着人心的孤独和时代的脉动，显示出女性的洞察力和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对人性的揭露占据着其作品的大部分。听到朋友婚姻受挫的消息，黄欣薇竟不是打心眼里为她难过，反而“整个早上的闷闷不乐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大风把雨云吹走一样，霎时间无踪无影”（《单身不贵族》）。同事之间也没有真诚，闲言碎语，背后说些没有根据的闲话，“但是大家见面时，对她也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微笑，而且是非常亲切的微笑，有时候甚至还拍肩搭膀，态度知心得不得了，像几十年的老朋友”（《下午茶闲话》）。然而人们是孤独寂寞的。或者在机场里找寻陌生人短暂的善意陪伴（《旅人》），或者从一颗石子那里找到一丝温暖的陪伴（《寂寞石子》）……对这种人与人之间无处不在的虚伪冷漠和寂寞孤独，作者无法掩饰其内心的绝望、无奈与伤感，无数次将人性的悲剧揭露出来，字里行间流露出讽刺和批判的态度。朵拉对人性自私冷漠的描写、对人性失望的感受与民国女子张爱玲似有共同之处，然而张爱玲对人世苍凉的感受似乎更深入骨髓，而朵拉对人的温情还有一份呼唤和期待。
朵拉也以其女性细腻的感受捕捉到世俗人生里的种种无奈。“我”喝到了期待已经的蓝草莓茶后竟“懊恼极了，但愿它永远搁在电话里边”（《电话里的蓝草莓茶》）。得不到的似乎显得更美好，生活永远在别处！秀群初从城里搬到小镇的时候将其描绘成理想的宁静的世外桃源，而过了一阵后竟感叹“不不不，我要离开这样死气沉沉的地方”“人生的不如意就是你永远在过着你不想过的日子……人一直在流浪，因为向往着远方，因为所有的憧憬幸福都停留在其他看不见的地方”（《流浪的幸福》）。人生多么纠结，而人生的境遇又是多么善变！人生选择甚至会今昔截然相反（《无痕岁月》）；要强地拼了一辈子，最后的结果也不过落得焚化炉里的一捧灰烬而已（《开门一生》）。作者仿佛站在云端俯瞰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禁不住感慨万端。
朵拉以女性视角为基点观照着经济和工业化问题。一方面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方便和好处，另一方面却也占领了自然并使得人性产生了“异化”。《最后的白面水鸡》中通过几个女性的对话讲述了柏油路的铺设在解决环境中脏乱问题的同时也占领了白面水鸡的栖息之地这个矛盾。经过城市生活历练的郭细凤对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学邵菊花的微笑已经变了形、走了样，使邵菊花觉得“城市里住过一段时间的郭细凤已经不比从前”，那微笑是“皮笑肉不笑”的，是“冷冷的”，是“深具嘲讽性”的。此外，朵拉也讨论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关系问题。传统的习俗和态度在现代人这里已渐渐失去了意义。《嫁妆木屐》中作为嫁妆的木屐已经成为一种摆设而不再是女人下厨穿的实用品；《年的尾声》中传统的春联几乎被现代人抛弃，少女竟不识春联为何物，而少女的母亲也对之不屑一顾。另一方面，传统的因循守旧也是其遭到遗忘的重要原因，在现代社会“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写春联的陈伯不懂得做生意需要宣传，最后只能徒留一声叹息。时代的变迁，使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呈现出复杂交织的状态。
与一些女作家感性、情绪化的写作不同，朵拉的写作显得成熟而冷静、理性而克制。这位对人性及人生颇具洞察力的中年女作家常以旁观者的态度来呈现人物对白或潜入人心，讲述一个个发生在俗世生活里的故事，引发读者的思考。如《捷径》中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生活实在太无聊了。几十年来，就这样，早上赶着上班，晚上下班，偶尔加班，然后岁月如流水。”三言两语便将一种人生状态道了出来。她的笔瓦解了爱情、婚姻以及人性真善美的神话，而常常将人的庸俗与阴暗、人世的复杂与无奈揭露出来。她以别出心裁的剪辑把人物刻画得生动而形象，将故事讲得曲折而利落。作品还呈现出“欧·亨利式”的结构特征，以戏谑的笔法对人世进行着嘲讽。作者从女性自身的生活经验出发感知着社会的林林总总，从那些司空见惯的闲情小事里抽丝剥茧，把那份对两性关系、人性、人生与社会的批判和思考以及那份忧虑和感伤表达出来，显示出作者内心深处的人文关怀。
{1} 凌鼎年、蔡晓妮：《构建海内外微型小说双向交流的平台·代序》，见朵拉：《自由的红鞋》，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1页。
{2}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50页。
{3} [马]乔朵拉：《朵拉微型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47页。
参考文献：
[1]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2] 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4] 夏国美，刘潼福.女性主义的东方之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作 者：张小倩，南通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张晴 E？鄄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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