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志远

　　摘 要：《陆犯焉识》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内模式：人们因为“迷失”而“寻找”，而“寻找”的终点依旧是“迷失”。如果说“寻找”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努力，那么“迷失”则是一种被迫的自我弱化，二者共同指向的是人的存在悲剧：一方面是宿命的不可逃离，另一方面是人的强力挣扎。这种悲剧性意味一方面展现了新世纪文学中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复归，指向了人性这一永恒的文学母题；另一方面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前作家创作的整体倾向，揭示了作家面临西方强势话语逼仄和本土话语复活的双重挤压下的现代性话语突围努力，透露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着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关键词：《陆犯焉识》 “寻找” “迷失” 悲剧 文学史

　　上篇：“寻找”与“迷失”的悲剧精神指向

　　《陆犯焉识》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内模式：互为起终点的“寻找”与“迷失”。主人公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意或者不满足而渴望有所改变，努力“寻找”新的天地，设定新的目标，但是“寻找”的结果却要么是理想的破灭；要么是理想本身发生异化，也即是“寻找”的结果已经不能再满足主人公，主人公陷入新的“迷失”，而因为新的“迷失”，所以踏上新的“寻找”之路。

　　《陆犯焉识》的情节始终是在“寻找”与“迷失”之间轮回展开。陆焉识之所以在新婚之初便选择赴美留学，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认为包办婚姻束缚了他，他渴望自由，而当他回国后之所以又对冯婉喻主动示好，其根本动力是以此来抵制后母对他非理性的操控，此时的陆焉识虽然主动示好冯婉喻，但是并没有在内心产生对她真正的爱意，直到在多年的劳改生涯中，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真爱冯婉喻的，“他现在知道这么多年他自己误了自己，也误了冯婉喻。”①“我跟自己发生了一场误会；我爱的，却认为不爱。一代代的小说家戏剧家苦苦地写了那么多，就是让我们人能了解自己，而我们人还是这么不了解自己。一定要倾国倾城，一定要来一场灭顶之灾，一场无期流放才能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曾经是爱的。”②当他终于结束劳改生涯回到冯婉喻身边时，冯婉喻却与他无法相认。陆焉识的人生历程，其中的每一个转折，都映射着“寻找”与“迷失”的悲剧性轮回。

　　那么，严歌苓通过这种悲剧性轮回到底试图向读者说明什么呢？笔者认为她的根本意图是向读者呈现人最本真的生存状态，将外表的纷繁复杂有意抽离，把最真实、最残忍、最无法直视的生命本真呈现给读者。如果说我们将“寻找”视为一种自我强化，那么来自“迷失”的痛苦则是一种被迫弱化。在这里，自我强化中洋溢着的是乐观的构建，被迫弱化中流淌着的则是悲观失望。如果说“寻找”是一种理性把握世界，呈现一种对“迷失”的突围的努力与渴望，那么“迷失”则宣告着无论怎么样挣扎终不免失败的悲剧性结局。更具悲剧意味的是，人本身是有着强烈主体性构建渴望的，因此，只要置身于“迷失”之中，必然本能地开启“寻找”，而“寻找”的终点又必然是“迷失”。这种悲剧性的轮回即是互为起终点的“寻找”与“迷失”的最真切含义。

　　那么，在这里呈现这样一个问题：出于什么原因，使人总是一次次地开启“寻找”之路的？其内在动力是什么？这也许就是人“因为太沉溺于自己的那个‘我。太专注于自己的状态而受奴役”③。人总是对自我过度执迷，总是对自己有一种非理性的爱，在完全没有真正意义上认识自己的前提下就实施行动。对自我过分执迷进一步膨胀则发展为对他人的非理性操控，人总是渴望通过对他人的非理性占有来实现自我身份的虚幻认同，来病态地满足操控欲，却不知每个个体生命都有着极具个性的自由意志，将自我的意志强加于他人必将对他人造成束缚，使其产生强烈的精神危机。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通过酒神精神的群体性狂欢与个体性痛苦之间的矛盾张力已经将这种状态演绎到了极致。那么，回到我们之前的讨论，我们就不难发现，人之所以“寻找”是因为自我掌控欲望的驱使，在并非完全了解自身真正状态的前提下，即并不明确自身真实需要的情境下，盲目地行动，以自我的价值取向要求、控制他人，形成对他人的束缚，希望将他人的全部生活纳入到自我的理性预设之中。然而，人自然不满于被他人束缚，自然同时也渴望按照自己的意志生存，所以必然对他人的预设进行有意的反叛，也正是源于此，“寻找”最终走向“迷失”。

　　在《陆犯焉识》中，无论是陆焉识的后母还是陆焉识都渴望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行动来对他人实现掌控，渴望在自己的预设中完成自己最佳状态的设定。也正是源于此，后母竭尽所能地要控制陆焉识，粗暴地干涉陆焉识和冯婉喻正常的夫妻生活；陆焉识也出于对自我预设的“自由”的盲目追求，单方面地对抗后母的操控，冯婉喻则成为其曲折反抗后母的工具，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爱恋对象。此时的陆焉识是在“寻找”自由，渴望获得心灵的解脱，但是“寻找”的结果却是那样不能令他满意，面对家中一个极为强势、一个极为弱势的两个女人，他只有选择逃避，才能获得暂时的内心宁静，这也是为什么他先后与望达和韩念痕发生婚外情的内心动力。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即使是在与望达和韩念痕发生婚外情的过程中，陆焉识也并非真正地获得快乐，他的心灵依旧存在着难以愈合的创伤，淡淡的忧伤总是挥洒不去，也正是源于此，他在“寻找”之后陷入新的“迷失”，在“迷失”之后沉入新的“寻找”，周而复始，不断轮回。直到他在晚年观看女儿参演的电影时，才鬼使神差般地意识到自己真正爱的人是冯婉喻，才第一次真正地认清了自己，知道自己内心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也源于此，他踏上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寻找”，渴望跟冯婉喻亲口说出他的爱意，谋求她的原谅。但是，当陆焉识费尽千辛万苦逃出监狱，回到上海看到冯婉喻与家人的正常生活时，他打消了他的念头，他害怕因为自己破坏了家人特别是冯婉喻的宁静生活。因此，他毅然决定自首，回到西北的监狱。但是这里我们应该认识到，此时的陆焉识并非真的放弃了“寻找”，而是仅仅放慢了“寻找”的节奏，延长了“寻找”的时间，他的内心依旧渴望在有生之年跟冯婉喻说出他最想说出的话。然而最具悲剧意味的是，当他获释回家，终于可以见到冯婉喻时，冯婉喻却丧失了记忆，不再认得陆焉识，使二人多年“寻找”的终点永远地指向了“迷失”，进而使作品整体上笼罩着极端的悲剧性意味。

　　下篇：古希腊悲剧精神复归的文学史价值

　　纵观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不止严歌苓一人在创作中流露出宿命般的悲剧意味，呈现出对人生存现状的迷惘。余华、莫言、苏童、贾平凹等诸多实力派作家的新作共同指向了作家主体性的弥散。余华的《第七天》在打破生与死的界限中书写着生的艰难与死的绝望；莫言的《蛙》在生育的搏杀中传达着对生命的敬畏；苏童的《黄雀记》记录着成长的疼痛；贾平凹的《老生》以“新历史”的形式对经典革命史进行重构。在这些作家的新作中，乐观的建构转化为悲观的绝望，对理性的热衷让位于对非理性的迷狂，作家不再有昔日乐观的自信，而是流于消极甚至病态的沉沦，对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产生了危机。在这些作品中，“世界之于个人永远是一个强大无边而又不可理喻的异己性存在，而人则不过是一种卑微而无力的动物，他只是被大大小小的欲望推动着，盲目地活着，既无法认识世界，也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而且，随时可能被无形的死亡之手收容，‘活着仅仅是死亡收容的偶然性剩余。”④这些创作共同指向的是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复归。

　　朱光潜先生在其著作《悲剧心理学》中曾全面梳理了悲剧精神的流变历程，按照朱光潜的观点，悲剧的主要特征是“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命运感，然而从不畏缩和颓废；它赞扬艰苦的努力和英勇的反抗。它恰恰在描绘人的渺小无力的同时，表现人的伟大和崇高……”⑤在该书的结尾，朱光潜透彻地分析了悲剧衰亡的原因：“唯物主义和写实主义给了悲剧致命的打击。并不是现代人意识不到人生悲剧性的一面，而是悲剧由于长度有限、情趣集中、人物理想化，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要求。对于现代知识界的读者，长篇小说可以比悲剧更细致入微地描写各种复杂变换的情感，对一般人来说，高度理想化的悲剧不能满足他们对强烈刺激的渴望……”⑥我们以朱光潜的观点反观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严歌苓等人的创作倾向与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家族性相似。它们共同强调宿命的不可逃离，人在命运面前的盲目与无能为力以及人在反抗宿命中所迸发出的生命强力。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严歌苓等人的创作之所以流露出对命运的无奈感，并非与古希腊悲剧一样是源于对人自我能力的不确认，相反是对人理性精神的反思与质疑。如果说前者指向的是前现代背景下的人的主体性尚未确认并且有效建构的话，那么后者则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对理性精神的质疑与反思。换句话说，以严歌苓为代表的创作，某种程度上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对现代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对人生存现状的进一步拷问与探寻，思考人到底在何种状态下才是最为合适的，真正意义上的自在自为与自由是如何实现的，归根结底是对这些终极问题进行一种艰难的形而上的追问。

　　那么，随之而来我们又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新世纪文学中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回归，是文学发展内在轨迹的轮回还是文学面对写作困境无法有效实现自我突围而进行的消极抵抗，抑或是文学发展必然经历的阶段？笔者认为，任何单向度地考查文学发展的内在轨迹必然会出现结论的偏差，只有站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之下，以文学发展的整体规律为基础，才能全方位地实现对具体文学作品的价值探析及其文学史意义的正确定位。作家对一部文学价值的评析需要在这样的维度中进行：“某些作品是怎样，又为什么会出现并流行起来的？小说是怎样反映一个时代并贯穿各个时代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变化的？社会、政治、宗教等种种因素和潮流是怎样制约并形成小说创作的？”⑦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重新审视严歌苓等人的创作，就会发现，他们的创作实质上是对当下现实在具体文学创作中的有机呈现；具体来说，中国当下的社会呈现出“同一时间的不同空间构成”⑧。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三者相互交叉，构成一个奇妙的整体，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则必然面临着较之之前创作更为复杂的环境，承受着更多的书写重负，而在现代性尚未充分发展的当下，后现代思想的过度膨胀，必然引发人们更为彷徨的焦灼心态，这些文化因子投射到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方面对理性精神的极端渴望，另一方面又不似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对理性精神抱以绝对的乐观，在疯狂解构的后现代话语体系下，他们更多承载着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的压力。因此，他们的创作呈现出这种与古希腊悲剧精神相似又并非完全一致的独异性创作。然而，特别需要我们强调的是，严歌苓等人的创作反映了当前的特定时期的人文精神，有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对当下人文精神的整体图景提供了有机贡献，最终指向的是人性这一文学的永恒母题；同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的是，严歌苓等人的创作中呈现的古希腊式悲剧精神复归，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彻底复归，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颇具时代特征的创作。我们不能完全抛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单方面地认为古希腊悲剧优于古典主义悲剧，浪漫主义悲剧优于现代主义悲剧。不同的悲剧都是有其特定时代的深刻烙印的，也正是源于此，我们可以透过不同时代悲剧的精神倾向，还原出当时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进而进行人类学和文化学的思考与探寻，收获规律性的认识和系统性的把握。我们把这样的观点导入到严歌苓等人的创作中来，就会发现他们类似古希腊悲剧精神的创作充分地展现了在西方强势话语逼仄和本土话语复活的双重挤压下，作家的现代性努力与在多重搏杀中的悲剧性超越的复杂心态，这一切共同编织起中国当代文学的绚丽花环。

　　①② 严歌苓：《陆犯焉识》，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第100页。

　　③ [俄]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④ 王学谦：《爱与死：在冷酷世界中绘制欲望的图案——论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⑤⑥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第240页。

　　⑦ [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⑧ 李新宇：《走过荒原：1990年代中国文坛观察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