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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一瓜的救赎之道

时间:2023/11/9 作者: 名作欣赏·评论版 热度: 10290
朱思超

  摘 要:须一瓜的《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呈现了整个社会在价值虚无的主导下,面临生存困境的个体,如何进行自我拯救以及拯救他人的图景。一边是“恋物癖”式的自我慰藉,一边是通过苦中取乐和牺牲自己给他人以生的机会的救赎。前一种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或物质面临困境时的自我麻痹,后一种为须一瓜救赎主题的一个基本模式,但也有其缺陷。

  关键词:价值虚无 人性异化 恋物癖 救赎

  须一瓜的小说《火车火车娶老婆没有》,发表于《人民文学》2009年第11期。小说讲述的是身为刑警的“我”在目睹了师傅们开枪互射的惨烈场面后,调到交警队,开始了与非法载客的摩托的哥童年贵的斗智斗勇,交警队的生活并没有让“我”的内心煎熬丝毫减少,人性扭曲的一面同样在这里上演。人性普遍扭曲的世界中,童年贵一家却展现出快乐、温暖的一面。在一次专项整治行动中,“我”在桥上遭遇了童年贵,走投无路的童年贵,开着破车向“我”冲来,这无疑是自寻死路。此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风铃的“噔叮咚”和问候火车的声音,于是决定将生的机会留给童年贵,最终自己选择坠下高架桥。

  一

  尼采曾说:“我谈论的是两个世纪以后的历史。我描绘的是将要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到来的现象:虚无主义的降临。”{1}尼采的这段话写于1888年春,不到两个世纪,尼采的预言就实现了。当代中国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旧有的伦理道德价值似乎瞬间被一扫而空,缺少固有道德伦理束缚的人们如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纷纷将目光转向对名利的追求,并逐步丧失了其理性。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不无担忧地指出:“理性主义过程的终结就是虚无主义。是人的自我意识在意图毁坏过去、控制未来。在其极致,就是现代性。尽管虚无主义是建立在形而上的基础上,但它弥漫了整个社会,而其终结必然是毁掉自身。”{2}丹尼尔·贝尔的话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须一瓜所构建的这个故事正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她看到了我们社会的症结所在。“须一瓜的每一个作品都是在讲述人性荒芜的故事”,而导致人性荒芜的原因是“舍生取义、存理灭欲等一个完整而封闭的价值体系”遭受到了“偏重于个人的‘利‘情”价值观的挑战。{3}虽然在小说中须一瓜只是围绕“法律”展开其关于人性的叙事,但是“法律”作为一种价值取向无疑有其代表性,它的一个小小的横截面展示的是更多价值伦理的崩溃。

  首先,须一瓜将执法者的公正性、权威性置于被质疑的位置。小说中的“我”以及专项整治中队的吴稚和陈军,在花市门口堵截童年贵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来自群众的敌意。童年贵拉的女乘客在被拦截之后,就破口大骂他们为“土匪”“败坏政府形象的人”。“围观者都公开站在那女人一边,有人大骂公共交通不延伸服务,又不许摩托载客,就是不管百姓死活”,这里群众与执法者处于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以至于“我”不由地发出无奈的感叹:“现在就是这样,人群中,只要有冲突,警察肯定就是众矢之的,什么三教九流,都万众一心瞬间结成统一战线。”

  其次,“法”只是执法者与群众为己所用的工具。小说中的群众和执法者都在拿法律说事,群众试图以法律作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而执法者则以此作为自己执法的依据,但二者都并不真正严格遵守法律。童年贵黑车上的女乘客很善于用法律保护自己:“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坐黑哥的车?噢,我不能坐我老乡的车?你们拿出法律来!”而执法者吴稚、陈军等也并非把法律当回事,他们不过将法律当作维护自己个人尊严的工具,不容他人挑战其权威。吴稚在踢一个老拉客时说:“混账!你守不守法跟我无关,但是,既然我在管这条法律,你就要守!你就要给我面子!”“我”对童年贵的排斥感正是来自于这种感觉,他的“笑”被视为“在法律面前,是非常轻浮的笑”。须一瓜带着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描绘警民冲突,“法律”这面多棱镜折射出的远远不止我们所看到的这一面,而是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亲情、友情、爱情所包含的价值伦理在这现实面前呈现出又一番病态。

  二

  旧的价值体系崩溃后,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人们普遍感到压抑、困惑,寻找不到更好的自我拯救的方式,在这个大潮的冲击下,他们心甘情愿地随波逐流。既然活着就要寻找活下去的理由,他们的方案是寻找可以寄托个人精神苦闷的物件,以使这种异化的心理暂时得以缓解。殊不知这种慰藉方式却如癌细胞一样在人体蔓延,再也无法摆脱。所以,小说中的人物普遍表现出一种“恋物癖”式的自我慰藉,它的宣告失败是必然的。

  小康长期处理交通事故现场,以至于心理发生了变态,他进行自我调适的药方是搜集血腥的交通事故现场照片以及循环播放电脑里的一首曲子。师母既无正经工作,也不管女儿,贪玩嗜赌。前女友彭蕾唯利是图,她所选择寄托的物无疑就是金钱。刑警师傅生活、工作皆不如意,只得向自己所养的鹩哥倾诉苦闷,以至于鹩哥学会了说脏话,他是把鹩哥当成了自己的寄托。然而这些“恋物癖”式的自我慰藉注定是失败的,也许它能暂时缓解现代都市人的孤寂与迷茫,但不能帮助身陷囹圄的人们从根本上摆脱精神贫瘠的魔咒。

  小说中童年贵一家所呈现的自我慰藉方式其实也是“恋物癖”式的,然而他们却呈现了一种不一样的精神状态,与前者的阴迷、死寂不同,他们在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乐观、积极,憧憬着生活的美好。童年贵一家住在火车铁轨旁,每次火车开过,他们都会问一句:“火车火车娶老婆了没有?”火车就会应声而起,“呜,呜——”而这时“楼下,立刻爆起好几个人跺脚大笑声”。在接受《燕赵都市报》记者的采访,被问及小说“有些悲观主义,通篇压抑与阴霾,您在现实中是否也是有悲观倾向”时,须一瓜回答说:“小说里面有火车的问候啊,它在我身上安装了和飞蛾一样的趋光装置。”{4}

  异化的社会带来人的异化,人的异化又促使人们进行自我解救。小说家往往会将个人情感投射到自己的小说中,在小说人物进行自我突围的同时,作者投射其中的情感也在帮着小说人物出谋划策。所以,这篇小说的救赎就涉及小说人物的救赎之道和作者的救赎之道,或者说小说人物的救赎之道就是作者的救赎之道。

  三

  须一瓜诊断出病情,又触摸到病情蔓延所带来的炎症,最后不得不开出处方。“救赎”主题成了须一瓜小说的一个基本元素,我们不知道须一瓜为何如此迷恋“救赎”这个话题,但是不难发现她并不满足于一个人物只有阴面或者只有阳面,而往往呈现出小说人物人性的复杂面。而所谓的“救赎”,往往呈现的就是阴暗人物的“光辉面”。须一瓜小说的救赎主题有一个基本的模式:个体身负罪感,艰难活在世上,生死关头主动放弃生命,使他人得救以求心灵的安稳。雷蒙·威廉斯指出,最简单的牺牲形式就是“一个人被夺去生命,从而使整个群体能够生存或生活得更加充实”{5}。

  小说中的“我”被调到交警部门,目睹了一系列丑恶现象后,看到童年贵一家的积极乐观,在生死关头将生的机会给了童年贵。我们可以在须一瓜的其他小说中寻得印证,《太阳黑子》中,辛小丰、扬自道、陈比觉三人因为强奸杀人案逃亡多年,却收养了一个患有先天心脏病的弃婴,爱护有加,在事情败露之际,他们没有选择继续逃亡,而是坦然接受到来的结果。《雨把烟打湿了》中的蔡水清,大雨天老乡请他吃饭,路上和的士司机起了争执,用刀捅死了司机。蔡水清出生农村,相貌丑陋,性格温和老实,作为倒插门的女婿长期在家庭伦理关系中得不到尊重,他厌恶自己,看到和自己相貌颇为相似的司机便起了杀心,小说中说“就像杀了我自己”。其他人努力为他开脱罪名时,他却甘愿伏法。《蛇宫》中,“那个人”婚姻破灭,穷困潦倒后走上了杀人抢劫的道路,在与晓菌和印秋的交往中,逐渐吐露自己的心声,被毒蛇咬后,他放弃注射血清。须一瓜对这种救赎模式的情有独钟,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本来就沮丧绝望的人,把最后一点温暖留给了无助的人”{6}。

  童年贵一家的苦中取乐和“我”的弃绝构成了须一瓜小说人物自我救赎以及拯救他人的两种值得肯定的救赎方式,然而,这个救赎能不能成功是有待商榷的。看似温暖、感人的救赎背后隐藏着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即这篇小说所塑造的现实社会。在强大的社会现实所制造的“牢笼”面前,个体没有更好的办法突围,而须一瓜的救赎之路只是一种内在面向的选择,无法真正使围困其中的个体获得拯救。“我”和童年贵两车对撞,“我”的死虽说给了童年贵生的机会,但他们一家在物质极其困窘的情况下,生活将如何继续?这时童年贵一家所表现出的快乐不正如师母所言是“穷开心”,最多不过是让“嗜血”的小康在血腥的现场中暂时得到宽慰。

  须一瓜作为一个法制记者,以其手术刀般锋利的眼光诊断出了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病情,并以一个女性惯有的温暖为我们开出了处方,虽然效果不那么明显,至少能让我们在绝望与孤寂中看到一丝曙光,正如童献纲所言:“当今的小说创作,能将目光略过一己的生活琐碎与泛滥的情色征逐而对准社会真实已然不易,而能在司空见惯的现实中打量出另外一种真实并且建造起一个我们必须重新认真审视的世界就更是难能可贵。须一瓜做到了,这就是她的意义与价值。”{7}

  ①②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第3页。

  ③⑦ 童献纲:《直面人性的荒芜——须一瓜小说简论》,《小说评论》2005年第4期。

  ④⑤ 须一瓜:《作家都需要附体的能力》,《燕赵都市报》2013年7月28日。

  ⑥ [英]雷蒙·威廉斯:《现代悲剧》,丁尔苏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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