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涛

　　摘 要：当代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城的灯》讲述了以农村青年冯家昌为代表的“城市乡下人”挺进城市的艰难历程和精神困境，在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背景中，作家极其准确地揭示了“城市乡下人”的尴尬境遇，同时，对城乡差异下掩藏的同质性生存处境的深入探寻，成为作品最耐人寻味之处。

　　关键词：城市 乡下人 生存状态

　　当代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城的灯》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在作家温婉的文字中，我仿佛置身于激情澎湃的命运交响曲中，又仿佛朗诵一首充满人生况味的抒情诗，小说犹如一支苍凉辽远的夜曲，总给人留下一丝余味，一绺淡淡的哀愁，在经过一番品味后，随之而来的是心灵的求索与生命的沉思。质朴、素淡的文字掩饰不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对人生的执着。生活中诸多被忽略甚至为人们遗忘的存在，竟被作家一一抓住，以历经沧桑后的从容与平和娓娓道来。

　　居于小说中心地位的情节是冯家昌的挺进城市之旅。童年时代的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苦难和屈辱使冯家昌过早地品尝到了生命的苦涩、生存的艰辛。然而，他又是幸运的，靠着农村人与生俱来的隐忍、坚强与机智，他最终完成了他及整个家族“挺进”城市之役，最终成了他梦寐以求的城里人，有了城里人也畏惧三分的“高位”——正团职军区动员处处长。在这个以成败论英雄的时代，他是成功的。在城乡差别的确客观存在着的当今中国社会，如冯家昌一样成功挺进城市的乡下人不计其数，而各人的突围表演不可能如出一辙，一部分人的成功是以打倒另一部分人为代价的，在这诸种突围之中，有哪些表演真正为人所知？可以说，“城市乡下人”的突围及正在行进中的突围大都被人们忽略了，而作家李佩甫是眼明心亮的“这一个”。冯家昌及其二弟、三弟、五弟都是已经成功的“城市乡下人”，四人的挺进城市之役无一不充满艰辛、忍耐、屈辱、等待，后三者因有大哥的辅助，虽显轻松快捷，但在有意无意中透出这样的“空白”：如若缺乏关键时刻的外力相助，纯粹的个人奋斗则更为沉重、惨烈！

　　另一方面，因“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格局造成的生存荒诞的枷锁，并未因冯家昌们的胜利而远离。虽为城里人，但骨子里与生俱来的“农民”味，城市对他们的傲视和冷漠使他们渺小而卑微。已经进入城市腹地，当上军区大院秘书的冯家昌，面对城市姑娘李冬冬，茫然、慌张、笨拙、窝囊、僵硬、不知所措……身上处处闪烁着“农”字印记。第一次约会，他也有着“心理上的陌生”和“精神上的恐惧”，上“战场”前的充分准备，以“向城市投诚”而结束。

　　城市的生活规则是建立在一个密集的物质结构框架之上的，所有的实体包括人，都是框架上一个个对应的信息化了的编码符，而这些符号本质上即具有可替代性。冯家昌的挺进城市之役在一步步的险胜中向城市腹地步步进逼，每一步他都可能是失败的一方，胜利者冯家昌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农村青年冯家昌，反而更切近于过五关斩六将更换了表象身份的农家子女，无怪乎七八个年头后进城来见他的恋人刘汉香也纳闷：“丢了，她的人，走丢了。”他们疲惫，点头哈腰，低三下四，为了不被城市排挤，只有认同、臣服，一步步失去自我的本真。但离省城仅二百多公里的家乡，也不是他们的精神栖息地：童年的屈辱抹不去，对恋人的愧疚是心底永远的痛，乡人们的唾弃更是一种无法说清道明的宿怨……功成名就后不是梦想中的衣锦还乡，而是刹那间的顿悟：“今生今世，无家可归！”辉煌与成功，其实质是深挚的痛苦，无言的领悟。

　　都市乡下人的尴尬处境，究其质，来源于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城市与乡村两种反差巨大的生存形态。共存于同一社会中的中国都市和乡村，存在着相差迥异的生存圈，在各自的生存圈里，又惊人一致地有着垄断性、权力性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生存的荒诞与尴尬，导致了一系列的内部斗争和矛盾，从而上演了因城乡发生关联而生成的形形色色的人生悲喜剧。

　　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首先反映在物质上。相对于灯红酒绿、灯火辉煌的城市，乡村总是显得那么黯淡无光，一切都因为它的贫困。即使在同一个村庄，贫与富的差别也足以让富者优越，穷者屈辱。冯家昌和刘汉香的童年际遇即是天壤之别的反差。支书女儿这一身份让刘汉香的童年高高在上，无忧无虑，遭人羡慕甚至嫉恨，在生活最困难的1962年，她还有羊奶喝；而冯家昌的童年是在赤贫和屈辱中度过的，从母亲去世到十六岁以前，他没穿过一双鞋，当他脚扎蒺藜做“铁鞋”、偷掰玉米当粮食为生活必需品而发愁时，刘汉香头上已经有了“有机玻璃发卡”这样的“奢侈品”。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尚且如此，那城乡之间的差距呢？作家没有明写的城市小姐、市长女儿李冬冬的童年，或许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存在吧！

　　无论是乡村支书的女儿刘汉香，还是城市市长的小姐李冬冬，都是“权力”带给她们额外的财富，使她们高人一等。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拥有“权力”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权力，也会不断地强化拥有者在物质、精神诸方面的优越感，培养起人们对这种社会规则的笃信和臣服。在上梁村，“刘一刀”只是镇供销社的一个食品门市部主任，仅凭此，村里村外受“点头”礼，镇公社里常被请喝酒，他的女人也敢去“撒泼骂人”，霸占邻居一棵树更是无人指责，无人敢说句公道话；村里的一把手更俨然是上梁村的土皇帝，他自己说：“在这村里，没有一个人敢对我这样……我眼里不揉沙子。”当他发现了冯家昌和女儿刘汉香的私情后，“绳他”二字是他赋予基干民兵的特权，足以让冯家昌饱尝一辈子的屈辱，要不是刘汉香求情，可怜的冯家昌早已失去双腿成了支书权力的牺牲品。

　　可一旦失去权力，支书国豆也好，廖副参谋长也好，李冬冬的父亲李慎言也好，只不过是一个孤孤单单普普通通的老头儿，没有了权力赋予他们的前呼后拥、一呼百应，刘国豆有这样的感叹：“人一旦离开了权力，你就什么也不是了，你不过是一个蹲在墙根处晒暖的小老头……”廖副参谋长在黑夜中的蹲相则“很像是一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老狗”。“占领”了一份“权力”之后的“解放”重新带来了将军的风采、市长的威权，但等待“解放”的廖老头和李慎言们远离前呼后拥的孤单则引人深思。权力不断地挤压他们的个性，给他们带来无法抵御的恐惧感，使得他们对权力社会产生了极大的疑虑，其受压抑的个性不得不时时在警觉中观望、防卫。占领权力之后的他们虽然获得了解放，但丢失的却是自我，他们不过是权力机构上可置换的符号而已。

　　作家不仅将眼光投射于高高在上的握权者，对生存在权力体制下的下层人民生存状态的关注，也是作家目力所及的范围。他们中，有熟谙权力场技巧的小人物连长、“侯秘书”、“小楼三绝”等，也有在权力面前战战兢兢、唯唯诺诺、没有主见和是非的大梁村愚昧的乡民。无权者面对权力的威压，只有无条件地臣服，经验告诉他们，臣服或能狐假虎威，反抗只能众叛亲离。所以乡村也好，城市也罢，以众压寡、以强凌弱、以熟欺生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果说农村青年冯家昌因受到乡村权力机制的凌辱而渴望高人一等进入城市，那么更为复杂的权力网络笼罩下的城市并没有真正在精神、人格上接纳他，他无异于跳入另一个火坑难以自拔。上梁村愚昧的乡民或许是幸运的，在香姑的带领下，他们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城里人”，村变为镇，人人都有了正式的城镇户口，农民变成了花工，可他们是否真正摆脱了自己身上的“农”字印记？麦垛旁的“黑影”，不还是以熟欺生，还是那般蛮横吗？他们不理解香姑，也不理解冯家老四，说他们“傻”“疯”，如果他们摆脱了“农”字印记，香姑和冯家和在他们眼里就不会是不正常的了。冯家昌曾机智一语，道出城市的本来面目：“这里有城里人么？查一查，最多三代，都是农民……”城市也是乡村的迁徙和转化，这又是被许多人包括城里人忽略的一种客观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客观存在着的城乡差别不知不觉延续到了新世纪，城里人的优越感一代代被强化，当城里人的子女潇洒地设计着自身发展、自如地享受着父辈关系网络的荫护实现个人抱负时，尚有无数农村青年正在向城市“挺进”。如城乡差别不真正消失，时代变革不早日到来，这样的状况就得不到真正解决。由此，作家的良知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凸显了出来。都市乡下人的生存状态，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一种悲剧的生存状态。

　　在小说中，作家还借“《上梁方言》的注释”一节表达了对中国农民的独特关注。方言作为语言的一种，是和人的生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造物主给人的界定，它承载了从古至今一个特定的集体对世界的认识、感受和情感体验，并作为集体无意识进入每一代人的生存世界中。上梁方言是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此的一个集体的生存状态和表达艺术。作家借冯家和之笔记载了上梁方言特定的所指及其节奏、韵律、语调和语气等语音形式下天然携带的感情色彩。在上梁，它们特殊地承载了更多更丰富的内涵，传达出种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上梁人的生存状态。这一节注释还是整部小说的注释，即使对上梁方言不甚了然的读者，也可以借助这一“注释”，扫除阅读理解上的种种障碍。

　　小说没有惊天动地的语言，反而在温婉的文字下透出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及一种触目惊心的现实深度，作品中透露的沉重的哲理思考又映射出作家李佩甫对生活的态度，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能准确捕捉到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存在，并在小说中大胆勘探、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