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试图立足于翻译的层面,对鲁迅儿童文学译介进行探析,着重探讨鲁迅翻译儿童文学过程中的两大重要命题:儿童文学翻译中实施了怎样的翻译策略?译儿童文学是为儿童读者还是成人读者?
鲁迅一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儿童,大量译介儿童文学就是最好的体现。这些译作除了单篇或成集的作家作品,为译文写的序跋,关于儿童的论文,还包括为他人校对的译作。比如俄国《爱罗先珂童话集》,日本上野阳一的论文《儿童之好奇心》,校对许广平译的德国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德》并作序。那么,鲁迅在这些儿童文学翻译中实施了怎样的翻译策略?他译儿童文学是为谁?
一、鲁迅儿童文学翻译所采纳的翻译策略
翻译绝不是两种语言之间所发生的简单语义的转换,而是一种与文化和政治息息相关的行为。晚清翻译出现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创造性叛逆,意译成为那个时期的翻译规范,任意删减和改写的策略大行其道。同时,这样的翻译策略也被那个时代的读者所接受。虽然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是汉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作祟。一方面,译作呈现出的异域文化形态冲击了传统伦理道德,译者必须通过删减或改写的方式使得输入的异质血液能与本国的文化血脉相兼容。另一方面,译者与读者都对汉文化持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态度,对异域文化大肆改动似乎理所当然,顺理成章。
鲁迅提出的“硬译”策略,如一声惊雷震碎了林纾翻译模式下所营造出的“唯中华文化独尊”的幻梦。“硬译”背后突显出强烈的世界意识,它警示人们必须要正视现实,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并非是世界的中心。鲁迅的“硬译”是更严格的直译,宁愿晦涩难懂,甚至佶屈聱牙,也要保留原文精悍的语气,传达出异域文化的特质。但该策略存在着两个悖论性的命题:一方面期望这种全新的翻译策略能够改变译界的混乱无序状态,输入一股纯正的“异域风”。另一方面,这种策略往往因为要迎合原语的特点,而放弃使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入语,结果便是译文读起来很不顺畅,令读者难以接受。
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回答了当时人们对“硬译”理论的质疑:“硬硬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呢?不是等于不译么?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阶级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①鲁迅认为要想创作出新东西,必须借鉴他国的既有成果,那么翻译时只有遵循原语特征和原语文化,才能让译作具备良好的参考价值。
鲁迅一直秉承着最大程度上遵循原文的原则,然而往往会力不从心。这并不是译者能力不佳,而的确是客观因素所致。用译入语表达原语时,将会遭遇两种语言之间、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之间所存在差异的巨大考验。倘若是不负责任的译者,往往会随心所欲。但倘若是极负责任的译者,比如鲁迅,是定要尽己所能,传达出原文的语言风貌和文化形态。然而,力不从心之处确实难以避免。
在《池边》译者附记中,鲁迅写道:“可惜中国文是急促的文,话也是急促的话,最不宜于译童话;我又没有才力,至少也减了原作的从容与美的一半了。”②在《鱼的悲哀》译者附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然而这一篇是最须用天真烂漫的口吻的作品,而用中国话又最不易做天真烂漫口吻的文章,我先前搁笔的原因就在此;现在虽然译完,却损失了原来的好和美已经不少了,这实在是很对不起著者和读者。”③这两段译者附记既是鲁迅的谦虚之词,更是他翻译实践中的切身体会。鲁迅虽然已经发现了中文与日文的差异所在,也想尽可能地缩小译本与原本的差距,然而实践起来的确是困难重重。所谓“天真烂漫的口吻”是鲁迅意欲传达出的原作的精气神,然而汉语本身的特点使得预期的效果大大削弱。
在翻译儿童文学时,鲁迅以直译为主,必要时才辅以意译。在选择直译策略时,鲁迅也发现了难为之处,正如在《小约翰》引言中提到的:“务欲直译,文句也反成蹇涩。”但是如果意译,又会导致另一种不遂人愿的结果,“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④他还举出末尾的一句为例。开译时,鲁迅是与齐宗颐合作的。末尾一句,鲁迅直译为“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所在的艰难的路”,译文冗长而费解。但他认为倘若采纳齐意译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去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虽然读起来非常通畅,但精神和力量就与原文有很大不同。引言中,鲁迅还提到与和文字的务欲近于直译相反,人物名却意译,因为它是象征。可见,鲁迅并不是生搬硬套自己坚持的翻译策略,而会视实际情况而定。
鲁迅的翻译态度是极其严谨的,即使是动植物名也决不含糊。在译《小约翰》时,动植物的名字令他感到不少的困难,因为缺乏实际的经验,不知道实物是怎样的。为此,他还特意做了《动植物译名小记》,从第一到第十四章,一一说明了动植物名称的译法。在译《桃色的云》时,也特意做文说明文中人物、植物和动物名称的译法,便于读者参看。鲁迅这种严谨的翻译态度、对读者认真负责的精神,实在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二、鲁迅译儿童文学是为儿童读者还是成人读者
鲁迅翻译的绝大多数童话,并非为着儿童或少年,而是为着成人。因为他译的童话往往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或启蒙的作用,而非纯粹的童话。所谓纯粹的童话,应在叙述语言、故事、趣味、心态层面真正或尽可能贴近儿童的心理,将成人的道德标准、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教诲成分降至最低。鲁迅译的童话,题材上大都非常沉重、意味深长、教诲意义十足。如《为人类》,解剖学家耽溺于做试验,最后将自己的妻儿都送上了解剖台。《狭的笼》则是具有启蒙意味的童话,揭示人类把自己装入了一个无形的笼中,永久不能得救,这是儿童读者根本无法领悟的主题。《表》反映的是发人深思的关于流浪儿童教育的社会问题,该是让成人世界警醒的。
鲁迅非常重视儿童的成长和教育,一度为中国儿童的精神状况感到忧心,他在《上海的儿童》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文章说,提到中国的儿童画中人物,要么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过度恶作剧的顽童;要么就是一副死板板的脸相,所谓“好孩子”的形象。而别国的儿童画呈现的却是另一幅景象,比如英国的沉着,俄国的雄厚,法国的漂亮,日本的聪明。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顽劣、钝滞都是会致使人没落、灭亡的。因此,鲁迅寄希望于通过译介儿童文学引进新的精神食粮,以改观中国儿童不佳的精神风貌。
然而,译介只是一种手段,根本目的还是要促进本国文学的发展壮大。儿童文学需要通过译介他国优秀的作品,引进新的文学内容和表达方式,指导、催进和鼓励本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只有这样,本国的儿童文学才能真正地得以发展和丰富。至于直译方法,或许会让读者遇到一些阅读障碍,却能启发创作者的思维,学习到一些新的东西。鲁迅在译童话时,恰恰采取的是直译的策略,目的除了尊重原文和作者,更是为了提供一面镜子,促进和鼓励作家的创作。
在《表》译者的话中,鲁迅提及了日本木楠郎的日译本《金时计》上的一篇译者的序言,大体是说日本国内所读的外国的童话几乎都是旧作品,为了新的孩子们,一定要给他们新作品。鲁迅因此也联想到中国的现状,当时中国本土的儿童文学创作的状况令人十分堪忧。新印出的童话依然是司马光砸缸、岳母刺字之类。因此,鲁迅在开译前曾抱了不小的野心,即:“第一,是要将这样崭新的童话,绍介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也可以看。”⑤鲁迅也在一些文章中明确表明自己的一些译作并非是给孩子们看的,或者并非适合孩子们看的,包括广为人知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在《池边》译者附记中,鲁迅写道:“有人说,爱罗先珂的作品给孩子看太认真,给成人看太不认真。这或者也是的。”《俄罗斯的童话》小引中,鲁迅明确指出这虽说是“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选择的译本内容,还是采取的翻译策略,都会发现鲁迅翻译的儿童文学的阅读对象是成人读者而非儿童读者。既然宣称的是童话,理应是译给儿童读者阅读的,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这看上去似乎非常矛盾,然而却正体现了鲁迅的良苦用心。他译的童话蕴含着更长远的意义,即让成人的父母、师长、教育家和童话作家们接触到真正的外国儿童文学,从而改进教育理念,创作出崭新的作品,这些才是改变中国儿童衰颓气象的根本之计。
作者简介:涂春梅,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①② 陈漱渝、肖振鸣主编:《编年体鲁迅著作全集》插图本[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257页。
③ 《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224页。
④ 《鲁迅译文选集》儿童文学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7月版,第6页。
⑤ 《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437页。
参考文献:
[1] 王友贵:《翻译家鲁迅》[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2]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
(责任编辑: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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