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仅从社会伦理或社会经济等方面无法圆满地解释文学作品中婆媳矛盾的原因时,我们探究的目光便不得不转向心理的深层、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婆媳矛盾的深层原因,以弥补浅层分析的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所论述的相关文学作品在人物及其关系的处理上都遵循着共同的艺术表现模式,由寡母、弱子、俊妇与“第三者”构成了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这种处理并不是偶然,它遵循着某种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人物关系,不仅是“恋子情结”得以外化的最佳人物关系,也是艺术表现的最佳结构。
文学作品中婆媳矛盾的主题,人们一般注重了社会与经济因素的作用,而忽视了对人物心理做深层次的探讨,因此往往在论及婆媳矛盾的根源时不能切中肯綮。本文试图通过对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剧《大雷雨》、曹禺的话剧《原野》及巴金的长篇小说《寒夜》这四部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婆媳矛盾的考察与分析,来探讨它们所牵涉的共同主题——婆媳矛盾的深层原因——“恋子情结”问题。
一、矛盾的浅层原因体现于经济与伦理层次
四部作品虽然纵涉古今横跨中外,但有一共同之处,就是在各自所表现的婆媳矛盾关系中,婆婆几乎总是居于矛盾的主导地位,对儿媳有着某种不共戴天的仇恨。为了压制与排斥媳妇她们采取了多种方法,首先便是给媳妇扣上种种“罪名”,为其进一步的行动进行舆论准备:
1.不敬长辈,举动自专。四部作品中的婆婆们几乎一致认为媳妇对自己不敬,行动自作主张。在《孔雀东南飞》中,仲卿的母亲给兰芝的罪名是“此妇无礼节,举止自专由”,并下令其子将之逐出。《大雷雨》中婆婆卡巴诺娃也深责媳妇的不敬,在其子外出谋事之前,强逼他去“嘱咐”媳妇:“对婆婆不要无礼”,要“尊敬婆婆像尊敬自己的母亲一样”,等等。另外,《寒夜》中汪母也表示过类似的意思。她曾对其子汪文宣抱怨媳妇曾树生觉得自己能够挣钱养活自己,而“我却靠着你们吃饭,所以她看不起我”。当然这除了表明汪母因失去经济地位而产生的自卑感之外,尚有责怪媳妇不敬之意。我们看遍《寒夜》并未发现曾树生有过这种念头,尽管曾树生自有着她的“不是”之处。如果不是汪母的敏感与多虑,这种目的不在于揭示某种事实的抱怨,便只能理解成为排挤儿媳妇而寻找根据。
2.狐媚惑夫,败家之根。对媳妇娇美容貌的攻击,并将之与家道的败落相联系,几乎是四部文学作品中婆婆们的共同手法。《大雷雨》中卡巴诺娃就对媳妇卡捷琳娜的“媚惑”非常愤恨。当卡巴诺夫外出之前与妻子卡捷琳娜告别时,卡捷琳娜出于某种复杂的感情搂了丈夫的脖子。卡巴诺娃便勃然大怒,并且恶言秽语:“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为什么你要搂他的脖子:你又不是跟情人告别……”《原野》中焦氏则常常念叨:“好看的媳妇败了家,娶了个美人丢了妈。”并且也多次斥责媳妇对其丈夫的“媚惑”。当这位瞎眼的母亲在原野上碰到儿子与媳妇在一起时,便厉声爆发道:“婊子!贱货!狐狸精!你迷人迷不够,你还当着我的面迷他么?”《寒夜》中,汪文宣的母亲总是将儿媳的美貌与打扮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对其以“花瓶”相讥,觉得如此花瓶似的女人总不会与儿子维持长久的夫妻关系。
3.拆散母子,独占情爱。拆散母子的骨肉亲情,是婆婆们的共同感受,只不过有的明确地表达出来,有的给予暗示而已。焦氏曾颇为辛酸地对儿媳金子说道:“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卡巴诺娃也曾对儿子表示过类似的感觉:“(孩子)自从你娶了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你的媳妇是不是要分开我们母子,那我可不知道。”这话中有话意思表达得非常明确。
4.容貌招摇,不守妇道。主要反映在《寒夜》中。因为其他三部作品中媳妇尚无走向社会的可能。《寒夜》中汪母曾多次讥讽曾树生整天打扮得像鲜花一样,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虽说为了生存,曾树生自有其苦衷。她也跟汪文宣诉说过:“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做个小职员,让人家欺负,也够可怜了!”事实是曾树生忍辱负重地工作,负担了孩子在“贵族子弟”学校读书的昂贵费用,并且贴补了部分家用,得以将这个困顿的家庭维持下来。但汪母却根本不能也不愿体谅这些,只是一味地排挤与攻击。
在诸种罪名之下,四部作品中婆婆们便分别采用了逐出、压制、祈死和排挤的行动原则。值得注意的四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既符合四位婆婆各自不同的身份,也与其所处的时代、国别、环境与经济地位相一致。
焦仲卿的母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的一位专制家长。手中不仅掌握着家庭中的经济大权,同时还有着封建族权、神权乃至政权的支持。由于丈夫早逝,她实际上还是家庭中“夫权”的无形执掌者。多权集于一身的焦母在家庭中便成了一个飞扬跋扈的独裁者。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其论著《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曾对《大雷雨》中的婆婆卡巴诺娃有过一段评价,认为她是一个没有心肝的、狠毒的人。在家庭中卡巴诺娃与焦仲卿母亲一样对媳妇怀有莫名的憎恨。不同之处是她对媳妇采取了压制的策略。在《孔雀东南飞》和《大雷雨》中婆媳对立的关系尚不是一种平分秋色的对等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婆婆对于媳妇的单向压迫,媳妇求告无门而造成悲剧。但到了《原野》与《寒夜》,由于时代的相对进步,封建宗法制度已遭到严重动摇,加之妇女走向社会,在经济上渐已自立,原有的婆媳之间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的关系已经演变成一种对等的争斗。在《原野》中焦氏由于还掌握着家庭中的经济大权。又借助其夫焦阎王遗留的余威也还能跟媳妇战个平手。但是到了《寒夜》,汪文宣的母亲便完全丧失了经济地位,仅凭其爱子之心和自己是“明媒正娶”的一点道德力量,已差不多不再能与其媳妇相抗衡。所以当焦氏在既无力将媳妇逐出也不能于争斗中战而胜之以达到压制目的时,便只能借助于道士的法术企图以符咒来置媳妇于死地。《寒夜》中的汪母则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千方百计地对媳妇进行排挤与攻击之外已别无他法。然而不管采取何种方法,四位婆婆的共同目的均在消除媳妇在其母子之间的既成影响。
与此相关,对于儿媳的敌视态度必然要影响到儿子的权益,造成母子之间关系紧张。尽管在这样的家庭中,母亲对于媳妇的压制与争斗总是以儿子的怯懦为前提,母亲,特别是像焦仲卿母亲那样的专横跋扈者本可以对儿子不予理会,但由于爱子心切,也还是要给以必要的安慰。她们除了极力夸大媳妇的可恶与不配之外,再娶更好的便成为最为重要的劝慰手段。如仲卿母亲就曾许诺为儿子再求那位无比美貌、自比罗敷的“东家贤女”;而汪文宣母亲也常常念叨:“等抗战胜利之后”,再另外给儿子“接一个更好的来”。
上文我们主要是从婆婆这一方面对婆媳矛盾的主题进行了一些现象学分析;其实作为矛盾另一方的媳妇们却并非如她们婆婆所指责的那样。刘兰芝是个“守节情不移”的贞女,同时勤劳且贤惠:“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在这一点上焦母似乎也无话可说。当迫于其婆母的压力,不得已而回娘家时,兰芝说道:“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刘兰芝的话应该是可信的。焦母所谓“此妇无礼节,进退自专由”当属莫须有之罪名。花金子在其丈夫审问其私通情人时的一段辩白也很能说明问题:“……我进了你们的家门,我就没想好好过。你爸爸把我押来做儿媳妇,你妈妈从我一进门就恨上我,骂我,羞我,糟蹋我,没有把我当人看。……”曾树生也曾对丈夫说过:“她(指汪母)恨我,她看不起我,她刚才还对我讲过,我没有跟你正式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过是你的姘头,她骂我不要脸,她骂我比娼妓还不如……”“她根本就不愿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应该结婚。”可见婆婆们对媳妇的种种指责并不成立。更重要的是我们应从这种种指责之中去探寻其所隐藏着的某种深层的东西,找到造成四部作品中婆媳矛盾的深层原因。因为体现于经济与伦理层次的种种原因,还不能合理地对这种矛盾予以解释。
二、矛盾的深层原因表现为“恋子情结”的外化
当仅从社会伦理或社会经济等方面无法圆满地解释四部作品中婆媳矛盾的原因时,我们探究的目光便不得不转向心理的深层,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婆媳矛盾的深层原因,以弥补浅层分析的不足。自从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创立性心理学说之后,文学研究就打开了一扇通向“神秘世界”的方法之门。一些过去无法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的东西得到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一段时期有人曾将弗洛伊德说得一无是处,其实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就其科学本身而言,这种学说仍然有其重要价值。
我认为在上述四部作品中,作者所表现的家庭均属于一种“恋子情结”型家庭。这种家庭的主要特征是母亲寡居(甚至早年守寡)与弱子(多为独子)相依为命。居寡的母亲将其对丈夫的全部情爱转移到爱子身上。其表现便是借助于种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理由对媳妇进行排挤与打击。
通常具有“恋子情结”的母亲其心理总是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状态。本质上她们会妒忌,甚至仇恨自己与亲子之间的任何女性,特别是容貌娇美的女性存在。但又不得不为自己的亲子娶亲。如卡巴诺夫对其妻卡捷琳娜抱怨的那样:“她(母亲)以前老是一个劲儿地说,‘你讨老婆吧,你讨老婆吧!你要是不讨老婆,那我死了也不瞑目。可是现在她又来折磨我,跟我过不去——这都是为了你(妻子)的缘故。”在母亲与妻子的夹缝中生活的卡巴诺夫当然明白,这不能怪妻子,—切根源均出自母亲。而汪母和焦母都答应驱逐了目前的媳妇而给儿子再娶更好的。这似乎都很矛盾。这种看似矛盾的举动,只有从具有“恋子情节”的母亲的矛盾心理中去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具有“恋子情结”的母亲为儿子娶媳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对“恋子意识”的有意掩饰。因为谁也不会公开承认自己的“恋子情结”。因此给亲子娶媳当是一种必然行为,尽管对于“恋子情结”的母亲来说,这是极其尴尬,极其厌恶的事,但却是无可奈何的。
第二,社会道德习俗的束缚。因为自古以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理昭然,违者当遭到世俗社会的歧视与嘲弄。具有“恋子情结”的母亲当然也深知这一点。
第三,家族延续的压力。因为非得通过娶媳生孙的方式,家族才能延续。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族不能延续的罪名,即使是具有“恋子情结”的母亲也不敢领受。对于她们,“恋子”与爱孙并不矛盾,所厌恶的只是媳妇而已。《原野》中焦氏对其孙黑子的感情足以佐证。
但是,这一切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讲都不过是“超我”对“原我”的一种短时间的抑制。一旦媳妇进门之后,“母亲们”发现既定的秩序遭到破坏,其“原我”便对“超我”进行反叛,要夺回自己对于亲子之爱的独占地位。这就引起了婆媳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是殊死斗争。因而在这种矛盾与争斗中媳妇往往是无辜的。
三、艺术表现的最佳人物关系——
寡母、弱子、俊妇、第三者
值得注意的是:四部作品在人物及其关系的处理上都遵循着共同的艺术表现模式,由寡母、弱子、俊妇与“第三者”构成了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这种处理并不是偶然,它遵循着某种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人物关系,不仅是“恋子情结”得以外化的最佳人物关系,也是艺术表现的最佳结构。
首先,寡居无夫是“恋子情结”得以外化的条件之一,一方面由于丈夫早逝而将对丈夫的情感全部转移到亲子身上;另一方面因为丈夫的早逝这种不正常情感可以不受丈夫的束缚。
其次,弱子是“恋子情结”得以外化的又一条件。因为“恋子情结”外化的形式便是对媳妇的排斥。如果儿子是坚强有力的,自然会在家庭中居于支配地位,他会以自己的权力来调节婆媳之间的关系使之维持在正常状态。本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将妇女永远置于男子的支配之下。所谓“三从”它要求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守寡的母亲按照正常的秩序是应该在儿子结婚成家之后便将家中的权力移交给儿子,自己退居从属地位。但是在“恋子情结”型的家庭中,由于儿子的懦弱正常家庭权力的移交被延迟了。母亲仍然掌握着家庭的一切权力,儿子却处于被支配地位。《孔雀东南飞》《大雷雨》和《原野》均属于这一类型。而在《寒夜》中家庭已无权力中心。
第三,俊妇是“恋子情结”得以外化的催化因素。因为俊俏的媳妇对儿子的吸引力最容易让寡母感到焦虑与威胁。这种具有“恋子情结”的母亲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从家族延续的优势方面讲,娶媳妇唯恐不俊。因而四部作品中的媳妇无一不俊(《寒夜》不属佐证范围)。但从具有“恋子情结”的母亲的心理角度讲又唯恐媳妇俊了。
第四,“第三者”是媳妇的情感在家庭中得不到正常发展而向外寻求的一种补偿。丈夫的缺乏男子汉气概与婆婆的凶悍与排挤是其重要的助动因素。如《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由于丈夫的懦弱与婆婆的凶悍,生活缺乏自由,感情空虚,便转而与情人鲍里斯幽会以寻求感情生活的补偿。《原野》中的金子与仇虎的关系当然是个例外。但笔者认为即使金子与仇虎之间没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童年与少年生活,并且未曾有个许亲仇虎的前因,金子也会衷情于仇虎。这是她的“永远长不大”的丈夫与凶悍的婆婆所构成的外部环境压力的必然结果。在《寒夜》里曾树生曾多次向汪文宣表示过,生活苦点倒能挺过去,要不是他有这样一个母亲,要不是汪文宣又是那样懦弱,她是不会去兰州,不会离开她这个家的。尽管曾树生有因环境的恶劣而丧失理想、贪图享乐等“不是”之处,但这种性格的形成,家庭的不和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从小说中曾树生的全部行动来看,她的说法还是可信的。
作者简介:范钦林,文学博士,南通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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