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鲁迅以男性视角描绘出一个隐隐约约祥林嫂故事的叙述本身直接呈现出女性的“他者”身份。传统男权文化剥夺女性独立性是祥林嫂成为“他者”的直接原因。生活于无情世界的社会底层使其在反物化的人生抗争中最终却走向被彻底物化的悲惨结局,其生命本能的、自我毁灭式的抗争体现了人之为人的高贵性。祥林嫂的悲剧展示了使其由“他者”沦落为“物”的温床——鲁镇民众真正物化的生存样态。
祥林嫂是鲁迅先生继《呐喊》后《彷徨》首篇《祝福》中人物形象,她和阿Q一样具有恒久的魅力。这一形象给读者传达出作者热情呼唤却无回应的郁闷中的冷静思考,展现出生活于鲁镇民众中的祥林嫂在身体、精神和灵魂重重摧残下,在近乎本能的自我毁灭式的抗争中走向灭亡的过程。祥林嫂悲剧是女性位于社会底层失去依托的悲剧,其悲剧展示出冰冷的鲁镇世界的人之存在之悲剧。祥林嫂形象阐释了一个真正“他者”身份之女性悲惨命运。
一、文本叙述方式的启示——“他者”视角
阅读《祝福》以后,祥林嫂故事很易深入读者之心:童养媳——守寡后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女佣——被卖为贺老六为妻——死了丈夫和儿子后再次到鲁四老爷家做工——向人叙述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额上伤疤的事及捐门槛——弄祭品——被驱赶——四十岁上下在问过“我”有关灵魂有无后的祝福夜死亡。可是,读者却容易忽略文本的叙述视角即故事的展开方式。本人认为恰恰是文本叙述方式本身呈现着作者的思考。作者是以离开鲁镇多年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启蒙者——“我”第一人称叙述角度展开故事情节的。“我”回到鲁镇的见闻,“我”与鲁镇思想的冲突,“我”与祥林嫂的相遇及对话引起“我”的不安,祥林嫂的死亡引起鲁四爷的愤怒,在这愤怒中引起“我”对祥林嫂身世的好奇,在为自身难以解答祥林嫂问题寻找借口而心情变得舒畅的前提下,将她的故事连成一片。作者在第一人称叙事角度上运用倒叙方法,通过四爷的讨厌、愤怒,“我”的冷静的回忆,四婶的前喜后厌,卫老婆子的转述,柳妈的传播,人们(鲁镇中的男人、女人、孩子)的态度等角度勾勒出祥林嫂的半生经历。
文本叙述方式表明作者试图将读者关注的镜头定位到鲁镇民众对待祥林嫂悲惨生活的态度上。为什么作者并不直接关心祥林嫂的思想和愿望?为什么作者不正面描写祥林嫂的悲剧命运?“找遍中国,作为精神世界的战士究竟在哪里?有谁能发出真诚的声音,把我们引向美好刚健的境地吗?有谁能发出温暖和煦的声音,把我们从荒凉寒冷的境界中援救出来吗?国家的情况如此糟糕,可是像耶利米那样将最后的哀歌唱给世界、遗留给后人的诗人也没有。不是产生不出来这样的人,即使产生出来也被群众所扼杀。”①呐喊后的寂静使鲁迅思想产生了彷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②。《祝福》作为鲁迅《彷徨》中的首篇,毫无疑问地传递出作者创作这一小说集的心境。作者为鲁镇民众的冷酷和麻木而哀伤,为他们面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态度和反应而彷徨。因此,作者有意将女人一生中可能会遇到的大多数灾难都附于祥林嫂:出身卑微、无知无识(难以理性思考)、童养媳、克夫克子、精明的婆婆、丧失劳动能力、神志不清。面对可怜的祥林嫂,鲁镇社会没有同情和怜悯,没有蓄意的打击,而是在常态秩序中使她走完了凄惨而短暂的一生,这必然引起读者对所谓正常秩序合理性的追问。
集各种灾难于一身却只有一次真正正面出场的祥林嫂形象在作者笔下只是一个客体性存在。她是“祝福”形式的反衬者,其在祝福夜的死亡丝毫不影响整个鲁镇人们祝福的心情,她极其悲惨的故事也唤不醒鲁镇民众起码的同情心和人性向善的本能冲动。作者的他者视角恰如其分地体现出祥林嫂的“他者”身份——下层女性祥林嫂的真切处境。没有独立人格只能在男性社会夹缝中求生存的苦难的祥林嫂能否在鲁镇环境中以“他者”身份安身立命呢?作为动物灵长的人类之一员的祥林嫂是如何走上“他者”不归之路的呢?这正是作者彷徨之处,也是作者通过作品对读者呈现出的召唤意图。
二、男权文化的“他者”角色
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人类发展是经过母系氏族而后进入父系氏族,《易经》强调的不是阳强而阴弱而是阴阳互补,现在世界上仍然保留有母系氏族生活的少数部落,都证明女性现状不是自然法则作用的产物,而是男权社会建构和塑造的结果。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女性主要扮演的是被歧视与压抑的角色,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角色。深受男权思想和文化浸染与熏陶的女性,经过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将之内化为正常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正因为这样,女人的地位、权利、受教育权、话语权等都被好像是合理的剥夺,女性的真实身份不复存在。尤其是在强调宗法等级观念、以专制统治为主要统治形式的古代中国,女人的地位更是可想而知了。《礼记》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③
汉代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将性别等级观念固定化。对此鲁迅先生有一段精辟的描述: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⑤
历史所形成的女人是男性的附属,是男人的陪衬。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在改写女人的历史,剥夺女人的独立性,塑造她们的依附性。由此,即使强大如武则天、泼辣如王熙凤、才气如林黛玉、睿智如庄太后都离不了男性的依托,更何况是普通的祥林嫂。
因为是女人,没有人关注其姓名,祥林嫂因小她十岁而早死的丈夫获得名字。她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是千万个下层妇女中似曾相识的一个。没有人会关心她的思想、在意她的喜怒哀乐,就像作者叙述方式所暗示的一样,读者通过作者,作者通过“我”,“我”通过鲁镇民众,鲁镇民众通过四婶、卫老婆子、柳妈等去叙说她,祥林嫂的经历只是一个被人转述的故事,至于祥林嫂本人到底对人生有什么感受,读者仍然是十分模糊的。这同样也是女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帝王将相占据了绝大部分舞台,剩下小部分就给了普通男性。人类文明史绝大部分由男性书写,书写内容也是男性的指点江山,尤其在古代中国女人总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只能在像宫廷诗、花间词类作品中占据可怜的一角。女性历史也就是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被非中心叙述的历史。
中国古代妇女虽然没有女权但存在着母权,这是男性文化施舍给女人的一定权利,但这种权利是有依附的。女人的“三从”决定了女人要想在社会中生存、立足,就必须要有男人的保护伞存在。失去独立性有所依赖的女人只不过是不能独立生存的人,她们凭借男人的跳板仍然可以活出尽管作为人不太满意、而作为女人却也感到亮丽的生活。这一点对祥林嫂来说,比登天还难,因为她既无法控制病灾和意外事故对之依托者生命的剥夺,其丈夫早死,其子也夭折,又无法反抗婆家对她的买卖,这使她陷入“贞女烈妇”而不得的悲惨境地。寡妇有心守节,婆家未必玉成,封建礼教本身蕴涵了一个极为荒唐的二律背反——既要妇女守节如玉,从一而终,又赋予夫家生杀予夺之大权,剥夺妇女守节的自主权{6}。祥林嫂的经历决定了她是一个没有妇道的女人,她既没有殉情也无权守节。如果不守妇道又要生活下去就必须具有生存的条件,但她又没有爱姑式的泼辣,子君式的知识,更没有可以使读者能够了解的几分姿色,而且在儿子死后的巨大精神打击下还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视女性为“他者”的男权文化在女性不破坏其秩序规定的范围内是可以认同女性的依附性的,否则就面临被彻底放逐的命运,其依附性的认同感也将随之消失。正是在这样一种游戏规则的制约下,祥林嫂的“他者”地位都难以保存,逐渐由“他者”物化为真正意义上的“物”的生存境地。
三、无从拯救——“他者”命运的必然
祥林嫂不是一个阿Q式扩张型的人,其所有希望就是被鲁镇世界认同和接纳,她与鲁镇社会是一种顺应关系。但在实际生活中,面对她的不幸身世和经历却没有人伸出援助之手,给她一根落水者的救命稻草。文本中作者向读者阐明了三种矛盾:“我”与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鲁镇思想的冲突,“我”与祥林嫂关于灵魂观念的错位,以鲁四老爷代表的鲁镇思想与祥林嫂生命本能之间压抑与反抗的激荡。鲁迅所“哀其不幸”的“其”包含的众人就是鲁镇社会之民众,启蒙者“我”也位于其中。在这表面宁静的小镇生活中,矛盾却无处不在,处处维护伦理道德和年年祝福的鲁镇民众却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之心,缺乏起码的人道主义和人间最基本的关爱。
作为社会中心力量的鲁四老爷类读书人丧失管理功能,根本就不当祥林嫂为人。在其眼中她只是一个做事的佣人,是一个伤风败俗的寡妇,是一个谬种。作者还勾勒出同为女性的四婶、祥林妈、卫老婆子一副在男性文化下的丑恶嘴脸。四婶是鲁镇世界女性最高地位的代表,看重的是祥林嫂“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四婶不断谈起被卖以后的祥林嫂并不是关心她,而是求证女人维护好女不嫁二回男的仪式性表演。伦理道德不仅规范人们的行为思想,也给人提供了演练各种“热情”的场所和将人“等而下之”的机会⑦。作为社会核心人物的依附者卫老婆子视祥林嫂为其攀附贵者的桥梁。在精明强干、很会打算的祥林妈(一个被生活驯化出来的毫无人性的冷酷女人)眼里祥林嫂只不过是一个保姆,一个生育的工具,一件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同为佣人的柳妈更显出作为“他者”的女性之可悲:在祥林嫂伤疤问题上是一个幸灾乐祸者,在捐门槛事件上是一个信息的感性提供者,她典型地反应出社会最低层妇女的可怜的狡狯。还有鲁镇的男人们、女人们、老太太们、孩子们,都只是祥林嫂悲剧的观看者,她的故事只是满足她们宣泄感情的期望,却激不起哪怕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的善心。这些男性文化中的“他者们”只是将祥林嫂看做显示自己优越性的参照物。作为和鲁四老爷不太投机的、自以为见识多的“我”在面临祥林嫂的问题时变成了“一个完全的愚人”,也不得不以“实在说不清”、“也许”、“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之类模棱两可的语言来搪塞和应付她,“我”和众人的不同仅仅在于祥林嫂的发问和死亡使“我”感到不安,“我”无意也无能拯救祥林嫂。得不到他人拯救的祥林嫂,最终变成“木刻似的脸”、眼睛的转动也只是活“物”的标志,而成为鲁镇民众心目中没有意义令人讨厌的一个形式。
祥林嫂能否自救呢?人之伟大与不朽在于其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和抗争,祥林嫂之经历看起来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但她与人类征服世界的最伟大事业一样悲壮。她的弱小与无助决定了她对社会的需求也是那样的微弱和可怜:她只需要鲁镇民众接纳她,就是当奴隶也会脸上有笑容。为了满足在男人看来根本就不成问题的问题、在可以有所凭借的普通女性看来也是十分正常的小小愿望,她采取的却是令人辛酸的、病态式的抗争。第一是顺从。从出身到被卖嫁贺老六之前,她通过默默的劳动并按照鲁镇社会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她脸上的耻辱伤疤就是她维护“好女不嫁二回男”、 “从一而终”的标记。第二是表演。在逐渐散失劳动能力后为了避免被鲁镇民众于心灵层面上的驱逐,她改变原来“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的特点,不断地、重复地叙述深深刺痛她灵魂的“阿毛被狼叼走”和脸上伤疤的悲惨故事。第三是精神自救。之所以在紧闭嘴唇情况下还是默默地跑街、扫地、洗菜、淘米,是因为“捐门槛”这一精神自救方式支撑着她。第四,质疑并追问。流落街头的祥林嫂开始质疑鲁镇思想的合理性。有关灵魂和地狱的有无、亲人相见是否可能的问题实质上在她脑中可以说是千万次地存在过,她之所以对“我”提出只不过是为了求证而已。虽然祥林嫂本能式抗争体现出人是精神的创造者和能够对固有思想进行质疑、具有鲜活性的人的特点,但其抗争仍然是无力的,她只有带着质疑和恐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
《红楼梦》女性悲剧是在封建统治最为森严的阶层发生的,但祥林嫂悲剧却发生在并没有明显阶级压迫、较为偏远、集城镇与农村为一体的江南鲁镇,更显其悲剧的普遍性、可悲性和集体无意识性。封建宗法思想塑造的鲁镇民众是酝酿、培育、制造像祥林嫂式女性悲剧的温床和土壤。但其悲惨结局却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思维空间,在本能支配下的祥林嫂具有作为精神性人的特征,而受宗法思想控制的鲁镇社会才是真正幽冷的物化世界,失去亲人的人在社会上是否获得人间温暖是拷问人性的试金石。鲁镇社会是一个没有思考和质疑可能的无思想世界,以“爱人”和“人性善”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塑造的民众远远背离了先儒们的初衷。作为他者、物、会说话的工具,祥林嫂以人的本能方式向自以为是启蒙者的“我”提出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表明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存在,不管其社会地位如何低下,都有和思想最高层的人一样会探讨幸福的可能。她在祝福夜晚静静地死去和亲人相见,却使体面的预祝幸福的鲁四老爷大为光火,幸福与不幸绝妙而又荒谬地互为存在。
作者简介:崔显艳,硕士研究生,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①魏绍磬.鲁迅早期思想研究[M].曲阜:曲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239.
②黄修正.中国现代文学简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52.
③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5:7.1.
④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15-216.
⑤朱庆华.二律背反:礼教“吃人”的阴毒玄妙手段——再论《祝福》思想的精奥性[J].江西社会科学,2002.2.
⑥张宁.卑微者的不朽方式——关于《祝福》的心理学阐释[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1.
⑦鲁迅.祝福.鲁迅小说散文杂文全集[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9.
(责任编辑: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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