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金锁记》是现代著名作家张爱玲的成名作。这篇作品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其中的女主角曹七巧有很大的关系。曹七巧是一个出生于麻油店的单纯少女,但是她哥哥为了贪图钱财把她嫁到了有钱的姜家。在姜家,她由一个纯真少女变成了一个世故、悍泼、有着疯子般的审慎与机智的恶毒少妇。本文试图通过详细梳理曹七巧变化的过程,寻找出曹七巧命运悲剧的原因,并以此揭示出小说的现代意义。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集《传奇》中的重要小说,而曹七巧则是《金锁记》中刻画最深入细致的一个的主要人物。张爱玲曾在其小说集《传奇》的开头写道:“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而《金锁记》中曹七巧这一人物正是对这句话的具体而生动的诠释。曹七巧的一生是20世纪初无数出生低贱最后变为贵族妇女的众多妇女的综合,她是从无数个20世纪初经历起起伏伏的妇女的经历中幻化出的一个人物。她是平凡的,平凡在于她的悲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里俯首可拾;但她又是不平凡的,因为,在她身上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
曹七巧的一生,是从一个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逐步演化成一个封建家族的痛苦而悲哀的主宰者的一生。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她经历了希望幻灭热情丧失以后痛苦选择的结果。
曹七巧出生在一个麻油店里,父母早亡,是哥嫂把她抚养成人。她的少女时代是五彩斑斓的,少女时的她健康,活泼,任性但又与人为善,拥有普通中国下层女子特有的温顺和贤良。然而,一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姻使她堕入精神生活的最底层,她嫁入了富家,这是她一生悲剧的开始。
在曹家,出身低微且涉世未深的曹七巧备受欺凌,不仅曹家人看轻她,甚至连丫鬟们也对她不屑一顾。远离了哥嫂的她如同生活在一个到处布满阴森陷阱的荒岛上,拥有的仅仅是个毫无生活能力的患了骨痨的丈夫。为了生存,曹七巧只能改变自己,就这样,她成了一个处处维护自己生存权利用悍泼来武装起自己的女人。
在畸形的婚姻和毫无生趣的生活环境的重压下,往日纯真善良的七巧陷入了污浊的宗法社会的陈规陋习中。然而她毕竟年轻,年轻的心使她不甘寂寞,不甘于受欺凌、轻视,她渴望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身边安慰自己、怜惜自己、保护自己。姜季泽的出现给她带来了希望也进一步把她推入了人性泯灭的深渊。
在深心里,曹七巧是爱姜季泽的,这种爱虽然有渴望季泽解救自己脱离苦难的成分,但姜季泽毕竟是七巧唯一可以倾诉、可信赖、可深爱的人。七巧对季泽采取了调情的姿态,她在季泽面前大声呜咽倾吐婚姻生活的不幸。然而幼稚的她并没有看清姜季泽的本质——一个没落的宗法家庭的寄生虫,他根本不可能也绝对不敢带着她去冲破家庭的枷锁寻找新的生活。姜季泽拒绝了七巧的爱。因为金钱被嫁入姜家失去了幸福的生活,追求爱情又没有成功,生活的种种挫折与痛苦,使得曹七巧完全丧失了善良的本质,她把一切为了生存而遭受的痛苦转化成一腔报复的怒火,对所有人采取恶毒的态度。
这首先表现在她对亲生儿子长白的潜意识的占有欲上。“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连半个人她都留不住——他娶了亲。”曹七巧的丈夫是一个患了骨痨的病人,她曾经形容自己丈夫的肉是软的。显然从这个骨痨病人那里曹七巧得不到正常的情感的满足,丈夫和婆婆没有去世之前,在还没有得到金钱和权利的时候,曹七巧还能够压抑住这种内心深处的没有被满足的欲望,待到获得了金钱和权利以后,这种被压抑的对情感的渴望转化成了对男性的无意识的占有欲望,并被变态地发泄出来。对儿子长白,她教他为她烧鸦片,以长白招认的夫妻床笫之事为资本,到处张扬,致使儿媳因气恼而得病。对生病的儿媳,曹七巧更是不闻不问,似乎硬是要置儿媳于死地而后快。第一个儿媳还没有咽气,她又张罗着替儿子续弦,气死了第一个儿媳,而第二个儿媳嫁进门不久又被她折磨致死。两次婚姻的失败使长白不敢再娶,只好终日在妓院走动。
不只是儿子的婚姻,七巧还盯上了女儿的婚恋。她先是对自己女儿的婚姻表现冷淡,等到女儿和童世舫恋爱起来,她又想尽办法破坏女儿的婚恋,先是怀疑童世舫,污蔑童世舫的清白,怀疑童世舫婚姻的目的,然后又故意带着“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向童世舫透露女儿吸食鸦片的过去,由此断送了女儿本已到手的婚姻幸福。
傅雷曾经这样评价曹七巧:“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情欲在她的心中偏偏来得嚣张。已经把一种情欲压倒了,缠死心地来服侍病人,偏偏那情欲死灰复燃,要求它的那份权利。爱情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满足,便需要三四个人的幸福与生命来抵偿。可怕的报复。”①曹七巧确实毁掉了自己儿女的幸福,当然,潜意识里的原因是曹七巧自身的痛苦婚姻使她不能忍受儿女的幸福,从而无意识地要破坏儿女的幸福。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使她失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和本该由自己享受的天伦之乐。这是一个既可恨又可怜的女人,她前半生的幸福被人扼杀了,而她自己又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后半生的幸福。
综观曹七巧的一生,是被人残害既而又转变为残害他人的一生。她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剧的一生,造成她最后悲剧的原因也有多种。
首先,传统社会所赋予的女性对男性的依赖性的被剥夺是原因之一。傅雷曾说,曹七巧是“封建遗老家庭中的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的渣滓”②。从表面看,曹七巧确实是传统社会中“存天理,灭人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一类宗法制度的牺牲品,但从更深一层来看,曹七巧丈夫的极度残疾使得曹七巧本该享受的女性应有的对男性的依赖性的被剥夺,才是重要原因。对现代女性而言,这种依赖性只是自身不独立的表现,而对曹七巧这样一个从小在麻油店长大的女性而言,现代教育的匮乏使她不可能摆脱丈夫残疾的阴影,始终折磨她的就是丈夫的无能、无力。七巧曾经对姜季泽讲述自己丈夫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麻,摸上去的感觉……”曹七巧是一个有着生命力的女人,渴望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呵护,期盼的是一种能领导自己的外力,但婚姻给予她的仅仅是一个无能的丈夫,一种毫无生趣的生活,一群对她百般挑剔的女人。这种畸形的环境、畸形的生活,使她的心态变得畸形,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个没落的宗法社会的牺牲品。
其次,对周围人特别是亲人的不信任和仇恨,也是造成曹七巧最后悲剧的重要原因。对当代的新女性来说,当面对生活困境时,在亲人无能、无力时,反倒能萌发起生命的活力,勇敢面对现实;越是面临困境,越能宽容待人。但是这种理智的选择显然不属于市井出生的女子曹七巧。当曹七巧发现自己丈夫无能,周围人对自己充满鄙夷的时候,她采取的是报复的姿态,对把自己嫁到姜家的哥嫂百般嫌弃,让其受尽屈辱;对自己的丈夫不闻不问,到处申诉丈夫生病时的无能和无力;对姜家人更是采取悍泼和霸道的姿态,在分家产时让姜家长辈丢尽脸面,分毫必争,不给姜季泽留一分钱。曹七巧使尽所有手段装出强悍的模样,折磨身边所有人,最后,直至伤害自己的儿女,使自己成为一个被身边所有人憎恶的女人。总之,曹七巧是个表面泼辣而内心却充满辛酸的人物。
第三,对金钱的无可自抑的占有欲是造成曹七巧悲剧的最重要的原因。曹七巧竭尽所能进行报复、反抗,而在她的所有对畸形命运的畸形反抗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她对金钱所表现出来的无法自抑的占有欲。七巧出生市井,深知生活艰辛聚财不易,这是她看重金钱的原因之一,但她对金钱具有强烈的占有欲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因为金钱毁了她的幸福,她仇恨金钱,然而当她奋力反抗对她的生命造成威胁的力量的时候,她又发现,金钱是这些力量中占主导作用的因素,她无法冲破这种种力量的原因就在于此,她的一生的需要也同样在于此。失败的教训使她对金钱的仇恨转化为一种渴求,她认识到金钱就是一种主宰,一种支撑,一种权势,于是她深信不疑地把自身处境的改善,全部寄托于金钱。但是,令曹七巧始料未及的是,她的这种消极的反抗,这分粗陋的悟性,使她为之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青春、爱情、母性、良知乃至整个人性。她堕落了,沉入深深的金钱的泥淖,为了维护这些用一生的幸福换来的“黄金的枷锁”,她又一次使自己陷入患得患失之中。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曹七巧的这种对金钱的无可自抑的占有欲应该属于现代都市文明中的“物化”问题,人的生活往往因为个人物欲的需要而变得不快乐。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张爱玲这篇创作于上世纪40年代的小说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的特点。
《金锁记》可以说是张爱玲的创作处于高峰期时的一部杰作,它以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物心理的深刻挖掘,展示了一个令人同情而又异常恶毒的女人——曹七巧的一生。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曹七巧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一生。这种悲剧的造成是内因和外因交替作用的结果。对比起来,内在的因素起的作用更大一些。傅雷曾经说:“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③韩国评论家赵炳奂也曾如此评说:“张爱玲充分挖掘了现代都市中的人性扭曲和心理变态给人造成的悲剧,她的笔触不只停留在意象的表层,而是深入到人性中最隐秘的部分……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张爱玲对‘五四以来新文学所倡导的英雄式的个人主义采取了一种并不宽容的态度。她充分展示的是,个人为确保自身安危,极力把握一些实在的东西,譬如:金钱、爱情……张爱玲冷静地描绘了现代都市文明中的‘物化问题——人的正常欲望被物的欲望取而代之。”由这样的一些评论结合我们前面的分析,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此,在曹七巧身上体现了埋藏在外在因素之下的传统社会里女性悲剧的内在因素。
张爱玲曾说,(她)喜欢描写那些普通的人生安稳的一面,而非奇拔的人生飞扬的一面。(她)要写的是芸芸众生中最广大的负荷者,并于这最普通的常见的俗事中现出人生悲凉的深刻意义。④而曹七巧这一人物的悲凉身世,确实也显露出了中国女性心底里充满疮痍的一面,她对金钱的追求与渴望,乃至最后的悲剧,则代表着无数个生活在长长黑夜里的没落宗法社会中的女奴形象。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曹七巧是没落宗法社会中富家的女性的代表形象之一。而张爱玲也是一个非常善于描写悲惨、悲凉女性的现代女性作家。张爱玲对女性悲剧内在因素的批判和展露,以及人的物欲的充分揭露,是其他现代作家未曾超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张爱玲站在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学位置上。我觉得对曹七巧这个人物和她的创造者张爱玲,可以用夏志清的话进行总结:“七巧是特殊文化环境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女子。她的生命悲剧,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引起我们的恐惧与怜悯;事实上,恐惧多于怜悯。张爱玲正视心理的事实,而且她在情感上把握了中国历史上那个时代。她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情风俗的正确的了解,不单是自然主义客观描写的成功;她于认识之外,更有强烈的情感——她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可爱与可怕。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阶级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害怕而惊退,一方面是多少有一点留恋——这种情感表达得最强烈的是在《金锁记》里。一个出身不高的女子,尽管她自己不乐意投身于上流社会的礼仪与罪恶之中,最后她却成为上流社会最腐化的典型人物。七巧是她社会环境的产物,可是更重要的,她是她自己各种巴望、考虑、情感的奴隶。张爱玲兼顾到七巧的性格和社会,使她的一生,更经得起我们道德性的玩味。”⑤
总之,曹七巧这个人物,无论从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来看,还是从其精美的艺术表现手法来看,都有许多值得人们赞赏的地方。但是,在这一人物身上似乎又表现出了无比的沉重,几近令人窒息。好比一条年代久远的古绢,上面溅满了绛红的血迹;又好比一条浑浊的河流,河面上漂浮着腐烂的野兽的尸体……
(责任编辑:张晴)
作者简介:段绪懿,文学硕士,四川宜宾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现当代文学史研究。
①②③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第311页,第315页。
④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流言》,中国科学公司,1944年版。
⑤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348页-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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