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须一瓜、魏微、盛可以各自的小说代表作《淡绿色的月亮》，《化妆》、《姊妹》，《手术》与《取暖运动》以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审视男性之“丑”，表达深切的孤独、绝望感受,展示女性的生存困境与心灵之痛。须一瓜、魏微对理想的男性与两性关系尚有基于古典情怀的期盼与追寻；盛可以的小说则展现了后现代社会实用主义的两性关系架构，强调双方博弈中的实力对比，亦含有对两性间真情的寻觅。
20世纪20年代震惊文坛的女作家冯沅君、丁玲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女性主体的初步生成。沅君大胆地在《旅行》、《隔绝》中写出当时“五四”男女青年反礼教的举动，但她的小说高扬精神之爱，贬低肉体之爱，因此“沅君笔下的人物与传统的战斗不可能是彻底的，在反封建时，她充当着传统的叛逆，而在两性问题上，又只能扮演一个传统角色。女人的肉体需要并未成为主体的一种需求”①。丁玲的莎菲的故事则是“一个异化与反异化的女性内心挣扎的故事”，表达了对抗整个都市社会、自行放逐于社会之外的反异化的女性自我的胜利与失败、屈辱混杂难辨的孤独主题。这孤独“发自对封建乡村死而不僵的宗法体系以及对于资本主义都市铁板一块的生活规范的双重拒斥和揭示”②。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雨之后，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迅速都市化，社会结构、个人生存处境、民族文化心理随之也发生巨大迅猛的嬗变。在新世纪初崛起的青年女作家中，须一瓜、魏微与盛可以等人接续冯沅君、丁玲对现代女性命运的思考，敏锐把捉时代脉搏，对当代知识女性的人生况味、本体欲望、心灵感受及追寻有过人的洞察与出色的审美表达。我们读中篇小说《淡绿色的月亮》（须一瓜）和短篇《化妆》、《姊妹》（魏微），《手术》、《取暖运动》（盛可以），感到这三位女作家在各自鲜明的个性之外又有某种相近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在刻意低调日常的叙事中，有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小说叙述者与女主人公合二为一，从审丑的角度衡量男性配偶作为男性的基本素质修养、能力与忠诚度，传达了女性的心灵剧痛与深沉的孤独感与绝望感。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反复纠缠中，不停地质疑理想男性镜像的实存性，放逐对异性的理想主义诉求。
一、“审丑”的困惑、孤独与绝望
现代人必然要承受孤独的命运。现代性的历史诉求本来内含有对个人主义的推崇与张扬，对个性独立、禀赋自由的强调；而GDP优先的当代经济社会实际上使人们的生存方式简化、物化乃至庸俗化了。技术的发达进步有时反而阻碍人们的心灵交流与默契，加剧人们生存空间的萎缩。一方面是个人意志的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却是人际间心灵沟通的艰难，这就从本质上促生了现代人的无以排遣的孤独与绝望意识。所以，雅斯贝斯说：“今天，虽然生活扩张的可能性已大得无法估量，但我们却感到自己正处于一条如此狭窄的通道上，以致几无容纳我们的实存之可能性的空间。由于这一点已被普遍地认识，所以一种绝望意识便影响了人的活动。”③洪治纲则进一步认为：“由孤独到绝望，由绝望到迷惘，这种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境况，与其说是一种病态化的生命征兆，还不如说是现代性自身的两难之源。”④
《淡绿色的月亮》中的男女主人公堪称郎才女貌、金童玉女的绝配。钟桥北身材高大、体魄壮健，但在深夜劫匪的利刃面前一无作为、束手就擒，眼睁睁看着妻子芥子濒于失贞的险境。这使得芥子对丈夫男子气的想象与信赖无可挽回地归于幻灭。尽管有惊无险，但心灵的缺憾在这场变故中已铸为永久，无可弥补。作家特意设置这极端的尴尬情境，从女性角度“苛刻”审视男子雄强外表下的虚弱内涵，毫不姑息地剔抉出男性灵魂的本质空洞、孱弱与渺小，同时，细腻、深入地烘托出女性陷于价值真空中的巨大失望、尖锐持久的心头之痛。并且，作者意犹未尽，更以警察朋友谢高在火车上遭遇劫匪却无作为的经过与前述变故互为映衬，进一步强化了对男性的幻灭感。作者将这种缺憾认定为根本的缺憾，生活景观由此黯然失色。男性本应是支撑家庭、社会的中流砥柱，但在危境中的表现反而不如一介弱女子：芥子本人在无助之时尚冒险与匪徒智斗，不像丈夫那样乖乖就范、百依百顺；颇具雄豪之气的小姑子桥南亦看不起桥北的软弱窝囊。阴盛阳衰的生存图景清晰可辨。显然，作者在这里除了宣泄女性的不满、遗憾之外，同时还超越女性视角，引发对现代社会诗性生命力阙如的深长忧思，这便有了存在主义的形而上哲思意味。她对人性之复杂、深邃，以及人生意义的探询因而抵达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地，逼使读者随她一道直面当代人生的大不堪、大悲凉。须一瓜的笔触雅致、忧郁，充满书卷气，但又给人一种执拗的、百折不挠、力透纸背的感觉。女主角芥子以劫案为契机，开始她沉重、艰难的心灵之旅。叙述者与芥子融为一体，尖锐诘问男性存在的意义乃至人生的意义。弥漫字里行间的心灵痛楚真切、确实，富有感染力。真挚、高洁、忧郁、痛苦的女性灵魂引领我们穿行于尘世与神界、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由此生发无穷尽的追问与思考。
《化妆》中的知识女性嘉丽大学实习期间曾与已婚的法院张科长有过一场酸楚、凄凉的婚外恋，她穷，但有一颗高贵、执著的心，时刻戒备与警惕着金钱对情感的玷污，坚守情感无价的原则。在从事律师事业成功之后难以排遣心灵的空虚、寂寞，自导自演了一出“鸯梦重温”的戏剧。她悉心化妆后以一身寒伧的着装与昔日情人见面，迎来男方鄙夷不屑与势利倨傲的丑态，从而证实了女有情、男苟且的事实。嘉丽藉由个人奋斗，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乃至精神境界今非昔比，远超委琐的小职员张科长，恰似杜十娘与李甲的对比。男人的卑劣本质暴露后，嘉丽心底残存的些许慰藉灰飞烟灭，从此只能孤独面对无际的精神荒原。魏微的笔墨冷峻、智慧、高度理性，将贫穷、成功、金钱、欲望、爱情、仇恨与怜悯、背叛与执著等多重人性元素浓缩为繁管密弦、尖锐冲突的戏剧，在单一、直线的情节发展中，传达出丰富、深邃的况味。以平静客观的叙述展示人物心理的跌宕起伏、情感的潮汐涨落，男女主人公之间的冲突与交锋自然熨帖、扣人心弦，毫无过火与矫揉造作之处，显示出娴熟老到的叙事功力。
湘女盛可以对诗性的生命强力、男女纯真情感也有执著的追寻，但却出之于日常世俗、充满龃龉的碎片化生活场景。《手术》、《取暖运动》写女记者唐晓南、巫小倩期待与男友构筑真爱基础上的婚姻殿堂，但谈何容易！在作者热衷的“姐弟恋”模式中，男比女小五六岁，经济未能自立，心智也远未成熟，谋生本领与才华远逊于女方，但最可惜的是忠厚笃实的丧失。这让人想起丁玲笔下被莎菲看不起的苇弟，苇弟起码还具备忠诚、钟情的美德，而盛可以笔下的男孩虽平庸无能，一无所长，却有着不亚于女友的戒备、算计、提防之心，时刻准备着抽身而退。当代性革命带来人欲的大解放，却使得浪漫、纯情成为稀缺资源。人们难免陷入心灵空无依傍的境地。
二、生命欲求与生存之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市场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与洗礼，导致人们生存信念、伦理价值观的急剧变迁。各种世俗的欲望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存在空间，本能性的世俗追求因有“现代性”的标签而具备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与感召力。同时，审美现代性也对现代社会的所谓理性秩序构成反动与挑战。由此，“感官享乐”、“叛逆成规”、“标榜另类”、“中产阶级品位”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时尚生存符码。卫慧、棉棉、何顿的小说正因为表现以上的生存理念与文化理想而在世纪之交风行一时。然而，《上海宝贝》、《糖》等小说所揭示的仅仅只是一种表层化的文化征象。现实中的中国社会文化结构要远远复杂得多，人们内心的冲突也要尖锐得多。“现代化过程甚至对许多西方人来说也是困扰和痛苦有加，但对中国的伤害似乎特别严重。现代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对中国文化来说，现代化包括了许多陌生的因素”⑤。阿城说：“文化制约着人类。”信哉斯言！古国几千年文化积淀即便在全球化的今天仍有着巨大的影响与制约力量，多么强悍的个体生命本能、意志也无法颠覆先天的文化基因。
在《淡绿色的月亮》中，须一瓜对女性心灵的探寻触及到深层人本困境。一派荒芜、颓败的后现代景观中，英雄、传奇早已经被祛魅除幻，荡然无存，她却执拗地探询着英雄气质、男性风骨存在的可能性以及饮食男女的道义基础与意义。
《化妆》中嘉丽的纯情梦幻彻底破灭，小说的批判锋芒直指势利冷漠的滚滚红尘。纯情女性真心付出，希冀得到异性伴侣同样不计世俗功利、超然本真的爱的回报，却往往被人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玩弄。结果，淳朴执著的人得到的只是冷酷无比的伤害。赤子情怀不变却落落寡合、心灵焦灼的嘉丽们对男女真情的期盼只不过是“等待戈多”而已。
比起须一瓜、魏微描写男女关系的古典情怀，盛可以的笔触要大胆、恣肆得多，她师承同乡前辈丁玲，但更加大胆率直地表述当代女性的生命欲求与生存之痛。“在一种自我撕裂般的叙述话语中，展现了现代社会里人们对真爱寻求的无望，对最基本的人性品质恪守的艰难。正是这种激荡于内心之中的切肤之痛，表明了盛可以笔下的人物因为苦难而具有了特殊的审美价值。”⑥
《手术》巧妙设置手术台上患者与医生这一特定的人物关系场景，由乳房纤维瘤患者唐晓南的心理角度，展现其心路历程以及有关人物间的性格碰撞。主刀大夫正是男友父亲。手术器械丁当作响，无影灯明明灭灭，唤起她的性爱回忆，与现实情景交错混杂，构成多声部深沉浑厚的交响曲。手术过程中的百感交集与如潮涌来的恋爱记忆相互激荡，相互阐释与发明，以极精粹、巧妙衔接的笔法，展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细腻丰富的心理内涵与情感世界。唐晓南在厌倦了随意、放纵的男女“打炮”运动之后，渴求知心情人及其信守一生的承诺。她难以抵挡男色的诱惑，以“婚姻只是世俗留下来的东西”消除男友李喊的顾虑，鼓励他奋勇前行。可是，当欲望燃起的激情冷却下来，唐晓南又有了婚姻的诉求：“我是世俗的人，所以也要世俗的东西。”“……不结婚，只同居，她觉得就像荒山野岭的孤魂夜鬼似的。”李喊是个精于算计的小伙子，他不肯将自己的一生拴在唐晓南这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外地女人身上。他规避承诺婚姻契约义务，以免束缚一己的自由。而没有法律形式保障的性爱狂欢，总是让女方摆脱不了悬空的感觉，成为喜忧参半、驱之不去的心理“症候”。尤其是当“父之法”君临干预之时，遑论婚姻，浮生中的苟且偷欢亦将被取缔。女方本是云游四海、“无父无君”、任意妄为的职业女性，浪漫瑰丽的楚文化的乳汁赋予她个性张扬、勇闯天下的豪情与胆识，但面对以“父之名”出现的传统伦理习俗、审美标准的强大权威时，离经叛道的锐气荡然无存，本然柔弱的女儿性尽显，只能听凭“父亲”的论断与裁决。
“父亲”不仅是维护风化秩序的道德法官，还是解剖、疗治爱情隐疾的“主治大夫”，他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惩罚、儆戒甚至驱逐放纵肉欲的人。但在他的视线之外，青春野性的情欲仍在蓬勃燃烧。《取暖运动》进一步赋予性爱以日常凡俗性质，强调它如同天寒取暖一样自然、不可或缺。与唐晓南对“父亲”心怀敬畏、戒备不同，巫小倩放逐了父权的威权迫压，不再惧怕什么天谴，索性听从身体指令，过悬置婚姻的恣意生活，但仍然期待着男女真情。盛可以的“姐弟恋”将张爱玲《倾城之恋》男强女弱的模式颠倒了过来。女主角作为职业文人，有坚实的经济后盾、丰富阅历与出众才华，除了年龄稍大之外，处处强于男伴，因而有明显的优越感乃至主动权。《手术》细腻地写出女主角接受乳房手术时对以往性爱的反思，从因淫生疾、罪感深重的病患者角度，坦诚叙写观念开放的女青年在生命、性爱、死亡诸问题上的执著探询。对“天谴”的恐惧，对“父之法”的顺从使她收敛起放荡的个性，但能不能被父权秩序接纳还是个未定数，情人闪烁其词的暧昧态度更使她忧心忡忡。
《取暖运动》则恢复了知识女性的自信果敢、睥睨小男人的凌厉作风。才女巫小倩与“小弟”刘夜相处，本来出于彼此取暖、取乐的实用目的。巫作为女主人，负责一切日常开支，自然占尽上风，刘稍有不驯，巫即恶言相加；冬去春来，不需取暖时，便起遗弃之意。显然，女主角不再对传统伦理秩序怀有归顺之心，而是故态复萌，回归感官享受、女性自我中心，对小男人鄙视、戒备又不妨用之，厌倦了则弃之如敝屣。小说处处表明才华、经济实力在男女博弈中的重要意义，并从女性主体的角度，表达对男性生存能力低下、彼此真情丧失、勾心斗角的深深失望。作者摒弃不计功利、背景的罗曼史，也否认了性爱的坚贞与永恒。男色、真情能闪光一时，抚慰、愉悦艰辛疲惫的身心，但若无实力后盾，很快会黯然失色。归根结底，性爱还要受制于生存法则。
综观上述三位女作家的写作，我们发现她们无不受到古老民族传统与现当代文化的错综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对传统的生活方式与两性关系模式形成极大冲击，在欲望化的生存景观中，某些高贵的人性元素濒于灭绝。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与成长记忆，须一瓜们书写女性痛彻心肺的创伤经验，抒发对男人血性、天职、崇高、真情以及两性和谐伦理的热切呼唤。她们洞悉红尘男女的生存奥秘，冷眼谛视男性的自私畏葸、萎靡不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审美表达或许失之偏颇、趋于极端，但却是促人清醒、振作的苦口良药。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赵修广，文学硕士，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①② 孟 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第122页。
③ 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87页。
④⑥ 洪治纲：《缝隙中的呓语》，《文艺研究》，2006后第1期，第28页，第30页-第31页。
⑤ 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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