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他重承诺守信用
在中国人的道德天平上，自古以来就具有重承诺守信用的传统美德。从孔子“言必信，行必果”①、“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②的名言，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民间俗语，再到“一言为重百金轻”的商鞅、和“一诺千金”的季布等无数仁人志士的身体力行，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从上古时代开始，重承诺守信用就成了做人的基本原则。然而，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许多传统美德、做人的原则在人的精神灵魂中渐渐被消解，重承诺守信用的行为规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得到物质利益而出现的尔虞我诈现象日益严重，甚至朋友之间也会出现相互利用和欺诈哄骗的状况。诚信在某些人眼里变得一文不值。面对这种道德沦丧的社会现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作家陈应松没有无动于衷。他说：“小说小说，它除了紧紧逼视人的灵魂和存在，与别的并无多大关系。”所以，在《松鸦为什么鸣叫》中他塑造了伯纬这样一个重承诺守信用的当代农民形象，借以呼唤人性中的善良，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进而达到拯救人的灵魂的目的。
作品用不少篇幅描绘了伯纬为信守承诺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价。当初他和王皋一起去修公路，在去工地的路上他答应王皋，“如果你死了，我把你背回去不就完了”。这其实原本带有开玩笑的意思，并非是一种誓约。但是当王皋真的死了，他却把这话当成了一种誓约去践行。他用被单裹了王皋的尸体就上路了，历经三天三夜才把王皋送回了家。在这三天里，他要顶着秋天依旧炎热的太阳，要忍受深山野岭荒无人烟的孤独和饥渴。晚上，只能偷偷带着尸体住进山民的牛棚。死人的腥味儿缠绕着他，追随血腥的松鸦怪叫着围追堵截，红鼻子老熊在唯一的路口上拦住了他。尸体越背越重，腐臭味儿越来越浓，跟吸花蜜的蓝喉太阳鸟差不多大的苍蝇也挥之不去。但是他没有退缩，没有半途而废，即使是他在大雾中一跤摔倒，王皋尸体掉到悬崖下去了，他也不顾自己流血的伤口去找王皋。在这负重独行、危机四伏的几天里，他只能靠不时地和王皋的尸体对话或偶尔来两句黄色小调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最终把王皋送回了家。
伯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仅仅用山里人的纯朴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说，是在他灵魂的深处把重承诺当成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原则。虽然他根本不可能懂得人生观、价值观之类的高深理论，但在他的血脉里流淌着最本真
的、天然的诚信因子。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使这样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身上放射出了耀眼的人性光芒。
二、他珍爱、敬畏人的生命
生命的意义应该首先体现为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但是，在当代社会随着商品和技术的发展，物质的存在超越了人的存在，商品的强势弱化了人性的丰富，遮蔽了人的精神灵魂，“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观像瘟疫一样蔓延，不少人成了狂奔物欲世界的文明的野兽。人的生命被漠视，生命的尊严及其价值意义失去了应有的分量。这是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的不幸。陈应松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忧虑。于是，在伯纬这个形象身上他以冷峻而又交织着温情的笔调，通过伯纬在鬼门关口抢救一条条生命的故事，表达了他对人的生命的思考和态度。
如果说，伯纬历尽艰难把王皋的尸体送回家是为了履行承诺的话，那么公路修通以后他在公路边、悬崖下抢救因翻车而遇险的受伤者，运送死亡者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自觉自愿的、不图任何回报的行为。那位安徽司机过年前夕在神农架腹地翻车了，被死死地卡在车里死了，伯纬没有办法把他拉出来，就天天去和他一起喝酒，跟他说话。过年那些天，他也总要提上酒壶和饭菜去陪那位司机喝酒，直到那位司机的弟弟从安徽找来。这种行为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疯癫，但实际上他是在对逝去的生命进行着庄严的祭奠和哀悼，这透露出他灵魂深处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
对逝去的生命尚且如此，对鲜活的生命他更是倍加珍爱，以至于只要他听到翻车声，哪怕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夜晚也要不顾一切地打着火把去查看究竟，救助伤者，有时甚至把自己的棉衣和裤子脱给受伤者穿，并护送他们去附近的医院抢救。家人的劝阻他不听，别人的误解他不顾，他一心一意要做的就是要帮助那些伤者都能活下来，无论他年老年少，也无论他职位高低。一位叫小马的司机被他从悬崖下救上来送到医院，但由于医院条件有限不能及时做手术，他怕小马昏死过去就不停地跟他说话，鼓励他坚持下去。小马最终还是死了，他痛心得放声大哭，“泪水简直像挖穿了的泉眼”。中国有句俗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伯纬这样一位多次背死人的坚硬的男子汉，面对一位陌生的年轻人生命的逝去放声大哭，这绝非是在做秀，而是发自肺腑的痛惜。
一个人能够如此珍惜生命、敬畏生命，他的灵魂应该是纯净无邪的，被污染的肮脏灵魂只会追逐欲望、金钱、权势，在他们的眼里和情感世界中，同情、悲悯和爱没有分量，生命只是金钱权势的奴隶。作品中那位死活都要拿着自己的钱包不放手的局长就是这种人。尼采曾经说过：“艺术的根本仍然在于使生命变得完美，在于制造完美性和充实感，艺术本质上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祝福，使生命神性化。”③毫无疑问，伯纬这一艺术形象在坚硬的、具有痛感的外在呈现中透视了生命的神性化，从而也寄托了作者对生命的肯定和祝福，以及对完美生命的诉求。
三、他自觉抵制物欲侵扰
伯纬的物质生活是清贫的，但是他没有为此感到痛苦焦躁，而是安于这种清贫生活。如果说通公路之前
在闭塞的神农架山区受自然条件限制没有办法致富的话，那么通公路之后则是由于他自己没有主动追求发财致富。神农架是一个木材、药材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神农架系列”的其他篇目中陈应松叙写了山民们盗伐木材、射杀野生动物的情景，可是伯纬和其家人从来没有盗伐过一根木材，射杀过一头野生动物。显然，在他的灵魂深处有一种坚守，作者的意图也正在于对这种坚守的肯定和赞扬。
伯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只有在贫瘠的坡地上种庄稼和在山上放羊。他最奢侈的物质享受就是过年喝自制的蜂蜜酒，吃羊肉。在城里人看来，这个生活清贫的山里人救助翻车的受伤者，背送摔死在山崖下的死者是为了挣钱，所以那个骗保的司机到伯纬家吃喝一顿后就丢下二十块钱给他。但是伯纬把钱塞回了他的口袋，又冒着严寒去帮他保护现场。在现代人的眼里，付出了劳动要求回报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况伯纬所付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这种劳动的难度和强度都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的，所救助的对象又都素不相识。所以他的这种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行为在当今是极为罕见的。但这种叙写并不虚妄，而是非常真实。因为伯纬的生活信条就是“我只求平安，不求发财”。他对那种为了发财而不顾生命安危的人很是不解。他认为：“其实一个人只要苞谷酒，你就会省下许多事儿，要那么多东西做什么，要车，要执照，要汽油，要大把的票子，要木材通行证，最后要了你的命……”在他朴素的生活哲学里包含着发人深省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来自他几十年所目睹的生生死死，更来自他灵魂中对淡泊的坚守。
英国思想家汤因比指出：“在所谓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贪欲是作为美德受到赞许的，但是我认为，
在允许贪欲肆虐的社会里，前途是没有希望的。”④
我们相信，陈应松塑造自觉抵制物欲侵扰的伯纬形象，并非是赞扬清贫本身，也不是希望人人都追求清贫生活，而是在张扬一种生存观和作为人的品质，那就是伯纬身上的坚韧、厚道，无私。当这些品质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渐渐消退的时候，作者的张扬更具有拯救灵魂、拯救世风的意义。
四、他追求文明和未来
从人类学的意义上讲，人之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根本所在是人在物质生活之外追求和享受精神生活。伯纬形象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仅保持了人的最本真、本然的善良和正直，而且还拥有一颗向往文明、追求未来的心灵。他坚守并不保守，他安于清贫并非麻木。他的心灵世界始终隐藏着对文明和未来的向往。
村头挂榜岩上的那部千百年来没人能读懂的神秘的“天书”是文明的象征。本来不识字的伯纬却偏偏总喜欢去那里辨认天书上的字，还自以为终于认出了天书上“路”和“缘”两个字，并兴奋地跑去告诉村里人。可是没想到遭到了村人的嘲讽和打击，于是他又偷偷地跑去确认，当他确信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就不在乎村里人的嘲讪了。一个不识字的人偏要去琢磨无人能读懂的天书，这本身就有点自不量力，但是内心的渴望和冲动无法抑制，他执著地做了不可思议的事，而且事实上他也的确与“路”结下了不解之缘。这表明在他的潜意识中深藏着对于文明的向往和渴念。
公路是伯纬心灵世界的又一种慰藉。为了修公路他把自己的一只手弄残疾了。公路修通后他就住在了公路边。他说他喜欢公路，他常常掰着自己那几只不能动弹的手指，摩挲着，想着它们与眼前这条公路的关系。他喜欢赶着羊群“在皇天垭的口子上，看公路和公路上的汽车”。公路，在这里成了通往文明和未来的象征。虽然伯纬未必懂得什么是文明和未来，但是公路的的确确能给他带来精神的愉快。
生命所系，在于灵魂，丢失了灵魂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失去灵魂的人越来越多的话，那它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伯纬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他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守望者，没有组织的培养，没有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感谢他救命之恩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不同于大多数小说所塑造的先进人物那样光芒四射，他平凡质朴一如神农架的泥土，还有着荒蛮之地农民的粗野和固执。但是，他坚守了人之为人最本原的人性，他重承诺守信用，他善良厚道具有同情心悲悯心，他珍惜、敬畏体贴人的生命，他自觉抵制物欲的侵扰安贫乐道，但他并不拒绝文明，对文明和未来怀有一颗虔诚之心。他是一个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具有灵魂深度的艺术形象，他以自己高尚的灵魂对抗着当今世界道德的失范和人性的异化，他是陈应松着意点燃的一盏照亮人类灵魂的长明灯。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周进珍，湖北黄石理工学院副教授。
① 《论语·子路》,《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P146。
② 《论语·为政》,《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P59。
③ 尼 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P543。
④ 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荀春生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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