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49年之后，作家都面临着如何重新选择思想立场与艺术观念的问题。大多数人不管是真心的还是被迫的，都采取了与时代政治一致的立场，大唱赞颂与颂歌。而何其芳在短暂的颂歌之后，写出了《回答》一诗，真诚地向世人袒露了自身的矛盾与挣扎，传递出生命深处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这种直面灵魂的勇气无疑是可贵的。诗作所表露的忧虑迷惘与低沉自然不可能被时代政治所接受，却为后人研究知识分子精神的演变提供了难得的个案。
“五四”以来的新诗总体上看，是以暴露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鼓舞人们起来反抗黑暗追求自由为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后，诗人们迅速调整了创作视角，一齐唱起了赞歌与颂歌。郭沫若写了豪迈的《新华颂》，习惯于“给予这不公道的世界以咒语”的艾青写了《国旗》和《我想念我的祖国》，胡风写了三千多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其他如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冯至的《我的感谢》、田间的《天安门》、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上》等。这些颂歌格调高亢乐观，充满幸福感和自豪感，没有对个人命运的感叹，也很少涉及爱情（闻捷的《天山牧歌》例外）、友谊、山川景物的描述，涌动的是时代的心情和情绪，个人的精神空间在事关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已显得微不足道。自然，这些诗作因为缺少了深刻的个体生命体验，无法显示复杂丰富的内涵而呈现出单一、单纯与单薄的面貌。应当承认，尽管不能排除有人是随大潮而写，但大多数人是真诚的，颂歌赞歌的一时风靡也有历史的合理性。当一个古老的民族在战火中获得新生，终于摆脱了无尽的黑暗与战乱，新的政权又许诺了一个光明幸福的未来，情感丰富、易于冲动的诗人们自然免不了为之雀跃欢呼。当然，今天看来，从中也暴露了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1949年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在这之前的历史与黑暗、混乱、灾难、痛苦是一个同义复词，而1949年后的历史则与光明、安定、幸福、进步等紧密相连。
在这样的颂歌浪潮中，从《预言》《夜歌和白天的歌》里走来的诗人何其芳写下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一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
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
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
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
像雷一样发出震动着世界的声音……
诗中一连用了三个“如此”，语气急促，昭示了新旧两个时代巨大而急速的变换，又用“暴风雨”和“雷”的意象传达出新时代势不可挡的雄伟气魄，而“痛苦”与“欢乐”则为新旧时代的性质作了定论。这样充满雄性阳刚的诗句在何其芳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可以想见诗人内心的庄严与神圣。所以诗人也变得儿童般地欢呼起来：
欢呼啊！歌唱呵！跳舞啊！
到街上来，
到广场上来，
到新中国的阳光下来，
庆祝我们这个最伟大的节日！
“阳光”每天都在照耀万物，但前面加上“新中国”的修饰，这“阳光”也就有了特定的含义，“节日”年年都有，但这个“节日”不是民间的传统节日，而是蕴含了深刻意义的历史特殊时刻。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诗人的真诚，在他看来，个人与民族的苦难已一去不复返了，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人生最灿烂的一页揭开了，笼罩在诗人的以往作品中的忧伤和彷徨的心绪也一扫而空，变得明朗、开阔、外向。
这种诗的内涵与艺术风格的大踏步转换，自然使人们对何其芳在新时代的创作充满了期待。但奇怪的是，诗人却沉默下来了，没有继续喷发对新时代的火热情怀，却在两年多之后发表了一首与《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风貌迥异的《回答》：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帆船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啊，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地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在这里，宏大的历史事件与外在场景已彻底隐退，代之以内心细微复杂的体验感受，而这种体验感受又是借助委婉深致的文字表达出来。作者将自己的生命比作一条河流上飘游的小舟，而奇异的风让他感到了难言的惊恐。这“奇异的风”自然可以看作新时代新生活所造成的种种冲击与影响。诗人既感到甜蜜，却又有些惊恐，这是一对矛盾，矛盾的来源当然来自诗人面对新时代新生活的不适应以及内心的不安感，所以“我”的船才会不停地颤动。诗人简直是在连声乞求了：风啊不要吹得太猛烈了，否则我的桅杆就会断裂，我在汹涌的波涛中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诗人渴望远航，航向新生活的远方，但我们从中可以读出这种渴望的犹豫和力不从心。所以诗人接下去表白：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
像是尘土，又像有什么悲恸，
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上天空。
诗人努力要让自己的生命和艺术灵感展翅飞翔，却总是有什么东西沉重地压着他只能在地面行走。在诗里何其芳甚至用了“悲恸”一词，可见其内心的痛苦之深又难以摆脱。这压迫着他难以飞翔的东西是什么？诗人没有明说，也不能明说，因为这涉及到时代政治原因，也与诗歌的抒情方式相关。但从当时的大背景中我们仍然可以猜想一二。时代的急剧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诗人的生活观念、思维形态、价值立场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彻底转变过来，自然有一个难以适应的过程。其次，时代政治对艺术配合服务于中心任务，表现工农兵的生活，只能唱颂歌而摈弃一切个人性因素的强制性规范，都与诗人业已形成的艺术气质和追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尽管唱出了对一个新时代的赞颂，但这样的抒情主题和表达方式并不是何其芳所擅长的，在后来所写的《写诗的经过》一文中，诗人就明确表明自己对它是不满意的，因为这种歌颂缺乏独特的艺术个性，对生活、生命的复杂性缺乏深切体验，注重于外部生活场景的描述，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性几乎没有触及，“自我”完全是缺席的。其实不管是来自国统区的诗人，如郭沫若、臧克家、冯至、卞之琳，还是来自解放区的艾青、田间、李季、阮章竞、柯仲平等，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和矛盾。
《回答》一诗似乎又回到了何其芳曾经有过的完全个人化的抒情风格。何其芳的气质是非常细腻敏感、内倾型的，专注于倾听来自内心的声音，因此，他的诗歌流淌着浓重的忧郁和感伤，即便是对希望的追寻也不免沾上种种哀愁与失望。早年的何其芳是一个彻底的唯美主义者，自己就说是靠了“美、思考、为了爱的牺牲才支撑着自己走过了太长、太寂寞的道路”（《写诗的经过》）。《预言》便是最好的证明。从诗艺上看，《预言》里的作品几乎每一篇都是精品，表述的主要方式是独白，仿佛少女的喃喃低诉，诉说着梦中的风景。“我要唱一支婉转的歌/把我的过去送入坟墓/我要织一个美丽的梦/把我的未来睡在当中。”（《我要》）“坟墓”、“梦幻”透露的是年少的纯真，又不乏凄婉。在《欢乐》一诗中，诗人发了一连串的追问：“告诉我，欢乐是什么颜色？/像白鸽的翅膀？鹦鹉的红嘴？/欢乐是什么声音？像一声芦笛？／还是从簌簌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
诗人写到温情的手，爱怜的眼光，流泪和悲伤，写到萤火虫、树荫、蔷薇花、铃声，而最后却说：“对于欢乐我的心是盲人的目/但它是不是可爱的，如我的忧郁？”以丰富的联想编织起一个梦幻般的世界，这世界与时代的苦难纷争毫不沾边，借此可以挡住外面的喧嚣，但诗人却似乎永远抹不去心灵的忧伤。他写江南的夜雨，北方的沙漠、森林，海水、呢喃的燕子、落叶、小溪，却终于慨叹起凋落的青春：“如今我悼惜我丧失了的年华/悼惜它，如死在青条上的未开的花/爱情虽在痛苦里结了红色的果实/我知道最易落掉，最难拣拾”（《慨叹》）。甚至连预言中年轻的神也离他而去。何其芳的诗意象变幻无穷，色彩缤纷多姿，诗语涌动着清澈的音韵之源，极为细致婉曲，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这是一个完全沉醉于艺术之梦中的年轻人的灵魂自画像。你可以指责他不关心时代和过分自恋，但这正是《预言》独特的价值所在。
这样的精神状态从1937年起被打破，因为诗人开始对先前的自我感到厌弃，将从前的经历说成是“梦中道路”，并反省自己“为什么我回过头去看见我独自摸索的经历的是这样一条迷离的道路？”①抗日的隆隆炮声终于惊醒了他的“独语”，而“独语是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的……逃避也不能长久地继续下去”②。标志这一重大转变的是他写于1938年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③诗中第一次出现了“国家”、“兵士的血肉”、“强盗的刀子”、“卢沟桥边的炮声”，诗人庆幸自己终于从黑暗中走出，忘记了个人的哀乐，与民族和时代的斗争融合在一起，不再感到孤单和寂寞。到延安后，何其芳写出了《夜歌和白天的歌》，表达了与旧我决裂，“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提高我自己”的愿望，诗风也变得明朗、通俗，不再有《预言》式的忧郁和朦胧。在《夜歌·初版后记》中，作者除说明写作这些诗的时间外，袒露“其中有一个自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中，争吵着，排挤着”。诗人歌唱的已是那些“属于未来的事物”、“正在生长的力量”。因此，“轻轻地从我的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液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④
但这并不等于诗人已彻底告别了旧我，理智上可以作出决断，感情与气质所显示的力量更强大，当他进入具体的创作过程时，心灵深处的那种个人性的冲动又涌了出来：而且我的脑子是一个开着的窗子/而且我的思想，我的众多的云/向我纷乱地飘来/而且五月/白天有太好太好的阳光/晚上有太好太好的月亮……⑤诗里看不出一点战争的影子与时代的动荡，完全是“我”的思绪流动，而“纷乱”的思想也证明诗人并未被改造成一个符合时代政治所需要的“战士”或“革命者”，换言之，他还没有从“个人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恋自艾中彻底解脱出来。诗人对此并非没有“自知之明”，他说：“抗战以后，我也的确有过用文艺去服务民族解放战争的决心与尝试。但由于有些根本问题在思想上尚未得到解决……为个人而艺术的倾向又抬头了……我明白我的感情还相当旧……我说，就写我自己这种新旧矛盾的感情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就又回到主要是书写个人的倾向了。”⑥诗人说得非常坦率，“感情还相当旧”自然指《预言》时的情绪，“为个人而艺术”无疑就是个人化的唯美主义了。何其芳当然是在检讨自己，但又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来替代它们，他仍然是矛盾的，迷惘的。自1942年起，何其芳再也没有写诗，或者说已写不出他所愿的那种诗了。个中原因，他自己说是“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具体问题与具体工作中去学习，检讨与改选自己”（同上）。但我们不难明白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想坚持自己追求的艺术主张而无法实现，同时又无力写出满足时代政治需要而在艺术上又让自己满意一点的作品，所以最后的选择是放弃艺术创造，正如他在《回答》中写的：“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满满地/盛着纯粹的酒，我怎么能够/用它的名字来献给你呵。”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写出《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后，又迅速沉默了，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才写出了《回答》。此后何其芳便转向教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尽管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但大多是旧体诗，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回答》成了何其芳解放后唯一实现自己艺术追求的诗作，也是那个时代最具特色的优秀抒情诗作。
自然，《回答》一经发表，便招来了批评。批评者认为《回答》暴露了作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恋倾向，与新生活的严重脱节。因此感情是不健康的，让人非常失望，并严厉警告作者必须转变立场，找到唯一正确的出路。⑦在文学高度一体化的时代，需要的是高昂乐观的作品，需要的是歌颂、斗争和革命，《回答》所表露的对新时代新生活的迷惘忧虑，它的低沉和徘徊，当然不可能被允许和接受。《回答》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真诚地向世人袒露了自身的矛盾与挣扎，传达出生命深处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无疑是极为可贵的。“《回答》以它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复杂的而不是单纯的，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矛盾的而不是单一的情绪描写，传达了那一历史时期诗歌中受到忽视的、却是应当受到珍视的诗歌实践。”⑧大胆袒露灵魂的矛盾与痛苦，灵魂才会变得丰富与博大，这也是一切优秀之作所以感人的根本原因。何其芳是一个真诚的富有自省力的知识分子，为追随时代脚步，一直处在痛苦的自我反省之中，一生都未能解脱。何其芳的经历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现代知识者精神演变的典型个例，并见证了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境遇中想要捍卫精神自由与艺术良知，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李松岳，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海洋文化的研究。
① 何其芳：《梦中道路》，见《刻意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8年10月版。
② 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载《文艺阵地》，1940年2月1日，第4卷第7期。
③ 《何其芳选集》，第1卷第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④ 《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载《解放日报》，1941年12月8日。
⑤ 《何其芳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⑥ 《夜歌·初版后记》，见《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⑦ 曹 阳：《不健康的感情》，载《文艺报》，1955年第5期。
⑧ 谢 冕：《真诚，他素有的芬芳》，见《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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