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女性描述并不多且很零散，而且对于她们，作品偏重对其于日常生活中的描绘，本文试图从日常生活叙述分析的角度来体察作品中的政治叙事和展现出来的女性关怀。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常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图解公式”之作，它里面充斥着“革命、斗争、进步、落后、阶级……”的革命话语，对人物的塑造“从阶级属性出发，让人物的言行举止尽量充分表现出他的阶级属性”①。这样的评论或许有失偏颇，但侧重对“政治”的诠释，对农民土改斗争生活的叙述不失为一种客观事实，但细心的读者又会发现，这样一个斗争世界基本上都辖制于男性的权力（亦是“权利”）活动之下，特别是那些男性青年农民和所谓的“进步分子”；而对于女性，作品则偏重对其于日常生活中的描绘，即在关乎“个人”的日常生活方面为女性提供塑造环境。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日常生活”是相对“政治生活”而言的，但并不是说凡跟“政治”有关的都不隶属于“日常生活”，只是“政治”在女性生活中不像大多男性一样成为其生活的全部或重心，而是转化为拨动她们生活的一根弦。
一
丁玲自创作以来，无论在其初期彰显的张扬自我、表现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品中，还是转变之后追从于革命叙事的作品里，她“始终深切关注妇女问题”②，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她的女性视角。《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简称《太》）虽着重表现的是农民土改斗争，但其中也不乏对女性的关注。作品里出现了很多女性，其中包括普通贫农妇女、村干部的媳妇、抗属老太、地主老婆、装神弄鬼的白银儿等，她们的出身地位、阶级成分不尽相同，但在作品的叙述中，丁玲却给她们安排了同样的叙述背景：区别于男性世界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女性们却在日常生活的“平淡”消磨中给我们呈现了一场“真实”的生活秀。
美丽善良的黑妮是地主钱文贵的侄女，作品没有直接展现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场面，乃是用一些说明性的语句将她描述成受钱文贵压迫、剥削、利用的对象。而从黑妮自身角度来说，她的主要困顿、忧愁却来自与农会主任程仁之间不能明了、坦然的感情。董桂花虽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但她也不明白“翻身”、“平等”的含义；对于妇女识字班的工作，她缺乏兴致，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家买的那块地会不会在这次土改中失去，家里欠的那一屁股债何时能够还上。而识字班的成员则更不用说，她们不明白也感觉不需要那些“大道理”，能坚持留在班上识字的，一般都是家里比较富裕的，而她们欢喜识字班，不是想借此多认得几个字，而是在这热闹的地方能摆脱家庭的羁绊和沉闷，彼此交换一些邻舍新闻，彼此戏谑，轻松度日。副村长赵得禄的老婆土改前后自始至终都围绕着“衣服”打转，因“衣服”的贿赂遭丈夫打骂，又因分得“衣服”而禁不住的欢喜快乐。顾长生的娘紧抓着抗属的政治资本，成天向人诉说、唠叨（文本中她的“唠叨”是惹人厌烦的，但这个特点却是对人物的主要刻画），希望在分粮食、分土地等各个方面都能获得优待。至于地主老婆，无论是江世荣家的，李子俊家的还是钱文贵家的，她们都为能让家里躲过这一场“灾难”而不惜拉下脸面，通过各种方式跟平常自己所不齿的穷人攀交情……
从以上的人物表现中我们看到，这些女性的所思所求所行基本上都绕不开自身、自家，甚至含有一些明显的“利己”因子——争取切实利益的获得，但这也从一方面说明了她们的行动意向并不全为“运动”所圈囿，反而给她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活动空间，于“运动”间隙中表达日常诉求；另一方面，其实它恰恰通向了丁玲进行政治叙事的一个端口，她没有沉浸于这种单纯的“日常琐事”的叙述中，而是悄然地将其卷入与“政治”的斡旋之中，即将日常生活叙事转化为政治叙事。例如，赵得禄老婆从没有衣服穿到分得两件大衫，这虽然是生活中一件小事，但从“无”到“有”这个变化一旦跟“斗争”联系起来便有了含义，这不单是两件衣服，而是名为一种“胜利果实”，体现着农民翻身的胜利。且文本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土改工作小组的杨亮看见“这个半裸的女人，她头发蓬乱，膀子上有一条一条的黑泥，孩子更像是打泥潭里钻出来的”时，他竟然“从心里涌出一层抱歉的感情，好似自己有什么对不起她们母子似的”。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其贫穷其“担当”的叙述给文本则抹上了一层更浓重的政治色彩。又如，土改小组的文采同志头次给村干部、村民们开会就开了六小时，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是他一个人在那口若悬河，听的人却满是疑惑，他们大半听不懂，也不能明了那与自己生活的联系，因此也就“不愿去了解了，也没有兴趣听下去”。其中，顾长生的娘老早就不愿意听了想出去，一个抱娃娃的妇女也因小孩哭了起来硬要回去，却都遭到了阻止，顾老太便回道：“开会，总要大家情愿嘛，还能强迫人！这可把人憋死了，我五十岁的老太太，露水都打湿了衣服，着了凉生病谁管呀！”这一来便引起了争吵，而那些正觉得很困的开会人“就都回过头来，踮着脚去看”。文中真切而又带点“幽默”的叙述使得这节充满了“玩味”，老太太的一大把年纪、孩子的哭一时“敲醒”了这个冗长的大会，作者的反思也借此得以展现——政策传达脱离农民的实际生活，它的强迫性，甚至流露出对整个土改运动的省察——农民们是真心拥护、认可党的政策，还是因着自己的私利，出于实际考虑来参与。
另外，作者对女性角色与在其身上情节的设置虽然赋予了我们一个审视、细察作品的角度，但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些事例，却也或显或隐地连带着“女性落后”的意识。赵得禄老婆、顾长生的娘这两个人物一方面显示了她们作为受压迫女性与阶级的叙事价值，但另一方面，从丁玲在对她们特征的强调时，字里行间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叙述笔调来看，她们的遭遇非但没有引起他人（包括读者）的同情、怜悯，反是嘲笑、反感。特别是对赵得禄老婆因收受地主江世荣老婆的衣服遭到丈夫打骂时的“丑态”描写，她的“伤心伤意”、她的“天真”，她的哭诉，都是一场闹剧。《三八节有感》中丁玲写道，“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所以，对赵得禄老婆这位贫苦的妇女，她或许才没有给予其“应有的”同情，更多的则是“怒其不争”吧。而被郭沫若、姚文元认为是丁玲影子的黑妮，也在与程仁的爱情纠葛中成为大多数暖水屯人心中的那堵“阻碍”程仁进步的墙，而程仁虽然一直都在心里告诫自己“黑妮也是被压迫的”，可直至打垮钱文贵之后他才真正在这件事上得到释放，“像忽然从梦中清醒一样，他陡地发觉了自己过去担心的可笑”，当政治上胜利之后，黑妮才最终得以脱去那副被人假想出来的外壳……
这些女性没有直接参与运动，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中也没有发言的权利，文本中甚至也没有塑造一个“进步”女性。比较延安时期创作的《夜》、《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等作品中展露出来的对“女性自我与革命的关系”的思考，对“女性献身革命政治的必要性”的基本肯定③，《太》斩断了这种思考的延续，将女性们纷纷拉回“家”中，并贴上“落后”的标签，且不给她们一个申诉反驳的机会。这其中的巨大转变——女性从“积极融入”到“安然退场”——以及为什么在这样一部依循主流意识形态规训进行创作的作品中竟没有涌现出一个进步女性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深思。
二
在以上论到的女性文本处境的大前提下，女性的心思几乎都聚焦在“小家”生活的改善之上，在这个层面，相对地，她们没有老农民的诸多顾忌，也不如青年农民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果敢、坚决，她们依然遵循着她们的生存之道，于“缺乏、得着”之中表达其简单的忧愁和快乐。但在她们这种因“得与失”带来的欢喜和忧虑之外，我们分明也感受到其生命中的一份沉重。
暖水屯里的妇女“对村子里的事都不热心”，但对“分果实真注意得紧，不说张家分多了，就说李家分少了，要是自己多分得一把扫炕的扫帚都是欢喜的”；而她们“在开会的时候不敢说话，害臊，怕说错，怕村干部批评；会后就啥也不怕，不说这家，就说那家，同人吵架，还有打架的呢”。为了多争得一些“果实”，她们啥都不怕，但当回到她们的属性，她们的家庭，她们的自身，她们却有藏不住的“怕”：周月英（羊倌老婆）这位“有名的泼辣货”，在外人眼里“一身都长着刺，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可却降服于丈夫的拳头之下，甚至在挨打之后还变得“安静”了，会乖乖地去给丈夫做饭；钱文贵的老婆则完全顺服于丈夫，“就是一个应声虫，丈夫说什么，她说什么，她永远附和着他，她的附和并非她真的有什么相同的见解，只不过掩饰自己的无思想、无能力，表示她的存在，再么就是为讨好”，即使是斗争钱文贵的时候，她还守在他的面前，为他求情，“不愿意把他们的命运分开”；董桂花身为妇女主任但在家里依然不敢违抗丈夫李之祥，等等。不论阶级身份如何，这些妇女们都臣服于丈夫的权柄之下，亦即是男权（政权+夫权）的管制之下，而这些都指向一个字——“她”。她们露面时的“无名”状态（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代之以“谁谁老婆”的称呼，除了分别当上妇女主任、副主任的董桂花和周月英），“她”对“他”的完全依附，在她们的“安然”处之之中其悲凉之感油然而生。土改胜利了，农民翻身了，但妇女们却以她们的处境、经历说明了，她们依然如往昔，依然固守着身为“女性”的生命操守，甚至文本叙述中还以她们的更加女性化，更加顺服来进一步诠释“翻身”的含义，如斗争钱文贵后，周月英对羊倌“发脾气少了，温柔增多了”。
在两性关系中，男性对女性的辖制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它与政治合谋，形成的对女性的双重摆布局面在《太》中也处处可见，可细读作品之下，它也不尽如此，一些人一些事给了我们一些另外的收获和启示。
妇女们为了多得着一杯羹可以跟人吵架甚至打架，在家里她们也会为了那份利益跟丈夫产生不同的意见。侯忠全的老婆对于丈夫之前把得来的土地又退还给地主的这一行为有诸多的不满和抱怨，面对新的机会，她极力想在“老头脸上搜索，想在那里找出一点仇恨，或者一点记忆也好。可是她失望了”。惮于丈夫的威权，她除了发发牢骚，心里难过之外也别无他法。可从她以及其他女性的作为中却透露出一个信息，相比较她们的丈夫，特别是那些“落后”的老农民，她们心中潜藏着一种强烈的“斗争”欲望并有把它释放的力量（不管这种“力量”是来自哪里），只不过对于侯忠全老婆来说，它被来自丈夫的那一股更强大的力量给镇压了。试想，倘若解开夫权的这一层捆绑，她们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在《太》中出现的诸多女性中，有个女性特别引人注目，在整个革命理性的交响乐中，她是个不和谐音④，这个特殊的女性就是地主李子俊的老婆。对比同一阶级身份的江世荣老婆、钱文贵老婆，她在作者的笔下不但没有像前者一样被丑化，反而鲜艳光亮，乃至作者笔下不自觉地对她充满了同情。这个女人生在富家，在娘家时什么都不会做，可自从嫁给李子俊之后，面对丈夫无能、家产遭人算计、世道不济等问题，她不得不坚强地担负起这个家，凡事自己动手并省吃俭用，为保住自家财产还忍着“委屈”四处奔走、讨好。当佃户们一起涌到她家要地契时，她显然早有准备，从来没有受过折腾的金枝玉叶一下匍匐在众人面前，眼泪就沿着脸流了下来，她连连哀求、叩头、痛哭，最终“孤弱”的她靠着施展“一种女性的千依百顺”博得了他们的同情和宽大。至于她所用的这些“伎俩”，文本也不见对其挖苦、讽刺，而是智慧的欣赏。同时，她也是作者唯一启用内视角来表达其思想、性格和心理活动的女性，足见作者对她的钟爱。从她的身上如果抛弃掉地主婆的身份，我们看到的则是一个不屈不挠、能屈能伸的女性在为自我的利益勇敢地抗争，而这种积极的抗争意识，正是丁玲最初所致力于，并一直以来所受人推崇的独特的女性意识，难怪有人说她才是丁玲真正的影子。⑤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我在霞村的时候》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作品与政治的关系愈加紧密，政治的条条框框也愈附加于文本之上，但从莎菲、丽嘉、贞贞到李子俊的老婆，我们又显明地感受到那一条不断的精神纽带，而她们的“独特”之支撑则反映在与男性“松散”的关系上，似乎在此基础上女性才能获得“自我”展开的机会。这也是丁玲留给我们的思考。
《太》中的女性描述并不多且很零散，但在这零星的叙述中，她们的出场总是能带给我们震撼，而作者对女性日常生活叙述方面的侧重不仅辅证了她的政治叙事，也在政治的“退场”中延续着她的女性关怀主题。另外，我们从中也注意到了文本叙述中的一些矛盾，即时代规范和作者叙述冲动之间（多变的视角，譬如李子俊老婆的视角采用）的不和谐状态，其中丁玲欲说还休的情感压抑使得这部作品的主题也变得含混多义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太》不只是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小说，其丰富的内涵还有待我们多方面的挖掘和分析。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尹雪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於可训.一部书的命运和阐释的历史——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J].江汉论坛，2003，12.
② 乔以钢.论丁玲小说对女性生存价值及人生道路的探索.[J].天津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
③ 周可.论丁玲延安时期小说创作中的潜女性话语.[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年第13卷第1期.
④⑤ 许道军.谁是丁玲的“影子”——再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J].名作欣赏，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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