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对宇宙人生的深入思考和困厄生活的磨砺下，苏轼塑造了一个健全、圆融、可亲、可爱的文化人格，实现了困境中的精神超越，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不断传承并在当今社会呈放特殊的光彩，为当代人建设精神家园、塑造阳光心态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不可否认，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它展现了最为健全、最为圆融，可亲、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通过这个文化人格，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将现实性与超越性水乳交融的智者，一个最具魅力的人生大师。刘小川在《品读中国文人》一书中说：“没有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和深度的极限。”
一、超然的文化人格
苏轼的文化人格塑造，首先是解决了“出”与“入”的矛盾，实现了在困境中生活和精神的超越，并大大开拓了“人生如梦”这一古老哲学命题的新境界。
出仕与退隐既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面临的文化选择，也是处理自我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儒家文化的现实精神和进取态度一直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然而世界未必总如人意，甚至是总不如人意，这就需要精神的解脱和心灵的安慰，因此道家的“无为”就自然而然地起到了这种作用。儒道互补就成为“出仕”和“退隐”这一矛盾产生的文化土壤。然而，纵观中国文化史，无论是屈原式的悲怆、阮籍式的妄诞和乖戾，还是陶潜式的隐逸，似乎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虽然他们的精神魅力令人仰视，但他们塑造的文化人格却有些失衡。
苏轼处在表面平静而矛盾聚集的时代，他的家庭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时代和家庭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价值观，对“功名”的追求是他青年时的唯一选择，他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22岁就考中了进士。苏轼为官期间，对社会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写了大量的改革弊政、明道致用的政论，坚守着处“盛世”而作“危言”的“救时济世”的人生价值取向。但是，苏轼却在仕途上终生坎坷，夹在新、旧两党之间，同时为两种相互敌对的势力所不容，再加上他的书生意气，屡遭打击和迫害，贬黄贬惠贬儋，成了其命运的必然。巨大的人生落差、痛苦的内心挣扎，使“出”还是“入”这一人生课题，当然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苏轼的思想，儒佛道三家杂糅并存，在屡受打击、生活困顿的情况下，佛老的“出世”思想不能不深刻影响到他。他的诗文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那种人生的空幻感。李泽厚先生说这种人生空漠感，比以前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更沉重。那“是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
苏轼的散文，直接写出了这种感喟：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前赤壁赋》)
生命短暂，长江永恒，而自己好比朝生暮死的蜉蝣，沧海中的一粟。想要如神仙般遨游无穷，与明月一样永生不灭谈何容易，只能把悲伤的箫声寄托在秋风中！这是怎样的一种空幻和苍凉。
苏轼的词也深刻地抒发了这种感伤：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西江月》）
“人生几度新凉”把自然与人生结合起来，以自然的变幻来反衬出词人对人生命运的无奈喟叹。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清冷的夜色，凄美的意境，哀婉的心绪，这美丽而凄凉的背后，是弥漫天地的清寂和茫然。
面对这种根本意义上的人生空幻，有两种选择，一是消极避世，遁入虚无；一是超越功利，升华境界。值得欣慰的是苏轼选择了后者。他的这种文化选择，既是精神价值长期积淀的结果，也是生活历练的结晶。既然悲哀和空幻具有普遍性，那为什么不从中超越出来，变空幻和悲哀为希望和乐观呢？于是，在苏轼这里，实现了对佛老思想中虚无颓废观念的摈弃，代之以超越世俗的精神自由，实现了对“悲哀的止抑”。坦然地面对生活的困厄，积极地对待生活，从内心冲突中领悟，从精神困境中解脱，他的内心建立起了一个宁静、平和、淡泊的美好的世界。
在《后赤壁赋》中，我们的心灵真的能触摸到这个世界：
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
《康震评说苏东坡》分析说：“《后赤壁赋》更像是仙境中的一幕戏，诗人一会儿扮作道士在月下飞翔，一会儿化作仙鹤掠过小舟，一会儿在悠长的箫声中静静入睡，醒来后却故作惊讶地问观众：究竟是我梦见了道士仙鹤，还是道士仙鹤梦见了我？其实，观众早就明白，那是一幕诗人的独角戏，戏中的道士、仙鹤代表着他融入宇宙自然的永恒灵魂，代表着他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与解脱。”
《定风波》把这种超越定位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一幅披蓑烟雨行吟图，表现出一种闲庭信步的潇洒，一种宠辱不惊、心如止水的冲淡平和。“对所有逆境中的人，《定风波》宛如一颗定风丹。……他是人类巅峰人物的寻常体验。”
由此看来，不用退隐，照样能实现精神的完善和超越，苏轼用他的文化智慧，很好地解决了“出”与“入”这一人生难题，使其文化人格的塑造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生如梦”一般总是和消极悲观的感慨连在一起，而苏轼却把它变得豁达超迈，生趣盎然。这是苏轼用他的文化智慧走出的一条从苦难中省悟，从省悟中超越的路径。
《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是把“人生如梦”的况味提升到了精神的极顶：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江河，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腾，滔滔巨浪，雄奇峭壁，多情美人，风流英雄，千古功业，怎能不让壮志未酬的苏轼感慨万千！然而，这些英雄和功业都随历史的云烟飘然而去了，人生如梦，只有江水、明月才是永恒的，我们还感伤什么呢？
《康震评说苏东坡》中说：“这是一声宏伟的叹息，一个壮阔的悲哀，一次飞越历史的翱翔。……不要再为自己的老大无成而悲伤、叹息，要知道，个人的情感无论多么强烈，在宏阔壮烈的历史巨变中，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矫揉造作，那么可怜可笑。……应当享受人生，笑傲江湖。苏轼就在这种个人与历史的强烈对比中获得了对人生的自觉，从而真正做到超然物外、达观世事。”
在宏大的背景中思考人生，思考自我，从而超越悲哀，超越自我，苏轼将“人生如梦”这一命题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二、现实的生活态度
苏轼的文化人格塑造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生活智慧。苦乐由之的处世精神，得失随缘的养心原则，使其热爱生活、善于生活，既善于体验生活中的美，又善于表达这种美，从而充满了清洁的人文气息和可爱的世俗气息。
一个爱字诠释了苏轼无法遏止的生活热情。到了杭州他写“故乡无此好湖山”；到黄州他写“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到惠州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一路诗情，爱洒遍地，哪像一个被贬之人！
苏轼的贬谪生活是困苦的，然而，他能从这种孤苦的环境中很快解脱出来，开荒种地，选址建屋。在飘雪的冬季，苏轼的新家建成了，苏轼把其名为“雪堂”。城外的荒地上长出了大麦，满眼的金黄，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由此，一个响彻中华文明历史的名字横空出世了！
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在艰辛的日子里，他津津有味地研究着食谱，据记载，他发明“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酒”。苦中有乐，正来自于苏轼浸入心底的对生活的热爱。
苏轼还是一个幽默大师，《临江仙》写道：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看似充满悲情，却是心灵解脱之后的调侃和幽默，据说第二天一早就传苏轼昨夜帽挂江边，乘船出海了！知州带人去查看，谁知苏轼正在家中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如此庄重的悲情，却被如雷的鼾声冰释消解了，这不是幽默是什么？
勇敢的确认悲剧人生的存在，以潇洒直面逆境，以乐观自适善待生活，以苦中求乐享受人生，以超逸、旷达表达生命的诗情，既把自身融入世俗生活中，又永远行走在精神的高原，这就是苏轼文化人格的厚度、宽度和长度。
三、积极的当代意义
当代社会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但是，现代人的心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植被却遭到摧残，人们焦虑、抑郁、迷惘、困惑，不断追问究竟什么才叫幸福，翘首渴望一个精神的家园。而苏轼以他的生活智慧和文化力量，勾起我们对遥远历史的回眸，对和谐明天的向往，对当下生活的凝视。“此心安处是吾乡”，建设精神家园的过程，也是灵魂激荡、文化积淀的心灵过程。
苏轼文化人格的当代意义，还在于可以帮助人们塑造积极健康、快乐和谐的阳光心态。在当代，不同利益之间的碰撞和博弈，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挫败感、自卑感、失落感，从而造成心理潮湿。苏轼逆境人生中的潇洒和从容，真的可以成为当代人摆脱心灵枷锁的导师，改变不了事情就改变对事情的态度，把握当下、宽容达观、阳光心态的理念和苏轼是那么息息相通。苏轼用自己的人生体验为我们塑造阳光心态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精神的认同，情感的共鸣，就是当代人和苏轼的精神节点，这个节点就像我们守望的精神家园的一簇圣火，而点燃这圣火的，正是那个辉耀千年的伟大人格。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董以平，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高校语文教学与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1] 《苏轼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 李泽厚.《美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
[3]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4] 李思民.《学术探索》.指归在批评——苏轼人生价值取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影响.2007年第6期.
[5] 《康震评说苏东坡》.中华书局，2008.
[6] 刘小川.《品中国文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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