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阮籍生于汉魏易代之时，卒于魏晋易代之际，一生处于政治漩涡之中，想逃而不得，无限心声，化作诗篇，其中尤多翩翩飞鸟意象，这些飞鸟意象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诗人的化身，从凌霄高翔到徘徊觅路，终于陷入罗网，正体现了他的心路历程，是诗人苦闷的象征。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是对自由境界的一种形象描述。古今诗人对飞鸟往往有着特殊的感受，而魏晋时期诗人涉及“飞鸟”意象的尤其多，曹植、阮籍、陶渊明等概不例外，曹植诗如“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公宴诗》），“飞鸟绕树翔，珞珞鸣索群”（《杂诗七首》），“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情诗》）；陶渊明诗如“翩翩飞鸟，息我庭柯”（《停云诗》），“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阮籍的五言《咏怀诗》82首中，写到“飞鸟”意象的约占三分之一，这些“飞鸟”意象，有的是出于纯写景的需要，以创造一种意境，有的已成了诗人的化身，寄寓着诗人摆脱羁绊，冲决罗网的自由渴望。
一
对于阮籍的诗歌作品，以索隐的方式，对号入座，将其全部附会为对当时政治的影射固然是不科学的，而完全离开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来读则更不合理。因此，在分析阮诗中“飞鸟”意象之前，分析一下阮籍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及其对阮籍思想的影响实为必要。
阮籍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210），正当汉魏易代之际；卒于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又处于魏晋易代之际。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险恶的环境中度过的。汉魏易代，阮籍尚属少年，政治风浪对他的影响相对要小一点。而在魏晋易代之际，阮籍是实实在在地处于风暴中心，依附于曹魏集团还是司马氏集团，不仅仅是一个前途问题，它直接关系着自己的身家性命。阮籍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酣饮为常，越礼自放，“口不臧否人物”，虽没有旗帜鲜明地支持司马氏集团，却也对他们的篡夺无大妨碍，所以阮籍得以终其天年。
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年—249年），两个辅政大臣曹爽和司马懿为把持朝政，彼此明争暗斗，最后以司马氏的胜利而告终。正始十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夺取曹魏政权，接着杀曹爽及依附于曹爽的何晏、邓垪、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一批名士。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杀夏侯玄。景元三年（262年），司马昭杀嵇康、吕安等人。正如《晋书·阮籍传》中所说，当时“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些事件对阮籍震动极大，以致“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但在当时，名士集团是一支重要的舆论力量，对整个政治局面有着重要影响。司马氏集团想方设法对名士们进行拉拢，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等竹林名士尤为其看重，其中除了嵇康坚持立场，不为司马氏所用外，其他人都先后向司马氏低了头，而嵇康的坚持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虽然阮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晋书·阮籍传》），毕竟他还是做了司马家的官并于景元四年（263年）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此笺的写作，即已向世人表明他向司马氏屈服的政治态度。山涛则在司马氏控制政权后即已出仕，向秀则在嵇康被杀以后也入洛做官，从后来向秀写的《思旧赋》中可看出，他的出仕并非情愿，而是由于司马氏屠刀的压力。
阮籍的出仕也决非出于本心，对于当时混乱的政治秩序，他有着难以言喻的苦闷。“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三十三）“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其实阮籍也并非要忠于曹魏，曹魏集团的腐败无能决非其理想的统治者，而司马氏的残酷杀戮也令他极为反感。他所向往的社会同历来无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一致的，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他渴望着在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从而达到理想中的自由状态。这样的渴望阮籍终生未曾忘掉。“籍本有济世志……尝登广武山，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晋书·阮籍传》），《咏怀诗》三十八、三十九、六十、六十一也都表现了强烈的事功思想和儒家的礼乐精神：“弯弓挂扶桑，长剑倚天外……岂若雄杰士，功名从此大”（其三十八），“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故有常”（其三十九），“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屣履咏《南风》，促袍笑华轩。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其六十）。他在《咏怀诗》十五中回忆自己少年时说：“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可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所谓的名教礼法之士虚伪奸诈，穷奢极欲，却高谈礼教，力倡孝道，如著名的礼法之士何曾即为其例，一方面贪婪聚敛，挥霍无度，另一方面对于阮籍的“居丧无礼”，向司马昭进言，要求将阮籍“宜摈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晋书·何曾传》）。“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咏怀诗》六十七）陈祚明在评此诗时说：“礼固人生所资，岂可废乎？自有托礼以文其伪，售其奸者，而礼乃为天下患。观此诗知嗣宗之荡轶绳检，有激使然，非其本意也。”（《采菽堂古诗选》）黄节说：“余谓凡嗣宗一切言行，要皆有不得已三字者在。若徒拘泥于其表面之形迹，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矣”，又说：“魏晋之交，老庄之学盛行，嗣宗亦著有《达老通庄》之论，然嗣宗实一纯粹之儒家也。怀悲天悯人之心，而遭时不可为之世，于是乃混迹老庄，以玄虚恬淡，深自韬晦，盖有托而逃焉者也，非嗣宗之初心也”，并称“此点自来无人见得”（萧涤非《读诗三札记》）。阮籍是否“纯粹之儒家”，有待细考，但他的儒家本质，却是实情，玄学只是其表象耳。因此，我则认为，阮籍的思想，玄学是其衣装，儒学是其身体。
二
从阮籍大量的涉及飞鸟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思想波动的痕迹，怎样从凌霄高翔到徘徊觅路，再到“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其八），以至“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其四十一），终于发出了穷途之哭。
“于心怀寸阴，羲阳将欲冥。挥袂抚长剑，仰观浮云征。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鹌游，连翩戏中庭。”（其二十一）“玄鹤”无疑是作者自比，体现了他傲视卑俗的高洁情怀。纷扰的现实并没有完全磨平他的棱角，积极用世的精神依然在胸中勃郁。这应该是阮籍较早期的作品，格调是慷慨高亢的。类似的作品还有其四十三，“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长风，须臾万里逝。朝餐琅玕实，夕宿丹山际。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
阮籍思想和心态的变化决定着他的创作，虽然他的表现手法使诗意迷离隐晦，有所谓“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的说法，却更深刻地表现出了真实——艺术的真实。从飞鸟轻灵或沉重的翅影下，我们自可咀嚼出作者或徙倚彷徨或抗志高翔的悲欢。
“灼灼西颓日，余光照我衣。回风吹西壁，寒鸟相因依。周周尚衔羽，蛩蛩亦含饥。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与名，憔悴使心悲。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其八）其中后四句实为愤激之语（阮籍愤激语很多，这里不赘述，前面所引黄节之论极精当）。从内心深处讲，阮籍是决无“与燕雀翔”的想法的，这句话实在寄寓着深深的感慨。“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如果我们联系嵇康的遭遇，或许会有所领会。嵇康以独立高洁之人格烛照当时礼教之虚伪污浊，他的执著不妥协的精神，使司马氏集团极为头痛，结果终于被害。高飞的黄鹄不正是嵇康的写照吗？阮籍在性格上是不如嵇康刚烈的，他实在是畏惧那无处不在的罗网。不愿与燕雀翔，又不能随黄鹄飞，阮籍只好苦闷和彷徨了。“鸴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其四十六）这首与其八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都是阮籍苦闷彷徨的产物。
“秋驾安可学？车野穷路旁。纶深鱼渊潜，缯设鸟高翔。泛泛乘轻舟，演漾靡所望。吹嘘谁以益？江湖相捐忘。都冶难为颜，修容是我常。兹年在松乔，恍惚诚未央”（其七十六），“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随波纷纶客，泛泛若浮凫。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令，养志在冲虚。飘摇云日间，邈与世路殊。荣名非已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惑，令我久踌躇”（其四十一），“纶深鱼渊潜，缯设鸟高翔”，“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罗网遍布，生命都没有保障，更无自由可言，有伤时感世之忧，无全身远害之计。就像一只小鸟，被囚禁在罗网中，既无力冲决罗网，作自由之飞翔，又不甘心安于罗网，性情刚烈的便自断生路，而性格软弱的便要让忧闷来吞噬灵魂了。“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这实在是阮籍所做的最有意味的一件事。“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阮籍心中的焦虑实在无处发泄，只有作穷途之哭了。
阮籍的“飞鸟”诗为自己的处境和心路历程画了一个清晰的轨迹。飞鸟的自由是在高空或密林，而阮籍笔下的飞鸟却被一步步逼进罗网，有翅难飞。阮籍也是一只笼中的鸟，被政治的罗网所罩，失掉了飞翔的自由。因此，阮籍诗中的飞鸟就是自己的影子。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梁怀超，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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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萧统.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
[6] 萧涤非.乐府诗词论薮.济南：齐鲁书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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