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河流小说;“专业化”叙述;“大河”史诗;成长叙事
在乡土中国，小说注重河流地理空间叙事一直就是较为突出的文学现象。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变迁，作家主体生命历程中的河流体验更加丰富而深刻。各种聚散离合中的文化寻根、乡愁之思，以及大运河申遗、讲好“黄河故事”等现实热点激发了众多作家的创作热忱，他们纷纷聚焦自己熟悉的河流，掀起一股河流小说创作热潮，富有文学质感的代表性作品不断涌现①。如许开祯的《河流》、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王雨的《开埠》、朱东惠的《大河风流》、徐则臣的《北上》、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邵丽的《黄河故事》、李凤群的《大江》、残雪的《水乡》、王尧的《民谣》、王梓夫的《漕运三部曲》等，建构起丰赡的河流小说世界，将河流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其中，既有对以往河流小说的传承、深化与拓展，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和新特征。
一? 河流“故事”的“专业化”叙述
近年来河流小说创作最明显的趋势就是走向“专业化”，主要表现在围绕江河的重要功能、关键历史节点、典型水利工程、代表性人物等进行取材。讲述“专业”的河流“故事”，是对现代河流小说叙事的开拓，体现了作家们重返“河流”本身的史诗追求。
一是聚焦河流的重要特色功能。大运河是近年河流小说创作的热门表现对象，除了传统那种关注运河畔人民生产生活的写作模式之外，其主要的功能“漕运”得到空前的重视。王梓夫的《漕运三部曲》从不同的侧面集中书写清代漕运文化，气势恢宏。第一部《漕运码头》讲述道光年间仓场总督铁麟以铁腕手段大刀阔斧革除漕弊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展现了独特的漕运文化景观，如一年一度的开漕节盛景，码头上的运丁、扛夫、河工、缝穷妇等底层人物生存图景，塑造了坐粮厅汉厅丞许良年、专业军粮经纪陈天伦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还涉及大量的漕运管理事务，如开漕验粮、漕粮掺假案、背诵漕务流水账等细节描写十分生动。王梓夫自幼与运河十分亲近，多年潜心漕运文化研究，像刘绍棠一样瞄准大运河，“但是我不能像他那样写现实的大运河，我把目光转向大运河的历史，转向大运河最主要的功能漕运”②。他一边向故纸堆寻找资料，一边沿着运河寻访民间史官，走出了与前辈作家不同的道路。徐则臣的《北上》则是以观光者流动的视角看漕运。晚清以降漕运逐渐式微，外国势力侵占河道，插手漕运，谢平遥满怀激情地到漕运总督府担任翻译，周旋在洋人与衙门长官之间。小波罗在谢平遥的陪同下考察运河，一路体验了码头、纤夫、河工、漕帮、河盗等诸多运河景观与江湖风云，以及邵伯闸等宏伟壮观的水利工程设施。项能波的《长江三部曲》聚焦长江航运史，这是现代河流小说在表现题材方面的重要开拓。与其他作品通常把船民作为背景的叙事方式不同，船民成为小说的主角。《雾河》写1970年代长江船民之间的恩怨纠葛，涉及屡次轮船事故、船民日常工作生活场景等。《天门坎》主要写1990年代长江航运国企“雾河”在与民企“民意”竞争中的衰退、困境与改革，是一部河流地理空间里的改革小说。《长江梦》写长江客运衰退之后长江旅游线迅速崛起，下岗海员开启新生活。项能波长期在长江客轮等任职，对长江航运了如指掌，《长江三部曲》塑造了一系列技术精湛的专业人物形象，展示了他们的专业技能与风范。小说在讲述长江航运变革的同时，追述了武汉英租界收回航权斗争事件。近现代中国在交通方面的重要事件前有保路运动，后有长江航权之争，书写保路运动的有李劼人的《大波三部曲》，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长江三部曲》有着补白的意义。
二是选取关键历史事件节点。开埠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事件，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催化剂，而重庆开埠则是外国势力涌入中国内陆腹地的关键。在以往的小说中，开埠主要是被作为叙事的背景，但王雨的《开埠》直面“开埠”这一历史发展中的关键节点，主要写重庆开埠的过程以及开埠前后长江水道和西南社会的种种变化。在开埠之前洋货就渗入重庆，洋人违禁走私，在万县码头被夔关监督宁承忠扣押，宁承忠坚决反对洋货，誓死把守川江水道。但外国势力步步进逼，《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准许重庆开埠，各种洋货潮涌而来。立德乐建造的“利川”轮最终从上海开进重庆。眼看川江航权丧失，宁继兵等人筹办川江轮船公司，“蜀通”轮首航开创了华商轮船营运古老川江的新纪元。小说用细致的笔墨生动描写了开埠前后的重要场景，如川江渔民、船民对洋轮的抵制与冲突，各方人物围绕洋货、洋船、开埠展开的激烈论争，“利川”轮、“蜀通”轮开到朝天门码头的情景等。开埠之后，重庆贸易兴旺，宁承忠成为商会会长，内陆腹地走向现代。小说在叙写重庆开埠及川江航权争夺的主线之外，还涉及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复杂面貌，比如清廷官府、洋人洋教、本土袍哥势力之间的角逐，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活动，保路运动等，展现了一幅丰富广阔的历史画卷。
三是关注典型的水利工程及人物。杨义堂的《大运河》写明朝永乐年间疏通大运河的故事，塑造了诸多性格鲜明的治河人物形象，这是河流小说叙事从治水神话到治水专家的重要转变。小说描写了治河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场面，如朝廷百官议论修河、宋礼与潘叔正斗诗论治水、宋礼等人三顾茅庐请白英出山、运河工地河工的劳作与娱乐生活等。杨义堂所在的济宁市是元明清运河总督衙门所在地，此地有着众多治河人物和治河故事，治河文化传统底蕴深厚，作者查阅丰富史料，借鉴古典章回体小说形式构建本书的结构，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资源的转化吸收。许开祯的《河流》则是一部以专业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写水文水资源专家秦继舟、流域管理处处长邓家英、北方水利大学博士及水文水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邓朝露、秦雨等现代水文专业人才对河流的迷恋与救赎。小说展现了毛藏地区石羊河流域的历史、消失与救亡，两代知识分子的风雨征程、爱恨情仇。现实中是流域治理，回忆中则是三十多年前祁连山区龙凤峡修水库大会战中的各种纷争。最后他们都回到龙凤峡追忆过去，表达对河流的忏悔，这也是小说河流危机叙事的一种。此外还有关于三峡工程的小说。“长江的女儿”虹影的《孔雀的叫喊》描写“我”回三峡一路所见峡江景观的变化，并在母亲、陈阿姨的回忆讲述中呈现过去的峡江风景，塑造了三峡工程建设中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新人李路生的形象。峡江作家欧阳玉澄曾在峡江港口万县港任职，曾负责库区移民搬迁工作，他的《巴水流云》借鉴巴蜀文学文化中“摆龙门阵”的传统，讲述三峡库区蓄水、移民搬迁的故事，是三峡移民文学中的代表作。其中的《巴水無言》篇写巴陵地区移民的过程，涉及移民搬迁补偿、移民回流、移民适应新生活等问题，塑造了移民工作中年轻干部陈劲松的形象。三峡工程是世纪之交重要的水利工程，三峡移民是重要的群体，相比之下还缺少视野宏阔的史诗性作品。
与过去那种背景式、感悟式的河流书写相比，这种“专业化”趋势是近来河流小说走向细化、深化的表现，发掘与展示了与河流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专业人物形象与特色文化景观，是对以往写作模式的重要突破。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与作家身份背景的专业化密切相关。创作这类小说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对题材的深度把握，上述作家大多数都是本领域的专业人才，有着长期的文化熏染、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他们力求突破同类题材的写作传统，凭藉长期的经验积累，辅之丰富的史料，各自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专业化”叙事道路。另一方面与当前小说创作中的“地方志”“博物志”“非虚构”等知识考古式的写作趋势相契合。“近些年来，中国小说创作‘地方化趋势日趋明显。作家习惯于下潜到地方性历史生活和自然地理事物中，悉心翻检地方典籍、志书、传说、掌故等以铺陈故事。”③这种写作增强了小说这一以虚构为主的文体中的“非虚构”成分，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专业化”的河流小说叙事也是如此，作家力求在专业题材中为自己心中的江河立传，这也是文学地方性、地方路径在当下小说创作方面的表现。
二? “大河”史诗叙事模式与文化寻根
在大量的河流小说中，作家们常常采用多卷本“大河”史诗叙事模式，通过书写江河流域一个或多个家族几代人的乡土生活、奋斗历程和家国情怀，为家族、为民族、为人民树碑立传，表达个体、家族、民族的文化寻根与乡愁之思，可谓回肠荡气的“大河小说”。其中既有战争背景、社会变迁中的宏大叙事，也有对普通人生活状态的书写，但无论哪一种，都是对现代以来河流小说中“文化‘回归模式”④的承续。
一是展现河边家族及英雄人物的奋斗史与抗争史。这类河流小说着重从正面展现历史风云，其中的主要人物往往是重要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朱东惠的《大河风流》讲述辽河两岸冯氏、田氏家族前后四代人所经历的大事件及传奇故事，演绎了百年中国的风云激荡。上部主要写冯德双的成长历程，涉及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以及田、冯家两家势力纷争，最后英雄冯德双衣锦还乡归辽河。中部以军人冯惠中、知青冯惠华兄弟为主线，书写青年命运，结尾是冯宝、冯德双、田牧魂归辽河。下部写以宋小霜为代表的辽河儿女走向世界，最后馬长青、宋小霜、孙剑挥等回归辽河。整个三部曲采用的是出走与归来的叙事方式，在大辽河与其他外部空间相互交替。值得注意的是，修订版在每一章前面都增加了一段优美的诗文，内容多与河流有关，“决定我写作《大河风流》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条大河;我只是用文字把她表现了出来”⑤，可见作者的河流意识、河流情结更加彰显。此外还有刘凤起的《永远的大运河》，展现京津地区大运河两岸人们的抗战史，塑造了英雄人物刘光汉的形象，河流叙事与民族抗争密切关联，主要延续了抗战时期端木蕻良的《大江》以及1980年代鄢国培《长江三部曲》等书写人民生活斗争和民族抗争的叙事模式。
二是描写河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及命运的变迁史。颇具代表性的就是李凤群的《大江》，主要写太阳洲、江心洲吴家四代人的故事，表现乡土变迁中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样态。马兰英因“跑反”来到太阳洲，被白茫茫的大江吸引而留下与吴四章结婚生子，经历了大半个世纪里一系列重要事件和历史阶段。其中有不少生动的细节，如马兰英与吴四章的日常争吵、马兰英与史桂花之间的婆媳斗争、吴保国与田大凤的爱情悲剧，等等。随着时代的变迁，江心洲被卷入商品经济、城市化、现代化的大潮中，部分人走出江心洲寻找新生活。其中当然有“守土”与“离土”的对抗，“守土”的典型人物就是吴四章和马兰英。他们屡次坚决反对儿子吴家富往外跑，最后吴家富悄悄跑江西贩卖木材，吴四章和马兰英哭闹、咒骂、咆哮、恐惧，“他所疑惑的是儿子的行为，他不晓得世道怎么就变了？他不明白江边人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毕生不变的习惯，那种韧劲，那种根深蒂固的守则怎么就轻易被儿子抛弃不管了”⑥，在他们眼中，农民就该守在土地上种庄稼。但时代变革的潮流不可阻挡，江心洲人纷纷外出，当吴革美归来所体验的大江及村庄，已是沧海桑田。作者摒弃了英雄叙事，用朴实而细腻的笔调描绘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与命运，写出了长江流域河洲地理空间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贾平凹《浮躁》、罗伟章《大河之舞》的写作模式，通过对河边住民日常生活的叙写，从侧面展示历史进程。当然，河边也有小家庭的平凡生活值得书写，如邵丽的《黄河故事》，“我”的一家已经走出故乡，远离黄河，但黄河依然流淌在“我们”的生命里，最后“我”在郑州买了洋房，距离黄河咫尺之遥，以此安顿母亲的晚年，“我”的父亲生于黄河，死于黄河，最后归葬黄河岸边，黄河是故乡的标记，是离乡者的精神归宿。
三是依托河流进行文化寻根的精神史。这类河流小说延续了19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的余绪。比如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依然属于黄河故道小说系列，延续了他此前小说中的创世模式，表达了对民族创造精神的赞美。小说叙述1855年黄河改道以来，渔民老八、药房老板梅云游、弃儿老扁等几代人的开荒事业。开篇描写大河决堤之后的景象，所有的村庄都已消失，彷佛大地重回洪荒时代。荒漠上出现的在滔天洪水中幸存的大黑牛精壮无比，预示着生命繁衍的希望，威风凛凛的独臂汉子就是幸存的渔民老八，小说生动地刻画了大黑牛和老八高大健美的形象，他们开辟了新纪元，在荒漠里创造了“鱼王庄”。黄河巨鲤是小说中的核心意象，在黄河决堤之前就存在于前辈们的传说中，洪灾之后老八等人在沼泽里发现了伤痕累累的鱼王，但它依然在浊水里顽强地活着，依然保持着王者的姿态。鱼王象征着困境中顽强的生命力，这与小说的创世主题十分契合，创世者的坚韧精神与鱼王精神合一。鱼王又象征着繁荣的生殖，这与小说中黄河故道人民的生生不息一致，是对生命的赞歌。鲤鱼来自黄河，对鱼王的崇拜也即对黄河精神的追寻，因此小说又有了明显的文化寻根意味，向蛮荒、向原始寻根，以此表现生命的韧性和民族的韧性，是对民族生命力的颂歌。这篇小说出版于2020年，但其基本框架来自198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涸辙》⑦，那时正是寻根文学思潮的发展期，因此这篇小说明显带有寻根的色彩，几乎与王安忆的《小鲍庄》、莫言的《秋水》一脉相承。徐则臣的《北上》以流动的视角展开了一场依托大运河的文化寻根之旅，其中的所有人物都归根运河，比如小波罗、马福德兄弟先后来到中国考察大运河，小波罗病逝后葬在通州运河边上，马福德在运河滩上开荒种地、摆渡、拉纤，融入当地人的普通生活之中，“我”的堂伯谢仰止在列祖列宗的墓前唱自己编写的运河之歌《长河》，等等。残雪的《水乡》较为独特，与洞庭湖围湖造田运动以及后来的退耕还湖有关。退耕还湖之后，曾经的田园又一次消失，湖水下面珍藏着过去的一切秘密。湖区有着神秘的魔力，吸引、召唤着与之有关的所有人物从四面八方返回湖区。比如马白、秀钟从城市来到湖区，南、竹、黄土、荆云、老赵及其妻子“欢”、三角梅等均以神秘而坚决的姿态奔向湖区寻根，形成紧张的“大返程”潮流。当然，《水乡》是写心灵返乡的故事，湖区是人们寻找到的精神乐园，是生命哲学层面上的家园寻根。
总的来说，这类河流小说大多采用“大河”式的叙事模式，呈现出大格局、大气象的史诗气魄。这种史诗模式，常常通过较为宏大的家族框架来构建，展现英雄人物甚至普通人物的奋斗历程、日常生活及其生命中的河流原乡情结，展现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面貌。依靠血缘维系的家族，是乡土中国重要的人际单元，也是较为稳固的一种集体。在中国近现代小说中，家族是一个最基本的建构框架，作家们喜欢采用家族叙事的鸿篇巨制来展现历史的变迁。河流小说也是如此，比如张炜的《古船》、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近年的河流小说基本上延续了这种模式，即便是像《水乡》这样带有明显先锋性质的小说也潜藏着家族结构，整个湖区的人同属一个大家族。对于河流边的故乡，家族中的人们可能有着各种出走的理由与行动，但最终又是通过回归河流的途径，实现生命的、文化的、精神的返乡与归根。
三? 成长叙事的诗化色彩与创伤记忆
在近年来的河流小说中，还有一些较为别致的作品，让我们读到无尽的诗意、哀愁与创伤。在乡土中国，河流总是与故乡关联，故乡的河边常常有着童年的、少年的、青年的记忆，不管走到何处，走得多远，河流往往持续流淌在个人生命里。中国现当代河流小说中有一种儿童叙事视角，如废名的《桥》、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等经典之作，它们被称为“诗化小说”。关于童年、故乡以及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在近年的河流小说中也有着充分的体现，是对“诗化小说”的承续与发展。但有所不同的是，启蒙话语消退，牧歌渐渐远去，创伤记忆留存。
一是“好玩”的边城牧歌。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一部具有‘追忆似水年华意味的自传体小说”⑧，第一部《朱雀城》的时间跨度为1920年代到1936年左右，主人公序子约2-12岁，这与作者的年龄基本同步，湘西还处于一段相对宁静的岁月。黄永玉的故乡凤凰县城紧邻沱江，以此为原型建构的朱雀城也是水文资源丰富，北城门外就是宽阔的大河，构成朱雀城特别的风景，序子的童年与河流密切相关。他常常与小伙伴们在河邊打水漂，到北门城墙上看月亮，看河，看喜鹊坡，看云等等。特别是夏天，“序子喜欢一个人蹲在水里只露出脑壳在水面上看水，想水，让水波轻轻拍着脸颊，拍着岩头。这就像是天底下只有他一个人了。让所有人都忘记了……一种美丽的凄凉和悲哀”⑨。序子仔细地观察着水面上的爬爬虫、鬼丁丁雀、叫“油纸伞”的小雀，这片流动的河流地理空间，如同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容纳了孩童的各种天真，也寄寓了成人返璞归真的梦想。“序子对贴着脸颊慢慢荡走的河波想：‘我晓得你们早晚流到哪里去的。洞庭湖，长江，大海，等长大了我也会走的，你等着看好了，我会远远地走的！”⑩。序子在河水里玩耍，体验河流的美妙，闻春茶那样的水香，瞟着远去的流水，从水波的流动想到人的出走，这也是他后来人生历程的预示。小说中还详细写到序子和伙伴们解开北门河上运粪桶的船，在月光底下泛舟，讲笑话，吵场合，论诗文，讲哲学，看月亮，喝水，吃地萝卜，充满童趣、诗意与世俗气息，如同鲁迅《社戏》中的水乡夜戏图，如此良夜如此动人。不过，黄永玉是以一种“好玩”的心态在写这部小说，其中有对童年的美好回忆，有对乡愁之思的抒发，更有一种老顽童般的洒脱，名曰“无愁河”。黄永玉是沈从文的侄子、汪曾祺的朋友，在文学风格上也有着明显的承续与借鉴，可以说《朱雀城》是继《边城》之后又一意味隽永的边城牧歌。
二是成长中的诗意与创伤。王尧的《民谣》和裘山山的《河之影》均是通过孩童视角讲述历史进程中个体成长的故事。《民谣》是半自传体，主要以少年时期不同时间节点的“我”为视点讲述“我”的家族故事、围湖造田的故事、朦胧的爱情故事等，如蛛网般地连结铺展开来，涉及时代环境、家庭历史对“我”成长的影响。小说开篇是大约12岁、有些神经衰弱的“我”在码头等待去公社了解历史问题结论的外公。在等待中，“我”看码头，看河，看村庄，回忆往事，由此展开了“我”的地理观察，从一个少年观察者的视角进行地理空间构图，以及对水乡风景的描写。“我”喜欢这里的摇橹声、机油味道、竹篙滑落的水声、清澈的河水、游弋的小鱼、淘米声等。与苏童笔下腐烂肮脏的江南河流相比，王尧笔下的水乡风景散发着淳朴的诗意。此地水系发达，四面环河，虽为苏北，却似江南，但是这片水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围湖造田填东泊，因缺少足够的土壤，填湖工程进退维谷，“大寨梦”终结，东泊被填了一个角落，河水的循环被打破。作者也塑造了水上伊甸园，冰雪融化时，“我”与小朵乘船在河面上感受春天的到来，一起看河水，看水草，看杨柳枝，看麦苗，看蚕豆苗，听春天的声音;秋天的傍晚，“我”与小朵再次撑船看庄上的风景，谈论董永、老槐树、河里飘零的落叶、往事及未来，美好的风景里有初恋，有别离。水边的生命体验还有成长中的创伤。外公被批斗的那天，“我”出现神经衰弱的前兆，斩断了欢乐热闹的童年;春天的下午那个白胡子老人所说的模糊的地名，与外公的秘密有关，这让“我”疲弱不堪，开始神经衰弱，等等。这既是一部家族的秘史，也是一部少年成长的秘史。《河之影》主要通过8岁女孩“我”（桃树）的视角展开叙事，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亲历体验。在北运河边，桃树与艾老师之间有了无法言说的伤痕，后来桃树准备前去看望艾老师，艾老师却已去世，桃树只能内疚、痛苦与悔恨。“八岁的运河，有快乐，有温馨，有喧闹，有疯狂，有荒诞，有惊惧，更有无处不在的恶俗”11，运河藏着她童年的隐秘与疼痛，这是关于生命、关于成长的创伤记忆。
三是青春的颂歌与哀歌。边人的《寂静的湖区》写出了知识青年视角里的青春感伤。军校生曹辉被下放到基层连队，驻地在湖北潜江县一座农场，位于四野空旷的湖区。这里本来是一大片长满芦苇的湖泊和沼泽地，但后来湖水干涸，芦苇消失，荒丘林立。曹辉与来自军野战医院小分队的方静宜一见钟情，尽管湖区的生活如此艰辛，湖区的风景如此贫瘠，但是在青年的心中却是最好的交流话题，那些美好的情感隐藏在对湖区生活与风景的描绘中。湖区的春天，处处荡漾着青春气息，青年男女走在广袤静谧的田野上，爱情也在蓬勃生长，湖区的风景深深地镌刻在他们的爱情里。然而，青年江克之自杀、诗人李梦秋病逝、曹辉与方静宜的爱情夭折，青春的生命与爱情在风中凋零。单调枯燥的湖区“是那片刻有自己和同龄人青春墓志铭，和留下了自己与战友以及伙伴们对人生美好憧憬和奇幻梦想的地方”12，二十多年后，曹辉重返湖区，追寻、凭吊逝去的生命、青春与爱情。小说以湖区为主要地理空间，谱写了一曲青春的颂歌与哀歌，洋溢着浓郁的抒情色彩。
这类河流小说常常采用自传或半自传体，通过童年、少年、青年的视角叙写历史进程中个体的生命成长，可以将其看作是河流地理空间里的成长小说，延续了现代“诗化小说”的审美特质，呈现出与宏大史诗不同的美学风格。一方面，在城市化节奏迅速加快的时代，文学中的风景书写正在变得越来越贫瘠。河流是最富有诗意富有灵性的乡土空间，河流小说中的江河景观为日渐远去与消失的田园留下了可资纪念的篇章，为作者和读者留存了部分精神栖息的田园梦想，也为文学增添了可贵的诗性气质。另一方面，悲剧是增强文学作品美学特质的重要元素，成长叙事中的创伤书写无疑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与厚度。“在历史的长河中，20世纪被称为创伤的世纪，这当然不仅是缘于它的多灾多难、它的战乱与内斗、它的流血和死亡，更因为它有时会从无所不在的方向给活下来的人制造难以弥合的创伤。”13事实上，创伤书写也是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然而通过孩童视角所呈现出来的创伤或许更能让人叹惋与深思，更富有审美的冲击力。
四? 历史回望与现实关怀：河流故事接着讲
近年来的河流小说总体上倾向于历史视野的较多，通常采用历史的长镜头，将叙事时间尽可能地向前追溯，我们可以将其称为“长时段”叙事。即便是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也通常会在其中穿插对历史故事的追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中推动情节的发展。比如《长江梦》在讲述长江航運变革的同时，时常穿插对鸦片战争、英租界收回航权的斗争、泰坦尼克号的沉没、青滩岩崩等历史事件的叙述，并逐步揭开隐藏在其中的秘密;《孔雀的叫喊》在写三峡工程建设的同时，穿插了对“我”的身世之谜的探寻，而整个小说的情节框架来源于明代田汝成编的《西湖游览志》。作家们也很擅长在“长时段”视野中书写河流的史诗、家族的史诗、国族的史诗以及个人的史诗。
从上述文本即可看出，历史书写是近年来河流小说叙事的主流。这些作家的出生时代分布较广，覆盖40后到70后，甚至还有黄永玉这样出生于1920年代的高龄作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长时段”叙事方式。第一类是作家的生活时段与小说表现的时段距离遥远，基本上都是对久远历史的回顾与想象，如《大运河》主要写明朝永乐年间的故事，《漕运三部曲》主要写清代人物与运河文化，《开埠》主要写1870年代到1920年代的故事等，作家生平与小说所表现的时代并无时间上的交集。第二类是作者的生活时段与小说中的时间有部分重合，如《荒漠里有一条鱼》从1855年黄河决堤改道写到约1980年代，《北上》从1890年写到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大江》写1945-2010年间的乡土变迁等，但小说时间中有一段远远超前于作者生活时间。第三类是作者亲历或可能亲历小说中的时间，如《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时间跨度为1920年代到1940年代末，《民谣》和《水乡》写1950年代到1990年代，《河流》《黄河故事》约从1970年代写到21世纪，等等。可见，河流小说作家们特别钟情于“长时段”的历史书写，而这也很好地体现了近年来整个小说创作的普遍倾向，“近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诸多代际不同的作家们纷纷回望历史既往的普遍姿态”14，“21世纪乡村小说有一个突出的特色是历史书写”15。一方面，这是中国文学史传传统的延续，史诗追求是作家们的“野心”，而“长时段”最适宜于这样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文学是时间的艺术，总是追忆那些远去的风景，对历史的沉迷是文学持久的热情，作家创作也需要时间的沉淀。
相比之下，关注当下现实问题的河流小说显得比较薄弱。当然，文学创作常常滞后于故事的发生，也就是说文学表达的通常都是“历史”，这里所说的“当下”主要是指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与作家创作本书的时间基本一致或刚刚过去十年左右。近年来河流小说在书写现实方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历史题材小说的当下延续。对现实的关注，往往被作为“长时段”历史叙事的尾巴。如《大河风流》的下部写宋小霜出国考察，冯惠华走向腐化堕落;《北上》写“大河谭”节目的制作以及运河考古发掘工作;《长江梦》写长江旅游业的发展;《大江》写到江心洲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吴保国在江心洲修建大桥但因儿子吴文挪用工程款而失败。这些“长时段”视野中的当下书写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是作家积极介入现实的表现，但与前面的历史叙事相比总显得有些单薄和力不从心。
另一类是直接书写当下现实题材的作品。三峡移民的大致时间为1995-2008年，《孔雀的叫喊》成书于2002年，初版于2003年，修订版为2013年，即时地选取了三峡移民题材，作者认为这是全世界、全中国“唯一写三峡的小说”16。《巴水流云》成书于2018年，关注三峡库区文化和三峡移民文学，其中的诸多篇章反映了移民的过程以及移民的生活。陈进的《大湖长歌》书写1990年代以来以滨湖乡为代表的中国乡村建设，涉及新农村、乡镇基层工作，包括“一村一品”富农工程、“乡统筹村提留”、撤乡并镇、取消农业税、抗洪抢险等事件，塑造了新时代新农村建设中的新人形象，语言朴实，情节生动，几乎每一种矛盾都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该小说初稿于2005年，定稿于2019年，是一部非常切近当下乡土变革的河流小说。
近年河流小说对现实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河流生态治理、洪水灾害及抗洪抢险、水利工程建设、河流地理空间的城市化、乡村建设等几个方面。作家们秉承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直面当下的现实人生，值得肯定。但这部分作品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比较欠缺，不够丰富，缺乏深度，有待提升。其实，关仁山的《麦河》关注麦河流域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可以说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河流小说书写现实的厚重之作，可为当下的创作提供借鉴。在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下，江河流域也在发生新时代的山乡巨变，需要作家们在规避短平快的前提下，将河流故事接着讲下去。
结 语
纵观近年来的河流小说创作，总体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代表性作品不断涌现，形成了新世纪河流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河流小说创作既跟当下整个小说发展趋势相契合，也有其独有的特色。由于前辈作家的经典作品较为丰富，当下作家们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他们都在探寻新的出路，新的写作既要植根于传统又要有所创新。所幸的是，每个作家心中都有独特的河流地理，都有独特的河流体验，写出的作品少有重复，不少河流小说都开拓了新的方向，比如《北上》在叙事视角方面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写出了河流空间的流动感，《民谣》在叙事结构及文体上的突破，《水乡》在发掘水下地理空间方面的独特意义，《长江三部曲》在表现题材方面的开拓等，在河流文学发展史上可圈可点。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在理想精神表现方面难以达到张承志《北方的河》那样的高度，对现实题材的把握与书写还显得粗糙，等等。现实社会正在不断变化，河流也在继续流淌，期待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为河流文学增添别样的光彩。
注释：
①本文主要选取2011-2021年间公开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河流小说文本，如有修订本则以修订本的出版时间为准，如是多卷本则以最后一卷的出版时间为准。
②雨驿整理：《为浩荡古老运河立传》，《北京青年报》2021年5月31日第B01版。
③周保欣：《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的体式创构》，《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2期。
④蒋林欣：《中国河流文学研究》，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第229页。
⑤朱东惠：《大河风流》（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⑥李凤群：《大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68页。
⑦赵本夫：《涸辙》，《钟山》1987年第4期。
⑧陈浩文：《“边缘”写作的“天真”与“真实”——以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为例》，《中国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
⑨⑩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97页，第898页。
11裘山山：《河之影》，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12边人：《寂静的湖区》，羊城晚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434页。
13张光芒：《创伤叙事与流动的成长记忆》，《长篇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14张志忠：《回望历史风云凝聚现代经验——近年文学的“向后看”与“长时段”略论》，《名作欣赏》2021年第3期。
15颜敏、廖志华：《论21世纪乡村小说的历史书写》，《当代文坛》2022年第1期。
16虹影：《修订本说明》，《孔雀的叫喊》，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无具体页码。
（作者单位：西华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本文系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项目“长江流域开埠文化与现代文学发生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XJC751004）
责任编辑? 王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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