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陕西文艺作为新中国文艺创作中积极发扬延安文艺精神、开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新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知行合一”：他们或为时代理想所鼓动，积极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或将文学视为毕生事业，殚心竭力，成就史诗般的文学成就;或观照个人内心对“历史真实”的渴望和诉求，从文学史中寻求历史真相。本文以柳青、陈忠实和邢小利三位陕西作家作为不同时期文学写作的代表，展示不同时代的个体选择及其所昭示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柳青;陈忠实;邢小利
“五四”以来，从左翼文艺到延安文艺再到新中国文学艺术，艺术家的创造和艺术家在创造过程中对自身的改造，都对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知”“行”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扬弃。陕西文艺作为新中国文艺创作中积极发扬延安文艺精神、开创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新传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知行合一”：他们或为时代理想所鼓动，积极加入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或将文学视为毕生事业，殚心竭力，成就史诗般的文学成就;或观照个人内心对“历史真实”的渴望和诉求，从文学史中寻求历史真相。本文以柳青、陈忠实和邢小利三位陕西作家作为不同时期文学写作的代表，展示不同时代的个体选择及其所昭示的文化意义。
一? “忘我”的文学——作为实现社会 理想之正途的文学活动
在大多数柳青研究的著作中，学者和批评家们都会将柳青在西安市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十四年的经历，看成是作家深入生活、进而书写生活的创作模式典范。也许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样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方式是非常特殊的。但柳青所处时代的现实情状和文化特征，远比当代人能够想象的要更加具备“典范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柳青的时代，是一个所有人都向往典范性人格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着“卡里斯马典型”人格的时代。在那样的时代，现实生活中的人和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更具备领导力、号召力和行动力。①
尽管邢小利所著《柳青年谱》中写到，柳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访问苏联时在托尔斯泰的文学道路中领悟到了“生活在自己要表现的人物的环境中，对从事文学的人是最佳选择”②这一认知，但是我们依然不能据此就认为，柳青落户农村、与自己的写作对象生活在一起的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是独一无二、不能摹仿的。同样是在邢小利撰写的《陈忠实年谱》当中，著者记录了陈忠实少年时代（1957）陕西文坛最重要的作家群体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正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和写作对象生活在一起”的方式：“本年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作家深入生活情况：柳青安家长安皇甫村，兼任县委委员;杜鹏程在宝成铁路工地，兼任宣传教育负责人;王宗元在青藏公路，兼任管理局政治部副主任;王汶石到三原落户;戈壁舟、李古北分别到自己的家乡农村生活;汤洛去铜川煤矿。”③
上述作家，全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陕西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他们在1950年代就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是新一代人民文艺观的践行者和成熟作家，纵观他们的人生历程，他们无一不是在践行自己的人生理想中、无一不是在参与革命进程中进行文学创作的。也就是说，上述这些作家，他们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既是一个作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这种文学活动和社会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一直保持在这些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事文学活动，是这些文学艺术家进行社会革命的事业的一部分，正如柳青在晚年的思考中所言：“我过去太无知，对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历史知识懂得太少……学习了这些历史以后，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不是很容易的，人类历史有这么长的阶级斗争，然后才有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写这本书就是写这个制度的新生活，《创业史》就是写这个制度的诞生的。”④
尽管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创业史》是柳青作为文学家最重要的成就，然而，在柳青思想最成熟的时刻，当他发现陕北农村有大量处于贫困状态的百姓时，他所考虑的，并不是《创业史》的写作以及创业史如何传世的问题，而是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撰写了《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1971），提出根据陕北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十年九旱”，不益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从而建议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辅以畜牧业和农业（少数适合种植的地方，也要因地制宜）。⑤近年来，陕北苹果已经成为中国苹果业的重要基地，在这样的情境下，回看柳青当年的工作，我们不由得佩服他对陕北的自然、地理以及种植问题所做的前瞻性研究，是多么的“在行”，而且是一种“非文学”性的在行，而这恰恰说明：他始终是以社会理想为理想的。因此，柳青将陕西文学的两个传统展现得尤其充分：
陕西文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源远流长的秦地古代文学传统，其中特别以司马迁的亦史亦文、“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对当代陕西文学影响最大，许多陕西作家追求的文学的“史诗”品格固然也与他们汲取苏俄等国文学艺术养分有关，但《史记》的影响，则是最亲近的，也是根性的。除了作品的“史诗”品格，司马迁这位韩城先贤，对陕西作家也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影响和暗示，那就是当一个作家，所写的作品要追求不朽。另一个传统是红色延安的革命文学，这是最近也最现实的一个影响，当代陕西文学的一些开创作家就是从这个传统的源头一路走来，并为当代陕西文学奠定了基石。这个传统影响陕西作家的，主要是深入生活，贴近现实，以艺术之笔描写普通民众，探索民族前进的光明之路。古代传统与现代传统在某些方面的有机融合，就构成了陕西作家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在一定程度上积淀为他们的艺术理想。⑥
柳青的人生，是追求真理的人生;他作为文学家的人生，是追求真实的人生。柳青因为身体的原因，尽管在皇甫村落户，担任地方領导的职位，行使地方领导的职责，深切关心农村生产和农民的生活，但他并不参加农业劳动。所以，在他1960年为配合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新闻简报》时拍摄了一段参加劳动的镜头之后，这件事情成为了他一生自责自己不够“实事求是”的唯一的例证，以至于直到临终前，还跟女儿刘可风反省这件事情。从柳青对于自己言行的极度严格的要求可以看出，他所讲的通过《创业史》来表达对于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由衷赞美，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全面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解释的是他的文学观和世界观的高度一致，是文学生活与社会理想的高度一致。
二? “成就了我”的文学：作为人生实现的文学活动
如果说，以柳青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作家，普遍地是将自己的社会理想、文学写作和人生实践融为一体的，那么崛起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他们则在文学活动和人生实践之间，做出了孰轻孰重的选择。这个选择，是特别有意味的，也是值得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进行分析的。
从陈忠实、路遥和贾平凹三位作家的青年时代的经历看，他们都有过“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的经历。路遥说“永远不要忘记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受”，在这个表述中，路遥将写作的过程中所要耗费的人的体能、写作这件事情所具备的创造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思想世界”的过程，与“普通劳动者”所从事的播种、艰辛的劳作以及最后的收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而贾平凹在论及“农民”这一概念的时候，常常让读者感觉到，“农民”是一种需要努力摆脱的身份，作家的自传作品《我是农民》的整体结构，就是描述了作家从童年时期开始，经历了多个社会变迁，终于摆脱农民身份进城上大学作为结束。尽管作者也写出了只有来到城市，才能体会到乡村生活的“透明”和“快乐”这样的句子，但文中也更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已经到了这步田地，竞争十分激烈，你不让孩子加班加点学习，别人的孩子都在加班加点，你的孩子就会被淘汰，没了工作，没了饭吃。”⑦上下文中存在着一种简单的逻辑，那就是，农村是回不去的。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陕西文坛最有代表性的三位作家，尽管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出身于农村，也都认同自己和乡村之间的关系，但陈忠实无疑是最鲜明也最深刻地保持了他的“乡土情感”的一位，因为他时刻都有可能“生活在农村”。翻开《陈忠实文集》，可以在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末尾，看到那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和地点，而那些作品的写作地点，往往是“白鹿园”“西安东郊”“小寨”。根据邢小利在《陈忠实年谱》的说明，“白鹿园”其实就是陈忠实在西蒋村的祖屋。也就是说，作家的作品，都是在他生活和工作地点所写的，而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则都是在自己生活的乡村所写。标识出每一篇与乡村有关的作品的写作地点，记录并展示了作家对乡村的情感，说明他始终不以自己作为一个出身于乡村并且尽全力书写中国乡村的作家而感到自卑，他也从不认为，乡村是一个需要逃离的空间。——陈忠实早期作品中有不少都是报告文学，这也跟他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有关：因为用文学的方式书写乡村，正是他这样的身兼作家和基层干部两种身份的人的职责。文学的方式，不仅仅是自我的实践，而且也是作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内容和岗位职责。
和柳青曾经深度参与长安县以及皇甫村的各项农业政策的实施一样，陈忠实也是这样的一位干部，他甚至有着比柳青更“切身”的介入乡村的方式，那就是：陈忠实是可以“出大力、流大汗”⑧的。在《陈忠实年谱》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民办教师的陈忠实，在1967年的5月末，“在白鹿原西头北坡凤凰嘴处农业中学自垦地的坡地里，与七八位教师收割麦子，一顿吃了七个蒸馍”⑨;1977年冬天，“被任命为毛西公社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组织公社的人力在灞河修筑八里的河堤”⑩;1978年6月，“基本搞完灞河这个八里长的河堤工程，陈忠实觉得给家乡留了一份纪念物。此后，灞河这一段河堤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雨冲击，坚固如初，当地未遇水灾”11。而在作家的家人于1983年5月迁户西安市之前的一年，家里分得了五六亩责任田，由于“没有成年劳动力，养不起牛，耕作相当困难。国庆节后，陈自己拉犁，播完了小麦”12。所以可以见得，在已经成为陕西最重要作家之一的情形下，陈忠实一直是乐于劳动，善于劳动，也因生活所需，必须劳动的。
然而，即便比路遥和贾平凹两位作家更切身地体验着作为一个农民的感受，即便比自己的文学导师柳青具备更好的农业劳动的技能，这也并不意味着在陈忠实的文学生活和人生实践的关系中，这是一种理想的关系。如果说，没有农业劳动技能的柳青，有可能会认为文学生活和农业劳动技能之间的结合是一种社会理想的实现，那么对于陈忠实而言，成为一名真正的“写乡村”的作家，才是他的追求。他在乡村生活、在基层干部的工作以及在家庭劳动中所积累的所有经验，最终是要为文学写作服务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更能理解，他在读到路遥小说《人生》时的那种“瘫软的感觉”13：对现实生活的深度介入，其满足感，并不能及于看到同行获得文学成就时的震动之万一;我们也就更能理解，当他真正动笔撰写小说《白鹿原》并且感觉进展顺利时，他会对好友说：“也弄它一个马孔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一个小镇的名字）”，但稍后又笑着对朋友说：“这话现在还不能给人说。”14想要在世界文坛留名的强烈冲动，溢于言表。后来，关于《白鹿原》，陕西评论家对作家所说的“咋叫咱把事弄成了”15成为关于《白鹿原》对于中国文学和陈忠实本人具有重大意义的流行度很高的“说法”。至于《白鹿原》这部作品，陈忠实本人认为从主旨上讲，写的是“民族的精神历程”，而从文学表现方式的突破性上讲，是尋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在评论家看来，从发表、出版过程中《当代》杂志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位编辑给出的评语，基本上都集中在“调动自己全部的生活积累和生活感悟”“努力探索生活本质”“反思以往创作”，“完成了一部现实主义巨著”的角度上。16
可以说，经由文学而“成事”，完成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其实是陈忠实及其同时代作家所构建的文学生活和人生实践之间的新关系。也就是说，这一代的作家，认为文学是具有自身的独立性的，文学的成功是和个人的人生理想重合的。
三? 满足了“我”的历史学兴趣的文学
从当代文学评论家邢小利的陕西文学研究以及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可以看出，在“文学生活”“社会理想”和“人生实践”诸种问题的关联性上而言，他的写作构成了陕西当代文学发展图景的变迁过程之一种。作为曾经长期供职于陕西省作家协会文学创作研究室的评论家和创作者，邢小利撰写并出版过多部文艺评论集和散文随笔集，也有小说作品出版。但是2010年之后，我们看到，邢小利的著作，主要集中在对柳青和陈忠实的年谱和文学传记的撰写中。这是一种有意味的转向。对于这一转向，作者本人在2018年出版的《陈忠实传》当中这样说明：“对于我来说，写《陈忠实传》，主要还是为了满足我的‘历史学’兴趣……写《陈忠实传》，可能就是受到了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的影响：历史学的态度，是求真，尽可能地做到真实。历史学的方法，那就是重材料，重考据，一丝不苟。传为史，事要有出处，话要有来源。知道多少写多少，有多少材料写多少。即使是陈忠实自己所说的，写的，有怀疑的也怀疑，该考证的就考证。不可虚构，不能想象，不能按照某个既定的理念去塑造一定的形象，不能为了某个假想的目的去完成预设的宏大题旨。”17
邢小利当然首先是从文学研究来进入柳青和陈忠实研究的。但我们重视的是他所做出的“历史学”的转向。“不可虚构，不能想象，不能按照某个既定的理念去塑造一定的形象，不能为了某个假想的目的去完成预设的宏大题旨”，这种历史学的方法，在客观上构成了对“文学性”的疏离;在人物传记作品中，自觉疏离文学性的“虚构”和“想象”，目的是为了获得一种尽可能的真实。所以，求真，追求能够经得起考据的历史性的真实（而非文学性的真实），是转向后的邢小利对柳青以来的陕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进行“历史学”研究的出发点。
这个新的出发点，在近年来以陕西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批评和研究园地中，显得尤为独特，因为它开启了一种考察“社会理想”“文学生活”和“人生实践”诸种问题之间的更新的一种关系。在这种關系中，“社会理想”和“文学生活”并非不存在，但很明显地，它们从柳青和陈忠实所代表的新中国陕西第一代和第二代作家当中所占据的主导位置退居到了一种较为次要的位置;甚至是“人生实践”，其实践性也不再是一种社会图景或者切身的劳动，而是直接变成了书斋中的实践。从根本上依然保有“社会理想”“文学生活”和“人生实践”之主体的“我”，蜕变为这些命题的旁观者和审视者。——然而，似乎确实唯有如此，才能获得一种合乎历史学之要求的客观、冷静、理性和真实。这个理性和真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陕西文学而言，其价值和内涵都是深刻的，因为它们是文学走向现代性道路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但却是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陕西文学在气质上的欠缺。从2012年出版《陈忠实画传》《陈忠实年谱》开始，到2015年第一次出版《陈忠实传》，再到2016年出版《柳青年谱》，2018年出版《陕西文学大事记1936-2016》，其中多部著作都经历了修订和增补并再次出版，邢小利对陕西文学所做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为陕西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在新的研究方法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2021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邢小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午后》。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名叫南柯的离异的中年知识分子，故事叙述了他和自己的朋友如何度过日常生活、工作状态以及遇见爱情时的种种情状。在一种看上去像“闲聊”一样的事无巨细的陈述中，主人公南柯送走了年轻的兰湘婷到日本去留学，目睹了青少年时代的暗恋对象如忆的沧桑和发福，也惜别了“灵魂伴侣”晓卉，小说结束在了“生活就是这样，它不断地逼着你往前走，身后边的事情，有时就渐渐地忘了。……有时候，他会想起古人的两句话，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18而小说为南柯这个人物所设定的最后的“归宿”，落脚在了他主持的一个属于乡村振兴计划项目之一部分内容的“南山书院”的建设：“这个项目主要是三大块：一是隐士文化与隐士生活体验文化旅游区，二是与之配套的休闲旅游生活区和商购区，三是现代农业示范区。第一块也有三块：中国隐士历史与文化博物院、中国隐士生活体验地、南山书院。项目由三家协同共建，省旅游局重点旅游项目，长宁县政府重点支持项目，文海集团承建。立项手续已经办妥。”19——这个关于项目的介绍非常有意味，因为在其中，“隐士”成为了一种进入知识分子的现实生活的概念。很难想象，“隐士”的生活理想会在柳青作品中出现。
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推介邢小利的小说《午后》时，用到了两句话：这是“又一部书写当代知识分子真实生存困境与灵魂裂变的剖心之作”，它关注的是“人到中年之后，我们该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20如果不关心上述邢小利对当代陕西文学的具有总体性的研究，单单通过阅读长篇小说《午后》来对照这两句评语的话，会有“并不切题”感受。但是如果我们联系作者邢小利最近十多年来对文学所做的历史学的研究，则会发现，在小说《午后》的写作中，确实也存在着一种“历史学”的兴趣。
在小说《午后》中，存在着大量的引文。这些引文可能是人物南柯曾经发表过的一篇散文，也可能是他在某次会议上的发言，可能是他写给另一个人物的纸质信件，甚至可能是一条手机短信。这些引文一方面担当了提供某些信息以利故事情节推进的作用，同时赋予了小说文本以“文献性”的气质，我们也许可以猜测，这种“文献性”的气质，来源于作者近些年来研究文学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历史学”的方法。特别有意思的是，在邢小利的写作中，“文学性”的和“历史性”的这两种维度，实际上是互为作用的。如果说小说中的大量引文是“文献性”的和“历史性”的，那么在他的《柳青年谱》《陈忠实年谱》中，实际上又存在着大量的出于文学性目的的选择和保留，比如上文曾经引述过的，陈忠实曾经在收麦时候，一顿饭吃过“七个蒸馍”的细节。将类似的这种细节保留在“年谱”当中，获得的是文学阅读的“会心一笑”。
小说《午后》最初动笔于2002年，停笔于2003年“非典”到来之后，将近二十年之后重新续写，作品完成之后，全世界又被笼罩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之下。所以《午后》产生的过程，本身就是对21世纪人类命运之症状的一种保留。同时，我们看到，尽管经过了重新的改写，但作者似乎有意保留了近二十年来中国人、西安市民以及知识分子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的变迁：CD音乐播放器、手机短信、火车站送人、出国留学、学术会议以及学术会议过程中种种故事的发生。这些信息，无不具有宝贵的历史纪录的作用。
《午后》屡屡引用或提到陶渊明或者王维的诗，这种将飞速变化着的生活搁置，转而去对接一种同样在飞速消失的古典的情趣，这种“回望”，也是“历史学”的。它作为一种“不同于”当下趣味的趣味的“不同”性，要超过它原本负载的田园牧歌式的情趣。
余? 论
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中，追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或者“耕读传家”，这几乎是每一个读书人共同的“人格规划”。理想有大小，但逻辑是一样的，那就是：在思想世界丰盈的同时，努力追求实践精神。可以说，每一位严肃的作家都一定有他的社会理想、文学生活和人生实践;但我们也看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因素在作家身上的分量有着显著差异。回顾柳青及其同时代作家，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陈忠实、路遥、贾平凹等崛起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作家将自我奋斗的成功理想投射于对数十年乡村社会变革的书写，《午后》中所写到的人与事，都显得过于“个体”。也许正是这种文学形象塑造不再着眼于“卡里斯马典型”式的英雄人物的塑造，中国当代文学和陕西文学才终于获得它的现代性气质。在写作主旨和人生追求的转变过程中，文学批评和写作最终走向了理性审视的道路，同时，也使得文学和知识分子自身经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生活的关联，渐渐淡化和弱化。这个淡化和弱化，一方面具有“解放”的作用，它允诺文学不再担负过多的文学之外的责任，文学的独立性从而获得彰显;同时，个体本身的独立性和现代性也获得了彰显：作为个体的作家，不再被某种崇高的社会理想裹挟，也不再汲汲于追求通过他人承认而彪炳史册，而是致力于对个体求真之需的追寻，这对于作家个人而言，是对个体摆脱社会和他人束缚的一种观照;对于读者而言，是一种对理性和审视之能力的召唤，是非常宝贵的。
这种现代性气质，是孤独的，甚至是萧索的，好比邢小利出版于2020年的散文集《独向陌生》所展示的一样：“守望是艰难的，这并不仅仅在于心的坚持的艰难，还在于守望要有可守望的。”时代变革所导致的“失去”了“可守望的”客体这样的现实，这很难说不是今天的文学道路之所以如此选择的必然。
注释：
①关于卡里斯马典型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王一川《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④⑤邢小利、邢之美：《柳青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5页，第141页，第131页。
③⑧⑨⑩11121314邢小利、邢之美：《陈忠实年谱》，华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8页，第30页，第21页，第42页，第45页，第64页，第61页，第88页。
⑥邢小利：《文学陕西：也曾灿烂也有迷茫》，原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3日;收录于邢小利《文学与文坛的边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4年版，第14页。
⑦贾平凹：《我是农民》，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151617邢小利：《陈忠实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97页，第211页，第291页。
1819邢小利：《午后》，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4-305页，第252页
20邢小利：《午后》腰封推荐语，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王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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