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的第一部散文集《商市街》，在文坛影响力深远而持久。此集以时间为序，用回忆与自叙的形式讲述了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生活的各种细节点滴，以及萧红以其独特的女性领悟力面对各种事件的心理感受。同时，更值得关注的在于此散文集对萧红自我形象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在文本创作过程中，作家通过创造自己的语言表达体系建立了一定的女性主体性，从而为她塑造自我形象的过程支撑起叙述力度。这种语言表达体系包括空间创建与感官书写，蕴含了属于萧红语言体系的审美张力，也丰富了文学史上的萧红形象。
关键词：萧红;《商市街》;自我形象
一? 《商市街》的自叙与“主体性”
萧红于1933年在哈尔滨《国际协报》、长春《大同报》等发表《王阿嫂的死》《八月天》等短文，并与萧军合著出版二人合集《跋涉》，从而踏入文坛。1935年3月至5月，萧红在上海集中完成了她的第一部散文集《商市街》的写作。1936年8月，萧红以笔名“悄吟”，将《商市街》交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首印出版。①全书共收入41篇散文，均为短篇，萧军撰写读后记。
《商市街》一书集中描写了她与萧军于1932至1933年间在哈尔滨共同生活的日常时光，是萧红自我形象塑造的文本中较有系统性的一本书。此散文集以时间为序，以回忆与自叙的形式讲述了萧红与萧军在哈尔滨生活的各种细节，以及萧红独特的女性领悟力面对各种事件的心理感受。无论是发生在二萧生活中的平凡之事，还是牵引了人物心情波动变化的不寻常情景，她都以简洁质朴的笔法婉婉铺叙于散文中。
这段生活由二萧搬入位于哈尔滨道里区十一道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第八篇散文《搬家》为两次居住处所之分界线，至离开商市街二十五号的“家”并逃离哈尔滨为终。此书的描写，包括了城市社会的物质水平与精神面貌、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以及萧红对自我生活的情绪感知等。诸多场景相结合，有声有色地呈现了一个俄化社会统治下的哈尔滨，以及人物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情形。诚然，同为作家，萧军也在《跋涉》一册中对他与萧红在哈尔滨共同生活的经历有所书写。②其实，学界建构、论述萧红形象的文学作品多从他叙角度出发，如各类萧红传记、评论文集、二萧书信集及注释等等。这些作品共同的特征是重视萧军的声音，以此获得更为“完整”的萧红形象。而萧红的《商市街》与二萧合集、书信集的不同之处在于：除了编后记之外，散文本身并不包括萧军主观的声音。此书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萧军对于同样的生活与萧红不同立场的观点，完全从萧红个人视角展开当时的生活图景。因此，如论《商市街》的自叙语言对萧红形象建构的影响，需要意识到此书对于萧红形象构建史上“萧军他叙”的失声状态。当然，由于《商市街》为萧红哈尔滨生活时期的形象提供了不少材料，后世与其形象相关的大量文本，都以《商市街》为“原材料”，与此书形成了一定的互文关系。这也为萧红形象建构同时包含自叙与他叙的空间，提供了更多的阐释可能。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于1985年出版《萧红评传》，后改名《萧红传》，以西方学者的视角，将萧红带入西方汉学的研究领域。该传记与大部分萧红传记相异之处在于，它采取了生平叙述与作品评论相结合的方式，组织书写萧红的一生。在此书中，葛浩文认为文评家过于重视《生死场》，而忽视了《商市街》的价值一事很不合理，甚至令人费解。③而在现代散文的领域里，《商市街》也并未获得过多关注。在现代散文多以学院派思想与文字技巧引起文艺界关注的背景下，萧红的《商市街》并未呈现出富有学养的学理论述，也少见华美的艺术辞藻，更未提及她对文学的见解或批评。这似乎解释了《商市街》在散文界不太受关注的原因。然而，虽然萧红多以不加修饰的笔墨，与简洁通俗的风格直白地描写生活情景，看似并未加入太多写作技巧，但其散文中的密度与美感分量却不低。
在葛浩文看来，萧红通俗的语言其实蕴含了不少写作技巧。他在《萧红评传》中认为《商市街》“文体清顺”④，并对《商市街》的艺术价值与写作技法持以下见解：“她能将一件大事提纲挈领，用画龙点睛的笔法而使她的作品显得自然诚挚。而又因她那种详尽的叙述本领，不论是悲欢离合或讽刺幽默的日常貌不惊人的琐事，也被写得淋漓尽致，使她作品里带有种令人欲罢不能的吸引力。”⑤这种写作技巧来源于萧红在文学领悟与创作上的天赋异禀，从而形成她写作中独有的一种语言体系。此语言体系在散文高质料的中国近现代文坛中，反而具有较高的辨识度，间接为萧红书写自我形象提供了一种自洽的语境，甚至可以为现代文人的散文创作注入新的力量。
李计谋认为，虽然《商市街》在文字表达和思想境地的层面上不如萧红后期所创作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一样成熟，但其中彰显出的蕭红个人叙述语体却着实具有代表性：“她是属于信墨所之，一任笔头流泻出自己实有的生活或所闻、所感、所想的生活并饱和着本人浓烈、清醇的主体意识的作家类型。”⑥
以上论述所提到的“主体意识”，是萧红《商市街》形象自叙过程中所需要建立的基本前提。“主体性”这个概念在西方哲学史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拉康·雅克（Jacques Lacan）等哲学家一路以来的批评与发展，形成了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理论体系。本文所提及的萧红自我形象建构中的主体性，属于伊曼努尔·康德早期所提出的“主体性”概念。其主要观点包括“肯定自我实存的本体论意义;提倡自我成为认识论的对象;肯定人作为认识主体对形成知识、生命经验的意义;内感官与外感官共同建立主体性，内感官使人获得关于自我的知识，即经验自我;主体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⑦等等。
因此，有了“主体性”这个前提，萧红才能将“经验自我”对“实体自我”的反射通过文字建构出来。其中“实体自我”在这个过程中即萧红本人的客观存在实体，“经验自我”意指萧红在书写过程中获得关于自我的认识，也是主体意识的某一部分。主体在经验性地意识到自我之后，将这种自我以某种方式或载体呈现出来，书写即其中一种方式。而“经验自我”正是构建自我形象的关键因素，有了关于自我的认识，才能通过文字这种载体以主体性的自觉来塑造自我形象。可见，自我形象建构本质上是本体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关系。至于书写过程中，建立主体性的关键步骤，则在于上文所提到的通过创造作家自己的语言表达体系，从而为塑造自我形象的过程支撑起一定的叙述力度。那么，在《商市街》的写作过程中，萧红是以怎样的语言叙述体系、怎样的书写方式来呈现自我形象呢？
二 《商市街》的语言叙述体系
在《商市街》的四十一篇散文中，语言的叙事性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纵观萧红的全部作品，她似乎不经意间模糊了文体之间的区别与边界，将小说、散文、诗歌这三种体裁融合在了一起。在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五四”文学提倡按文类研究作品的情况已然成为学界习惯，萧红研究也一度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呈现出分裂状态。但实际上，萧红的文字风格自由度极大，往往会出现如“散文化小说”“叙事性散文”“诗化小说”之类的文体交互情形。她的同一篇作品，如赏析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可以被同时定义为小说或者散文，具有超越文体的美感。
可见，萧红散文的语言体系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叙事成分较高，《商市街》更是叙事性的代表之作。在整本散文集的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处处可见这样的艺术特质。例如，萧红在散文篇名的设置上，选取了许多日常生活的事件作为篇名：《他去追求职业》《拍卖家具》等。 而在各类事件的连接上，又有着明显的时间线性发展方式，将各种不完整的叙事片段连续结合，自我投射出她在面对这些生活事件时的形象，组织成为萧红在哈尔滨的一整幅生活图景。在叙事性作为整个《商市街》语言体系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萧红还以空间创建与感官书写的方式，创造出《商市街》独有的语言叙述体系。
（一）空间创建
首先，《商市街》中的所有事情，都是发生在哈尔滨这个实体城市之中，并非虚构式的物理空间。其中，出现了两次二萧居住场所的空间转移，也出现了不少如中央大街、当铺之类的实地景观。《商市街》的首篇散文《欧罗巴旅馆》至第八篇散文《搬家》，叙述的实体空间主要集中在欧罗巴旅馆这个意象;从《搬家》到最后一篇散文《最后的一星期》，叙述的实体空间则包括了二萧暂时寄住的汪姓学生家、二萧常去吃饭与排剧的“牵牛房”等等。陈洁仪曾将《商市街》的物理空间分为四个意象：哈尔滨都市景观、欧罗巴旅馆、商市街的“家”与“牵牛房”，并认为通过参与者对空间的辨识、演绎和改写，被文字组织后的空间会重新生产出意义。⑧诚然，这四个空间意象与萧红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相互关系，不仅推动着萧红在哈尔滨的生活节奏，也与她这段时间的情感变化、对自我的认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正因此，主体在物理空间转移的过程中，会呈现出一定的萧红形象。
萧红在《商市街》中对物理空间的描写，是极其细致又生动可感的，使她的文字具有电影画面一般的可视性。她擅长于观察身边细微而不起眼的事物，并赋予它们自我想象中的形象。以欧罗巴旅馆为例，在描写这个场景的文字中，她以“小室”称呼那狭窄幽暗的房间，并形容如下：
小室被劫了一样，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⑨
由于二萧当时均无职业，生活清贫;在搬入白俄经营的欧罗巴旅馆后，萧军常常外出寻找职业。萧红在欧罗巴旅馆的日子大部分是独处，充满了饥饿、无聊、孤独与苦闷的情绪。这些情绪在她对物理空间的描写上，都或直接或隐约地以“幔帐”“被劫了”等词语体现了出来。而萧红叙述空间时所增添的情感也有着从弱到强的渐进式倾向，在描写完实体景象后，她又以想象与隐喻的方式形容欧罗巴旅馆：
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的墻壁隔离着我，比天还远……⑩
可是我的小室，没有光线，连灰尘都看不见飞扬，静得桌子在墻角欲睡了，藤椅在地板上伴着桌子睡;静得棚顶和天空一般高，一切离得我远远，一切都厌烦我。11
因此，《商市街》中文字所创建的物理空间意象，便巧妙地连接了萧红内心的心理空间，“空间”一词在此处便有了更深层次的内外两层意义，也为塑造萧红的形象提供了可能性。于是，不难理解为何萧红在描述欧罗巴旅馆时，会将墻壁和房门这种常见的封闭性实物，形容为“隔绝了她与人间，使她住在囚犯的屋子一样的屏障”，而小窗则是她与人间烟火“唯一发生连接的孔道”。这些叙述都体现出萧红与世间万物疏离而格格不入的心态。可见，《商市街》的语言叙述体系在创建物理空间，生成心理空间的过程中，让主体（萧红）获得了关于自我的认识，产生了建构自我的诉求，并将这种经验自觉通过文字表述出来。
类似的例证，在离开欧罗巴旅馆，搬到商市街的“家”这个空间转移过程之后，也比比皆是：
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12
夜来时也不知道，天明时也不知道，是个没有明暗的幽室，人住在里面正像菌类生在不见天日的大树下，快要朽了。而人不是菌类。13
可见，初搬进商市街的“家”时，萧红运用了比拟和暗喻的技法，倾诉心理空间内对这個物理空间的排斥。她认为住在这个“家”仿佛菌类身处暗室，心中的幽闭与隔绝感较欧罗巴旅馆有过之而无不及。陈洁仪认为，萧红在“家”中的中式生活方式与西化的哈尔滨社会之间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14这确实是一种场域之间距离的可能。然而，对于萧红形象而言，她这个意识主体所包含的心理空间与客观存在的物理空间之间的距离，才是生命体验产生“经验自我”的关键。《商市街》的写作所涉及到的场景转换，以及书写物理空间时运用到的象征、隐喻、心理铺叙等手法，一方面为她以“人”的身份认识主体、建构形象提供了直接的途径;另一方面又将文本作为审美的对象，使生活与文字之间产生距离，从而更广阔地以作家身份在文学创作中对生命、历史、社会、阶级等大的议题进行思考，再转化为叙述场域的审美意义。
然而，空间的创建在萧红的语言叙述体系中，不仅仅是物理层面上对日常场景的描述，也寄托了她表达自我，主体思考意识的内在心理空间。这样的双重空间，除了能够投射了萧红的思想之外，也与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艾德琳·弗吉尼亚·伍尔夫（Adeline Virginia Woolf）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15的中心思想有着巧妙的联系。伍尔夫提出，女性应该拥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屋子”去客观地思考，心平气和地创作，以争取独立的社会地位与人格。虽然无论是欧罗巴旅馆，或是商市街的“家”，在物理空间层面上萧红都是与萧军共享，并非独有的“屋子”;但在这种语言体系所构成的主体意识里，萧红具有私人化的写作空间，至少她在写作并建构自我形象的过程中，读者只能听见她的叙事声音，这也是本文前言所提到的关于自叙的意义。这间屋子或许不存在客观实体，但在萧红主体意识层面却已经形成，给予了自我私人书写的场域，以此观之，空间的第三层意义便显现了出来。这也是萧红创建的空间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层意涵，从表面言说转化至内里思考，再归结于女性主体的书写，具有性别叙事面向的意义。
总括而论，《商市街》中的空间创建与语言体系、作家主体性、萧红自我形象之间的层层递进关系，可以理解如下：空间创建为萧红文学创作的叙述体系提供了一种类别，并丰富了属于她自己的语体场域;而这种语体对于作家主体性的构建至关重要，它不仅在《商市街》中是形成自叙的写作条件之一，让萧红产生自我认知，发现并表达“经验自我”，而且也是辨识一位作家文字风格的重要条件。在文字承载了作家的主体性之后，自我形象便自然而然地投射了出来，从而为研究萧红自我形象的构建提供了更丰富的思考面向。
（二）感官书写
《商市街》语言体系的第二大特征，在于萧红以细腻敏感的观察力，在描述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事时，擅长于运用感官书写的方式，去体现存在于时间中的主体知觉，从而赋予现实事件于艺术性的审美观照。这与康德在论述主体性概念时，所提到的外感官与内感官非常相似。16外感官在《商市街》的感官书写中，多以饥饿、听觉这种表层的知觉行为出现，从而触探这种知觉给心理带来的感受;而内感官则在上一小节心理空间框架下的心理描写之外，还体现出更深入的幻想、冥想、梦境状态等意识流写法。当然，这两种感官书写并非分裂呈现，在《商市街》中常以相互依存的方式集中在自叙主体身上，共同构建出萧红形象。其中，“心理”是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
关于《商市街》中饥饿折磨精神世界的描写，学界已有大量分析论述。然而，伴随着饥饿却鲜少受到重视的，是《商市街》中的萧红孤独、苦闷之时，尤其敏锐的听觉书写。她的叙述中常以听觉现象来注视自我的内心体验，大概可分为三种情形。最初，居住在欧罗巴旅馆，萧军常外出谋职，百无聊赖的萧红在等待萧军归家时，便从倾听门外的脚步声判断主人身份：
每走过一个人，我留意他的脚步声，那是非常响亮的，硬底皮鞋踏过去，女人的高跟鞋更响亮而且焦急……我听遍了过道上一切引诱我的声音，可是不用开门看，我知道朗华还没回来。17
除此之外，萧红也非常留意器乐演奏的声音，并赋予它演奏的内涵：
隔壁的手风琴唱起来，它唱的是生活的痛苦吗？手风琴凄凄凉凉地唱呀！18
搬去商市街寄住于汪家之后，蕭红听觉关注的对象从脚步声变成了汪家住宅的铁门扇。来访汪家的人常会经过这个铁门扇，萧红每听见铁门扇响，她都“神经便要震荡一下”，而“铁门扇响了无数次”，来往了无数与她无关的人，萧红的神经便“震荡了无数次”。19铁门扇这个意象之所以能够“震荡萧红”，是因为萧红遇到不同事件时，都以叙述它发出的声响来隐喻自己的内心状态，使它串联起了萧红对于不同事件的情绪。
在《册子》和《剧团》两篇文章中，萧红描述了她与萧军的《跋涉》由于某些因素被禁止发行的事;同时他们的“星星剧团”20又有开展文艺活动的成员被宪兵队逮捕。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影响下，萧红心理也极度脆弱紧张，而铁门扇的声响正承载了这样的心理：
院中的狗叫声也多起来。大门扇响得也厉害了。总之，一切能发声的东西都比平常发的声音要高，平常不会响的东西也被我新发现着，棚顶发着响，洋瓦房盖被风吹着也响，响，响……21
从昨夜，对于震响的铁门更怕起来，铁门扇一响就跑到过道去看，看过四五次都不是，但愿它不是。22
如果说欧罗巴旅馆的脚步声是萧红寄托了寂寞与等待的意象，那么铁门扇发出的声响意义与以往的听觉经历区别甚大。萧红毫不避讳地在散文中表述了害怕听到这种声音的情绪，并认为在音量上有增无减，同时又不自觉地“发现”着各种有可能发出声响的物件。听觉的突然密集化与洪亮感，寓意着的是萧红担惊受怕的状态。“门前的黑影”与铁门扇一响，她都担心是宪兵队的人。萧红运用听觉感官构建出的紧张、害怕的自我形象，不仅是她那段时期生活状态的投射与建构自我的诉求，更隐喻了在同时被俄化与被日本侵略中的哈尔滨社会，带给她极度的不安全感。日常生活的听觉言说，这背后所牵涉到的文学政治色彩，一方面体现在《跋涉》一册与当时政治环境的相悖，另一方面又体现在《商市街》本身的文字叙述能够表达出萧红对时局态度的政治功用。
“铁门扇”所蕴含的最后一种主体情绪变化，发生在萧红叙述即将搬离商市街时。在《最后的一星期》里，萧红由于不舍与她生命体验产生过联结的地方，凌晨听见铁门扇发出声响时，心里的感受变为了“这声音要夺去我的心似的”昏茫状态。23“铁门扇”的声响带给萧红的情绪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但几乎都是负面的，这也无形中为她生成了消极的形象。如此可见，外感官的听觉书写使主体产生了一定的经验自我，这种自我在情绪状态上富有张力，而且变化多端，持续不断地为主体形象创造更多的可能。
回到感官书写的范畴中，在外感官作为表层结构蕴含了一定的隐秘心理之外，《商市街》的内感官书写也对构建萧红的主体性与自我形象产生了很强的塑造力。虽然此散文集的事件叙述遵循了时间线性的原则，但本质上构成作品核心思想的，是内感官层面的精神，即萧红通过幻想、意识流、印象主义等写法关注到自己心灵的内部状态。葛浩文曾在评论《商市街》的艺术成果时，也表达过萧红这种“印象主义色彩与创造性笔调”的文艺技巧十分突出：
萧红在书中所采用的技巧便值得我们注意。她不但采用了（或说创造了）许多对话，使读者与作者间的距离缩小了很多，并且采用了不少“意识流”，幻想一类的写法，令读者体会到了主人翁（也就是作者本人）当时的心理状况。24
印象主义与意识流作用于《商市街》中，使萧红的形象常常处于一种心理彷徨无助、流离苦闷的状态。萧红在《商市街》中如数家珍地描述了许多日常之事，并赋予它们许多比喻夹杂着幻想的意识流画面。如描述东北的寒冷时，她形容为“麻雀冻死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把四肢都冻丢了”25这种幻想与恐怖梦境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出极端的寒冷。此外，在遇到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星星剧团”时，萧红也以“白色代表着事件的严重性，看着身边所有人似乎都是白面孔”的内感官状态呈现，主体思绪在文字中进入了幻想的意识层面。她还描写道：
假如有人走在后面，还不等那人注意我，我就先注意他，好像人人都知道我们这回事。街灯也变了颜色，其实我们没有注意到街灯，只是紧张地走着。26
白朗曾在回忆萧红的文章中，称其为“神经质的聪明人”。27而萧红在上述书写中呈现出的“幻想街灯变了颜色”，以及过于紧张身边陌生人的心理状态，也恰好印证了白朗所说的这种“神经质”现象。萧红在运用内感官控制意识状态的写作过程中，容易放大各种情绪，从而将写作的重心聚焦于自己的内心状况。
由此可见，萧红在《商市街》中同时呈现了外感官的听觉描写，与内感官的心理聚焦，并以属于心理描写层面的多种方式（象征、意识流、隐喻等）连接二者以达到统一，蕴含了属于萧红语言体系的审美张力。而空间建构与感官书写相结合形成的语言叙述体系，又提升了作家在文本中的主体性，从而更有力度地塑造自我形象。当然，后续要解决的问题还可以从将语言体系扩展为语言谱系的角度出发，关注萧红的东北地域背景对她语言形成的影响，如何反映在文本中，对自我形象的呈现又是否有推进的功能，等等。
三? 《商市街》的互文与凝视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商市街》这本散文集还形成了两种互文情况。首先是萧红作品内部的互文。例如，在撰写《广告员的梦想》之前，萧红已在《跋涉》中发表了叙述同一事件的《广告副手》。而在1934年《生死场》的创作中，萧红笔下女性人物的心理境况也有许多情形与《商市街》的心理描写相类似。这种作家内部自我互文的情况，在艺术视角上为萧红的形象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论据。除了萧红自我塑造的形象外，由于具有自叙性质，《商市街》也成为萧红研究者二次解读、二次建构的文本材料。简而言之，《商市街》与各种撰写萧红生平的传记、塑造她形象的电影、舞剧等形成了互文关系。具有自叙风格的作家，他们的形象塑造本身就是一个接受与互文的过程。如何在跨媒体的互文经验中凝聚并分析不同文本对作家形象的考证、建构甚至改编，是从大文本角度出发的艺术视角，也为作家形象的接受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
此外，在互文已经发生的情形下，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观照，不可避免会出现一种“他者凝视”的问题。女性作家的自我讲述与被讲述，前者將女性的主体性通过文本叙述提升到一个深刻的高度;后者看似丰富了女性作家的形象，却会产生他者对这位作家的凝视。在众多提倡女性以书写这种方式表述自我、争取女性话语权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如埃莱娜·西苏、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观念里，书写自我是增强主体性的行为。但是，在女性作家书写自我之后，会出现她们的文本接受史与形象接受史的研究问题。女性作家们无法控制后世文坛以其文本观照并二次建构她们形象的可能，从而被动陷入他者的眼光之中。这似乎又有悖于女性书写自我的初衷。由此问题还可以引发一种反思：在中国女性文学相关的研究传统中，如何判断女性的自我价值也处于争论状态。一方面，学者们热衷于倡导将女性从男性主导的中心主义传统中解救出来，让女性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和塑造自我形象;但另一方面，这些对“新自由、独立女性”的定义和建构，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他者”对女性的另一种期待。研究者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自己研究的女性作家，以及研究者对女性主义发展的主观思考而引起的“他者凝视”，是后续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大的图景下，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
注释：
①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②萧军、萧红：《跋涉》，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
③④⑤24[美]葛浩文：《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第125页，第132页，第52页。
⑥李计谋、果崇普：《〈商市街〉漫笔》，载李重华编：《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⑦参见[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⑧14陈洁仪：《论萧红〈商市街〉四个重要的空间意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
⑨悄吟：《欧罗巴旅馆》，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4页。
⑩悄吟：《雪天》，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8页。
11悄吟：《他去追求职业》，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3页。
12悄吟：《搬家》，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41页。
13悄吟：《最末的一块木柈》，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46页。
15[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6外感官偏向于主体内部接受外部现象需要的一种认识能力，内感官则更关注心灵的内部状态。参见[德]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0页。
1718悄吟：《雪天》，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8-9页，第11页。
19悄吟：《他的上唇挂霜了》，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59页。
201933年夏，“星星剧团”成立，成员包括萧红、萧军、白朗、舒群等人。
21悄吟：《剧团》，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45页。
22悄吟：《门前的黑影》，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56页。
23悄吟：《最后的一星期》，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84页。
25悄吟：《飞雪》，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56页。
26悄吟：《白面孔》，载悄吟：《商市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47页。
27白朗：《遥祭——纪念知友萧红》，载王观泉编：《怀念萧红》，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117页。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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