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瑛

　　摘要：“新女性写作”是学者张莉和《十月》杂志共同推动的一次自觉的女性写作，十三位不同代际的女作家以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文本回应了这一写作实践。作为一种被推动的女性写作，它试图提取形而上的当代女性境遇和女性精神。而“被动性”也十分含蓄地提示了当下女性写作呈现的现状与特质：女性写作的停滞状态;女性写作进入一种非运动式和非景观式的阶段;“逃离”意识作为最初的女性意识绵延百年时间，仍然是女性反抗菲勒斯中心世界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新女性写作;女性意识;女性境遇

　　2018年，学者张莉曾对中国当代六十七位女作家和六十位男作家的性别观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调查分三次进行，第一次调查形成的调查实录题为《她们与我们时代的女性写作——三十四位中国当代新锐女作家的同题回答》;接着，张莉以同样的问卷对当代另外三十三位女作家进行了补充调查，并与第一次调查综合形成调查实录：《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的女作家写作观调查》。尔后，张莉对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和在中国当代文坛作出重要贡献的十位作家进行了同题调查，调查实录为《当代六十位新锐男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和《关于当代作家性别观的问卷调查——十位作家的同题回答》。这三次调查，其实暗含着一个核心的问题，即女性写作在中国当代作家心目中的位置，张莉试图通过调查获得当代女性写作的清晰图像。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女性写作研究的学者，张莉对20世纪以来中国女性写作的重要变革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自有史料和文本的双重掌握，发起一次对中国当代主流知名作家的性别观调查其意并不简单在于获得当代女性写作研究的一手资料。2019年，张莉和《十月》杂志一起对女性写作实施了一次推动和促进——向当代女作家发出“新女性写作”的召唤。很显然，“新女性写作”是建立在“性别观”的田野调查基础上，是对“性别观”调查后的一次思考和行动。

　　一? 停滞——现状或缘由

　　“新女性写作”，是学者张莉基于对中国当代127位作家“性别观”调查而推进的一次“自觉写作”计划。2019年10月，张莉与《十月》杂志一起，向不同代际的女作家发起了“新女性写作”的邀请。《十月》杂志2020年第2期以专辑的形式集中呈现了“新女性写作”的文本实践：包括张莉的主持人语《重提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张莉与学者贺桂梅的对谈《关于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以及孙频、文珍、金仁顺、蔡东、张天翼、叶弥、淡豹、乔叶、翟永明、林白、周瓒、戴潍娜、玉珍十三位女作家的小说、诗歌和非虚构作品。2021年3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

　　由此可见，“新女性写作”并不是作家自发的写作行为，它是学者和期刊联手对作家发出的一次主题写作邀约，是对女性写作的一次客观推动。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写作还是研究，‘女性写作’都似乎变成了‘麻烦’。尤其是近十年来，它已变成一个可疑的命名，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就连许多女作家谈起它时，都会小心翼翼地避让。当代女性写作出现了某种停滞的状态”①。而与当代女性写作停滞状态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在发生重大而悄然的变革”②，近年来，女性话题越来越被关注，尤其在2020年，公共舆论场中的“她力量”议题忽然井喷，出现了很多社会性的女性话题。这些聚焦女性境遇的女性话题引发的讨论和关注，标志着整个社会及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都有了一个大跨越。孟悦和戴锦华在20世纪末曾担心的女性被解放、被规定、被动接受的被动状态，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终于迎来了主动的回应。“但是那些女性性别生活中独有的问题却似乎一直被忽略不计，至少没有被明确列入妇女解放的总命题内，譬如女性的各种生理—心理经验，包括性行为、妊娠与成为母亲、女人一生的周期性等等。尽管女性浮出了地表，但有关她们自身的真正问题，甚至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阈，它仍然是似乎也应该是隐晦的神秘之物。”③女性对自己的现实境遇从未有如此高的关注度，在每一个事件及话题背后，是对关于女性权利、女性平等、女性教育、女性独立、女性自由、女性安全、女性尊严等具有强烈女性性别意识问题的关注和焦虑。在当下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城市化率突破50%的时候，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思想独立、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知识女性的时候，她们开始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敢目光正视自己性别天然赐有的“隐晦的神秘之物”。

　　与女性议题在民间社会形成激烈而对立的讨论相比，女性写作表现出的沉寂似乎更是验证了张莉所感受到的某种“停滞”的表现。回望女性写作百年历程，每一个有辨识度的时期都有鲜明的旗帜——“五四”新文化运动，陈衡哲、庐隐、冯沅君等女作家成为浮出历史地表的第一批女作家，因为处在“五四”时期，这些女作家们笔下都共有一个叛逆的女儿形象。1980年代，受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影响的女诗人翟永明率先写出了大型组诗《女人》，构造了“黑夜的意识”，开启了女性自觉写作之门。1990年代，女性性意识和身体意识觉醒，出于对“身体的他属性质和性的不属于自己的事实”④的质疑与修正，林白写了《一个人的战争》，陈染有《 私人生活》，这时期女作家们的写作被命名为“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进入21世纪，由于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从事写作的女性数量越来越大，但庞大的女性写作者队伍却并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作家和作品，对女性写作的讨论常常还得回到1990年代、1980年代甚至“五四”时期。如果从这种宏大的对比中跳脱出来，关于“停滞”还有以下一些不可忽视的细节要批注在旁，作为“停滞”的解释：当代女作家们，尤其70、80、90后的写作者，她们成长在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社会，所感受到的女性压迫不如现代作家及当代前辈作家们强烈，尤其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给女性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間，她们的困境已经逐渐从作为女性的社会困境转向作为女性的个人困境。其次是女性意识启蒙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而普及，女性写作者作为女性意识的启蒙者和传播者身份在淡化。同时，为了避免在对立中讨论女性意识，或者回避自己的作品和个人被贴上“女性主义”的标签，女作家们更倾向于自己的写作超越性别关系和性别意识，呈现一种第三性别的作品状态。从这些角度来看，“停滞”亦可作为此时此段女性写作状态的一种描述亦或特点。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停滞”，才有了“新女性写作”的日常属性。

　　二? 日常——重要的属性

　　对于“新女性写作”，张莉在《重提一种新的女性写作》中这样界定它：“‘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它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⑤“新女性写作”的倡导者和写作者之间有天然的默契，文本和理论的一致性既指认了彼此共同的性别身份，同时也提示了当下女性写作的现状与特点。而在上述定义中重复出现的“日常”一词，值得特别标注出来，因为，这个词不仅框出了“新女性写作”的主题和边界，还赋予了“新女性写作”特别的性格和气质。

　　把“新女性写作”放到女性写作的时间轴上看，它散发的“日常”的属性是迥异于任何一个阶段的女性写作的，完全没有打算接续中国女性写作运动式、景观式的特点。进入21世纪以来，由女性写作者来引领和启蒙女性意识和女性精神的时代已经过去，性别议题已经从文化精英阶层的引领渗透到了普通民众的日常关注。女作家不必再以先驱者的身份去走在中国女性前头，自然用不着“旗帜”。从启蒙的圣坛下撤，是女性写作精神气质发生变化的原因。

　　而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是，当代中国进入常态社会的时间已经超过40年，“日常”已成为容纳我们精神的容器之一。处理与日常的关系，不仅是文学也是个体的最需要直面的问题。在常态社会，人是最完整的个体，不用裹挟到“革命”“运动”“主义”当中，个体的日常既是个体生命境遇的排列和组合，也是社会精神的切片。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联系，社会在个体身上的折射，二者互为镜像地记录时代的印记。也即，在常态社会，日常书写便是个体生命的宏大叙事。

　　贺桂梅在和张莉的对谈中讲到：“因为性别问题是这么的日常，它渗透到你所有的生活领域，不是说你谈其他政治问题那样，发表一通演讲、制定一项制度就完成了。性别问题是你在哪儿都逃不开它。”⑥这让人想起顾城的一句诗：命运不是风，来回吹，命运是大地，走到哪你都在命运中。性别问题也如是。每个女性自出生起，便与这个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家庭、学校、工作单位，亲情、友情、爱情、婚姻、事业，在这些关系的背后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结构及现实秩序的投射和映照。她在这些关系、身份、角色中，完成自我的塑造和主体建构，而这一切的发生及完成，都在日常之中。当代女性是什么样的？她必须在当代的社会生活中才能浮现全貌。不然，“新女性写作”，何以为“新”？它自然是指一种不同于其他时代的女性写作，而这种不同，首先是由它表现的对象即正在进行的时代中的女性境遇与女性精神。在“新女性写作”专辑中，孙频与文珍的小说，《白貘夜行》和《寄居蟹》，都在纪录片一样的日常生活中展开叙事，而小说中的女性，林雅、康西琳、姚丽丽、梁爱华、曲小红，被作家放在日常生活中，去与之发生各种碰撞，她们各自生命的轨迹就在这些碰撞中留下来。

　　林雅与康西琳、姚丽丽、梁爱华、曲小红，是处在社会不同层级的女性，不同层级的女性是如何不同的？展开她们各自的生活画卷，她们与社会与男性隐秘的关系就清晰可见。她们在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及由此在生命中形成的落差，就呈现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女性现实境遇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汇聚起来。比如林雅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这个家庭对她形成的困境和限制就是她会沦为弟弟的“提款机”，沦为家庭的工具人;而她从原生家庭出走到大城市，又因学历低下只能沦为流水线工人，她陷入的爱情不过是被荷尔蒙激发的兽一样的性。康西琳、姚丽丽、梁爱华、曲小红是另一层级的女性图像，她们完成了高等教育，有稳定的体面的职业，但当孙频描画出这四个女人的日常生活的时候，读者发现这不过又是一群处于困境中的女人而已。林雅和康西琳四人的困境虽然不同，但共同点是，她们的困境都是她们各自所处的层级的瓶颈。林雅的问题是经济，是教育，康西琳四人的困境是心灵的安顿及自由而有意义的人生。她们都困在自己的层级里，困在自己层级的限制里。这是日常生活中困兽般的女性形象，她们生动、细腻、真实，像标本一样保持了当代女性生活的真实。

　　林白曾在《万物花开》的后记里说：“原先我小说中的某种女人消失了，她们曾经古怪、神秘、歇斯底里、自怨自艾，也性感，也优雅，也魅惑，但现在她们不见了。”我觉得把这句话拿来形容女性写作的变化也是非常贴近的。1990年代女性写作中那个“自我”成为了她者，“我”成为“她”或者“她们”，女性写作者从内向观照敞开为对同性的打量。“中产阶级趣味写作”“精英写作”“个人写作”“身体写作”的标签在“新女性写作”的日常属性面前注定是要被撕下的。但是作为一种突围之法或者困境，日常却又是新世纪女性们逃离的首要对象。

　　三? 逃离——突围之法或困境

　　对现当代女性来讲，“逃离”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它的新鲜感在于绵延百年。中国女性第一个“逃离”的浪潮发生在“五四”时期，与“弑父”时代呼应的是叛逆的女儿，而叛逆的女儿形象首先是通过逃离父权制的家庭来完成。中国女性浮出历史地表，被挤出的那一刻就是与叛离父权、逃逸家族结合在一起的，冲破地平线的力量即来自逃离的力量。于是“逃离”仿佛是“五四”女作家留给中国女性的精神密码。出走的娜拉像一个预言式的咒语在一代代中国女性身上应验和显现，面对强大的菲勒斯中心世界，女性反抗的第一方式就是逃离。因此当孙频的《白貘夜行》和文珍的《寄居蟹》再次复现这种“逃离”意识时，我们对这种不谋而合不会感到惊讶，更本能的反应是想探究这种复现背后的现实基础。在“新女性写作专辑”作家微访谈里，在回答“您如何理解今天女性的处境？”之时，孙频说“一旦进入现实又有深重的无力感，发现女性仍然是隐形的弱势者”。而文珍的回答几乎可以当成《寄居蟹》写作的背景和原因，她认为现在女性的处境是两极分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性别意识比较进步，所遇到的性别尊重会多一點，有自我保护意识，即使遭遇性别问题也会使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而其他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遭遇性别侮辱和损害的几率更大，且不自知。回到两人的小说文本，孙频的《白貘夜行》写了小城知识分子——四位初中女教师对落户一座煤矿小城的不甘、抗拒、出走与妥协，文珍的《寄居蟹》写一名苏北乡下姑娘离家出走成为深圳工厂女工的故事。将两位80后女作家的小说放在一起讨论，除了“逃离”意识的牵引，还在于这两个小说文本合体呈现了当代女性的现实境况及生存境遇，体现了女性生存面貌的多样性及整体性。

　　正如前文所述，《白貘夜行》和《寄居蟹》写的是处于两种不同阶层的女性，如果放在一种有意识的参差的对照阅读中，就会发现《白貘夜行》和《寄居蟹》有许多互文的地方，而把这些互文的地方整合在一起，大概可以获得当代中国女性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总和的形象特征。

　　比如《白貘夜行》的四个初中女教师，她们从分配到那个“抽屉般大小的小煤城”的第一天开始，就摆开姿势预备着离开，她们想離开一种“小”，一种“重复”，离开“小”和“重复”对一种高蹈的精神机械而无情的绞杀——“我裹了裹身上的粉色大衣，今年流行粉色，刚刚入秋，学校里的女老师们便人手一件粉色大衣，脸下方的部分都一模一样，好似在同样的瓶子里插了不同的花。我也不敢落单，赶紧买了一件披挂上，在这种小地方，隐匿于人群是最安全的。所以，一旦流行什么新发型，我就赶紧跑出去跟着烫个头。一度流行空气烫，学校里的女老师们一人顶着一头卷发，在操场上监督学生做课间操。阳光照下来的时候，状如一排威严的狮子。”⑦这是逃走无望转身扎根在小煤城的姚丽丽对庸俗生活的模仿，她借这种模仿来稳固自己的生活，使生活和她看起来都是安全的、稳定的。她麻木在这种稳定中，唯有麻木，她才能平稳渡过生命的河流。于是可以将《白貘夜行》中的“逃离”归为精神性的逃离，那么《寄居蟹》的“逃离”，则充满着物质生活的逼迫。“她与之决裂的其实也不是她妈，而是她爸。她爸以前一心想让她留在村里，嫁个养螃蟹的外乡人最好，早早就逼着她选了学费低的中专，家里有点钱都供她弟读高中了……林雅看她妈窝囊样子，早寒透了心，知道女的在这家的地位还不如根草。哪怕不考师范上班挣钱了，没准儿也还得一直供弟弟复读，上大学，考研究生。与其如此，不如趁早远走高飞，再混出个样儿给他们看。”⑧林雅的离开对象是父权制的家庭以及潜意识里对重复母亲那样的女性之路的恐惧和害怕——《白貘夜行》中的四个女教师，仿佛来自无父无母之家，她们没有原生家庭的束缚与拖累，直接就是以人身自由经济独立的女性形象呈现。这是孙频和文珍的第二次互文，两种层级的女性两种“逃离”背景。

　　也许还有第三次互文。回溯孙频和文珍的小说创作，会发现“逃离”意识似乎已经作为一种潜意识蛰伏其中。总有一个格格不入的女性执着地对正在进行时的生活的展开逃离，而小说叙事的动力正是基于这种“逃离”意识的发生。孙频小说《祛魅》和《色身》，里面的女性都有一个固执而遥远的“远方梦”，都时刻准备从此时此刻此地逃离;文珍的小说里，一个想逃离日常生活的人几乎影子一样藏匿其中，那种几乎要窒息于日常生活的女性靠着逃离这根稻草泅渡自己，比如《银河》《衣柜里来的人》《气味之城》。文珍小说里爱“逃离”的女性，是生活于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供职于银行、报社这样优质的企事业单位的精英女性。孙频小说里那些总想着离开的女性，是受过高等教育被分配回小城市或者小镇的女教师。在文珍和孙频这里，小说人物再次实现互文，大城市白领女性和小城市职业女性以及来自乡下的底层姑娘林雅的合并有让人看到当代中国女性精神境遇的全貌之感。

　　文珍小说有一组对立的意象：远方的诱惑和日常的泥淖。其远方通常都有具体的地理指向：新疆或者西藏。新疆和西藏，其地理特点是民族的、异质的、广阔的、人烟稀少的、苍凉的、自然生态的，它们作为地理指向最集中的意义是自由与陌生化，而这两点意义恰好与日常的轨道性与重复化相对抗。作为一种远方意象，代表着新鲜的、不确定的、未知的生活，代表着不受限制与自由，代表着脱轨，代表着成为日常生活的逸出者和旁观者。孙频小说中女性的逃离，会更复杂，更纠结，更迷茫。譬如《色身》里的杨红蓉和《祛魅》里的李林燕，她俩没有具体想要去往的地方，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理地名承载着她们远方的想象，她们就是想离开这里，至于离开这里到哪里去，不是她们所关心的，离开本身是她们的焦点。于是读者看不到杨红蓉和李林燕的到达，只看见这两个女人在生活中积攒着所有的力气都是为了离开那个动作。比起具象的逃离地点，杨红蓉和李林燕形而上的逃离之举，显示了孙频小说里的女性精神困境更为艰难，更为迫切，更为决绝。

　　20世纪初的女作家们表达逃离主题最直接的途径是爱情，那是叛逆的女儿借助爱情实现自由独立的旗帜。与前辈作家相比，孙频和文珍小说里的爱情与婚姻不再是自渡的拐杖和终点。可以说这是种进步，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女性的清醒和失望。之前的“逃离”，对象是父权，终点是爱情;现在的“逃离”，对象是爱情、婚姻、平淡而重复的日常、机械的生活模式，终点是远方。但远方，其实是个参照物属性的词语，以四川来讲，北京是远方;以北京来讲，新疆西藏是远方，反之，亦然。“远方”，首先要符合地理距离的广阔和遥远，但它真正的意义在于陌生和未知可能提供的一种自由和平等，在于它可能不是菲勒斯中心世界。但远方其实是个变量：一切远方当距离缩短为零，当陌生变为熟悉，它作为“远方”的属性也就变了，“远方”随时会陷入循环的死结。远方作为“变量”的性质提醒着我们，想象中的自由平等之地是不存在的。

　　翟永明在回答“您如何理解今天女性的处境”时说：“在中国，大家都觉得不存在性别不公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但存在，这些年还有很大的退步。”⑨可以为翟永明这个回答找到呼应的是，20世纪初的女性“逃离”到今天读来也没有生疏和隔膜，但那分明又是属于萧红式的逃离。萧红兼具了孙频和文珍笔下的两种“逃离”境况：为生活的“逃离”和为自由的“逃离”，而这两种“逃离”分别发生在作家本人身上及作家笔下的女性身上。萧红首先就是一位叛逆的女儿，为反抗家庭的包办婚姻而出逃，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而成为无父无家的永远的漂泊者。萧红小说《生死场》中的金枝，集中着底层的女儿、妻子、母亲三种形象，从乡村来到哈尔滨，与21世纪的林雅一样，底层女性进入大城市的唯一途径就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而获得这劳动力身份的前提是隐含着出卖自己性别肉身的可能，寻找自由的底层的女儿进入大都市如同羊入虎口，是以性别猎物身份被男权社会所觊觎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社会仍然是男权中心社会，女性身处男权社会，种种不适肯定会引起逃离的情绪。这种情绪已经成为一种潜藏的女性意识，就像一个客居他乡的人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情感是会伴随她终生的。

　　“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性从叛离家庭、叛离父亲开始作为一个精神性别浮现在历史地表，百年进程中中国女性已然实现从“女儿”到“女性”的自我成熟，女性性别意识的崛起推动着女性从男性文化意识的分割和剥离，但新的社會情境里不仅有新的问题，连旧的问题也不曾解决掉。21世纪的女性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境，似乎能用的办法仍然是“娜拉出走”式的短暂的回避，之后，要么重新回归，要么毁灭。孙频的倾向是毁灭，文珍的倾向是回归。不论“毁灭”或“回归”，都隐含着黯然而深沉的消极情绪。这是女作家的迷惘，也是一代女性的精神内伤。而带着这样的“内伤”生活，大概是当代中国女性漫长的精神突围下的宿命。

　　结? 语

　　当女性写作进入一种需要“被推动”的状态时，这本身就呈现了当代女性写作现场的复杂性。女性写作不是某一种纯粹的主题写作，更不是某种单纯的女性题材写作。“女性”这个词语，在当代，不论是单独出现，还是作为定语，它的意义早已超过生理性别的范畴，成为社会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的开关。譬如一些意义对立的反义词组，大—小，多—少，黑—白，高—矮，胖—瘦……“女性”与“男性”成为二元对立的词组。作为性别绝对差异的名词，它们在公共场合出现的时候，已经折射为社会的、政治的、敏感的话题，成为一个“雷区”。避雷，绕道走，是纯文学领域精英式和学院派写作者们安全而妥当的做法。这种整体回避的态度，是女性写作停滞和需要被提起被推动的原因。同时一个从法律、政策意义层面已经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两性关系中彼此的联结和依赖，是呈现攀升趋势的。处在这些现实条件中的当代女性写作者们会在写作中呈现与前辈女作家们不同的风貌，会让女性写作出现某种钝感，不会再以先锋的、前卫的、极端的方式出现。它的面貌在改变，但并不是不在。在《重提一种新的女性写作》中张莉把对女性写作的回溯定点在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时间恰好跨度在两个世纪，也刚好截取到女性写作在波峰和波谷的两种状态，因此对比结果是参差的。

　　作为一种以社会性别来命名的写作，究竟什么样的状态才是它该有的状态？就像在一块泥土里种下一颗种子，种子长成什么样，既取决于它是一颗什么样的种子，同时也决定于这是一块贫瘠还是肥沃的泥土。由此，“新女性写作”的提出与推动，自有作为文学文献的价值，它是当代中国女作家的珍贵留影。

　　注释：

　　①②⑤张莉：《重提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十月》2020年第2期。

　　③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24页。

　　④荒林、王光明：《两性对话——20世纪中国女性与文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页。

　　⑥贺桂梅、张莉：《关于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十月》2020年第2期。

　　⑦孙频：《白貘夜行》，《十月》2020年第2期。

　　⑧文珍：《寄居蟹》，《十月》2020年第2期。

　　⑨《女性写作：她们说——“新女性写作专辑”作家微访谈》，“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2020年3月8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伍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