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夏商的小说特别是中短篇小说常常表现出一种戏剧性的艺术特质。这种特质可以从其小说呈现出的对生活片段的截取、叙述姿态或故事形态的舞台现场感、尖锐的主体间性冲突或人性分裂以及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无法逃避的悲剧性基因——偶然与无常的执迷与敏感等角度来表征。也正是这种戏剧性使他的小说具有了更大的张力与强度，小说的篇幅或体量减小了，但其思想情感容量和艺术冲击力反而更大。这既反映了现代小说的特点，也显示着夏商在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两方面竭力探索的先锋姿态。
关键词：夏商;戏剧性;主体间性冲突;人性分裂
夏商的小说，特别是他的中短篇小说常常表现出一种戏剧性的艺术特质，它们并不追求对一个故事作从头至尾的和盘托出，而是善于截取生活中富有戏剧性的情境或心理事件来构筑作品，人物的那些从萌生某种感觉到产生激烈的欲望和行动的心理过程等等的内在体验①，常常成为作品的核心构成，小说的篇幅或者说体量减小了，但它的容量反而更大，更有了艺术的冲击力。黑格尔曾经“把悲剧看作一切艺术形式中最适合于表现辩证法规律的艺术”②，稍作变通，可以说作为对生活的一种想象与透视，戏剧或戏剧性的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生活与人生领会与剖析的巧妙与犀利。夏商小说的这种戏剧性是他追求小说艺术的整体品质所取得的效果，正像有的评论所指出的，夏商的作品已经剥离了“纯粹形式上的游戏与个人的自娱自乐”③。因此，戏剧性也只是我们研究夏商小说整体思想艺术的一个角度。
一? 对生活片段的截取与对人生百态的浓缩
一般来说，没有事件就构不成情节或者故事，戏剧和一般叙事类作品如小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生活片段的截取。戏剧必须在有限的事件和场景场次中展开情节，它可以包容“不在场”的时空，但它所能直接展开的时空受到很大的限制。这就意味着戏剧对于“事件”的讲述、描写是截取的与浓缩的。像戏剧似的裁剪、呈现“事件”可以说是夏商小说“戏剧性”的特点。这是夏商小说的一个普遍的艺术特点，它们散布在夏商的绝大多数作品之中。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作品之一是完成于1999年的《零下2度》。
两个主人公的遭遇完全是戏剧性的，这种戏剧性是外在的，因为他们完全是互不相识的偶遇，但这个契机却有力地把两个人的戏剧性人生浓缩、集中在了一个特殊的、极其有限的时空，两个家庭原本的戏剧人生已经充满了内在张力和对人生百态、个体命运的合情与蹊跷的展示，而两个家庭戏剧的巧妙结合又形成了新的蕴含了深刻思想的“戏剧键”，推演出新的戏剧情节，从而把人生意义、生命情谊、家庭婚姻等盘根错节的问题，通过新的碰撞和嵌合而起的反应做出了新的衍生：女司机曾经还有心问县城哪里有打胎的地方，当时，她直觉中想的可能还只是切断自己与丈夫的纽帶;同样，马德方与妻儿散伙后想以手表相抵打车回县城，原本只是要回到自己的人去室空的家里，并未对人生的未来作出新的考虑。但与女司机的意外相遇，某种意义上使他与她关于人生的、关于婚姻家庭的悲观的看法和情绪于无意中在这个漆黑寒冷的夜晚里产生了新的“共鸣”，只是两个本应同病相怜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在积极的意义上获得情感乃至思想“共鸣”，并使这“共鸣”在两个生命主体间发挥正面的人生意义，却相反地使他们无意中领受了“共鸣”的消极后果——连同出租车一同驶入野河赴死。马德方和女司机的相遇和同行、同归，其实只发生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间，但却浓缩了他们各自几十年的人生。除了马德方自己人生的戏剧性之外，女司机人生戏剧性的展开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现，偶然至极。在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夏商对人生问题思考的深入和对戏剧性情节构思的精妙。
当然，马德方和女司机的相遇和共鸣如同他们的人生故事那样虽然充满了蹊跷，却也具有充分的生活依据或行为逻辑的支撑，但他们的相遇和共鸣也并非没有走向正面、积极的结局的可能。他们的命运的一致和心思的互相倾吐，本身即已使他们之间具有一定深度的“情意”相投，在各自故事的讲述中，也能看出他们原本珍重生活、努力人生的态度，两个同样遭到伴侣抛弃的人并不是意味着如马德方所言是彻底“被生活抛弃的人”。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因同病相怜的命运而互相取暖、逐渐建立友谊乃至相濡以沫，走出生活的阴影，共同开启新的人生乃至有可能成为懂得生活、珍重情感、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的。小说虽然不是为了引向这个结局、而完全是为了一种对人性与人生把握的立体与准确，也有意无意书写了这样的可能的表现。其实，某种意义上，女司机如果不是刚刚经历了自己的人生悲摧的戏剧，如果不是因为揽活的习惯（而她此刻当然是没有心思揽活的），她未必会注意到马德方一家散伙告别的一幕，她注意到马德方家的情形，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当马德方没有打车钱、女司机不接受他的手表而他准备离开时，女司机又主动表示可以用表抵押，这其实也是出于对马德方的不自觉的同情，这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己的同情的外溢。于是，马德方上了她的车，从而这两个同中有异的“戏剧”就被“键合”在了一起。而且，她没有直接进一步表示不需要手表、免费送他回去，也是出于现实的见识，怕令他觉得莫名其妙而不敢上车，进而失去他、使她自己的同情心理不能得以展开而采取的谨慎、巧妙的措辞和举措。这里也可以看出夏商对人性体会的深入、细致与准确。因此，让这两个偶然相遇的男女最终真正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并非是不可能，这只是需要夏商对小说展开更多笔墨的构思、想象与情节的落实。那么，夏商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样一种可能呢？显然，这只能说明，在关于人生，关于婚姻爱情、家庭问题，夏商更愿意取一种悲观性的态度，如同小说的结尾那样。
当然另一方面，小说毕竟又不是生活本身，对小说家来说，展开关于生活的思考，比给出生活中的问题的答案更重要;关于人生与生活的答案毕竟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作家不必去穷于应付，而将问题引向深处、引向深刻、启人深省，这才是最重要的。标题《零下2度》透露的像是客观的自然信息、无关人生社会，然而既给出了情节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背景，也强化了作品的悲凉情调。
二? 叙述、戏剧与现场感
小说本是在时间中流淌的讲述，但戏剧化的小说却给人造成强烈的现场感、舞台感，读者阅读故事却像是在一个剧院现场目睹故事直面展开，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感，当然这种感受与故事内容的内在戏剧性也密切相关。短篇小说《开场白》（2000）在一个狭小的篇幅里容纳了极具戏剧性的多个人生故事。它的讲述效果更直逼读者而来。它的叙述视角就富于戏剧性，让一个杀人犯在短暂的火车旅途中道白杀人的故事。这个杀人犯果然在为人处世的态度上就异乎寻常、讲话口吻惊世骇俗、令人生寒。作品以快刀斩乱麻、手起刀落的“生铁”作风所讲述的几个故事，凝聚着强烈的内在戏剧性。
小说中，李伟曾是一名技校生，为了一个女生令情敌致残，刑满释放后，在小区搭了一间屋子出租，居委会制止，他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剁掉了一截，用它换了那块地皮。新的情况下，他的小屋又有了危机，妻子引诱了负责拆房的警察，又告倒了警察。这个警察出狱后杀死了李伟的妻子。李伟对面临枪毙的警察说这正好摘了自己头上的绿帽子……在李伟身上有着深层悖论：如果说致残情敌是违背伦理的极端的“青春莽撞”行为的话，他为了生存，为了得到自己的生财之路、生存之路而把自己的手指剁掉，虽然可以说是一种“丢卒保车”的选择，但毕竟自残的是自己的身体和重要的器官，那么也可谓是以自残而成全自己的“自养”之举，其悖谬性在语言中即可见到：一旦自残即意味着“不全”，但这却是为了“成全”，这是多么的悖谬？我们暂且撇开社会道德的伦理评判，李伟的举动里蕴含着多么深刻的悲剧性疼痛？李伟的妻子也是以女人的特殊方式践行了一种“舍我救我”的悖论性存在还送掉了性命。
另外几则杀人者故事也无不透露出人的动物性诉求与人的道德伦理等超越性诉求在个人身上的逻辑性冲突表现出的强大的毁灭性力量。作品最后，杀人者说：现在，“我”已经下了火车，来到了人群的中间。这个游戏杀人者不是像恶魔那样被收进了宝瓶，相反，他此刻来到了人群中，这里正好呼应了小说的标题“开场白”，言外之意“故事”还在后面。读到这里，似乎杀人者正朝着读者扑面而来，这完全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令人胆战心惊的戏剧性时刻。
与《开场白》近似，极具舞台感的同类问题剧小说是《猫烟灰缸》（2017）。炒股发了财的老靳迷上了酒吧小姐米兰朵，在他许诺的婚姻应该成为现实的前夜他玩了失踪。半路上羊水破了、胎儿没有保住，米兰朵被医院救下但疯了。她的电话通讯录里只有一个老公。医生打通了老靳的电话，他承担了一切费用，并在精神病院旁租下房子开了这家阿朵酒吧。现在实习医生第五永刚在阿朵酒吧里听了这个故事。他第一次单独走进了酒吧，被这里的瑟琳娜迷住了，她灵机一动，对他提出挑战，只要他把茶几上的猫烟灰缸偷出去，她就跟他走。他是聪明的，成功把烟灰缸带出了酒吧。这个城乡接合部的酒吧和精神病院本身构成了一个奇特的戏剧场面，背后的故事也更有悲剧性。现在，实习医生在这个舞台上重新上演那个悲剧性的故事。当然也可能上演成喜剧或正剧，但作者的迷思在于人性与人生的戏剧性本身。
《正午》的标题给出了戏剧发生的时间，而地点就是正在举办的一年一度展销会会场。舞台上演了三幕，陈明和她的男朋友严小晚，郦东宝、他的女儿嘟嘟和前妻任嫣，瞎子阿财、抢劫的歹人等，三組人物，交叉出三组戏剧。关键在郦东宝这里，他曾出于某种自私——尽管受到伤害的人也承认了他的这点自私“并不过分”——而离弃了任嫣，但现在因为一点无私的仗义却丢失了女儿。这无疑是一个双重的婚姻家庭悲剧。而陈明和严小晚的未婚而“性”的不一样的烦恼，也折射出情爱婚姻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另一种价值冲突。至于瞎子的被抢，主要是用来为这个戏剧的上演提供背景和契机的。当然也表现了人性中的自私与仗义的双重可能性的纠缠。展销会的会场的确是个人生大舞台，正午的阳光下正好展示人类生活与人性的戏剧的一幕。
三? 尖锐的主体间性冲突或人性分裂
将故事和社会生活内容截取或压缩在有限的时空场次——这是戏剧性的重要特征，即使我们不必如法国古典主义的 “三一律”戏剧观那样苛严地看待这一问题。这一时空要求，当然是外在性的，而戏剧的内在性则在于戏剧所展现的主体的人性分裂和主体间性的情感价值与权利冲突以及政治或宗教观的冲突等等。
《沉默的千言万语》（2000）里桂小龙和刘永原先都是刘永父亲的徒弟，一起学习裁缝。桂小龙看上了胡菊花，他以先强奸后求婚的手段使胡菊花和自己结婚，他们生了个儿子桂岗，小日子过得顺顺当当。刘永如法炮制却被韩莉告发而坐牢。现在他被释放了，但生活已经破落。他去找了韩莉，原想再强奸她一次，但离婚后独自蜗居的韩莉现在又瘦又黑又丑，他很容易地脱光了她的衣服但自己的身体却毫无兴致，而那个女人并没有反抗。他问那个女人，假如当初自己耐心地追她，她会嫁给他吗？那个女人只是摇着头、泪流满面。刘永对桂小龙说其实自己原来喜欢的是胡菊花，但是却被桂小龙抢先了。桂小龙告诉刘永自己倒并不知道刘永也喜欢胡菊花。刘永终于咆哮了：你不过是碰到了一个不愿意告发你的女人！至此，刘永一直沉默着的千言万语终于还是脱口而出。从社会意义上说，爱情婚姻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同一与背离问题在这个多角关系中得到了一次形象的展示，而桂小龙夫妇与刘永之间的纠结也展示着主体与主体之间利益的冲突与人生处境对比而生的甘苦差异，显示了人性与现实的复杂的戏剧性的一面。另一个很微妙的地方就在于，当初桂小龙和刘永都想借助人们的道德心理而劫持女性、成就自己的婚姻，当然结局是一成一败;而现在，刘永又在以另一种道德心理敲桂小龙夫妇的竹杠，至于他对韩莉再次施暴，更是一种粗野无知的报复行为和心理发泄。
《集体婚礼》（1998）写季有城和蒋怡琴参加一场百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季有城发现一个新娘正是自己大学同学荆一丁曾经好过的饭馆女员工。荆一丁得手后不要人家了。但不久荆一丁就被一辆饭盒车撞死了。从眼睛中看得出对方也认出了季有城，在跳舞环节他邀请她跳了一支，然后就像谁也没见过谁地礼貌而别。“对这两个原本就是陌生的人来说，永远别见面是避免难堪的最好方式。”但他们却在这个集体婚礼上再次邂逅。这就构成了一种跨时空的戏剧情境：对于爱恨的对立与转化给出了尖锐的对比呈现。对人生及两性关系的复杂和爱恨的相依与转化的人生境况发出深长的感慨喟叹，生命的恍惚与无常、相互的尊重与轻慢都值得思索。原本喜庆盛大的集体婚礼在两位参与人的心中投下了血腥凄惨的暗影。令人进一步深思的是，婚礼上的自由邀舞虽然是一个既定的节目环节，但季有诚并非必须要去邀请堡式发髻的新娘去跳这尴尬的一曲，他去跳这一曲是要给她过去的过分残忍一个提示与谴责，还是通过这一举动表达一种“坦然”和“豁达”：不回避这次尴尬的邂逅，但是彼此忘掉这次的难堪的邂逅可能引起的联想与猜疑！？也许作者更倾向于前者，因为季有诚在洗手间的泪流满面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更合情合理。不管荆一丁和堡式发髻的新娘各自的错误或恶德有多么严重，但欲望与爱情、权利与尊严、道德与生命之间的同一与错位以及主体间性的冲突与一致，更是一个永恒、难解的问题。
四? 一种人类生活无法逃避的悲剧性基因——偶然与无常
如果说主体间性的冲突和人性问题，更多牵涉到个体的道德把握的话，有些人生或社会的“戏剧”特别是悲剧的发生，却也是导源于偶然性，常给人以人生无常的感叹，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希腊戏剧中的命运悲剧的类型。
《今晚》（1999）也是一篇短小精悍，甚至可以说空灵迷离的戏剧性小说。企伟的妻子没有从抽屉里摸到要用的胶皮套，于是企伟在午夜时分第一次犹犹豫豫走进了对面街边的这家门口有个大大的霓虹“爱”字的商店，也许由于羞怯他抓起自己所买的东西转身出门的瞬间慌张地踩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脚，交涉的结果是他拿出两张十元的纸币了结。企伟原准备赶紧回去，但身后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他转头看到就是刚才那個女人，他放慢了一点脚步，那女人超过了他走到了前面的桥头，她抽着一根烟，显然在等他，最后女人把他带入了无边的暮色中，而企伟就此却永远消失了。小说的结尾透出一种诡秘、腥艳的悲剧性。企伟自己在这个夜晚的意外的小小“偏离正轨”也无疑是这个悲剧发生所不可缺少的元素。
《今晚》的偶然悲剧也源于鸡蛋的裂缝给了苍蝇一叮的机会，但《飞车走壁》（1998）就不一样了。跟随美术课老师到植物园写生的三年级学生石俊辉同学在玩耍时丢了父亲的手表。手表被一家正在植物园临时搭台演出的外县马戏团的表演飞车走壁节目的青年捡到昧了下来。小男孩最后在情急之中把自己变成了一块会飞的石头扑向了飞车。小说的情节也是戏剧性的，巧合与突然的举动、变故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以悲剧性的形式展示了男孩内心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保护家人财产的强烈责任意识和冲动情感。
《一个耽于幻想的少年的死》（1996）这篇小说里，怀抱皮球的忧伤少年不小心冲进年轻的音乐课女教师的怀里的时候，女老师说：“皮死了，搞得这么脏，看看你，鼻子像一只爱冒汗的小蒜头。”这句话大大伤害了少年的自尊心，他甚至变得恍惚。女教师其实很喜欢这个学生的，而她也是少年心中朦胧的偶像。一场电影《画皮》制造的恐怖与灯下女教师镜前修眉的情景发生了某种心理效应，少年突然一声惨叫、仰面倒在窗下的水泥地上，放大的瞳孔里充满了恐惧。小说里的戏剧性中可能包含多种隐蔽的冲突和心理错位，但少年的死亡弥漫着一种人生的“无常”之感。
《金色镶边的大波斯菊》（1999）写从北京出差到上海的谢文和当地朋友江术临时随意到了一家夜总会和招来的两个姑娘玩乐。谢文看到薇薇背上有个漂亮的贴上去的文身——一朵漂亮的镶金边的大波斯菊，他执意撕下来的时候才知道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那里是一个很长的刀疤。然后薇薇就不声不响起来穿衣服，流泪而别。他们就去找饭馆吃饭聊天，这时他们共同的朋友在成都的方小方打过来电话，得到一个坏消息，方小方得了癌。他们安慰一番，方小方希望江术和谢文再去成都相见并与两个好友电话上一番玩笑。有一家饭馆看着不错，但和他们一起的莉莉希望换一家，因为这家的老板是自己的前男友。这时江术的手机又响了起来，他听到了方小方女友的哭诉，就在刚刚方小方从十六楼跳下去了。江术和谢文在街头抱头哭了起来。在短暂的场景转化中，表面的“百无禁忌”和“时尚华丽”的“社会布景”背后展开了几重人物的悲剧性生活经历。在华美的生活外表之下是人生的历险与无常。
如果说《金色镶边的大波斯菊》透露的主要是社会性的悲剧问题的话，《美丽幼儿园》（2010）的旨趣倒不在社会的批判。无意中听说了读书会活动信息的警察敏锐地嗅察到读书会幕后主持陈小山是一个刚刚释放出来的问题青年。于是读书会被取缔，而陈小山借机追到幼儿园美丽教师的美梦也宣告破碎。这是一出“黑色幽默”的“灰色喜剧”，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管理情况和社会青年们的思想、追求和心理情感问题。
结? 语
尽管我们已经尝试从多个角度去观照总结夏商小说的戏剧性，但这种戏剧性的表现也并不限于以上这些，尤其是表现了某种戏剧性艺术特质的夏商小说更不限于以上这些，穷尽性的追索并不讨巧也无十分的必要性。而更值得我们考虑的是，夏商小说何以具有如此浓厚的戏剧性，或者说夏商小说的这种戏剧性特质具有怎样的艺术旨趣或价值？
小说本是故事或以故事为本，然而戏剧也是叙事体，也是以故事为本的，不同的是小说是直接用来阅读的，或者通过朗读给他人听的，这就意味着小说接受并不太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戏剧因为首先是用来舞台演出的，这就意味着它的传播接受受到时空的限制，必须在有限的时空之中完成对故事或社会生活的反映，而且这种有限的时空必须落实在有数的几个场次的人物言行的表演展开，这就决定了戏剧对人物故事的展开，往往选取故事情节当中的关键性环节来实现，这就意味着戏剧对人物故事或社会生活必须截取，所截取的往往是最能表现人物性格或内心深处的部分或展现人物之间及社会生活重要本质的内容的所在，而这样的内容或部分往往就是所谓内心或人际冲突或社会矛盾最集中尖锐的时刻和场合的情景与过程。因此，如果我们忽略真正的戏剧和小说的故事性展开的区别之处，而观照它们的“戏剧性”的“异”外之“同”的话，它们都指向一种情节的紧张或激烈、人物内心或人物之间（包括人物与群体或社会之间）冲突的深刻或强烈以及触及与揭示问题的复杂与尖锐，或者说戏剧性体现着作家所关切和所要表达的问题的肯綮之所在，也是作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的核心和深度之所在。换句话说，当夏商将小说构筑为富有戏剧性的一种特征的时候，意味着他的小说拥有了小说话语的自由性之外还形成了戏剧般的精炼特征和浓缩效应，因此，夏商小说的戏剧性特征体现了他对生活表现和人物刻画更为注重思想锤炼和艺术形式删削改造与重组变形的探索精神和艺术追求，体现着一种感性与思考、诗性与哲性的同一，也即荷尔德林存在论诗学所说的“美与真的统一”④。
20世纪的文学大师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一文里曾对传统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环境以及人物之外的种种事物的细致刻画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她指出“透辟的一言两语要胜过所有这些描述”⑤。一句话，现代小说追求着更深刻、精炼的展示与表达形态。尽管追求“戏剧性”不是现代小说达到这一艺术目标的唯一手段，但是“戏剧性”品质正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追求。而夏商的小说正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艺术趋向。因此，无论我们在上面针对夏商小说的内容或形式所归纳的诸如尖锐的主体间性冲突或人性分裂、人类无法逃避的悲剧性基因——生命中的偶然与无常的阴影以及叙述姿态或故事形态上的舞台现场感以及故事情节上对生活片段的截取与对人生百态的浓缩，都表征着夏商小说的突出的戏剧性特征。这也显示着夏商在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两方面的全方位的一丝不苟的竭力探索的先锋姿态。
注释：
①[德]古斯塔夫·弗莱塔克：《论戏剧情节》，张玉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
②汝信、杨宇：《西方美学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6页。
③葛红兵、王环环：《城市叙事的自觉写作——夏商短篇小说艺术论》，《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④田艳：《荷尔德林存在论诗学中的美真统一》，《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3期。
⑤[英]弗吉尼亚·伍尔芙：《班奈特先生和勃朗太太》，见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17页。
（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综合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法治建构的互动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BZW187）
责任编辑：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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