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瑶

　　摘要：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的一翼，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重大。全面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大致可以1942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大后方小说的主题也以此为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从《抗战文艺》上小说这种体裁入手，通过深入地细读文本，纵向整体地考察，可以复现大后方小说发展的原生态图景，从而更准确地揭示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主题的变化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大后方小说;《抗战文艺》;主题;战争书写;人民书写

　　全面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一翼，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重大。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界对大后方文学的研究相对冷落。20世纪80年代之后，抗战文学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不少学者对大后方文学研究中有失偏颇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展开了相关的讨论，对推进大后方文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1世纪以来，随着抗战文学史料丛书的不断推出与学术研究视野的进一步开放，学者们开始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去审视，大后方抗战文学研究的领域获得了空前的拓展。但总的来看，大多是总体性概览式的观照、题材的聚焦或作家作品的创新研究，缺乏从代表性文学刊物研究入手，立足于文學原生态现场及其历史发展，对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尝试从文学期刊的角度入手，立足于文学研究本身，对《抗战文艺》上的小说文本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从《抗战文艺》上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入手，通过深入地细读文本，纵向整体地考察，着力复现大后方小说发展的原生态图景，从而更准确地揭示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主题变化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 《抗战文艺》：大后方文学的真实记录与历史呈现

　　《抗战文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的会刊，1938年5月4日创刊于武汉，1938年10月15日在重庆复刊，1946年5月4日终刊于重庆，共编辑正刊、特刊80期，实际出版发行78期。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的积极产物，也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出版的文艺刊物中贯穿始终的全国性文艺刊物，体现着文艺界团结抗战的民族精神，是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刊物。就刊物的性质而言，《抗战文艺》作为“文协”的机关刊物担负着对全面抗战时期全国抗战文学的组织与领导任务。从1938年《抗战文艺》第一卷第一期的会报编委会33人名单中不难发现，《抗战文艺》的编委不仅有在大后方的朱自清（昆明）、叶绍钧（重庆）、朱光潜（成都）等，也有在根据地的成仿吾（延安），还有在广州的钟天心、香港的茅盾、“孤岛”上海的郑振铎等。在《抗战文艺》1941年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中，“文协”出版部报告曾明确指出，“《抗战文艺》在它的任务上应是推动全国抗战文艺运动的中心指导刊物”。①在创作实践上，《抗战文艺》是抗战时期全国文艺界同人的一个刊物，老舍在《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中对《抗战文艺》作过这样的评价：“在内容上，我们敢说它是在抗战中文艺刊物里最整齐严肃的。从投稿人方面说，它更是空前的，在三卷之中，它得二百多人的文字。前方服务的，后方工作的同志们，都热心投稿，而且十之七八是不要稿费的。会刊是我们的旗帜，是我们的喉舌。现在，我们敢说，全国的文艺工作者都尊敬这旗帜，都愿借它发出救亡抗战的呼声。”②无怪乎有学者将《抗战文艺》的终刊视作“大后方文学发展过程结束的重要标志”③。而大后方文学最能体现中国抗战文学的完整性和特殊性，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是中国抗战文学发展历史轨迹及其特征的映现。由此可见，《抗战文艺》上的作品“颇可以作为代表抗战文艺的主流和倾向”④。

　　从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来看，以往大多着眼于中日之间的战事将全面抗战时期的历史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然而，当笔者把这场战争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中来审视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十四年历史，亦可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为界分为1931年9月到1937年7月的局部抗战时期和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的全面抗战时期。全面抗战的八年时期，又可以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中华民族为争取民族生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后期是中国人民参与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笔者通过全面考察《抗战文艺》，发现这一期刊在1941年11月10日至1942年11月15日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只出版了一期，即第七卷第六期，但通观这一期及这一期的前后，没有任何文字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脱期半年，在这一期里“本刊紧要启事”⑤不仅详细说明了脱期的原委，而且还对此致歉。况且根据《抗战文艺》以往的惯例，凡是有延期或脱期的情况，在该期出版时编者总会在“本刊启事”或“编后记”中做详细说明，第七卷第六期的这种现象显然是反常的。联系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1941年12月8日，不难发现第七卷第六期正好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战文艺》的第一次出版。再回到《抗战文艺》本身，第七卷第六期所刊载的内容为三个特辑的合印，没有刊出一篇文艺作品。结合以上情况，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抗战文艺》的办刊方针在1941年11月至1942年11月期间正在因为抗日战争的进程的改变在进行重大调整，第七卷第六期就是《抗战文艺》前期和后期的一个分界线。根据这一判断，笔者注意到在第七卷第六期前后刊出的“稿约八章”中的第一条有明显变化。在这一期之前（包括第七卷第六期）的“稿约八章”中的第一条内容为：“本刊欢迎来稿，但必须与抗战有关。”在这一期之后（即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的“稿约八章”中的第一条内容变为：“本刊欢迎来稿，但必须与抗建有关。”与此变化形成呼应的是，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在编后记中明确表示：“因为浮躁与狂热的时代早已过去，热情逐渐内潜于清醒的理性之光里，整个抗战的作风是如此，一个文艺刊物的作风亦应如此。”第七卷与第八卷之间的时期正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的1942年上半年，据此可以证明，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可以以1942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而抗战时期大后方小说的主题也以此为界呈现出“战争书写”与“人民书写”两个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文学是历史的反映，这一阶段性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中发行时间最长、最具代表性的“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上得到明确的体现。

　　二? 抗战前期以“战争书写”为中心， 主题在单一中追求丰富

　　全面抗战的前期，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以北平、上海、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为代表的大片国土的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民族存亡的最危险的时候，《抗战文艺》上小说的主题以“战争书写”占主导地位，作家们“加紧抗战动员的工作，集中一切的力量在抗战这一个目标上”⑥，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笔者梳理了《抗战文艺》第一卷到第七卷上的小说，共66篇，其中45篇以表现抗战救亡为核心的“战争书写”为中心展开，有表现全民抗敌的老舍的《人同此心》、万迪鹤的《复仇的心》等;有歌颂抗敌英雄的台静农的《么武》、陶雄的《张二姑娘》等，还有描写某一战斗场面的刘白羽的《火》、端木蕻良的《螺蛳谷》等。罗荪在1939年发表于《抗战文艺》第3卷第5、6期合刊上的《强调现实主义》中曾提出：“凡论及目前的抗战文艺的，大抵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描写范围的不够广阔，主题选择的过于狭隘。”然而，这种主题的单一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同一，而是于单一中有所发展，不断丰富、深化，单一中追求丰富，其中不乏写得比较精彩的小说。

　　1938年载于《抗战文艺》第二卷第六期的万迪鹤的《复仇的心》简单勾勒了难民王大有逃难途中的悲惨境况，意在激发人们抗战救亡的热情。主人公王大有的抗战意识虽然还处于自发阶段：“我的家毁了，我的父亲母亲逃散了，我的妻炸死了，我应当复仇，我应该当兵去，拿起一支枪，总比一面跑一面给敌人的飞机炸死要好得多。”但是，当他的孩子死在了日本飞机的扫射之下后，“占据在他的心里的只有一件大事：就是复仇”。很显然，小说里的主人公对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认识是不够的，“抗战救亡”的主题在这里简单地表现为个人复仇也显得较为局限，但从小说中也可看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个人唯有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才能保家卫国。刊载于《抗战文艺》1939年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的李辉英的《宿营》同样以抗战救亡为主题，但已经从个人复仇的狭隘圈子里挣脱出来，成为一种全民性的行动。小说写一个长途行军的部队夜宿山野，又乏又饿，却无菜可吃，当地乡民给他们提供了热情帮助，他们坚持原则付与报酬。夜间，当地乡民又主动给他们提供情报，协助抓捕了一个尾随队伍已四五天的汉奸。小说写出了乡民对抗日軍人的爱戴，“现在，当兵的是第一等人，那一个不尊敬！”“我老得不能到前线去跟鬼子拼，难道说还不能在后方供给你们一点青菜吃么。”同时也写出了军人对农民的尊重。从这个短篇里，可以看出军民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已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新型关系，正如帮菜的老头子对特务长所说：“我喜爱你们，跟喜欢我自己的儿子一样。”姚雪垠1939年发表在《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二期上的《红灯笼故事》在离奇而又有象征意义的叙述中完成了对抗战救亡这一主题的发展。它讲述的是在还没有文字的时代，一个比较文明的部落在懒散中失去了进取的精神，一天天地堕落和衰弱下去，从而招致侵犯。老酋长三个大的孩子陆续战死。他预见到部落将要遭遇的灾难，要求两个小儿子成年后一定要复兴、强盛部落。他还与两个儿子约定，只要战后他不死，他将藏于深山，每逢端午、重阳和除夕，就在一株最高的树枝上挂一盏红灯笼做相会的标记。经过一场苦战，古老的部落还是被摧垮了，两个小儿子也在战胜的部落联盟里被迫分开。由于分赃不均，原先相互联盟的部落成了新仇敌，两个小兄弟失去了见面的机会。十年后，时刻铭记父亲教诲的两兄弟长大成人。小弟率先从所在的部落中逃出，按照父亲的叮嘱去找那个红灯笼，以图与父亲相会。在寻找途中，十年未见已互不相识的两兄弟相遇在了除夕之夜，但因分属相互仇视的部落而残杀起来，小弟在交战中被哥哥的毒箭射伤。然而就在这一夜，他们的父亲按照十年来的惯例，挂起了红灯笼。但他又一次等尽了漫长的冬夜。转眼到了端午，这一次两兄弟都在寻找父亲，但他们在山口一碰头就又厮杀起来，并且都带了伤。而此时挂着红灯笼等待他们的父亲正遭到另一队人马的威胁。弟弟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连连哭喊挂灯笼的爸爸，哥哥在这阵阵呼唤声中迟疑起来。但是，正从谷边向上爬的父亲手里牢抓的野草和树根开始断了一根，又一根……这时候从山口传过来一片震天的欢呼。故事没有结局，但这离奇的故事中隐喻的分明是团结抗战。作者在小说中还屡次用“红灯笼”“老酋长”来象征不灭的民族之魂，大大延伸了抗战救亡的“战争书写”主题。

　　台静农1939年刊载于《抗战文艺》第四卷第二期的《么武》写一个当过兵的普通农民么武，用多年当长工积攒的血汗钱娶回带着一个三岁小孩的白头（寡妇）。然而，两年后女人死了，他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成人。日本鬼子打进来时，他与儿子一起加入游击队，将自己的全部激情投入抗战。在一次战斗中，么武英勇牺牲，成为“一方的英雄”。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来诠释抗战救亡这一主题，强化抗战必胜的信心。因为在作者看来，“在这世界上极东的古国里的今天，没有神话，没有传奇，有的是人与兽的肉搏。五千年以前，也曾遭受过一次洪水野兽的袭击，终归被荡平了，那不是神话，也不是传奇，单是人类的智慧与英勇，正如五千年后，无数万人献出那至上的人类的智慧与英勇一样。我所熟识的么武就是其中的一个，在他后面我还熟识的一个，踏着血迹前进的，便是与么武生命相依的那青年，么武把他从工作中喂养成一个坚实的青年，如今又带他攀登了人类最高的光辉的塔。”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全民族将抗战进行到底，然而人们在抗战中也许不仅要奉献自己的血肉之躯，还应该关注下一代的哺育成长，使民族兴旺，生生不息。抗战救亡不仅需要加紧前方的战斗，也需要加强后方的保障。梅林1940年发表于《抗战文艺》第六卷第一期的《婴》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而丰富了抗战救亡的“战争书写”这一主题。小说详写了婴儿出生前来自前方的父母经历的种种“规则”的折磨，略写了婴儿的收养，从而可以看出，后方生活也有严酷的一面。因此作者在肯定“强壮的，年青的，应该到前线去战斗;稚嫰的，幼小的，应该在后方生长”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强壮的在前线为国大量捐舍生命，幼小的怎样在后方生长呢？”这一疑问意在指出抗战救亡工作是多方面的，大后方对于抗战救亡同样重要，因此不论前线后方都不可偏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小说把对男女爱情的描写也纳入了抗战救亡的“战争书写”主题之下。王冶秋1941年刊载于《抗战文艺》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的《她》表现了爱情服从于抗战，抗战救亡高于一切的主题。但是一对有情人寄希望于战场上的再见，多少让人感到一些遗憾。同样描写爱情，莎寨1939年发表于《抗战文艺》第五卷第一期的《荞麦田里》却是交织着浓郁的战斗热情与生活气息，别具一格。小说写哥哥银生已参军，剩下妹妹银妮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将爱全部寄托在了银妮身上，不许她参军。一天，他们正在田里割荞麦，城里的游击队来帮忙。结果，银妮和游击队员李得胜一见倾心，在“麦浪上飞送着眉眼”，产生了爱情。出于对女儿真心的呵护，爸爸最终默许了女儿参军。这篇小说将紧张的战斗生活与农民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对姑娘羞涩而大胆的心理进行了细腻地描摹，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整篇小说在紧张的战斗生活里透露出对人的内心世界的关注，对个人情感的重新珍视。这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硝烟战火中的爱情在抗战救亡这样一个一致的目标下完成，反映的是“哥哥杀敌杀不尽，妹妹也去帮把忙”的主题，作者的落脚点在于要齐心协力抗战救亡。由上可见，前期的抗战小说虽然是从多方面取材，但大都是透过民族解放斗争的神圣要求去完成抗战救亡的“战争书写”主题的建构的。

　　三、抗战后期以“人民书写”为中心， 主题呈现出多重性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由独立的解放运动，民族的革命事业，展开了新的一页，到达了新的一个阶段”⑦。这就表明“文协”已从文艺服务于抗战上升到文艺服务于人民的高度，来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自由独立的现代国家之路。为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人民书写”在从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开始并在以后的各卷中也有了更加具体的表达，被贯彻到作家作品的创作之中。笔者梳理了《抗战文艺》第八卷至第十卷的小说，共53篇。其中第十卷第四、五期合刊上的7篇小说因当年编好后，未能印出来，只有编号而未出版。其余46篇中，仅有9篇围绕“战争书写”创作，另外37篇均以“人民书写”展开。这些小说有表现战时生活困苦的王启铭的《农村小景》、路翎的《卸煤台下》等;有反映民生问题的列躬射《吃了一顿白米饭》、周而复的《春荒》等;有对民族劣根性、社会的黑暗腐败现象的揭示与批判的程远的《蚜虫》等;也有展现战时昂扬向上精神风貌的碧野的《期望著明天》、方既的《烛火》等，表达了除旧布新，对国家与民族未来的想象与期盼。

　　这一时期，对“战争书写”仍在继续，只是相对于抗战前期小说来看，已不是作家反映抗战生活的重点。亦五于1943年《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三期发表的《王老虎》主要讲述抗日战争初期，王大鹏（小名：老虎）在山东济南失守摆脱敌人追击以后，把自己所带领的一个排改编为独立游击支队，凭着这支独立游击队伍的力量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悲壮的故事。值得肯定的是，这篇小说与前期的抗战小说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于战斗过程的描写相当详尽，具体到了对于战略战术的介绍，较前期同类小说对战争的描写更真实可信。不仅如此，该小说在讲述王老虎所带领的游击队勇敢作战的同时，也描写了广大群众对抗战的支持，渲染了全民抗战的热情。此外，易巩于1942年《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发表的《第三班》、曹卣于1944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发表的《他乡的向晚》、荷子于1945年《抗战文艺》第十卷第一期发表的《吕龙山之死》等小说也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前线英勇的战士、战场、战斗。

　　这一时期对“战争书写”这一主题虽然仍然有保留，但随着战局的转换，以及必胜信念的确立，抗建的意识得到张扬，抗战文学的中心已由“战争书写”转变为“人民书写”，文艺上自由与民主的呼声高昂，文艺在直面抗战后期现实的苦难中向纵深发展。此时，战争也已成为持续的日常生活，作家对抗战的现实生活相当熟悉，因而不管是新、老作家都力图从前期抗战小说多专注于战争生活的拘囿中挣脱出来，开始去描写战时生活的方方面面。《抗战文艺》上的小说正是通过对战时生活的描述，真实有力地表现那个“人民书写”的时代。它们多是借一些生活琐事及其矛盾冲突来发掘社会内涵并展现大时代的风貌。全面抗战后期小说的主题，也正是由于这方方面面战时生活的描写而呈现出多重性特征。

　　进入抗战后期，物质生活资源越来越贫乏，物价不断上涨，这使得战时生活的困苦成为后期抗战小说所表现的一大主题，大多数小说也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不管是描写农村生活的王启铭的《农村小景》、周而复的《春荒》，反映工人生活的路翎的《卸煤台下》、碧野的《期望着明天》，窥视小市民生活的巴金的《猪与鸡》，还是观照知识分子生活的列躬射的《吃了一顿白米饭》、方既的《烛火》等都对生活的贫苦有所展现。巴金发表于1943年《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三期的《猪与鸡》里，严老太“两个多月连猪油气气也没有沾到”;碧野发表于1944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的《期望着明天》中，阿洋一家喝“清得见底的稀饭”;方既发表于1945年第四卷第二、三期合刊的《烛火》里，“洋芋，包谷，苕，就是日常的食品”，菜是“一点油都没有，一阵土腥气，还淡寡寡的”合渣。这些令人心酸的描写无一不透露出战时生活的极度贫困，表现了战时生活的苦难。

　　由于战时人民生活的困苦，作家开始对民生问题有敏锐的反映。列躬射于1943年《抗战文艺》第8卷第4期发表的《吃了一顿白米饭》率先提出战时所面临的民生问题，并以儿童改编歌谣这一情节警醒人们民生问题对于抗战胜利的重要。在此基础之上，1945年《抗战文艺》第十卷第二、三期合刊中周而复发表的《春荒》进一步告诉人们，只有正确处理好民生问题，才能团结广大群众积极抗战，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小说中对生活悲观绝望的张银牛他娘在得到政府的帮助后，一改在这之前对抗战工作的冷漠，表现出了对抗战工作的大力支持。

　　苦难的生活使人们的生存越来越艰难，成为作家的关注点之一。梅林发表于1942年《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一、二期合刊的《疯狂》突出了战时知识女性生存的艰难，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寂寞而悲哀、浮躁而烦闷、近乎疯狂心境的状态。生存的艰难还使得一部分人因此而消沉下去。与《疯狂》突出战时生存的艰难不同，贾植芳发表于1944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的《人生赋》主要呈现抗战后期整个中华民族生活中的压抑、焦虑与迷茫的情绪，反映人们空虚无聊、疲惫不堪的心态。

　　在残酷的抗战环境里，有烦闷、疯狂、疲倦的人，更有醉生梦死、奢侈放荡之徒。抗战后期所倡导的人民意識在此处便体现为根除社会的弊端，健康国家与民族的机体，由此就有了对民族劣根性、社会的黑暗腐败现象的揭示与批判。程远1943年《抗战文艺》第八卷第三期发表的《蚜虫》揭露了在抗战处于最艰难的时候，那些企图大发国难财的投机商却无视民族大义，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的卑劣行径，指出他们就是隐藏在抗战阵营中破坏抗战事业的“蚜虫”。梅林于1944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一、二期合刊发表的《奇遇》写大学二年级学生陈军，在抗战爆发后也曾做过抗战工作，但很快便经受不住苦难的考验，开始依靠父亲的汇款来奉行他的“人生不外享受，玩了再说”的人生哲学。日本进攻新加坡后，他失去了父亲的消息，没有了经济来源，“玩不成了”。但就在这一年夏天，他在泉州认识了一个奸商的五姨太，从此他便向这位姨太太索取钱财来满足他放荡不羁的生活。更让人不耻的是，当他与他姘头的关系被五姨太发现，他与五姨太激烈争吵后，不一会儿，他就又与五姨太相互嬉戏着了。这篇小说以铺陈的手法极力渲染了陈军居住条件的奢华、饮食的精美与丰盛、他本人及姘头衣着的讲究，揭露了战时大后方堕落糜烂、骄奢淫逸的一面，抨击了某些知识分子自私虚伪、唯利是图的丑恶行径。

　　虽然在战时艰难的生活中有消沉的一面，有腐化堕落的一面，甚至是黑暗的一面，但也不乏昂扬向上的一面。碧野1944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发表的《期望着明天》写客居于南方某山村的一个四口之家，依靠父亲在碗窑当窑工、母亲与哥哥砍柴补贴家用为生。尽管百般不舍，但生活的贫寒让父母不得不接受哥哥想出山当兵的现实。哥哥走后，母亲常常感到孤单和寂寞，“心上好像被挖掉了一块肉，就是在梦里也还记挂着哥哥”。然而不幸接踵而来，劳累过度的父亲突然病故，这给原本贫苦的家庭致命的打击，母亲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于是当母亲听到一批军队路过家门的消息时，竟不惜以挑送子弹到战场为代价，跟军队去找哥哥。但这次寻找对母亲来说一无所获，换来的是更深沉的寂寞。怀着对哥哥的深切思念，在父亲的百日祭后，母亲带着弟弟到码头边做工边打探哥哥的消息。在一次帮一个害病的士兵搬运行李时，这个士兵利用母亲思儿心切的心理，以假消息骗取母亲的钱财，善良的母亲信以为真，从此“怀着一个美丽的梦想”，“天天盼望哥哥早点回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哥哥始终没有回来，然而母亲仍抱着她那美丽的梦想痴痴地等待。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不仅于平淡的叙述中写出了“儿是娘的连心肉，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骨肉亲情，饱含浓厚的伟大母爱，而且表现了在战时的苦难生活中人民的坚韧、坚强。方既于1945年在《抗战文艺》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发表的《烛火》歌颂了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直至献身的知识分子。姚雪垠1944年《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一、二期合刊发表的《夏光明》，写了逃难途中，名叫“夏光明”的小孩得到了许多好心人的帮助，孩子在文中已然成为胜利的希望、光明的使者。

　　本地人与“下江人”之间的文化对立是这一时期小说所表现的主题之一。葛琴1944年刊载于《抗战文艺》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的《一堵板壁》写“我”和家人到江边避暑，住进了朋友安排的一座沿江的独进的房子。由于寝室太小的缘故，负责接待我们的军官想以拆掉连着后房的“一堵板壁”的办法来拓展居住空间。然而围绕这堵“板壁”的拆与不拆却引起了一系列的纠纷，最后我们一家只好搬离这座房子。这篇小说通过叙述这样一件小事，将本地人与“下江人”、乡下人与城里人、传统人与现代人之间的心理对抗显露出来，呈现出本地人与“下江人”之间的文化对立这一主题。

　　《抗战文艺》是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发展历程的典型缩影。综观前期《抗战文艺》上的小说，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大后方小说在主题的选择上比较狭窄，以抗战救亡的“战争书写”为中心，存在单一化的倾向。但是，这种单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也有一个自身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单一中显现出丰富。后期大后方小说以立足于民族改造、社会改造为核心的“人民书写”为中心，对于战时民众生活的观照呈多角度、多层面展开，既有对民族劣根性、社会的黑暗腐败现象予以揭示与批判，也有对知识分子正面典型的歌颂与对胜利和光明的热切期待，以此达到根除社会的弊端，塑造正面典型，健康民族与社会机体的“抗建”目的，实现了主题的多重性。通过对《抗战文艺》刊载小说主题变化与发展历史轨迹的系统而深入考察，可以原生态地把握大后方抗战文学的整体面貌与历史进程，从而对始终践行“文艺服务于抗战”宗旨的大后方抗战文学有更加真切的认识和丰富的理解。

　　注释：

　　①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出版部报告》（文协成立三周年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②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一年来文协会务的检讨——四月九日在年会上的报告》（老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③苏光文：《大后方文学论稿》，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④梅林：《〈抗战文艺〉一年来底产量》，载1939年4月10日《抗战文艺》第4卷第1期。

　　⑤“本刊四、五月号合刊于五月二十七夜新蜀报印刷厂遭回禄时全部被焚，后虽从残烬中抢出原稿若干，然多残缺不全，此种意外灾难，虽使出版部同人痛心万分（全国文艺界同人与本刊读者当亦有此同感），惟既成事实，亦无法加以挽救。惟一希望即为赶紧集稿，另觅印所，期于六月中，至迟七月底能出版一期，以向读者告罪于万一。不料轰炸期中竟无第二印刷所能接受稿件，到处接洽，皆无结果。今虽勉强出版，然其间脱期已半年之久矣！幸转眼雾季到来，一切文化活动均重呈活泼气象，本刊倘无意外障碍，或可在最近六个月内不致再有脱期之情形发生。特此致歉，谨希读者原谅是幸。”载《抗战文艺》1941年第7卷第4、5期合刊。

　　⑥以群：《扩大文艺的影响》，《抗战文艺》第1卷第4期，1938年5月14日。

　　⑦茅盾：《为了纪念不平等条约的取消》，《抗战文艺》第8卷第4期，1943年5月15日。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文学大家与大后方文学的整体建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7XJA751002）

　　责任编辑：王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