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勘当“地方路径”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时，现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现场会经历何种“再现”与“重释”，从而使过去存而未论的文本和思想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并因而重塑“文学中国”的地貌，这一部分将以地方的“五四”现场作为切入点;此外，通过本土语境中的“地方路径”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多样性，“地方”的提法也将与“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碰撞出对话的空间，在华文文学更廓大的版图上表呈出更多層次的意义与维度。
关键词：地方路径;现代性;“五四”现场;华语语系文学
一? 前言
中国传统语汇有源于佛典的“现在”一词，而“现代”（modern） 这一术语则要迟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方才假道日文翻译进入中文世界，尤其是中国学人和知识分子的视野和学术关怀中。①但自20世纪后，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的学术领域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理论”多面开花，史学和文学等学科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也逐步确立。然而，1970年代以降，盛极一时的现代化理论在中国本土遭遇了方方面面的质疑，反思的路径主要聚焦于时间和空间两大向度。
在有关时间的维度上，当西方学界自二战后不断反省启蒙理性、科学、单一线性时间观念等的合理合法性乃至迎来“去现代化”（de-modernization）现象时②，中文学界也在力图克服以进化论为基点的历史进步说，同时反思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采取“西方冲击-回应”模式来讨论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现代性之发生的观点，期以在中国的古典传统中发掘中华文化之优长和早已孕于其中的新变、探勘“文”这一本土概念的内部转型，重新追溯与描摹中国现代性的“起点”和源流。③另一方面，在挑战具有西方中心视角的“西力冲击说”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土意识日渐崛起，在此理念之下，中国现代性不仅无法被西方现代性规约或与之等同，更值得警惕和批判的乃是将中国社会及历史文明视为整版一块的论述。缘此，当学者从空间的维度上反思中国文学和史学的现代性问题时，中西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固然是研究的重点，但中国社会愈发被视为一个流动而纷杂的现实生活场域，其文明的版图由繁多的区域及各色各样的知识生产和文化实践杂凑而成，不仅无法完全划定此疆彼界，且地缘影响下区域之间的千差万别更需要审慎地厘清，以探勘主流论述之外那些零散琐屑甚至隐而不彰的故事与叙事，追寻和书写多样的、另类的以及地方的现代性。
1960年代至1980年代，多位汉学家在史学领域革新方法论，将研究重心从整个中国社会转移至小范围的区域研究，如施坚雅（G.W. Skinner）、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分别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若干经济区域、清末直至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地方政府的结构及低层农村精英的影响、革命与本土乡村精英团体或次级团体的关系。④史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移，也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带来了启迪和崭新的视野，不同空间中异质性的现代文学或文学中的空间政治，成为值得思辨的新议题。在此框架之下，“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的一系列讨论和相关著作应时而生⑤，激荡着此起彼伏的对话。然而，将华语文学的离散地或边缘区域作为中国文学整体版图的补充或回应，虽然必要却尤嫌不足，因为区域的意义并非仅存于“文学中国”的总体经验之中或作为其表征。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李怡提出通达“现代中国”的“地方路径”作为一种方法，实则包含另一层常被忽略、且亟待讨论的一重意涵：人的文学实践与其生存情境紧密勾连并对话，文学人具有切实的地方体验，因此，“文学的存在首先是一种个人路径，然后形成特定的地方路径，许许多多的‘地方路径’，不断充实和调整着作为民族生存共同体的‘中国经验’”——质言之，“地方”不仅仅为“中国”之局部组成，“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⑥在此一论述的基础上，于北京路径、上海路径之外，更有无数大大小小的城市或乡村路径，凝聚着中国文学不一而足的现代经验，折射着万花筒般的个人个性及其生存境遇。
本文探勘当“地方路径”作为一种视角和方法时，现代中国的文学和思想现场会经历何种“再现”与“重释”，从而使过去存而未论的文本和思想再次浮出历史地表，并因而重塑“文学中国”的地貌，这一部分将以地方的“五四”现场作为切入点;此外，通过本土语境中的“地方路径”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多样性，“地方文学”的提法也将与“华语语系文学”“华文文学”的概念碰撞出对话的空间，有关二者的互动与相互之间的补缺是本文探讨的另一重点。
二? 勾画“地方”的“五四”现场
在《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书中，学者张灏以“情境”（situation）为出发点，审视和论说处于清末民初“转型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周围生活世界（life-world）的感性认识，这种对生存环境之变化的切实体验连同他们对历史情境的体验，一并形塑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想象，乃至影响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与道路选择。⑦这一提法警示研究者在回顾中国学人的学思历程时，探知并考量他们现实的生活环境乃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更进一步的启迪还在于，当我们将“地方”的视角同时引入“情境”说的讨论，“文化现场”的复杂、模糊和多样性便尤其值得“再问题化”。以历久弥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研究为例，相关的概念释义和话语论述历来见仁见智、各有侧重，近年来的相关论争和思辨则更多涉及“五四现场”的空间性。易言之，“五四”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历史分期”或“历史现场”，相反，它有无可忽视的复杂的在地性，牵动着群体或个人五光十色的“未来理想”，也牵涉着地缘或文化山重水复的空间背景——诚如一些学者所论，“哪个‘五四’的下一个问题，是‘哪里’的现场”;毕竟，“‘地方’自有其‘现场’”。⑧
缘此，以“地方路径”作为方法，“五四”的历史面貌在两方面得以重新建构：第一种思路是除却聚焦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现场之外，将研究视线转移至国内其他的城市和乡村，建立属于“地方”的问题意识。这意味着考察过去“五四”的宏大叙事乃至神圣话语在地方的接受，因此“五四”时期各地的信息流通与媒介传播图景成为必要的考察对象。而第二种思路，则在于挖掘过去占据了“五四”主流声音的精英乃至巨型知识分子之外的“执拗的低音”⑨，即探查地方知识人具体的言行和思想，以更细致入微地勾画处于转折时代的现代中国光怪陆离的思想地貌。
1922年7月，距离五四运动仅三载之后，胡适在北大文科预科考试中监考国文一科，其中有一作文题为“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但令胡适大为惊诧的是，一位“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竟全然不知“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那（哪）一年的事”，且无独有偶，胡适发现其他监考人亦多有同样遭遇，甚至有一位学生回答说“（五四）运动是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⑩以历史的后视之明重新检视这一则胡适日记中的故事细节，有至少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五四”这一话语经历了不断的历史塑造和再塑造，其“经典化”乃至神圣化的过程绝非一蹴而就，“五四”印象在后世的普通读书人或民众心中不断得到强化，已然添加了相当程度的政治及媒介传播因素;11其二，五四运动在京沪等政治或经济中心的流播与其在地方的接受，在精英知识分子各群体与在学生、劳工、普通市民等不同的社群中的认识程度，绝不可同日而语。故而，学者瞿骏在讨论和勾画“地方”的五四运动时，将重寻“五四”读书人“即时的阅读方式、‘不知道’的状态和浸染于时代氛围中的认知感受”视为一种研究的突破口，由此，新文化运动通过何种机缘、条件、途径到达在地的个人，及其时间与信息完整度的落差如何，便均在考察的范围内。12
换言之，为“五四”去中心化并从地方路径进入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这一页篇章，所得到的学术图景恐怕会与此前很多想象和抽象化的概述判然有别，甚至它是否可以表述一个“浓缩了的启蒙历史” 13也有待商榷。回首“五四”，无论将之广义地视为一个持续数载的新文化运动，还是狭义地理解为一场蔓延至相当广大的中国城市和乡村的爱国运动，它在当时乃至后世的许多乡村平民乃至一般读书人的理解中，仍只是一个宣传语或教科书中的文化名词，或是一场未必相当先进的、更像是集中了“演讲动员、抵制日货”的游行活动——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无形而激进地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全国范围包括乡村地区的高涨。14但这一事实并非提示要重回精英/通俗、中心/边缘的价值判断，反而昭示了反思本土现代性、历史进步观和寻觅地方混杂的声音和本身的层级的重要性。
更具体而言，在尚未形成完备系统的强调“地方”特性的“五四”研究中，“江浙模式”和“成都模式”提供了两条路径。叶文心曾指出相较于北京而言，五四运动在杭州“本身便代表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求变的讯息”，这个讯息正来自内陆的乡镇社会;瞿骏则更进一步，将焦点聚于五四运动与江浙市镇或乡村的读书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地方的经济能力、交通状况、商业布局、学风偏好，党派力量影响，与知识人的生活习惯、阅读速度、沟通方式等盘根错节的诸多细节，都成为影响“五四”思想流播的重要变量，成为研究“地方”文化传播体制的组成部分。15与之相较，李怡念兹在兹的“成都模式”则更加偏向将近现代成都及蜀学哺育的如李劼人、叶伯和、吴芳吉等学人和文人个体，置于历史舞台聚光灯下，并与巨型知识分子和作家同台而论，考察这些相对“边缘”的知识人的文化态度和个人趣味与“地方”的紧密连接及其与主流声音的异质特点。16
事实上，以吴芳吉为例，身处“五四”时代的变局之中，吴的心态和文学取向相较于新文学阵营的知识分子或偏保守的文人，似乎更具开放性与兼容特质。在“五四”新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吴切切呼唤一种属于时代的、中国的“新诗”，主张新诗格律须有，但格调、意境、辞章皆“不能不变”，因为“非变不通，非通无以救诗亡也”，他的诗论如同吴宓一样都体现出“会通中西”的理想：“同化于西洋文学，略其声音笑貌，但取精神情感”并以“中国之人，中国之语，中国之习惯，而处处合乎新时代”。17值得一提的是，吴芳吉在《白屋吴生诗稿自叙》中，颇带骄傲地一再强调自己的蜀地身份：“西蜀少年欲观吾诗者众”“余既生长江湖，饱经离乱”“十八年元月吴生成都自序”。18于此字里行间中流溢的，是城史，同时也是一部文人心史，蕴藏着身处世变与离乱的环境之中，个人对如何磨砺精神并思考文学何去何从的追问。而吴芳吉曾雄心勃勃地致力创作一部中国史诗，计划仿但丁《神曲》旧例，以六言句式书写，将诗分为三部：第一部之主眼为大禹之肇造，第二部则书写民国之乱象，第三部为孔子之复生——此三部分分别以过去、现在、未来为时间线依次书写中华文化之开创、根性之丧失、根性之复生，被吴宓视为可以与古罗马诗人桓吉尔的《伊尼德》（Aeneid）并列之作。19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吴芳吉过早地离世终使这一宏阔的史诗计划成为一项未竟的文学事业，但吴如何在新、旧对立与杂糅的時代保持超越与中和的心态，并始终捍卫着对中华腹地文化之根的强昂信念，蜀地或蜀学又在其中扮演了何种重要的角色以至形塑了知识人的“地方品格”，仍然留下有待学者继续讨论的空间。
三? “地与人”：“空间意识”与“华文文学”
无论是自鲁迅以来的“离乡”抑或“还乡”的叙事，还是张爱玲一生流寓上海、香港、美国的倾城段落，抑或1980年代以来流行的“寻根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故事总与空间充满着剪不断的关系。城史或乡运，总是攸关作家个人的心史和情史，绾合着文人笔下故事的起承转合。由是，王德威在最新著作中提出大哉问“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时20，文学中人与一城一池一地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许仍然是最有力的切入——“地方路径”提醒我们的，正是一种更为活泛的空间意识。
21世纪以来，有关“华语语系文学”的研究是最受瞩目的论述力量之一。而自史书美提出“Sino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后，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起彼伏的思辨性对话澎湃而生。对于另一些学者而言，史书美的这一提法虽具“去中心化”的尝试，将离散海外或边疆少数族群的语言和文字书写纳入华文写作版图，同时将中国大陆主流文学视为一整套论述排除在外，实则难免又落入西方视角的窠臼及语音中心主义和过度政治化的陷阱。21缘此，近年来以“华文文学”（Sinoscript）和“华夷风”来代替华语语系的提法，则试图将所有以华文文字进行书写的文学，无论是海外离散地区的写作、还是中国大陆不同区域和港澳台等地的书写，都放置在同等位置对照、检视与分析，以爬梳华文语境内种种文学合纵连横之样貌。22但无论参与讨论的各方立场如何、文学趣味怎样，其实仍然难脱王德威所言对“根”的空间政治的执着。23
而陈冠中关于“一种华文，各自表述”的阐发，则进一步对华文文学的空间性议题提出创见。他指出，正与柄谷行人所论日本文学的情况相似，“华文不单主导华汉文化的书写，更大范围影响华族的各种言语（地方语、方言与官方通话），更是华汉文化一体性以及现代主权国家建构的重要环节。……华文绝对不能化约为语音中心的华语，文和言相互影响但文更大程度上带动言语”24。换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倡言以语音角度的“我手写我口”切入正题，但深入人心的白话文学观念仍然是以“书写”为核心的。陈冠中的观点一方面传达出华文写作的书面语言乃是“同一种的”，只不过“表述各异”，方言纵然有各自的字词句表述方式，但都不是新语言，故而“只有活跃的华文和被遗忘的华文之分”;另一方面，陈的论述则顺势将我们的目光带到时常被遗忘的、或尚未被学界充分表达的华文写作中——无论是各地的俗语方言文学、杂糅方言及翻译词和本地流行词语而日渐成为流行娱乐性读品的三及第文学，还是离散地作家经营的具有“在地感”的作品——其中人与地方的关系，值得一再检视与讨论。
于是，当我们将“地方空间”与“华文文学”并置，实则是对后“五四”时代文学中“地之子”“城与人”之探讨的延伸与拓展。在这样的视野之下，现当代华文文学的空间边界被重新建构。不仅鲁迅、张爱玲、萧红、沈从文、莫言的绍兴、上海、呼兰河、湘西、高密乡值得一再回眸，陈冠中的香港茶餐厅（《金都茶餐厅》）、董启章的香港空间构想（《地图集》）、夏曼·蓝波安的台湾兰屿原乡（《大海浮梦》）、李渝的台北温州街记事（《温州街的故事》）、张贵兴的婆罗洲故事（《野猪渡河》），更需要频频回首;而那些饱经“离散”“漂泊”的文学人，无论是渐渐产生对他乡文化的认同，还是某时刻油然而生的乡愁情愫，皆需评论者以“有情”之眼细细观之。非如此，无法更深地理解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所书的父亲在中国台湾安葬妻子时，何以动情于坟茔朝向中国沈阳的方向——纵然面对着回不去的故乡，那永恒凝望着的土地，是少年时救国理想的象征，一个割舍不断的“根”的文化原乡。东北的土地和中国台湾两个“地方”，就此在人的生命和情感上，产生了连接。不同城市或乡村间相互的凝视、对照和联系，也使“文学传统”进行了跨越时空的位移，地理空间的转换影响着、却未必完全左右着文化空间的建立。但离散地也并不仅仅是“他乡”，它更可能成为故乡与他乡奇异的结合体。
王德威在唐君毅的启发之下一再重提“花果飘零，灵根自植”一说，一面将从出使南洋的黄遵宪、流寓东南亚的郁达夫、小驻新加坡的老舍，到当代马华作家黄锦树、张贵兴等这一脉络归于传递不辍的“域外华文的香火”，凭借文学飘零人的一瓣心香，创造各自对文明传承的呼应;另一面王也毫不讳言，即使中华文化广大精深，但不同地方各文学文本中不安的力量、独树一帜的性格也从来存在且一触即发。25对王而言，“花果飘零”自暗含了政治隐喻，而“灵根自植”却分明指向文学性，更具体而言便是文学的在地性。以张贵兴为例，这位从马来西亚迁居中国台湾的作家一直念兹在兹的地方正是东南亚婆罗洲砂拉越的雨林原乡。此地充溢历史暴虐和创伤却又夹杂野蛮生长的欲望故事，不禁令人想到莫言笔下遍布红高粱的高密乡，二者同样瑰丽奇幻，但张贵兴的《野猪渡河》却更带有一种疾风骤雨、天地不仁的蛮荒丛林的“地方性格”以及更可堪称“忧郁的热带”般的文学想象。那些“吸啜地气，在山岭采撷日月精华”并“早已和荒山大林、绿丘合为一体”的，岂止是张笔下生生死死、渡河或渡不过河的“野猪”群体，恐怕更是张贵兴个人与砂拉越雨林水乳交融的另类华夷诗学。
缘此，与其将域内域外华文文学视作拼凑的一体，不如将它们之间的微妙复杂的互动视作辩证的起点，以此探勘华文文学写作更丰富的可能性。由此，文学中“地方”的意义与空间的维度，在华文文学更廓大的版图上表呈出更多层次。西西的《浮城志异》将“我城”喻作一个孤悬空中的浮岛，作家个人的漂泊无依之感，亦使其空间书写获得了一种流动性;而骆以军的《匡超人》和董启章的《天工开物 栩栩如真》虽分别具有地方的背景与色彩，却早已逸出狭义的“地方”空间而面向最具个人化的想象空间——无论是历史的还是宇宙的空间行进。在这一层面上，无论是流动性的空间还是想象性的空间的建构，实则都与地方性的空间书写殊途同归：华文文学的版图，是由五光十色的个人性的书写与想象组成，地方性格即是文学人性格。而每一个地方也都是中心，不仅指向地缘政治对“人”与“文”的塑造，更同时指向对人的变动不居的文化历史感、空间感和想象力的哺育滋养。
当我们把“地方路徑”或“空间意识”当作一种视角和方法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疆域就会变成一个“小径分叉的花园”，以往被隐蔽和埋没的路径，逐渐浮出历史地表，构造成多层次的文学景观，挑战我们以往单线的固化的研究思维和方式。“空间”可以是实实在在的地域，比如成都、上海、北京等，也可以是流动的和离散的，比如华文文学版图中各种五光十色的个体化的想象和书写;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构的”;可以是集体的“想象共同体”，也可以是个人的灵魂探险。无论是虚还是实，是显还是隐，是远还是近，是固定的还是漂流的，我们所需要探求的，是这些“地方路径”和“空间想象”以何种方式建构和呈现，暗示多少层次的存在方式，改变多少认知和理解世界的定位。就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空间意识”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而且是一个永远开放的过程，会帮助我们开拓现有的思维空间和维度。
注释：
①梳理“现代”“近世”“摩登”等概念如何从西学经由日译进入中国，并在如梁启超、胡适、蒋廷黻等学者的思想中展演相似或不同风貌的讨论，见黄克武：《“现代”观念之源起与历史研究的本土反思》，收于《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6页。
②自二战之后，西方学者反思启蒙理性及科学主义之宰治的著作数不胜数，例如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translated by John Cumming（New York： Continuum， 1990）;相关讨论可参考金耀基：《论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中国现代的文明秩序的建构》，《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③例如，学者王德威孜孜不倦地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发向晚清乃至晚明溯源。见[美]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④见G. William Skinner edit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udies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hilip A. Kuhn，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⑤“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由史书美（Shu–Mei Shih）提出，此后在中西方学界引起广泛讨论。见史书美：《反离散 ： 华语语系研究论》，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7年版。
⑥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⑦[美]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克力、王跃、许殿才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8页。
⑧相关讨论见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⑨有关“执拗的低音”的概念及其分析，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7页;关于文学思想研究中“地方与人”的讨论，参见李扬：《“成都模式”与文学研究视野的地方化》，《当代文坛》2020年第2期。
⑩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1922年7月24日），曹伯言整理，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682-684页。
11 学界有关狭义和广义的“五四文化运动”间的联系与区别，讨论颇多，例如，[美]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载《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80页;另见陈思和：《士的精神·先锋文化·百年“五四”》，《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2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五四新文化：现场与诠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 42-75 页。
13[美]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4卞冬磊：《五四运动在乡村：传播、动员与民族主义》，《二十一世纪》2019年4月号。
15见叶文心：《保守与激进——试论五四运动在杭州》，收于汪熙、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主编：《中国现代化问题——一个多方位的历史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18页。
16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1718吴芳吉：《通论：白屋吴生诗稿自叙》，《学衡》1929年第67卷，第44-51页。
19吴芳吉、吴宓：《吴芳吉论史诗计划书跋》，引自《吴宓诗话》，吴学昭整理，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66-168页。
20David Der-wei Wang，“Tell the Good China Story，”in Why Fiction Matt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ltham， Mas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20）， 1-29.
2124陳冠中：《一种华文：各表、同表、共生》，载陈冠中：《一种华文，多种念头》，中国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5-60页，第43页。
2223[美]王德威：《“根”的政治，“势”的诗学——华语论述与中国文学》，《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25[美]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作者单位：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
责任编辑：刘小波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