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的主题首先是在《当代文坛》发起的，虽然后来又有《文学评论》《探索与争鸣》等知名期刊的加入，但依然还是《当代文坛》持续关注，坚持至今。将来如有机会总结这一段的研讨史，当以《当代文坛》的文献为要。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两年的比较广泛的讨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也逐渐迈向了深入，这里刊登的论述更带有制高点的小结意义，如王卫平、王晓晨的概括;另外，我们这一来自大陆学者的理念也开始与海外学术发生了某种碰撞和对话，乔敏、刘剑梅所讨论就是这个问题。当然，更有澳大利亚汉学家郑怡教授借助“地方”的视角，重新解读巴金小说，的确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在我们过去的基本认识中，巴金恰恰属于“地方色彩”并不浓郁的作家，巴金与李劼人的差异一直都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然而，郑怡教授却独具慧眼，透过“非地方”的表象，挖掘出内部的被掩盖的秘密，我想，这就是学术思索的魅力吧！本期的几位作者都是海内外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加入显示了“地方路径”的思维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李怡
摘要：最近一两年，“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频频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这给创新乏力的该学科研究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以李怡、李永东等为代表提出的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面，具有理论的创新性和实践的操作性。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与以往的地域文化、地方文学研究既有联系更有区别，区别在于其视角、路径、方法、目标的不同，是对以往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覆盖和超越。同时，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必然以地方性文学史料为支撑，因此也将开启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抢救、发掘、整理与研究的新局面。
关键词：地方路径;研究视角;现当代文学
学术研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研究视角。你能不能观察到眼前的事物，常常取决于站在什么高度、选取什么角度，正如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因此，研究视角的创新也是学术创新性的具体体现之一。最近一两年，“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频频出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到京津冀文脉与“大京派”文学;从“重新发现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华南”，到“成都”与李劼人的创作、“成都体验与《激流三部曲》的城市书写”;从地方路径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到地方路径与文学史的重构……这给创新乏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值得肯定，值得重视，也值得总结，它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一? 地方路径开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面
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可以追溯到李怡在2010年发表的《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加强对地方性文学报刊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这是克服和跨越中国独特的区域分割特征的基本方式，也是搜寻现代战争造成的知识分子凌乱痕迹的要求，是抢救濒临消失的民国文献的需要，更有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和立场上拓宽现代中国文化的研究空间，这就是‘地方性知识系统’的建构。”①文章具体论述了加强地方性文学报刊的整理与研究的意义。
2012年，王光东发表了《汉语新文学史写作的“地方性”问题》，认为“地方性”与“世界性”同样重要，“为什么要在世界性的背景下讨论文学史写作的地方性问题呢？这是因为自从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写作都特别重视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相对忽视了文学史中的‘地方性’问题。文学史写作中‘地方性’因素的凸显对于理解汉语新文学的本土化发展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文章“试图说明的是与地方性密切相关的“民间性”和“地域性”因素在汉语新文学史中的意义和作用”。②
2016年，李松睿出版了《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國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详细探讨了1940年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家、作家在理论和小说创作上倡导的加强地方性的特征、表现及其成因，认为，以地方风物、方言土语等形式出现的地方性特征在小说中的大量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基本面貌，对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小说具有重要意义。可见“地方路径”由来已久，尽管这里的“地方性”和后来的“地方路径”有些不同。
到2020年，李怡从《当代文坛》第1期起，主持了“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专栏。在“代主持人语”中，李怡首先强调“地方路径”不同于以往的区域文学研究、地方文学研究，它有另外一重事实，“重新定义文学的‘地方路径’，我们的结论是，‘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它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不可替代的‘中国’，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与自恋，而是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所以，“透过文学‘地方路径’，重新辨析‘文学中国’整体经验的形成，这是一个才刚刚启动的研究工程”。③这一栏目的创立，一直持续至今，已发表了30多篇论文。
其中，李永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中认为，“地方”如何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是一个有待深入开掘的话题。他强调“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地方’不应狭隘地理解为作家的出生、成长的那片土地，而应看作是与生活体验、文学活动相关的一切地理空间，即文学的‘在地性’，包括作家生活创作、内容风格、思潮流派、社团组织、新闻检查、报刊出版、传播接受所关联的故乡与异地、国内与国外等地域空间。”提出“地方路径”，应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结构关系，把“地方”作为研究的路径、方法和认知“装置”。④这就赋予了“地方路径”即文学的“在地性”以宽广、深厚的研究内涵，开阔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空间地图，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耕细作。张光芒的《论地方路径与文学史的重构》试图从理论上提出地方路径与“重构文学史”的问题。文章认为，正是由于过去“重写文学史”对于地域文学的认识、处理和史学叙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局限性，所以才强调一种深层结构上的重写，那就是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进言之，要善于发现、挖掘和采取地方路径，强化民间文学与新文学的密切关联，吸纳“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⑤
除《当代文坛》的专栏外，李怡还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必要改变沿袭多年的外来冲击/回应模式，进一步发掘和梳理中国社会与文化自我演变的内部事实。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对话和并进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文章以内陆腹地的成都为例，以“成都”这一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为背景，以李劼人、郭沫若等四川作家为切入点，探寻与京沪主流有异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思维特点，形成了近现代嬗变的地方特色。这一“地方路径”与风姿多彩的“上海路径”“北平路径”一起，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性。⑥何吉贤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地方路径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的研究中，地方路径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表现出了多样的构成形态，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研究的多种可能。⑦
从以上概略的描述和提炼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地方路径研究视角的集中出现是近期的事，前后不到两年（从2020年至今），我们也完全有理由对它拭目以待。但从研究成果的初步显现来看，已经显出了它的优势、新意，它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面。
首先，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具有理论的创新性。李怡、李永东等学者借鉴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一书中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提出从“地方路径”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构想，这是富有新意的。它与以往对文学的“地方性”研究、对“区域性”的揭示、對“地域文化”的阐释是有很大不同的。正如李怡所说，“地方”不仅仅是中国的局部，“地方”就是“中国”本身，从“地方路径”可以通达“文学中国”“现代中国”。⑧也正如李永东所言，“地方”是一个丛聚概念，不是一个单一概念，即使就单个作家的创作来看，也往往包含了多地经验的交错、叠加。“地方路径”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地方”与“地方”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开放的。中国现代的多数作家都没有把自己局限在“一地”“某地”，而是多地联动，形成“地方路径”的动态系统。⑨沿着这一方向，我们有望打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
其次，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具有实践的操作性。地方路径具体而细致，避免了大而空，是接地气的。正像李永东所说，过去，我们缺乏对文学的“在地性”的追问和探究，而地方性又是形成文学现象和作品风格的关键性因素，地方路径就成了有效打开“文学中国”的有效途径。“地方”“知识”作为研究的路径、方法，将打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空间结构，开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面。“地方性知识”“地方路径”有助于我们认知现代中国文学的新格局。比如，刘勇等对“京津冀”文脉的提出和“大京派”文学的建构就极具开创性。⑩再比如，蒋述卓等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共时呈现”问题，它“植根于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大湾区文学将成为承载、丰富‘人文湾区’的重要内容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大湾区文学必须在植根传统、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开放视野中思考历史文化与区域生活的演变”。 11
“地方性知识”“地方路径”也有助于我们认知具体的现当代文学现象、流派群体和作家作品。很多现当代文学现象、社团、流派、群体、作家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在地性”的影响，因此，他们往往只能在特定的地方发生。例如，正如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一样，中国的左翼文学也只能以上海为中心。同理，张爱玲的“大俗大雅”只能产生在1940年代的“摩登上海”，是植根于大都会高度发达的市民文化和市民趣味之中，张爱玲也不避讳自己的“小市民”身份。与张爱玲的这种“上海路径”截然不同的是“北平路经”和“北京路径”，从现代文学史的“京派文学”到当代文学史上的“京味小说”“京味乡土小说”“京味市井小说”，那种挥之不去的“都市乡土气”充盈期间，也与冯骥才的“津味市井小说”、汪曾祺的“苏味乡土小说”判然有别。而叶兆言的创作（从小说到散文）则与历史和现实的南京有着不解之缘，“南京路径”构成了他个性标签之一。何以如此？地方性知识和路径、地方性体验恐怕是关键性元素之一。
“地方性知识”“地方路径”还有助于建构、重构文学史。王光东、李怡、张光芒、李永东、何吉贤等学者不约而同地先后指出“地方路径”之于文学史建构、重构的意义。李永东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史，可以按照观念、思潮、文体、语言的时间演进逻辑进行叙述，也可以按照话语中心的空间转移进行叙述。沿着‘上海（清末民初）——北京、上海（‘五四’）——上海（1930年代）——武汉、重庆、延安等（全面抗战时期）——内地、香港、台湾（1949年前后）’的空间主线，同样可以完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12。如果说，李永东强调的是“建构”，那么，张光芒重视的是“重构”，之所以强调“重构”是为了强调从根本的史学思维上进行反思，强调从“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思维的转换。13以往的文学史建构虽然也有“地域文学”“地方文学”的内容，也重视地方的特色，但那往往是孤立的、静态的，而不是叠加的、联动的，不是地方路径整体思维的贯彻，特别是没有把“地方”上升到民族国家的隐喻性存在，因此是有局限的。
二? 地方路径研究视角与地域文化、地方文学研究的联系与区别
“地方”“地域”“局部”是与“全国”“全局”“整体”相对而言的，“地方”也是与“中心”相对应的，“全国”是由一个个“地方”构成的，“整体”也是由一个个“局部”组成的。“地方”的划分常常依据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行政等因素。文学“地方”的划分往往也依据上述因素，而不具有自足性、独立性，因为文学总是社会生活、社会现实的反映，文学总是受制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行政等因素的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现代中国，先有国统区，然后有国统区的文学;先有解放区，然后有解放区的文学;先有沦陷区，然后有沦陷区的文学。在当代中国，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区域划分。文学中已有西部文学、东北文学的提法，如今又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提法。
过去我们常将“地方文学”和“地域文学”混同使用，其实，细究起来，应该略有差异。“地方文学”多按行政区域划分，分为省（直辖市）、市、县（区）等级别。随着“文化自信”的强调和深入人心，各级地方党政部门都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对地方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也自然受到重视，这集中体现在省（直辖市）、市两级，特别是省，几乎多数省（直辖市）都有自己的文学史。其次是市（地级），每个市也都有自己的文学创作队伍和文学评论队伍，即文艺评论家协会。这是现今地方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基本态势。
“地域文学”，也称“区域文学”，往往超越了地方行政区域划定的范围，是以地域文化的差异为依据来划定的。正如严家炎所说：“文学有地域性，这一事实似乎很早就受人注意。”“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古国，各少数民族固然有不同于汉族的地区文化，就是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由于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以及诸种人文因素的殊异，也同样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质态的区域文化，例如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陕秦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关东文化，等等。到近代，在沿海一带，还产生了上海、香港等为代表的大都会文化。”14“地域文学”多从“地域文化”视角来研究，特别是自从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热”兴起以后，从“地域文化”（区域文化）角度来研究地方文学就方兴未艾，延续至今。严家炎在1995年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就是一个明证，该丛书共10本，涉及中国多地“地域文化”，是从地域文化视角来研究地域文学的例证，抓取的自然是典型的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作为切入口，其落脚点则是地方文学研究。也正如严家炎所说区域文化“不仅影响了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人生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而且还孕育出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15。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中，还有一个“边地”的概念，它是与“中心”相对应而言的。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很不平衡，有些邊远、边缘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远离中心，相对落后，所以就保留着不少原始的、自然形态的东西，再加地理、文化、风俗的不同就形成了与“中心”有很大差异的生活方式、人生样态和文化品格。“边地小说”就是展现这种人生样态的作品。“边地小说”一定与偏远、边缘、边疆等相联系，具有不同于“中心”“核心”“发达”地区小说的诸多特点，只有这样，“边地小说”的单独提出和独立研究才有意义。如今，不论是中国现代的边地小说，还是中国当代的边地小说都有人进行专门研究。
应该说，以李怡、李永东等为代表提出的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与上述的地方文学、地域文学、边地文学研究是有紧密联系的，都从“地方”出发，都着眼于“地方”，都要突出“地方”“地域”的重要，突出“地方”的特色。因此，乍一看，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自然让人联想到以往的地方文学研究、地域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但仔细辨析，其视角、路径、方法、目标是很不相同的，是对以往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的覆盖和超越。以往的地方文学、地域文学研究，其视点、视角着眼于一地，多从地域文化、地方风俗的路径观照该地的文学，其方法主要是区域文化学、区域民俗学和宗教学等方法，当然也用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研究目标主要是认知地方文学的文化特点和文学特征，强调这种地方文学的重要性，以争得在全国的一席之地。而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当然也关注“地方”，但不仅仅把目光局限在“地方”一地，不对“地方”作孤立、静态的研究，而是把“地方”看作是多地联动、丛聚、转移、甚至跨国经验的交错与叠加，强调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交流与对话。同时，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把“地方”不仅仅看作是“地方”，而是“中国本身”，强调“地方路径”就是通向“文学中国”的路径，倡导通过地方路径参与现当代文学空间结构的建构，重构作家在故乡与异地、国内与国外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正是这种流动性造成了地方路径研究视角的丰富多彩。
可见，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所强调的“在地性”，远比以往地方文学研究的路径宽广、深厚、开阔。在研究目标上，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也绝不仅仅止于对地方文学和文化的认识，而是要通过这一视角探求它怎样辐射“文学中国”，从而重新认识“文学中国”的构成，重新认识地方特色怎样超越某一地域，怎样体现国家文学的特征。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其目标还有一个“去中心化”的问题，这也是以往地方文学、地域文学研究所缺失的。以往的现代文学研究过于强调和突出“中心化”“大区域”的言说与阐释，也过于突出启蒙、现代性等主流文学思想潮流，这样多少造成了对现代文学多重路径的裹挟、冲击和湮没，于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多重路径就有所遮蔽，像李怡在文中剖析的成都路径对李劼人、郭沫若等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思维特点的塑造就与“上海路径”“北平路径”判然有别。16
从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来观照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有许多鲜活、生动的例子。以大作家为例，比如，茅盾作为来自浙江的作家，他的文学生涯和创作风貌却与故乡体验并无多么密切的关联，也与江浙文化扯不上多少干系，这一点是他与鲁迅、许钦文等乡土派作家明显不同的地方。茅盾文学创作的地理空间，他的“在地性”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上海、日本、武汉、重庆、西北、桂林、香港等是他重要的地域空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10年，不仅造就了理论家、批评家、翻译家的沈雁冰，也造就了革命家的沈雁冰。而日本的流亡体验直接影响了他早期短篇、长篇以及抒情散文的质地和色调。过去，我们曾对茅盾长篇小说《腐蚀》的创作背景缺乏深度了解，以为这部长篇与他前后的作品都不搭界，茅盾为什么要写一个堕落的国民党女特务？而且用第一人称、日记体？他熟悉女特务的生活吗？有人猜想茅盾的创作动机是隐喻秦德君，这种猜想当然缺乏根据。其实根据茅盾彼时的“香港路径”和此前的“兰州路径”就不难理解。《腐蚀》是茅盾在香港应邹韬奋之约、在他主编的《大众生活》上连载的小说。写什么才能吸引住香港的读者？茅盾后来回忆说：“如果写这样一个故事：通过一个被骗而陷入罪恶深渊又不甘沉沦的青年特务的遭遇，暴露国民党特殊组织的凶狠、奸险和残忍，他们对纯洁青年的残害，对民主运动和进步力量的血腥镇压，以及他们内部的尔虞我诈和荒淫无耻，也许还有点意思。”17写什么大致想好了，接着就是怎么写的问题。按照茅盾写长篇的习惯，“总要预先有所准备，写一个提要，列个人物表……”，但韬奋只给他一周时间就要连载，“一周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于是决定采用日记体，因为日记体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容易应付边写边发表的要求。我一向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这时也不得不采用了。小说主人公即日记的主人，决定选一女性，因为女子的情感一般较男子丰富，便于在日记中作细腻的心理描写”18。从茅盾创作的诸多小说来看，茅盾一向擅长写女性及其心理，所以，这次将主人公设定为女性，其重心是写心理也顺理成章。但女特务的形象从何而来呢？是否有原型呢？按照日本学者阪口直树的观点，“茅盾在兰州遇到的‘神秘的’男装‘军统’女特务明显地成了他执笔《腐蚀》的动机。那是赵惠明的原型”19。茅盾在兰州遇见的这位国民党“军统”女特务确有其事，对此茅盾在回忆录中有过记述，但并没有说她是赵惠明的原型。阪口直树还认为“作为《腐蚀》暴露对象的特务组织是‘军统’……而对‘中统’则可看出保持着‘积极的’关系。茅盾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系明确限于文化方面，其组织关系也只限于国民党‘文运会’的活动”。“茅盾《腐蚀》的内容、发表时间以及作者的活动场所等三方面均与‘40年代初期的重庆’紧密相关”。20由此可见，茅盾《腐蚀》写什么、怎么写、主人公形象的原型及其确立、地方性知识等与茅盾的香港路径、兰州路径、重庆路径都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是联动效应。
再比如，1930年代的东北作家群，他们多生在东北，长在关内，他们的地方路径是“东北路径”和“关内路径”的叠加，而不仅仅是东北这片黑土地。而1940年代后，迫于沦陷区的重压和文化的贫瘠，梅娘、袁犀、山丁、辛嘉、黄军等一批东北沦陷区作家也相继入关，离开故土，在华北构成“侨居”的东北作家群。从故乡到异乡，从东北到华北，使关东文化与中原文化对接并相互作用，这是他们的地理空间和地方路径。新时期的乡土小说如陕军、湘军、豫军、晋军等形成多个重镇，他们的地方路径和个人风格与现代乡土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值得深入探究。在影视界，被誉为“金牌编剧”的大连剧作家高满堂，自2008年52集电视剧《闯关东》一炮走红，又相继创作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钢铁年代》《温州一家人》《大河儿女》《老农民》《老中医》《老酒馆》等20多部电视连续剧，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大奖。他的作品已打上鲜明的个人印迹，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为了体验生活，他跑遍了山东和东北各地，建构起了从山东到东北的地方路径和地方品格，往往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故事写起，最后上升到民族精神、家国情怀的高度。我们研究他的编剧之路，实际上也就是从地方路径的探求发展到“中国路径”和“中国经验”的总结，因此，他的电视剧就不仅具有地方性，更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
三? 地方路径与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抢救、发掘与整理
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必然要求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支撑，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抢救、发掘、整理自然是从地方路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为什么叫抢救？自然是出现紧急、危险的情况，如不抢救就濒临消亡。十多年前，李怡就在文中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应该加强对地方性文学报刊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因为“中国印刷出版物基础薄弱，纸张质量、印刷技术有限，加之如抗战的经济困难，如果再有政治方面的某些禁忌，地方报刊获得保存的可能性减小，损失乃至消失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流失大大增加，到今天大半个世纪过去，几乎到了寿命极限，十分危险！”因此他呼吁“如不加以及时的，抢救性的发掘和保存，损失将难以弥补”。21
无独有偶，十余年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名家程光炜呼吁抢救当代文学史料应当把地方性文学史料考虑在内，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部包含着‘全国性’文学和‘地方性’文学的文学史”。在程光炜看来，“地方文学杂志，是文学史料整理需要首先抢救的对象”。“‘地方性’研究，还包括各省作家协会的史料整理”。“加强当代文学史‘地方文学’史料的抢救性整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22
现代文学期刊，按照刘增人的统计“大约在3500种左右。這是一幅很难用简短的文字描述的极其宏伟又相当驳杂的文学景观与出版景观”23。这还不包括报纸。仅就刊物而言，像《新青年》《小说月报》《抗战文艺》等具有全国影响的刊物，已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有的已重新印刷或影印再版。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只在地方或局部产生影响、甚至影响甚微的地方性刊物，如果再加上地方性报纸，则数量更为可观。这部分报刊长期被冷落，甚至无人问津。比如，在东北各城市，相较于上海、北平、南京、武汉、重庆、桂林、广州等城市，报刊相对稀少，这也是东北培养起来的作家数量相对较少的原因之一。在东北，最早的刊物是1922年4月15日创刊于大连的《东北文化月报》，出至第7卷第9期停刊。其次是1923年2月创刊于大连的《新文化》月刊，出至第6期停刊。到1924年2月，不定期刊《白杨文坛》创刊于吉林。到1928年，吉林又有《吉林文学》月刊创刊，仅出1期。1930年代以后，沈阳、哈尔滨也有了一些文学刊物。但仍然是零星的，且寿命较短。抗战胜利以后，东北的文学期刊有所增多，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945年到1949年，东北地区创办的刊物在33种以上，其影响也在扩大，主要撰稿人也大为增多。比如，1946年12月1日，创刊于哈尔滨的《东北文艺》月刊，系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会刊，到1948年1月1日共出两卷12期。主要撰稿人中有不少是1940年代的著名作家，像赵树理、刘白羽、严文井、草明、萧红、萧军、舒群、白朗、公木、宋之的等。1948年7月创刊于哈尔滨的《文学战线》月刊，周立波主编，共出两卷11期。主要撰稿人有茅盾、韶华、丁玲、刘白羽、草明、宋之的、舒群、白朗、马加、戈宝权等各路名人。像这样的地方刊物是研究“地方路径”不可或缺的资料。
当代文学中的地方报刊也是首先应该抢救的对象。程光炜在文中大致列举了中央和省级的文学杂志，除此之外，还有地区级和县级的文学刊物没有列出，它们可能多为内部刊物，但也在发挥着作用。从现代到当代，抢救、发掘、整理地方性报刊有何意义？
首先，地方性报刊也曾刊载大作家、名作家的作品。比如，最近几年研究者发现了两篇茅盾的抗战小说，一篇是刊载于香港《国讯》第6期（1941年10月30日）的《十月狂想曲》24，另一篇是刊载于香港《东方画刊》1938年第1卷第6期的短篇小说《铁怎样炼成钢》。25这两篇小说的发现，一方面改写了茅盾一生短篇小说创作的数量，由55篇增至57篇，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对茅盾抗战小说讽刺、批判性文笔以及游击队与鬼子、汉奸顽强战斗的认识。这两篇小说均发表在地方性刊物上，容易佚失。当代文学名家在地方性报刊发表处女作、成名作、代表作的例子就更多了。程光炜在文中列举了孙犁、李准、陆文夫、吴强、马烽、茹志鹃、赵树理、柳青、莫言等例子，兹不赘述。
其次，地方性报刊多是名作家、经典作家的出发地，是创作生命启航的地方，是作家成长的重要阶梯。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是从地方起步，经过地方报刊、评论的扶持最后才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的，地方报刊、地方评论对一个作家的扶持、培育、影响、鼓励，对他的成长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视，不可低估。除陕西的路遥、陈忠实是最典型的例证以外，河南作家、江苏作家、上海作家的成长，“地方”也都扮演重要角色，如果对地方报刊、地方评论资料的整理出现缺失，那么，一个作家的成长史必将残缺不全。再以大连作家为例，邓刚、孙慧芬、素素、老藤、马晓丽、徐铎、津子围、车培晶、古耜、宁明、侯德云、张鲁镭、陈昌平、刘东等，其知名度渐次冲出地方，走向全国，他们无一不受到本地报刊、评论的培养和鞭策。
再次，地方报刊，包括其他地方史料，相对全国性、国家层面的史料更分散、零散，有的也更稀缺、易损毁，层次也不高，如果没有明确的保存意识就更容易散失，更容易在整理者的视线之外。因此，抢救、发掘、整理就成当务之急。除了程光炜在文中说到的地方文学杂志和各省作家協会的史料外，还应该包括地方报纸、地方文学评奖活动等。如今，国家层面的文学评奖已相当规范和制度化。各省、市的文学评奖也已十分健全和规范，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评奖体系。以辽宁省和大连市为例，辽宁省有“辽宁文学奖”“曹雪芹长篇小说奖”“青年作家奖”。大连市有“文艺金苹果奖”“文艺新人奖”“文艺创作优秀奖”“大连文艺界‘三个十’评选活动”（十位有影响的文艺人物、十件有影响的文艺作品、十项有影响的文艺活动）。地方文学评奖对地方作家的成长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比地方报刊和评论的扶持更大，因此，应该纳入地方文学史料的范畴。
综上所述，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意义重大，它将开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新生面，也将开启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抢救、发掘、整理与研究的新局面。当然，地方路径的研究视角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所有问题，任何一种研究视角，包括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正像任何一种“灵丹妙药”也都不可能包治百病一样。不论是中国现代作家还是中国当代作家，其“地方路径”都是极其复杂、特殊的，有的也是易变、不稳定、不完整的，因此，切忌简单套用，形成模式。比如，“成都路径”用在李劼人身上是可行的，但如果把它套用在同样来自成都的巴金身上恐怕就不一定奏效。有些社团、流派、群体具有明显的“在地性”和“地方性知识”的轨迹和特点，有些则没有这样的轨迹和特征，像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七月派、九叶派等，因此，套用“地方路径”就不一定合适。由此也再一次证明：一劳永逸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是不存在的。正如李怡所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之路上，只有繁难的问题，没有轻松的答案”26。
注释：
①21李怡：《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②王光东：《汉语新文学史写作的“地方性”问题》，《文艺争鸣》2012年第4期。
③⑧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④⑨12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⑤13张光芒：《论地方路径与文学史的重构》，《当代文坛》2020年第5期。
⑥1626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
⑦何吉贤：《地方路径与“20世纪中国革命和文学”研究中的可能性》，《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⑩刘勇、陶梦真：《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涵养与“大京派”文学的时代建构》，《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
11蒋述卓、龙扬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共时呈现》，《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1415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总序》，见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第3页。
1718茅盾：《回忆录二集》，《茅盾全集》第36卷，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468页。
1920[日]阪口直树：《〈腐蚀〉的背景——茅盾与国民党“特务组织”》，见靳丛林编译：《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第197—198页。
22程光炜：《再谈抢救当代文学史料》，《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3期。
23刘增人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4邓龙建、凌孟华：《三十年来首度发现茅盾抗战时期小说佚作——被遗忘的〈十月狂想曲〉论略》，《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1期。
25金传胜：《〈东方画刊〉上的茅盾佚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1期。
（作者单位：中国刑事警察学院;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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