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鹿原》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世界不断遭受创伤的社会历史，白嘉轩、鹿子霖所代表的宗族利益与鹿兆鹏、白灵所展现的对理想的追求和奉献的对立之间形成了新旧时代之间的巨大反差;战争造成的历史不稳定导致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话语体系，但不稳定的同时也为新生力量不断壮大提供了支持。个人的主体性在乡村世界与现代意识的纠缠之下不断彰显，在个体生命与社会历史的联系程度十分紧密的境况之下，作者对人物的主体性也做出了足够的表现。多种元素的对峙为文本内涵赋予了深意，也为人物形象的饱满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陈忠实;《白鹿原》;1990年代;叙事转向
20世纪以来的文学总体脉络与乡土文学密切相关，早期乡土文学是知识分子以审视、批判或怀念的目光投向乡村，并以启蒙为目的进行写作，与农民分隔开的阶层进行启蒙注定得不到回应。在左翼文学之后，到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真正与农民联系或出身农民的作家改变了尴尬的状况，尽管对乡村的书写与意识形态的要求紧密联系，但真实的乡村也在如赵树理、柳青等作家的笔下熠熠生辉。新时期寻根文学热潮兴起，乡村更是吸引着作家们的目光，不同的是作者以何种立场去关照乡村世界、书写历史变迁，这种差异也导致了对传统文化或审视或反思的不同态度。
1980年代到1990年代经济转型，改革开放之后的商品化社会浪潮之中有对金钱至上的崇拜写作，也有追寻人文精神的写作。沉潜与浮躁并存的社会之中人的价值难以确认，大众文化的浪潮之下主流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疏远，种种原因导致了知识分子顾影自怜式的不安。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之中汲取养分是相当一部分想要构建自身与社会关系的知识分子的选择，在这类作家的身上所背负的责任感与古代知识分子修齐治平的追求、现当代知识分子在救亡与启蒙目标是一致的，具体体现为文学创作要对社会承担责任的精神传承。
一? 时代要求对叙述的选择
当代文学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新时期初期的叙述表达与艺术追求都和国家意志紧密联系，当然这种紧密联系自左翼文学到解放区文学就已经足够明显。长期的共名状态之下个人意志与情感表现是潜在的，“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继承了延安文艺传统，围绕着阶级矛盾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善恶的区分在这个时期多表现为阶级的对立，对农村社会的复杂性简化处理，典型化了的人物形象也展现出对人物真实性、复杂性的取消。在二元对立的叙事中确立人物的立场与身份，这种叙事模式要达到的目的是对个体从身体行为到内心追求的规训，以达到历史合法性的表述。《创业史》通过梁生宝“新人”的英雄形象追求无产阶级道路与中富农小农经济式的“自私”的冲突来达到前者对后者的感化、训导，等待被“改造”的农民往往是创作中的亮点，人物的复杂性通过行动的逐渐改变显现出来，梁三老汉的形象可以作为代表，甚至在《种谷记》中最为亮眼的人物形象也是被划分为中间人物的王克俭。乡土社会的稳固性使农民性格心理较为固定，长久以土地为依存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形成只能相信只有依靠自己的朴素生活观念。历史积累悠久的恒稳心理往往要通过暴力的方式得到突破，于是革命叙事的意义得到了显现。
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与政治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历史的表述中刻意回避意识形态的影响，回避政治观念对历史现实的合政治目的的图解表达，从民间视角去还原历史，体验历史，并且强调个人性格的独立和完整，展现民间世界绵延蓬勃的生命力。莫言在《红高粱》中打破二元对立人物概念，将余占鳌的身份设置成为土匪与英雄，将历史战争还原为对暴力的反抗与生存斗争，肯定在余占鳌与戴凤莲的情感描写中肯定人的欲望与本能的情感，这种表述一反之前将农村看作是待启蒙的阴暗世界的观念，民间世界在莫言笔下充满了野性的生氣，这是在现代秩序化社会之下难得的蓬勃生机。
1980、1990年代的经济环境、社会现状渐渐将文学推到主流之外的位置，传统的出世入世完整的路线又为文人提供了出路。现代文学中，京派小说注重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展现与追求，新感觉派对欲望的肯定，并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作出一定程度的反思，可见个人话语在当代是得到过合法化的表达的，它潜在主流话语的缝隙之中顽强生存。1990年代人的欲望表达合法化，个人话语、日常生活叙事、身体叙事等方面成为作家表达的主要内容，时代的包容性导致关注历史的宏大叙事与关注个体欲望的私人叙事并存，小说所要反映的是现实社会，以作家经验为中心、目的为导向进行创作，作者对社会的责任感决定了小说的落脚点是在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或纯粹个人化的表达。
《白鹿原》初版发行于1993年，陈忠实将野心写在了书的扉页，他的目的是写关于民族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以宗族制为中心，进入现代化之后，基础的社会构成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因而以家族为中心书写社会历史的变迁是很多作家共同的选择。《白鹿原》以两个家庭为中心展开对动荡时期历史的描写，封建历史的崩溃与新政权的建立在作品中得到了乡村视角的表达，与以往对于革命、推翻封建统治的书写有很大的改变，作者从中国古代小说与西方小说之中吸收养分，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从而达到对现代性负面后果的对抗。
《白鹿原》与既往建构历史化小说的叙事方式以新时期解构历史化的叙事方式都保持着距离，作者通过对两个家庭人员的复杂情感描写与日常生活的意义挖掘，试图建构一种传统与现代手法交融的日常生活历史化表达。《白鹿原》的人物有着目的性极强、改变社会的责任感的行动，但大多数人是跟着社会历史的改变做出反应和行动的，生命的不可捉摸与把握生命走向的趋向是同时存在于陈忠实的表达之中的，作者把握人物复杂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尽管可以将这种不同归结为未被启蒙的民众与掌握了知识的革命者的结论，但现实的复杂性与真实性就被简单的结论消解掉了。
二? 行动的倒错与现实的合法化
以何种方式实现自身目的决定了如何对人物形象进行评判，《白鹿原》中处处是不同信仰之下的人物为实现各自利益行动的对比。鹿子霖与白嘉轩同宗同族，但家族传承、观念信仰都相反，但两个人都为各自利益的获得做出了相似的行动——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行为的倒错要回到封建乡村社会语境之下理解，封建社会为宗族观念之下的男性所设定的人生意义就在于对家庭、家族利益的追求，在目的的正当性之下，个体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反而不重要了。
白嘉轩卖地迁坟所展现出的气魄代表着个人通过以封建社会话语体系获得利益采取行为的正当，个体不正当行为通过其在群体之中的价值得到了合法化的确认，族长身份的起点也以此为支撑。他的独立行动是成为家族掌权者的确证，“白赵氏的心病不是那两亩水地能不能卖，而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儿子居然敢于自作主张瞒着她就做了，自然是不把她当人了。”①自此，个体权力所涉及的范围从岌岌可危的家庭逐渐扩大到整个白鹿原，但封建社会为白嘉轩所提供的权利范围始终限制在乡村世界中，白鹿两家的争斗也都被限制在白鹿原这个舞台之上，区别在于以耕读传家的社会语境来审视两家位置的差距，从两家如何起家以及白鹿原上众人对其的态度就可以确认封建社会对人的规训。
白家祖传的木匣子是家族文化的传承，它代表的是一种秩序的延续，封建社会的稳定和长久从匣子到白家子孙的精神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因而白嘉轩才会是白鹿原上最信奉封建社会制度、最受封建意识形态规训的一个。反观鹿家的发家史，“越王勾践”化了的掩盖历史真相之下是没有文化积累的空壳，鹿家人除了鹿兆鹏鹿兆海这一代所信奉的都是在忍辱负重的苦难过后，必然会有利益的获得，这种肤浅的倒错作者在鹿子霖的生命历程中反复书写。但这两家除了年轻人一代都是受着小农经济现实的束缚的，与之相匹配的封建社会的烙印在历史的局限性之下是不可改变的。
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對于历史的书写是完全通过角色体验来书写的。白嘉轩、鹿子霖对革命的不了解，一个支持一个反抗都是站在自身局限性以及自身立场利益的角度去看的，他们不能逃脱封建社会的束缚，朱先生也同意的“翻鏊子”说法也表明了这个被神化了的圣人也是被限制在封建社会的认知之下的。人的地位是有明确的划分层次的，在白鹿原上的两种人物评判体系展现的是封建社会的现实性和正统性的区别，朱先生、冷先生以及白嘉轩所代表的是封建社会正统的评判体系，而对鹿子霖、田福贤等人的评判也代表着现实的维度，权力地位的区分使有一部分人永远被压迫，而少数人依靠奴役、压迫这些农民来获得利益和享乐。这是白鹿原所展现出来的封建社会的残忍，就算是朱先生也无法打破封建社会加给既得利益者的享乐倾向，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坚固也就显现得淋漓尽致，那么这之后年轻一代的个体奋斗与理想追求才更加具有意义。
压抑他人与获得利益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观念精神的层面，总体社会所依靠的是儒家治国的理念，一层层对人的规训是无法被个体挣脱的，而在白鹿原这个地方依靠的还有家族传承的规约，乡约所代表的是这个生存空间的秩序，生活在其中的人无论个体意愿所必须服从的社会规则。《白鹿原》中对乡约的重视不言而喻，无论是白嘉轩创建学堂让孩子们接受精神上的教育，还是黑娃他们打碎了乡约的石碑、后来白嘉轩修复乡约石碑，都代表了精神规约的重要性和顽固性，因而革命活动的展开在这片土地上尤为艰难，大部分对于革命的描写集中在白鹿原以外的城市之中。同时在这句话出口之后朱先生的超然圣人形象在这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是圣人，但也只是封建社会所塑造的圣人，他的眼光不足以看出社会发展是螺旋上升的，可以说他接受社会的变革，但不能说他看到整个社会没有稳定性的战争年代将要如何安定繁荣。
当然，封建社会的顽固性依靠的是小农经济的社会关系来维持，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不足以改变这种社会关系的，生产力的发展太过落后，物质现实层面的局限性限制着社会形态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对于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只能做一件事——推翻它，重新建设新的社会关系，改变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白鹿原》所描写的时代历程中最重要的层面还是反帝，惨烈疯狂的战争和稳定安宁的乡村世界巨大的反差对比并没有特别被得到强调，战争在白鹿原上的高潮在于鹿兆海的赴战而死和朱先生一行人的请战书，在白鹿原上展开的争斗更多是关于各方势力权力的争夺和利益的分配，观念性的碰撞要展现得更多一些。
以一套区别于封建社会价值评判体系的观念来看老一辈的人生意义是能被简单地否定掉的，但这等于用一套价值评判体系去审视另一套评判体系的内容，无意义并且漏洞百出。对白嘉轩、鹿子霖等这些切切实实生活在白鹿原上的农民而言，小农经济的生活方式就足以支撑他们的现实需要和精神层面构成，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社会构成、生活方式方方面面足够自信，并且自觉维护稳定持久的社会关系、社会内容。无论白嘉轩鹿子霖在价值追求上采取的手段有多大的差异，他们总是要依靠土地、功名等封建社会的价值衡量内容来规划自身以及家族的道路。白嘉轩看着新式制服所发出的感叹，看着自己城里的二姐回家所穿的新式衣服展现出的不赞同态度是一种纯封建式的眼光，鹿子霖穿上新式制服也是因为这身衣服所代表的身份能够带给他足以与白嘉轩抗衡的权力。两个人所争夺的乡村话语权，所追求的名望、权力都是局限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的，小农经济的思想让他们认为这就是自己生命最终所要追求的价值实现，超出乡村世界体系的权力构成是被农民式的朴素生存方式拒绝的，他们希望子孙来承担这个部分的责任来光宗耀祖，自身的价值实现和土地、家庭、家族直接挂钩，并且只局限于白鹿原这片土地，局限于自己的家庭，家族也大部分是同姓利益为先。
《白鹿原》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此：它展现了前现代时期和剧烈变革的现代化社会两种世界。但作者并不以线性历史观来对历史进行评判，生活在不同社会环境之中自然各有各的运行机制，无需确认一套正确的观念然后对其余的观念进行否定。很明显，在对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评判价值时主要依靠的不是作品的文学性，文学和政治联系紧密的时代，从阶级观念来审视现实与作品才是与时代一致的价值取向，此种视角之下代表封建社会的个体就成了作品必须要进行批判、改造的人物，光辉正面的人物是站在新的社会秩序立场之上的，文学要和社会现实挂钩，在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历程进行回顾之后得到的经过沉淀的社会历史，因而陈忠实能够在了解各种书写方式之后选择最能将白鹿原历史还原的书写方式，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之中生存着的个体为了各自的追求不断努力也是对生命意义的实现，最终生活在现实中努力奋斗的大多数才是压倒性的力量。
白鹿原上的大部分农民长期受着剥削，但这种剥削经过长久的规训在乡村世界中被合法化了，他们甚至在国民革命军不断征粮的过程中怀念清朝的法令，以期能够减轻生存压力。鹿三化作白嘉轩的那一刻所代表的并非身份的转化，白嘉轩的族长身份代表着民意，鹿三在这里是合了威胁到农民生存的现实，他们需要反抗、发泄——白嘉轩身份意味着农民心理愿望的集中。当下层民众的生存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时最简单的处理方式是暴力，上层依靠加重的剥削来获取利益也意味着上层也不能依靠旧有的秩序了，这两方的合流就造成了白鹿原所展现的农民运动的合法性，秩序的摇摇欲坠和生存困境的重压汇聚成一种反叛性力量，最终它的落脚点还是大多数人期望重新获得平稳生活的愿望。
白嘉轩与鹿子霖的行动涉及的范围基本局限在家庭，他们永远不可能作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在被压迫到极致的境况之下他们的身份也融入农民群体之中，压倒性的大多数决定了社会进程所要依靠的力量，它要实现的也是多数人的人生追求。观察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力量，我们能看到代表大多数的意志在社会进步中的决定性力量，现实的合法化最终依靠的也不是少数既得利益者为不断生产利益的规约，决定性的选择最终会交于社会的大多数人手中，鹿兆鹏和白灵所代表的进步力量立场也是站在最普遍的劳苦大众一边，这样一切都被现实合法化的行动才有着巨大的力量。
三? 主體的工具化与个体的主体化
对主体的工具化的分析主要是文学作品人物在其所存在的社会系统之中体现的工具性。在白鹿原这片土地上人的工具化是长久的，被工具化的群体的数量之多以至于这种异化才是社会正统的合法性行为——鹿三与白嘉轩情感十分深厚，但本质上是相反的两个方向，但鹿三由于个体情感联系而对儿子黑娃的教诲就意味着他从内心认可封建社会体制的所有内容，自己也成为这个体制运行的维护者。
《白鹿原》展现了地主农民阶级矛盾的反面，白嘉轩与鹿三的关系，甚至鹿三与整个白家的关系都是充满人情味的关照，而非两方利益的剧烈冲突。白家对于最底层的农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主家仁义，鹿三一家本本分分地干活与其他农民相比较甚至能从主家得到恩惠，获得利益。但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几代人的往来之上的，情感基础很深厚，白家的仁义也是族长身份不断传承下来的性情，导致这种交情是超越各自身份地位的，干亲的联系使两家联系更加紧密，温情的书写之下是对别样主仆关系的赞扬和对双方品性的肯定。
普遍的主仆关系并非如此，白鹿两家的主仆关系能被强调、美化就是因为在普遍的现实之中，它很珍贵。黑娃去过的郭秀才黄老五家更加真实一些，主仆并没有大方向的矛盾，但确实存在身份地位的差距。剥削奴役掩盖在温情的人际往来之下，再加上宗族关系、血缘关系、亲缘关系等各方面的维护，使得封建社会得以长久地存在。白鹿原作为农村世界的缩影展现出的农民真实生活与思想是整篇小说最珍贵的内容，人与人的关系得到了还原，现实的人情往来、情感交流支撑着长久被压抑剥削的群体忍受无尽的痛苦，他们是为了自身以及家庭的稳固安宁牺牲了生命的一部分价值。当然这也可以看作农民群体在面对强权时的逃避，但站在农民立场来看，社会的正统性如果足以让家庭稳定、国家安定，那么付出毁灭性力量的支出也就超过他们的考虑了。封建社会的残忍也就在于为压倒性的大多数农民造出了生存的幻象——只需要牺牲生命的一部分就可以获得长久的安宁，它的坚固性也在于此，只有当矛盾爆发到威胁群体生存时，变革才可能发生，个体才能从被工具化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获得主体的觉醒。
社会规则的存在代表着一部分人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与自身利益所指定的社会运行制度，人的行动的合法性由此而来，具体到《白鹿原》主要展现的乡村世界，这个规则就是朱先生制作的乡约，乡约从行动到思想各个层面对农民进行规约，悲哀的是适合小农经济的封闭乡村世界马上就要被改变，现代化的世界中要建立新的社会运行机制首要针对的就是旧社会维持的根基——小农经济稳固的社会关系，从规则入手是最直接的办法，这是时代的必然。鹿子霖在白嘉轩刻乡约石碑于祠堂的时候成为白鹿镇保障所的乡约，乡约成了官名，本质是属于两个世界的运行体系的对立，本质的改变没能改变它在白嘉轩鹿子霖看来仍然是各自进行白鹿原权力争夺的武器、工具。在第七章开头鹿子霖建新白鹿仓保障所以及他对新制服的炫耀态度就可以看出他想要的是这个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双方争斗在阔大的时代背景之下看上去不够亮眼，但放到稳定平和的乡村世界则显得惊心动魄。
封建社会对个人的异化在鹿三、白嘉轩、鹿子霖以及田福贤等人身上都有体现，从一方对另一方无条件的压制所展现出的服从关系是普遍的社会关系，人被自觉不自觉地工具化了。以田福贤及其更上层次的人员来说，基本的生活已经不需要自食其力，通过奴役和剥削就能将自身的利益不断再生，然而下层人民甚至白鹿两家都是为享乐的阶层提供养分的工具，白嘉轩口中的皇帝是享乐身份的极致，但封建社会所展现的只是这个身份代表的地位超然与无尽享受，它所代表的无限剥削是被君权神授之类的合法性语言遮盖的，人在旧运行机制之中被强制分了层次，有纯粹剥削、纯粹被剥削与剥削和被剥削并存的复杂关系，残酷的本质被掩盖在儒家治国理念与封建社会所有规约之中。
现代性脚步的迫近引发了个体主体性的觉醒，白鹿原上生活着的上一代能以被工具化来看待，在社会剧烈变动之中分化的新一代所代表的是个体掌控主体性的艰难。以对性的不同选择来看个体在关乎个体本能欲望的部分的挣扎，对性行为的看法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程中经历了彻底的反转，现代将其认可为人的合理诉求，而在传统社会之中性是被无限贬低的，就单以贞洁烈妇来说，它称赞的是对欲望的强制压抑。白鹿原上性观念最为“正统”的莫过于白嘉轩，女人在门外喂奶是不成体统的行为，但同时在正统的家庭关系之中必须要有性实质的发生，家族需要不断传承，因而白嘉轩连娶了七房妻子。婚姻是为了传承家庭财产、对抗社会风险等等目的而存在的，是封建社会组织的单位构成，性是工具性的、目的性的。
中国现代小说中对性的书写经历了大的起伏，“五四”时期叶灵凤与郁达夫为代表在书写中表达欲望，欲望开始得到正统化的表达。但随着战争大爆发后方的首要任务从人性觉醒到了种族保存的危急关头，海派小说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消费文明又受西方唯美主义的影响走向了媚俗肉欲的性爱小说，“新感觉派的情爱叙事不再是灵肉合一，男女双方的谈情说爱只是为了欲望的满足，而与组建家庭无关。”②1990年代之后围绕身体欲望的写作以《我爱美元》为起点，越来越媚俗化肉欲化，在主流文学的作家群体之中对性的描写也各有不同，“陈忠实的性描写不像王小波那么有间离效果，也不像贾平凹那样细密写实，主要特点就是强调处男感觉，反复强调”③。
性在文学描写中无论是刻意书写还是有意回避都表明了它的位置十分重要。在《白鹿原》之中的性爱书写都是以男性视角为中心的，先不论它指向的女性客体如何被凝视，只以白孝文、黑娃、鹿兆鹏三者的性爱体验为中心来分析作品中性与主体性的关系。黑娃最初是其中与封建规训距离最远的人，他身上未被驯化的野性引导他对性需求的表达十分直白，在第五章对三人同行偷窥牲畜配种的反应各有不同，三者同样对动物的交配感到兴奋，可见在未被成功规训的个体身上对欲望是无比诚实的，后来黑娃与田小娥的结合突破封建观念的束缚，由于二者的欲望契合而产生的性爱既是未知情事的黑娃长期欲望的爆发，也是田小娥受情欲压抑的崩溃，二者的碰撞展现出的是突破了压抑困境的个体对欲望的重新掌控。后期的黑娃成了朱先生的学生，在他自身的反思中所有过去的欲望都是值得羞愧的。黑娃霎时在这个契合了一切封建精神的妻子面前忏悔了，他不再是被封建文明排斥批判的个体，他完成了对传统彻底的回归，个体的主体性经过现实的洗礼被渐渐磨灭了。
介于放纵欲望与节制欲望之间的是鹿兆鹏，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欲望释放之前，他已经将人生的最高追求与社会、历史进程挂上了钩。他的妻子是冷先生的大女儿，封建家族之间姻亲的连结是完全属于社会认可范围的，但他在过了第一夜之后再没有回鹿家过夜。对封建婚姻无比拒斥，其一是因为两人并不符合鹿兆鹏心中对婚姻的追求，后来他不惜破坏兄弟情谊也要追求的是与白灵之间由爱情产生的真正婚姻关系;其二就是受历史现实的感召，他所要追求的并非个体的享乐，而是一种崇高理想的实现。即使和白灵温存过后，他也要回到白鹿原坚持自己的事业。
三者之中最为挣扎的无疑是白孝文。他是受传统规训最严重的下一任族长，初尝情事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地沉溺于身体欲望被满足的快感之中。在白赵氏、白嘉轩、仙草对儿媳发出警告并实际干预二人的欲望纾解的阻挠之下，白孝文从沉溺于快感享受的肉欲个体重新回归到家族长子的身份。家族族长身份的传承和承担维护封建社会稳定的责任一并都给白孝文的精神上了重重枷锁，一切都要求他逃离性欲带来的浅薄快感，促使他对自己人生价值、家族传承的追求，一切都是和白鹿原上的社会关系紧密联系，白孝文在网的中心无法反抗被规划的生命过程。
在未摆脱族长身份时与田小娥的情事纾解遭到的最大阻碍来自自己内心无法冲破族长身份所代表的封建秩序的枷锁，在这一点就能看到白孝文与鹿子霖的巨大区别，对于封建乡村社会运行的规则极为重要的道德感的对比展现出的是对社会规则维护与破坏的两面。在偷情被发现之后白孝文的枷锁突然解开，他在此后的行动不再靠近父亲所代表的正统的行动原则，越发靠近的是鹿子霖式对欲望、权力的无限追求，他将所有拥有的财产卖给鹿子霖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彻底的转变。从未尝情事的一无所知到不知节制地沉溺欲望再到节制的欲望，这个过程所代表的是传统男性对于要将性与生活的平衡所做出的选择，之后白孝文与田小娥的偷情完全打破了传统性爱与家庭的正统关联。但是否可以说白孝文是被性驯服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生命垂危之际他抓住机会投靠了田福贤，更大的权力重新回到了他的手中，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不是鹿兆鹏式为追求理想的实现不断奋斗，他行动一切的落脚点都落在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白孝文重新认祖归宗了，但他清醒地认知到白鹿原的一切平稳安宁并非自身所渴望的，白鹿原带给他的温柔的属于人性的部分不断被磨灭。
总之，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对个体的主体性书写也是把人放在历史现实中去还原的，以性来分析只是很简略的一个剪影，复杂的人性通过多方面的展现形成活生生的人物。《白鹿原》诞生于新时期，它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在于还原真实的乡村世界，如何安放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它也给出了一部分回答，传统文化中值得去审美性还原的部分永远是代表人性闪光点的部分，不局限于古今之别，关于人类品性的闪光之处永远值得赞美。
结 语
《白鹿原》大多数时候被划分到新历史小说的范围，它关注历史之中个人和家族的命运走向，但它并没有简单将历史背景化，其中生活的个体与历史深刻联系并且还会主动干涉历史的进程。出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联系程度来看，以《白鹿原》中个体与社会紧密联系的事实代表着它有社会叙事的维度，程文超、郭冰茹将它划分为社会叙事，这个结果要比新历史小说的划分更加贴合一些。“虽然作家的政治信念不同……作家们显示了一种共同的努力和决心，即期望全面地阐明社会和个人的各种可能的关系;他们大都强调某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意识形态，赞同通过个人命运显示历史的进程，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是决定个人的命运关键因素。”④《白鹿原》以个体在社会之中的位置、身份、命运、理想、追求等展开全方位的书写，围绕白鹿原这片土地展现出了社会各个层面的人自觉不自觉地或推动或阻碍地影响着历史现实，但历史自有它的方向，有限的生命对社会现实进行的中介作用终究会随着历史所指向的方向不断前进。时间的残忍和个体生命的不断奋发对比形成的悲壮力量最终会让人类群体不断强大。白鹿原上生活的每个个体为了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从而按照自己内心所信服的社会价值取向做出行动，前进过程中虽然有曲折，但个体所蕴含的强韧生命意识、奋发的生命精魂和個体命运的不断沉浮都意味着生活在每个时代的人是不可或缺的。《白鹿原》展现的是几千年来乡村伦理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崩溃的同时焕发光芒的缩影。
注释：
①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
②瞿清容：《三十年代海派小说情爱叙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许子东：《重读<白鹿原>》，《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④程文超、郭冰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280）
责任编辑：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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