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

　　摘要：在朦胧诗派的构筑过程当中，1980年代初关于朦胧诗的争论是其关键，但也因为争论中“朦胧”一词指涉对象的模糊，决定了此后诗派建构的不同方向和取向。其间，阎月君等人编选的《朦胧诗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种作用的考察，需要放到具体历史语境中结合其三个版本之间的差异展开。《朦胧诗选》的版本差异反映出朦胧诗派构筑中的复杂性和多向性，要想对朦胧诗派的争论、建构及其衍化过程有一个更好且更全面的理解，应以这一诗选作为重要考察对象。

　　关键词：《朦胧诗选》;版本差异;朦胧诗派

　　在当前流行的文学史看来，1980年代的朦胧诗潮，自有其来路和去路，有其谱系和代表作家作品。但就历史实践论，1980年代以来，我们对朦胧诗始终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阶段或不同时代，有着对朦胧诗的不同认识。这种不同，在1980年初关于“朦胧诗”的讨论中就已经表现出来，“朦胧”的命名背后显示出来的是其指涉对象的模糊。可以说，正是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决定了此后建构“朦胧诗派”的不同的方向和取向。在这过程中，阎月君等人编选的《朦胧诗选》至关重要。说其至关重要是因为，这是最早从选本的角度构筑“朦胧诗派”的尝试，但这种构筑，就《朦胧诗选》的编选而言，又具有时代阶段性的差异。这是因为，这一诗选在不同阶段有多个（三个）不同的版本，版本差异所关乎的并不仅仅是编选者编选标准和审美观的演变，更是与其所属时代的互文性关系。即是说，围绕这一选本的编选而展开的话语实践，使得“朦胧诗派”的构筑实际上在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层面表现出来，这也意味着，《朦胧诗选》的版本变迁在这方面显示其研究的重要性。

　　比较三个版本的《朦胧诗选》会发现，1985年版至关重要。相对于1982年版，1985年版有較大的增删现象。但2002年版时，变化不大，只是新增了食指（18首）和多多（22首）的诗歌，其他均未改动。可见，1985年版《朦胧诗选》是一个稳定性较强的选本。对于这种不同，一方面需要放到其具体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其选本编纂的表意方式。本文将以1985年版《朦胧诗选》为中心，通过考察其版本变迁，试图揭示朦胧诗派的构筑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以期对特定时代的朦胧诗潮有一个更为合理和公允的理解。

　　一

　　就版本的差异论，三个版本《朦胧诗选》的不同，除了表现在增删的作品上，还表现在，1985年版的《朦胧诗选》和2002年版的《朦胧诗选》，把1982年版的《朦胧诗选》的附录部分，即“朦胧诗讨论索引”“出版前言”和“情况简介”一并删掉了，增加了谢冕的序。

　　1985年版和2002年版，之所以要做这种删除，应该说与其日趋远离朦胧诗论争现场有关，某种程度上，删除所显示出来的其实是历史痕迹的清除之效果。即是说，《朦胧诗选》的第二个和第三个版本，是想构筑一个时空模糊的有关朦胧诗的流派作品选;而1982年版的《朦胧诗选》则意在构筑一种指涉“朦胧诗”争论的现场效果。1982年版的《朦胧诗选》与有关“朦胧诗”的争论之间关系密切，彼此构成一种互文关系。关于这一点，把杜运燮的《秋》收入其中是其最为鲜明的表征，据编选者阎月君说：“当时在油印版（即《朦胧诗选》1982年版——引注）中选了杜运燮的诗（即《秋》——引注）是因为杜的诗中有一篇在当时是有争议的，被划在朦胧诗的范畴里，好像是在《令人气闷的朦胧》里被章明举例子批评了。”①这样一种互文关系，从其编选方式中更其明显显示出来。其“出版前言”是这样说的：

　　近来，国内诗坛对朦胧诗展开了热烈讨论，也发表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诗作和理论文章。许多同学要求参加这一讨论，但因缺乏参考资料，不能深入开展。

　　中文系七八级阎月君、梁云、高岩和进修生顾芳等同学，在课业之暇，编选了朦胧诗的部分作品和有关论文索引，虽不完备，尚可窥见概貌。现在作为中文系师生教学参考资料，少量刊行，在内部发行。②

　　可以认为，这是为“讨论”的“深入开展”而编选“刊行”此部朦胧诗选的。但若仅仅以为是为了讨论的开展，则又是误解。因为显然，这一《朦胧诗选》（1982）中并没有选入讨论文章（虽然有文章索引附在篇末），而只是选入了诗歌作品。这一“选”和“不选”说明了什么？同当时的其他争论作品选或争鸣作品选做一比较便能发现，这种“选”和“不选”其实包含着某种倾向。这里仅举一例，即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和《星火》文学月刊社编选的《朦胧诗及其他》（1981）。这也是内部出版的读物，也是为了关于“朦胧诗”的深入讨论而编选，但其编选方式却截然不同。《朦胧诗及其他》由“文选”“诗选”“附录”和“后记”等四部分组成，与《朦胧诗选》（1982）的五部分——“出版前言”“情况简介”、诗选“青春诗论”和“朦胧诗讨论索引”——显然不同。就篇幅而言，《朦胧诗及其他》中，“文选”占222页，“诗选”60页，“附录”10页，“后记”1页，其中“文选”和“诗选”所占比例分别为75.8%和20.5%。而对于《朦胧诗选》（1982）而言，诗选159页，“青春诗论”18页，“朦胧诗讨论索引”13页，所占比重分别为82%、9.3%和6.7%。

　　从篇幅数不难看出，《朦胧诗及其他》中，“文选”是重点，而“诗选”是次要的。也就是说，“诗选”是为“文选”服务的，即是为讨论和争鸣服务的。这是其一。其二，这一选本中，“诗选”部分的诗歌作品，也并不都是“朦胧诗”，还选择了包含郭沫若、李金发、徐志摩、何其芳、卞之琳和戴望舒在内的现代诗人诗作，同时还在“附录”部分，选录了部分西方的“意象派诗”和对意象派的介绍文字（即赵毅衡的《意象派》一文）。这样一种编选方式，其意在表明，当前有关“朦胧诗”的创作，必须放在中外诗歌发展的历史的角度加以理解。而这也表明，这样一种编选方式，不仅仅是在为“文选”服务，而且是在以编选的方式参与到有关“朦胧诗”的争论中去：朦胧诗并不是无源之水，而是其来有自。其言外之意是，朦胧诗的创作合乎中外诗歌的发展历史脉络，自是合理合法而不必要大惊小怪。

　　应该说，在讨论之初，“朦胧”指涉的主要是一种诗歌风格，即“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③，章明那篇著名的《令人气闷的“朦胧”》其意也在于此。也就是说，争论之初，“朦胧”是被作为一种诗风对待的，这一诗风，既与中老年作家诸如杜运燮有关，也与青年诗人有关，虽然更多是与后者（即青年诗人）联系在一起。但随着争论的深入，“朦胧”诗风逐渐固定在“青年诗人”群身上，于是“朦胧”一词就具有了一代人的诗歌创作倾向的外延，因而也就具有了流派的意义。

　　讨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表明，“朦胧”的含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的。就诗歌风格而论，章明的那篇《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中提到的两首诗《秋》（杜运燮）和《海南情思·夜》（李小雨）当属于此，而事实上，当时的讨论者或者说支持者也有从诗歌风格的角度立论，前面《朦胧诗及其他》的编辑方式是这种风格论的最好说明。周良沛在《说朦胧》一文中，就对当时以流派来定位“朦胧”诗感到忧虑：“我们的评论就他们的诗指出哪点好哪点坏，该发扬什么克服什么，不就很好吗？一开始就视为一个流派的开拓者，捧的要把人捧煞，打的要把人打煞。这样对年青人，不是太粗暴了吗？”④周良沛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要做引申或延伸理解，就诗作谈诗作，不需要上升到潮流或流派的高度与角度。就单篇作品或单个作家的批评来说，这相对容易做到，一旦把多个诗人的诸多作品放在一起讨论论述，情况就不一样了。诗歌选本创造的正是这样一种把多个诗人和诸多诗作并置一起的“陈述方式”⑤。《朦胧诗及其他》把现代以来的不同诗人的诗作汇聚一起，其意在于说明当前“朦胧诗”的源与流，并无建立流派的明显倾向;它把争论的文章置于首位，其意在于尽可能提供更多关于“朦胧诗”的争论的情况，让读者自己去做判断。相对而言，《朦胧诗选》（1982）的倾向性则很明显，它只选择当下活跃的具有朦胧倾向的诗歌作品（而没有构筑朦胧诗风的源与流），排列一起，有为朦胧诗建构流派的意图。相对于争论中的流派建构的零散例举，《朦胧诗选》（1982）是一次更为集中的呈现，呈现之外，还在构筑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和代表诗作，及其流派构成图。从这个角度看，《朦胧诗选》（1982）其实是把关于“朦胧诗”的争论的复杂性给固定化和简单化了。它比争论文章更具有建构流派特征的功能和效果。

　　正如谢冕在为1985年版《朦胧诗选》所写的序中所说：“当时辽宁大学中文系四位同学阎月君、梁云、高岩、顾芳，在该校老师的支持下，编选印行了《朦胧诗选》。这是当代新诗有特色的一个选本：它集中显示了新诗潮主要的组成部分的创作实力。诗选对这些有着大体相同的追求目标和在这一目标下表现了大致将近的创作倾向的诗人群，做了最初的总结与描写。”⑥这一建构流派的策略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确认流派和建构流派特征，即对作者构成和诗歌创作的共同倾向的认定，这在“情况介绍”中有所表现：“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种与传统诗在题材、内容、表现手法上都形成对照的新的诗歌现象，一般统称之为‘朦胧诗……这些诗之所以引起较大反响，是因为内容上更多和更深地表现了这一代人的思考和内心的感受、矛盾和奋进的决心。形式上，由于表现内容决定，倾向于探索一种新的表现手法，有些诗吸收了某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特点大致是：感受、观察和进入的角度新，象征派、意象派手法的吸收，行进节奏快，意象的组合及跳跃的空间大，电影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等。所达到的效果，扩大了诗的概括力和容纳量，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尤其是对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力。”⑦

　　其次是建构作家群和秩序构成。《朦胧诗选》（1982）中收入舒婷（31首）、北岛（15首）、顾城（29首）、梁小斌（12首）、江河（4首）、杨炼（1首）、吕贵品（6首）、徐敬亚（3首）、王小妮（5首）、芒克（1首）、李钢（2首）和杜运燮（1首）。从这里可以看出，舒婷、顾城、北岛、梁小斌和吕贵品，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在这里，江河和杨炼的地位是不高的。他们作为朦胧诗派的五个代表之一，显然是1985年以后的事情，即当时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五人诗选》出版后。换言之，在1981年前后的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中，江河和杨炼并不是主要涉及的对象。

　　二

　　这里需要注意，1982年版《朦胧诗选》虽然意在建构朦胧诗派，但它与1985年出版的《朦胧诗选》有所区别。其最具象征性的表征，是把杜运燮的诗《秋》删掉了。关于朦胧诗的争论，最开始是与《秋》联系一起的，把这一首诗删掉，其实也就意味着要把《朦胧诗选》从争论的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样一种剥离意图，在其编选方式中表现明显。1985年版《朦胧诗选》中把1982年版的《朦胧诗选》的附录部分，即“朦胧诗讨论索引”“出版前言”和“情况简介”一并删掉，其意义在于淡化“朦胧诗”产生的特定语境以凸显其诗歌流派特征，即共同的倾向性。这样一种“去语境化”的做法，还体现在每首诗的编排上。1982年版中，每首诗的后面，均有出处，但在1985年版中，这些全部删掉了。对于选本而言，注不注明（原始）出处，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把出处删掉，容易给人一种脱离具体语境的“共存的秩序”⑧的超时空感。可见，1985年版意在构筑作为诗歌流派的朦胧诗，而不是作为争鸣对象的朦胧诗。

　　这是不是意味着1985年版就与朦胧诗的争鸣无关呢？显然不是这样的。关于1985年版，这里有一个数据对比。1985年版中新增的诗人及其诗歌数量有：傅天琳6首;駱耕野3首;邵璞7首;王家新1首;孙武军2首;叶卫平1首;程刚1首;谢烨3首;路辉1首;岛子1首;车前子1首;林雪3首;曹安娜3首;孙晓刚2首。再来比较一下徐敬亚那篇引起较大反响的《崛起的诗群》，其中一段话提到了“崛起的诗群”诗人：“全国涌现出了一大批青年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王小妮、孙武军、傅天琳、骆耕野……同属于这一倾向的年轻人名字可以排出一串长长的队形。”⑨这些诗人，都是关于朦胧诗的争论中，被反复多次提到的诗人。徐敬亚提到的这些诗人，都是1985年版《朦胧诗选》的主要诗人构成。1985年版《朦胧诗选》之所以新增傅天琳、孙武军和骆耕野三人并且选诗数较多，与他们作为“崛起的诗群”的主要代表不无关系。这一重叠情况表明，1985年版《朦胧诗选》的编选虽有意在脱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倾向，但其与争论的密切关系仍是显而易见的。即是说，1985年版《朦胧诗选》意在凸显构筑诗歌流派的意义，而尽量与争鸣现场相脱离。

　　对于1985年版《朦胧诗选》而言，值得玩味的还有朦胧诗主要诗人（即两个版本中重合的诗人）的增删情况。这里有必要对1985年版中那些新增的诗歌做一考古学式的初步考察。比如说北岛的《是的，昨天》原刊于《诗刊》1982年第5期;《結局或开始》原发于《上海文学》1980年第12期;《彗星》原发于《青年诗坛》1983年第3期。舒婷的《珠贝》，原发于《福建文学》1980年第1期;《神女峰》原刊于《绿洲》1982年第1期。顾城的《回归》原发于《文学报》1983年3月10日。杨炼的《海边的孩子——一本新诗集的序言》，原刊于《诗刊》1982年第5期;《诺日朗》原刊于《上海文学》1983年第5期。江河的《让我们一起奔腾吧》;原刊于《上海文学》1981年第3期。梁小斌的《大地沉积着黑色素》原发于《丑小鸭》1982年第10期。王小妮的《假日·湖畔·随想》原刊于《长春》1980年第9期。徐敬亚的《别责备我的眉头》;原发于《诗刊》1980年第5期。比如说，北岛的《黄昏·丁家滩——赠一对朋友》原发于《今天》第1期，后被《中国现代爱情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1年）收入。而《中国现代爱情诗选》中收入北岛这首诗，也并不是公开发表过的，也就是说，《朦胧诗选》（1985）收入北岛这首诗，并不是原发或公开发表的作品。

　　从前面的例举可以看出，这些代表诗人新增的作品，很多仍是1981年12月——也即1982年版《朦胧诗选》的编辑时间——前发表的。新增的这些诗当时没有被收入1982年版，而在1985年公开正式出版的时候增加进来，这说明了什么？为什么要删除那些曾经选入其中的诗作？1985年版中主要诗人的入选诗歌之所以出现较大增删现象，据阎月君说，与入选诗人如北岛、顾城、杨炼等向选家阎月君等人提供诗稿有关⑩。这里面，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诗选首先是一种选择，而不在于是不是诗人自己供稿。诚然，当时“能找到的在实太少”11，1982年版所选诗人诗作并不是很多，但从前面的例举可以看出，除了选本中收入的诗歌之外，前面提到的王小妮、杨炼、江河等人，在当时还有其他诗作正式发表，而且是在《诗刊》这样的主流刊物发表。对于这些诗作，编选者不可能没有看到。这些诗，之所以没有被收入《朦胧诗选》（1982）只能说明一点，即编选者的“选”的眼光：他们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些诗的流派性质。可见，对于这种增删情况，不能把原因归于诗人供稿这么简单，还应该从对“朦胧诗”的理解的角度展开分析。

　　这里可以洪子诚、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为参照。洪子诚和程光炜是当代诗歌研究的重要学者，他们编选的《朦胧诗新编》可以说是有关朦胧诗派的最权威和最具文学史意识的选本。通过对比增删情况与《朦胧诗新编》，便会发现，那些被删除的诗歌，并不能很好代表诗人的诗歌成就，或者说不具有朦胧诗派的流派特征的代表性。比如说删掉的顾城的四首诗，均没有出现在《朦胧诗新编》中，而新增的13首，有《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我们去寻找一盏灯》《回归》被收入《朦胧诗新编》。再比如，北岛的被删掉的《桔子熟了》《无题（我已不再年轻）》，也没有出现在《朦胧诗新编》中，而新增14首中，有《一切》《是的，昨天》《船票》《结局，或开始》《枫叶和七颗星星》《明天，不》《彗星》《走向冬天》《黄昏·丁家滩——赠一对朋友》（《朦胧诗新编》中，题名改为《黄昏：丁家滩》）被收入于《朦胧诗新编》。再看舒婷。舒婷的被删掉的8首诗中，有《流水线》《秋夜送友》《自画像》《当你从我的窗下走过》被收入，而新增的6首《珠贝——大海的眼泪》《双桅船》《春夜》《黄昏里》《枫叶》《神女峰》，则全部被收入其中。梁小斌的被删除的7首，及其新增的20首，均与《朦胧诗新编》无关。从这一主要代表诗人的诗歌增删情况可以看出，被删除的诗歌，很多都不被认定为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作。再来看被保留的部分。北岛被保留的13首中，有9首被收入《朦胧诗新编》;舒婷被保留的21首中，15首被收入《朦胧诗新编》;顾城被保留的20首中，有7首被收入其中;梁小斌的被保留的5首中，有2首被收入其中;江河的被保留的4首中，有3首被收入其中;王小妮的被保留的5首中，有3首被收入。从这里的统计可以看出，被保留下来的这些主要诗人的诗作，大部分都被收入《朦胧诗新编》之中。

　　可见，《朦胧诗选》1985年版比1982年版，在代表诗人、诗作的认定上要更准确且更有历史感。这也说明，1982年版《朦胧诗选》是一部更具现场感的朦胧诗选。但这种现场感，与彼时文学现场的另一种形式，即大量的民间刊物和民间出版物所构筑的现场无关。1982年版《朦胧诗选》中所选诗歌大都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但也有部分诗歌选自内部读物福建三明地区《希望》编辑部编《青春协奏曲》（1982）。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诗选选源中，有内部读物《青春协奏曲》，却没有选自《今天》杂志编印的杂志及相关选集。这说明什么？这里的原因可能还在于《青春协奏曲》与《今天》杂志的发表方式上的不同。1982年版《朦胧诗选》之所以更倾向于选择《青春协奏曲》，某种程度上与《青春协奏曲》带有半官方性质有关。这一民间诗歌选本（不是朦胧诗派选本）是由《希望》杂志社编选，而《今天》杂志则是纯粹民间刊物及油印出版物。即是说，《朦胧诗选》在性质上与《青春协奏曲》一样，都带有半官方性质，印刷方式（都是铅印）也是介于正式出版物和油印出版物之间。这是《朦胧诗选》1982年版的保守性所在12。这样来看就会发现，《朦胧诗选》1982年版和1985年版，其中收入诗歌，虽然很多都是在《今天》杂志首发，但却不是选自《今天》。因此，其所选诗人，也不以《今天》诗人群为主。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1985年新增诗人群得到佐证。1985年版《朦胧诗选》中，新增诗人傅天琳、骆耕野、邵璞、王家新、孙武军、叶卫平、程刚、谢烨、路辉、岛子、车前子、林雪、曹安娜、孙晓刚，无一出现在《今天》的作者名单中;而像《今天》中出现较多次数的诗人，除了北岛、舒婷、顾城和江河外，还有杨炼和芒克，但这两人的诗在《朦胧诗选》（1982）中也只收入了1篇。这样一种情况表明，《朦胧诗选》（1982）中主要诗人虽然与《今天》杂志诗人群有很大重合，但却没有直接关系。两者（即朦胧诗派与《今天》杂志）之间直接关系的建立有待其他朦胧诗选来完成，比如说唐晓渡编选《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1993）。

　　三

　　相对于1982年版，1985年版《朦胧诗选》虽然增加了不少诗人，但这些诗人并不常被确认为朦胧诗人，《朦胧诗新编》就没有选入这些诗人的诗作。仅有骆耕野和王家新被《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中收入其中。这说明，在对朦胧诗群代表诗人的认定上，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存在一定分歧。

　　在对“朦胧诗派”的认定上，当时主要有三种倾向。第一种是以《朦胧诗选》（1982年版）为代表，即以朦胧诗的论争为背景，朦胧诗派被认为主要局限于青年诗人群体，以公开发表的诗歌作为其选源。第二种是以喻大翔和刘秋玲编选《朦胧诗精选》（1986）为代表。这一朦胧诗的构筑，也以朦胧诗的论争为背景（附录中也有“关于朦胧诗争论文章的目录索引”，《前记》和《编辑赘语》中均对朦胧诗争论有所提及），但因以《新诗潮诗集》为“选源”，其入选诗人很多不被认为是朦胧诗代表诗人，这些诗人有较年长的杜运燮、昌耀、蔡其矫，和更年轻的潞潞、欧阳江河、黑大春。即是说，这一诗集中的“朦胧诗”只是一种广义的诗歌风格，与我们通常认定的朦胧诗都不一样。第三种，就是以《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为代表。这一朦胧诗选的意义在于，构筑了朦胧诗的另一个脉络，即以《今天》为核心且集结在《今天》杂志周围的诗人群。这在其编选者唐晓渡的《编选者序》中有明显的表述：“‘朦胧诗的涌流期可以1978年底《今天》的创刊为标志，前后经历了近四年的時间”，“主要集合在《今天》旗帜下的‘朦胧诗最初是作为一场伟大诗歌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登上诗坛的。北岛的《回答》……等一经见诸报刊，就理所当然地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反响和赞誉”13。三种倾向，其实是构筑了朦胧诗派的三种形态，一种是以青年诗人为主的，作为争论对象的朦胧诗派（1982年版《朦胧诗选》），一种是以《今天》诗人群体为主的朦胧诗派（《在黎明的铜镜中》），一种是作为诗歌风格的朦胧诗派（即《朦胧诗精选》）。

　　不难看出，三种朦胧诗派形态有一个共同特点或者说契合点即“朦胧诗”论争。即是说，“朦胧诗”论争，是“朦胧诗派”的建构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没有这个论争，这一诗歌流派就不能进入视野，而一旦进入视野，其建构又会沿着不同的方向展开。某种程度上，《朦胧诗选》的编选实践贯穿其中。1982年版主要是在争论的背景中，把朦胧诗主要固定在青年诗人群身上。1985年版《朦胧诗选》，一方面有从具体争论语境中剥离出来的意图，一方面又把1984年前后发表的诗歌也纳入进来，比如说车前子的《我的塑像》发表于《青春》1983年第3期，岛子的《大地·森林·我们》发表于《青春》1984年第3期，其结果是向更年轻的一代人延伸，因而把后来被称为第三代诗人的某些诗人，如岛子、王家新、车前子、孙武军等人也纳入其中，1985年版《朦胧诗选》显示出其包容性和敞开性的面向。这样一来，1985年版《朦胧诗选》就具有了与《朦胧诗精选》和《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的互文性关系。2002年版《朦胧诗选》则倾向于从文学史论述的角度加以修订，增加了食指和多多的诗歌，这也使得朦胧诗派形态具有了第四种可能，即从文学史层面认定朦胧诗派，其代表是洪子诚和程光炜主编的《朦胧诗新编》。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阎月君等人编《朦胧诗选》的版本差异，其所涉及的不仅是朦胧诗派代表诗人和代表作品的认定上的异同，更是现场建构和历史叙述的差异。历史或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朦胧诗选》版本的差异。要想对朦胧诗派的争论、建构及其衍化过程有一个更好且更全面的理解，阎月君等人编《朦胧诗选》（三个版本）显然是其核心文本，舍此便不可能有效完成。

　　注释：

　　①转引自叶红：《重读〈朦胧诗选〉——不该尘封的历史记忆》，《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②⑦阎月君等编：《朦胧诗选》，辽宁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室1982年版，出版前言页第7页，情况简介页第8页。

　　③公刘：《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复刊号（另载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④周良沛：《说“朦胧”》，《文艺报》1981年第2期（另载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⑤[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4页。

　　⑥谢冕：《历史将证明价值·〈朦胧诗选〉序》，阎月君等编：《朦胧诗选》，序言页第5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⑧[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载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页。

　　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另载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⑩参见叶红：《重读〈朦胧诗选〉——不该尘封的历史记忆》，《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11阎月君语，转引自叶红：《重读〈朦胧诗选〉——不该尘封的历史记忆》，《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12据阎月君回忆：当年从出版的角度考虑，入选的诗最好是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过的，而食指和多多那时几乎没有诗作见诸公开出版的报刊，所以就没有入选，并不是今天许多人猜测的，认为他们不属于朦胧诗派，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历史的真实。见叶红：《重读〈朦胧诗选〉——不该尘封的历史记忆》，《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13唐晓渡：《在黎明的铜镜中·编选者序》，载唐晓渡编：《在黎明的铜镜中——朦胧诗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5、6页。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当代新诗选本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FZWB04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271）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