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海洋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海洋文学也逐渐为写作者和研究者所关注。当代文学中海洋意象的嬗变经历了三个阶段：革命化、人文化和生态化。革命化的海洋将海洋视为政治斗争的战场;人文化的海洋重在回归日常生活，同时也受到商品浪潮的冲击;生态化的海洋回归海洋的自然属性，强调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从当代海洋意象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海洋认知水平的提升，为新世纪处理海洋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提供镜鉴。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海洋意象;发展历程
中国自近代以来，海洋意象就开始摆脱古典海洋意象的浪漫主义倾向，开始与民族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从康有为的《九月二十二重泛大西洋》、朱琦的《关将军挽歌》、王韬的《因循岛》、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刘鹗的《老残游记》等海洋作品中不难读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焦虑与不安。①真正横扫屈辱悲愤形象的当属郭沫若的《女神》集。如《立在地球边放号》《浴海》等作品都可以看出五四之后昂扬的抒情基调与近代感时忧国的海洋意象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②现代海洋文学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海洋意识的更新，这种更新是一个从已知向新知、由边缘向中心、由混沌向辨识的过程。③这是一种新的意识体验，是在现代精神烛照下海洋观念的革故鼎新。
当代海洋文学延续了现代海洋文学传统，在海洋意识与海洋观念上走得更远。当代海洋文学精神既有现代主义的质素，又有后现代主义精神的萌芽。具体而言，当代海洋意象嬗变可分为三个阶段：革命化的海洋;人文化的海洋;生态化的海洋。
一? 革命化的海洋意象（1949-1978）
1949年后，由于局部海战的延续以及战争文化心理的积淀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海洋文学书写呈现出明显的革命化趋向。④较早涉及到海战题材的小说有王愿坚的《东山岛》、丁芒的《海鹰》、李养正的《炮舰又出动了》《碧海红旗》等。这些小说主要通过描写海防前线的斗争来展现人民海军在与敌对势力斗争时的英勇无畏。解放初期的革命海战题材小说不仅开启了当代海洋题材小说的序幕，同时奠定了叙事基调——即革命化的斗争生活。此后，长达二十多年的海洋题材小说一直受到这一基调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海洋写作除了奠定了海洋写作基调外，拓展的涉海题材也是其成就之一。海战及海军题材、海员及海运题材、渔民的生产战斗题材都有作品出现，这三种后来衍生为当代海洋小说主要的题材类型。虽然这一时期海洋题材较为全面，但海战及战斗化的渔民生活仍然是主要的写作内容，如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姜树茂的《渔岛怒潮》、浩然的《西沙儿女》、单学鹏的《渤海渔歌》等。在诸多海洋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较为突出。虽然《海岛女民兵》的叙事逻辑与《革命娘子军》《白毛女》《青春之歌》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相似，主要通过革命女性的成长经历对比新旧社会制度的优劣，从而完成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证明。但是，《海岛女民兵》与其他三部作品相比，无论是主题的多义性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都显得更加成熟。虽然《海岛女民兵》看似讲述了女民兵队长海霞如何从一名普通的渔家儿女成长为女革命战士的故事，但实际上包含了三重叙事主题：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和性别解放。小说的故事主线描述的是海霞与渔霸陈占鳌的斗争突出了阶级解放意义;识破敌特尤二狗、海盗黑风的阴谋则凸显了民族解放的曲折历程;在方书记带领下李海霞、阿洪嫂从家庭走向战场则具有性别解放的意义。与《红旗谱》《苦菜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海岛女民兵》也借用了民间化的叙事逻辑，将个人复仇的话语包裹在阶级解放的话语中，使得小说成为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融合之作。与同时期表现海岛渔民的战斗生活小说相比，《海岛女民兵》更为突出地展示了日常生活情态，如海霞的多次犯错、阿洪哥与阿洪嫂的比武较量等，而陈占鳌在秤杆中藏水银欺诈渔民、黑风化身敌特将发报机藏身于断腿的情节则显然带有民间传奇色彩。在错误中不断成长的李海霞形象与《渔岛怒潮》的王四江、《西沙儿女》的阿宝、《渤海渔歌》的陈宏奎等形象相比，显得更生活化也更真实可信。这一点与改编版电影《海霞》对照，尤其如此。⑤
革命化的海洋叙事除了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得到突出体现外，在海员题材以及涉海生产类题材中也表现充分，如陆俊超的《国际友谊号》《九级风暴》《姊妹船》《幸福的港湾》、上海航道局工人创作组的《航门激浪》等。陆俊超是当代较早涉及海员题材的作家，他的小说常采用新旧对比的方式来凸显新国家政权的优越性，例如《姊妹船》通过同一型号的船艇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讴歌团结一心、勇开航道的新船员精神。《九级风暴》是陆俊超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在描写新中国成立时采取了“时间开始了”的叙事策略。开篇即用喻指的方式来说明解放对于船员精神的冲击，“热带的红太阳起身了，一露面就放出了火辣辣的热气。”新的时间起點被确立，因而船员的起义与抗击都获得了逻辑起点，最终“凯旋号”回归祖国成为顺理成章的结局。
在这一时期涉海生产类小说中，《牛田洋》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地显示错误的海洋开发政策如何影响海洋生产。《牛田洋》创作于1972年，它是在《五·七指示》精神指导下完成的一篇讴歌解放军围垦牛田洋，执行战备生产任务的长篇小说。虽然小说精心塑造了师政治委员赵志海、贫农牛阿进等人物形象，但小说整体上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不仅在于人物艺术手法的失败，而且也是错误政策指导下的创作逻辑的不成立。“文革”结束后，对文艺错误路线代表的《牛田洋》的批判声浪也愈发高涨。⑥从牛田洋恢复海面、推行环保的现状来看，当年的围垦政策是违反自然环境规律的破坏行为，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只换来无谓的牺牲。
这一时期海洋文学除了小说表现出政治化特点外，诗歌亦是如此。郭小川是“十七年”期间政治化色彩较为浓郁的抒情诗人，他的长诗《致大海》写出了一个犹豫的战士如何向广袤的海洋学习，逐渐成长为勇猛战士的历程。如同他的政治抒情诗一样，《致大海》同样以磅礴大气见长，从中不难感受到诗人在海边遐想时思接千载的澎湃情绪。难得的是，郭小川在书写“大我”的同时，还带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这在当时的抒情诗中并不常见。大海在诗人眼中既是练兵的沙场，也是未结束的战场，从艾青的《大西洋》等诗歌中可以看出诗人在面对海洋时紧绷的神经。“在这个大西洋里，/海岸和海岸相互仇视，/岛屿与岛屿相互对立，/每一块礁石都充满仇恨。”正是因为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使得艾青在去智利访问的过程中飞越大西洋时都联想到大洋两岸紧张的对峙，可以说该诗是对革命年代海洋精神最好的注脚。
二? 人文化的海洋意象（1978-2000）
长期的革命生活使得整个社会处于紧绷的状态，“文革”的结束让社会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诉说文革造成的伤痕、体验美好的爱情生活以及追求捕鱼带来的经济利益可以视为这一时期人文精神回归的表现。具体而言，1980、1990年代的海洋书写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代前期的人文精神回归、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的商业化浪潮。海洋伤痕文学、爱情描写以及日常生活描写是前一阶段的重点内容;渔民对于渔业资源不断增加的需求，海员穿梭于世界各地的海洋运输生活，甚至海军受商业化浪潮的冲击，这些都在1990年代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
新时期伊始，长期被压抑的创伤情绪开始得到释放，作家开始关注在宏大叙事下被损害和被压抑的声音。海洋版的“伤痕文学”开始登场，如张士敏的《虎皮斑纹贝》、姜树茂的《海边老人》等。《虎皮斑纹贝》看似是爱情小说的外壳，但真正的价值诉求是在控诉“文革”生活对于日常生活的冲击。除了表现伤痕外，对爱情的描写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写作的突破。邓刚的《采蛤蛤》、姜树茂的《蜜月》《渔家》等都反映出新时期渔民对于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对渔民爱情生活的展示填补了前一阶段作品缺乏爱情描写的遗憾，为新时期的海洋生活增添了一抹玫瑰色。
在这一阶段的海洋题材小说中，反映日常生活题材的短篇小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如王润滋的《卖蟹》、樊天胜的《阿扎与哈利》、邓刚的《迷人的海》等，三篇作品都曾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阿扎与哈利》与《卖蟹》的表现对象有所不同，前者属于海员题材，后者描写渔民生活，但这两篇小说的共通之处在于开始逐渐摆脱“路线斗争”的模式，展现出人性的美好。《阿扎与哈利》通过国际海员阿扎与哈利之间的爱情冲突与和解展现出族群的包容与理解。《卖蟹》同样如此，小姑娘对胖子的捉弄并非是非黑即白的阶级斗争，更多的是人性的贪婪与善良之间的博弈。
邓刚的《迷人的海》之所以在1980年代初期引起反响和讨论，原因亦在于此。小说通过两代海碰子在交往中发生的心理变化含蓄地说明了变革在生活中的意义，而这种主题的诉求并非是抽象生硬的而是具象生动的。渔民生活题材的作品在此之前并非没有出现，《迷人的海》的突破之处在于第一次将渔民的日常生活细节用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将海洋真正作为独立的客体进行呈现，而不是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这是对当代海洋文学书写的贡献，也正是这一点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的关注。⑦
渔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实际是随着渔业政策的调整而逐步发生的，叶宗轼的《海边人家》通过小媳妇翠娥的视角说明集体化的渔业捕捞政策造成的家庭贫困。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渔民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了冲击，姜树茂的《市场内外》《小岛，小岛》《常乐岛》、邓刚的《大鱼》《龙兵过》、王家斌的《百年海狼》等都展现了这种变化。《常乐岛》通过常乐岛的改革与变迁来体现海岛经济模式的变化。小说通过对比写出了长乐岛传统的海岛生活方式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日渐崩塌，老寿星的死成为这一趋向的象征。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台湾作家黄春明笔下的青番公、阿盛伯和甘庚伯等乡村遗老形象，这些老人在急速的改革过程中都选择了死亡作为自己的退场仪式。
在1990年代的渔民小说中，《百年海狼》具有突出的意义。王家斌在1960年代曾发表过短篇小说《聚鲸洋》，将海洋渔场开发作为题材，《百年海狼》是对这一题材的拓展与挖掘。《百年海狼》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响，与《迷人的海》的成功要素是相似的，二者都将海洋作为客体来描写。小说最为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对海啸和海难的描写，这些情节都来自于作家的真实体验。⑧在描写海啸和海难过程中，作家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海洋的诡异多变及人的渺小脆弱。作品在描写海洋时运用了自然主义手法，充满了对于海洋的敬畏之情，这意味着人们对于海洋认知水平的提升。
1980年代，海运业务数量的上升使得海员的海洋阅历与文化视野更加开阔，这促使其文化比较的思考。在这些海员作家中成就较高的是宗良煜，他的海员小说风格独特，传奇性的情节与强烈的爱国热情是其主要特色，如《与魔鬼同航》《蓝色的行走》等。《与魔鬼同航》采取了双层的架构模式，通过诺尔登船长的传记与当前海员生活的比较来强化民族复兴与国家富强的主题。《蓝色的行走》是一部寓言小说，通过海员孔凡东的视角来展现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海员孔凡东重新做回海員并继承船长波塞东的航海事业，证明了现代海洋文明的胜利。
虽然在1950、1960年代已经出现了海岛民兵题材的作品，但实际上正式的海军题材作品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出现。齐平的《大海圆舞曲》最早将新中国海军作为书写对象。作品讲述了建国初期，中国海军经历困难后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小说第一次正面描写了中国海军激烈的海战过程，这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得海军也受其影响，陆颖墨的《白色潮汐》呈现了1980年代末海军窘困的军事生活。海军司令员宁国臣在地方与军队之间周旋摆荡并且黯然离场，凸显了海军在商品化浪潮冲击下的尴尬与无奈。
在诗歌方面，1980、1990年代的海洋诗歌也具有鲜明的人文气息。实际上，舒婷在“文革”后期创作的《致大海》已经开始打破海洋诗歌革命化的抒情传统，将大海的变化莫测与生活的多姿多彩相关联，呈现出对海洋哲理化的思考。1980年代以后，朦胧诗人常常将大海作为忧郁情绪的载体，借助大海表达自身的惆怅与徘徊，如多多的《北方的海》《看海》、徐敬亚的《夜，一个青年在海滨》等。1990年代海洋诗歌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东海诗人群”的集体亮相。这一诗人群体数量多达三十余人，他们的诗作从不同视角呈现出海洋意象的多义性，而浪漫主义倾向是其情感基调，更为“可贵的是东海诗群的浪漫主义倾向是超越世俗理想生活的，这个群体的诗人们通过对水域的抒情还要向宇宙人生的最高理想逼近。”⑨
三? 生态化的海洋意象（2000-）
21世纪以来，海洋文学呈现出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向度：中国台湾生态海洋文学的异军突起。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和生态意识的觉醒，中国台湾自1990年代开始的海洋生态文学在21世纪以后逐步走向成熟;中国大陆海洋题材的非虚构写作开始大量出现。除了海员、渔民、海军等传统海洋活动主体外，科研人员、运动员等新群体也加入到海洋活动中。
虽然当代中国台湾海洋书写一直存在，如杨小云的《水手之妻》、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等，但海洋书写一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重点题材。1975年《大海洋》诗刊的创刊可视为中国台湾海洋写作的标志，朱学恕撰写的创刊词《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具有纲领性意义。⑩中国台湾海洋文学的勃兴期从1990年代开始。这一时期涌现出杜披云、夏曼·蓝波安、廖鸿基、梁琴霞、夏本奇伯爱雅等一批海洋题材作家，以及《风雨海上人》《八代湾的神话：来自飞鱼故乡的神话故事》《冷海情深：达悟男人与海的故事》《黑色的翅膀》《讨海人》《鲸生鲸世》《航海日记》《兰屿素人书》等海洋题材作品。11在中国台湾海洋作家中，少数民族作家如蓝波安与夏本奇伯爱雅由于其少数民族身份和独特的海洋意识较为引人注目。蓝波安和夏本奇伯爱雅都是兰屿岛雅美族人，兰屿作为台湾离岛较少受到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加之少数民族传统的影响，形成了作家尊重海洋、与海洋和谐共生的海洋意识。
无论是蓝波安还是夏本奇伯爱雅，和谐共生的海洋生态意识都借助少数民族文化的面目出现，这在中国台湾的后工业化时代显得尤为珍贵。当台湾主岛的作家已经进入城市题材写作时，少数民族作家更加关心飞鱼文化的传承、泛灵信仰与民族神话的保留等问题。民族身份认同的确为这些作家的海洋写作提供了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撑。12然而，用少数民族的海洋文化传统作为解决现代海洋生态问题的灵药，这样的路径是否可行？当然，要解决目前复杂的海洋生态问题，对海洋怀有敬畏之心、强调与海洋的和谐共生是前提。当前的海洋问题绝非是回到传统那么简单，如何运行科技的力量来改善生态环境才是问题的关键。
除了蓝波安、夏本奇伯爱雅外，廖鸿基的海洋散文系列也值得关注。廖鸿基以鲸鱼为主题创作了“海洋文学三部曲”（《讨海人》《鲸生鲸世》《后山鲸书》）。廖鸿基的海洋散文通过对台湾地区海洋生物特别是鲸鱼的介绍让更多的台湾人了解其世代共存的海洋环境。在散文中，廖鸿基明确传达出海洋绝非如薛好熏在《海田父女》中描述的城市人接近海洋的途徑——通过海族馆等虚拟化场景来完成海洋的想象。认知海洋需要像作家一样，学习接近海洋的技能，了解各种海洋生物的习性以图更加接近海洋的真相。之所以将鲸鱼作为海洋意象的象征，是因为“每一只鲸豚都是海这个梦的一部分”。
与感兴抒情式的海洋散文相比，较为成熟的海洋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台湾海洋文学步入新阶段。在21世纪的中国台湾海洋小说中，吴明益的《复眼人》较为成熟。吴明益作为生态小说家，曾出版过《睡眠的航线》《迷蝶志》等作品。《复眼人》是他将生态写作的视野延伸至海洋的创新之作。《复眼人》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垃圾岛”冲撞中国台湾东海岸这一虚拟情节，好莱坞式的奇观景象通过不急不缓的叙述缓慢呈现出来，无疑代表了作家的写作态度——日常的庸俗如何带来了最终的毁灭。13小说将瓦忧岛少年阿特烈作为台湾工业文明的对立物，延续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策略，即将边缘化的原始文化视为解救海洋生态危机的良方。小说通过科幻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中国台湾生态末日的情形。通过想象性的生态危机，作家明确暗示如果一味强调消费而忽视生态保护，将会给海洋环境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中国台湾之所以在21世纪的海洋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一方面与地理环境相关，另一方面也是经济政策调整的结果。陈思和就指出，“由陆地文化向海洋文化转型并不仅仅是台湾人的个别意愿，而是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制的确立，加剧了对海洋的争夺、控制与重新分配有关。”14
21世纪的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都面临海洋权力的争夺，中国大陆选择了一条与中国台湾截然不同的海洋发展战略，即强调海洋拓展与海洋开发。虽然大陆在199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也曾出现了如张炜的《在族长与海神之间》《鱼的故事》、关仁山的《白纸门》等具有生态意识的作品，但整体而言，中国大陆21世纪以来的海洋文学创作中的生态意识并不突出。这既是差异，也是差距。
21世纪中国大陆海洋题材的非虚构文学大量出现，如胡月祥的《海盗在前，家在后：一位海洋船长的日记》、薛福来的《海上一年：一位老船长的航海日记》、许晨的《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一个男人的海洋——中国船长郭川的航海故事》、王以京的《大海成就梦想——一个远洋船长的四十年风雨人生》等。这一新的海洋写作类型的出现显示出中国海洋开发步伐逐渐加快。
在这些作品中，较有创新性的是海洋探险类作品的出现。许晨的《第四极》讲述了中国科考船“蛟龙号”进入深海进行科考的过程，《一个男人的海洋》则记录航海家郭川环球航行的经历。无论是海洋科考还是海洋探险都说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人们对于海洋的认知需求不断增加，不再满足于在近海活动，深海和远海成为海洋开发的重点区域。新世纪的海洋非虚构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问题也同样突出。作品中所呈现的海洋意识仍然延续的是《牛田洋》《百年海狼》一类的海洋征服主题，海洋生态写作始终没有成为作家共性的认知。之所以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呈现出不同的海洋意识，除了自然环境的差异外，政策定位差异也是重要原因，新世纪大陆的海洋书写可以将生态友好作为新的价值取向。
结? 语
中国当代海洋文学走过了六十多年代的历史，这一个甲子的时间见证了人们对海洋认知的变迁，也演绎了海洋意象的嬗变历程。无论是革命化的海洋，还是人文化的海洋抑或是生态化的海洋都是社会政治环境对海洋认知的投射，折射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虽然中国当代的海洋文学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遗憾之处也较为明显。在海洋文学中，海洋常作为环境与背景存在，写作基本停留在“关于海的文学”而非“海的文学”，这不免有些遗憾。也正是将海作为客体而非主体的认知惯性，使得大陆的海洋文学书写中始终将海洋作为征服和开发的对象，而非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认知方式的转变与行为模式的重塑恐怕是下一阶段海洋文学书写的重点和突破之处。21世纪在“海洋强国”的号召下如何重新认知海洋，建立新的海洋观显得既必要又迫切。
注释：
①刘保昌：《论近代以来中國文学的海洋书写》，《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②陈旋波：《“海洋”的抒情与叙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意象探讨》，《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③彭松：《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海洋意识》，《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④彭松：《1950-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海洋书写》，《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⑤耿瑛丽：《从小说<海岛女民兵>到电影<海霞>》，《小说评论》2013年第3期。
⑥1978年至1979年，《学术研究》曾组织了多篇批判《牛田洋》的文章，分别是洪朝山的《评<牛田洋>》，许翼心、谢望新的《一个“从路线出发”的艺术标本——从南哨的文艺观点看<牛田洋>的创作实践》以及吴世枫、谭志图的《一个假左真右的图解式人物——评<牛田洋>中的赵志海形象》。
⑦小说发表次年即1984年，张同吾的《腾波踏浪的历程——中篇小说<迷人的海>评析》（《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彭定安的《越过生活的“恩赐”——评邓刚的小说<迷人的海>》（《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李作祥的《文坛上升起三颗星——<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迷人的海>、<无声的雨丝>放谈》（《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3期）等都提到了小说独特的素材与表现方式。
⑧王家斌：《身在沧海》，《求是》1997年第15期。
⑨骆寒超：《论“东海诗群”》，载岑琦、王彪主编：《蔚蓝色视角：东海诗群诗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05页。
⑩朱学恕：《开拓海洋文学的新境界》，载《海洋与文艺国际会议论文集》，（台湾）中山大学中山人文学报丛书（3），1999年版，第204页。
11蒋忠益、杨淑雅：《台湾现代海洋小说初探》，载田兆元、扎格尔、黄江平编：《民族民间文化论坛》（第五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88-93页。
12肖宝凤的《笔与桨的方向：论夏曼·蓝波安作品中的族群文化身份建构》（《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与王泉的《夏曼·蓝波安的海洋书写与民族身份认同》（《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都提到该观点。
13杨照：《毁灭的日常庸俗——读吴明益的〈复眼人〉》，载吴明益：《复眼人》，新星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14陈思和：《试论90年代台湾文学中的海洋题材创作》，《学术月刊》2000年第11期。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本文系广东海洋大学2020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海洋文学经典作品的编选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20117;本文受广东海洋大学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院专项经费资助）
责任编辑：刘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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