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作家散文批评;精神结构;文体特点;书写价值
一??作家的“散文批评”不容忽视
与学院派散文批评比较起来，作家的“散文批评”多为只言片语，不成体系;有时也言不由衷，随意而为。这就带来研究者的忽略，甚至对之往往不以为意。因此，较少有人从这一角度来探讨“散文批评”，也难以将之上升到理性和学术层面，并进行有价值的梳理、判断、概括和总结。其实，宏观系统地考察，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作家“散文批评”如一条河流，一直在不停地流淌，这是一份不可忽略、宝贵的散文、文学和文化资源。
作家随意就会谈到散文，有时还在只言片语中表达自己有价值的散文观。不论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他们往往都会写散文，即使不写也都懂得一些散文，会谈及散文，这与纯粹的散文家谈诗、小说和戏剧相比，占比要多得多。可以说，如用学术的筛子，从作家的文学论中一定能筛选出无以计数的关于散文的言论，从而成为一个广阔无边的“散文批评”文本。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些具有随意性的散文言论中，有时又包含了关于散文的真知卓见，就像在人迹罕至的森林发现名贵的花木。比如，鲁迅曾在《怎么写（夜记之一）》一文中，对“散文”有这样的看法：“我想，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做作的写信和日记，恐怕也还不免有破绽，而一有破绽，便破灭到不可收拾了。与其防破绽，不如忘破绽。”①此文主要不是谈散文的，谈散文的内容不多，但仅此一句就颇有价值：它成为散文文体解放的代表性观点，也成为散文批评的经典性表述，后来不断被引用、赞扬、遵从。“五四散文的自叙传色彩，成为其后散文不变的内容与作家自我审美的一个传统，而且成为散文延续至今的一个价值的标识，是作家实施自我审美对象化的价值定位。”②其实，在作家的文本中，关于散文特别是精彩的散文之论很多，只要用心，哪怕是草蛇灰线也有价值，有的还有不凡的意义。
作家对散文的专论较多，同样、相近、较近的“谈散文”的题目俯拾皆是，几乎在每位作家特别是散文家中都不难找到。只要对散文有感觉，不论是散文家、小说家、诗人、戏剧家，都有关于“散文”的阐述。换言之，到底应如何理解“散文”，不同作家几乎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从而形成一个容量极大的谈论“散文”的文本。若对此展开研讨，就是颇有意思和意义的角度，也会生发出许多观点和观念。如冰心就专门写过《漫谈散文》《漫谈关于儿童散文创作》《我与散文》等，孙犁则集中写过《关于散文》《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散文的感发与含蓄》《散文的虚与实》《读一篇散文》《再谈贾平凹的散文》等。贾平凹专谈散文的就更多了，除了大量的散文作家作品论，他还写了《散文就是散文》《关于散文的日记》《对当前散文的看法》等。总之，只要你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都可从每个作家那里找到关于“散文”的专论和看法，而且每篇文章虽不长，往往都有心得和见解，令人眼前一亮。如贾平凹在《周同宾散文集》序中，就有关于散文的闪光看法，他说：“现在对于散文写法的见解颇多，但相当的一些仍是不说人也知道的空话、旧话。散文还是多让自由为好，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吧，各人有各人的情况，且现在散文还荒芜，本是各显其能的时候，何必要制造一些框式呢？”“有人讲散文是一种小说的准备，常听到有作指导的对那些学生说：先不要写小说，写散文练练笔吧。似乎散文是初级的玩意儿。此指导不但误了良家子弟，亦更大地侮辱了散文。我倒主张写散文的不妨去写写小说，写写诗和文论一类的文字。”③由对一个散文家的点评，上升到对于整个散文现状特别是散文观念和文体的理解认识，所言是击中要害，也是精彩之论。
年度评述和现象观察是作家“散文批评”的另一方式。由于每年都编散文选本，因为不少作家紧随散文创作，也出于对自身及其整个散文创作动态的观察和把握，出现作家一直跟踪散文进行批评的现象。如谢大光、韩小蕙、王剑冰、穆涛、甘一雯、徐南铁、彭程、冯秋子、祝勇等较有代表性。这些作家通过“散文现象观察”阐述自己的散文观，并成为散文批评的一支重要力量。除了各种散文年选的序言外，作家还出版与此相关的著作，从而以集腋成裘的形式形成另一种“散文批评”，较有代表性的有韩小蕙的《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新散文十七年追踪》、王剑冰的《散文时代》、穆涛的《散文观察》，不看内容但看题目即可见“散文批评”的气息和理念，这与一些学者的“散文批评”明显不同。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丰富、鲜活、有针对性、尖锐、有见解、贴近生活和地气，给人一种强大的张力效果。如穆涛的《散文观察》里有“稿边笔记”，是作为编辑、主编散文刊物的体会，后面就是“无所不谈”了，像散文的生态、在场、软肋、经验、文风、文字、抒情、冷暖等都有涉及和阐述，这是关于作家的“散文批评”的电光石火般闪烁。应该说，与学者对于“散文”的观察④有很大不同，作家带着直接的写作经验直抵文本，充分运用自我的敏锐和审美态度，以展示自己的批评个性和艺术体验，给人以单刀赴会、力抵群雄、酣畅淋漓的强烈感受。
整体、宏观把握散文的风貌，这在作家的“散文批评”中也形成突出态势。不要以为在知识体系、学理性、历史观、史识等方面，作家不能与学者相提并论，于是就只能发一些散文感想、写一点散文短论，即使进行现象观察也多是感性的;其实，作家也同样能写关于“散文”的宏大叙事，一种高屋建瓴、纵横捭阖、开风气之先的大论。这在周作人的《美文》、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林语堂的《论文》、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巴金的《随想录·序言》、贾平凹的《〈美文〉發刊辞》、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札记》都很有代表性。由于这些“散文批评”篇幅较大，学理性、学术性、前沿性、创新性强，所以表现出与众不同也具有引领性的“散文批评”风格，也将“散文批评”提升到一个高度和境界。这些文本具有一定的经典性，也是不同时代发出的关于“散文批评”的最强音，整体上又表现出一种关于散文思想变革、文体创新以及更具前瞻性的努力追求。这与学院派的“散文批评”形成并峙、对比、映照，显示了独特的价值魅力和难以代替的作用。
总之，决不能因作家不是学者，其“散文批评”整体显得零碎，就忽略甚至无视其存在。我们应好好研究作家的“散文批评”，并探讨和发现其精神结构、文体特点、价值意义，特别是站在学院派角度观察其成败得失，这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工作。
二??作家的“散文批评”价值独特
虽不能将作家与学者的“散文批评”绝缘分开，因为二者之间还有作家兼学者、学者兼作家的两栖式类型，但以作家为主体身份有其独特性，这就带来与学者为主要身份的“散文批评”的明显差异。作家的“散文批评”因为“作家”的特性，也导致对于“散文”的理解的独特性。
首先是在时代感、前沿性、前瞻性方面，作家的“散文批评”总给人以先锋的敏感，这是学者的“散文批评”难以比拟的。纵观20世纪散文批评史，作家往往总是以其特殊的敏感站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为“散文”发声，希望散文能回应时代，发出自己的声响，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启蒙主义的倾向追求。早在五四时期，周作人面临散文多报章体、随感化、随笔式的状况，提出“美文”概念，希望散文从繁杂得包罗万象中分离出来，获得一种纯粹性。郁达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是散文批评的重要文献，具有里程碑作用，直到今天还少有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其间对于“个性”的强调是五四新文学整体上的概括总结，时代的特色异常鲜明。巴金的《随想录·序言》正处改革开放之初的百废待举，于是讲真话、真情实感成为散文随笔的主导倾向，可以说，这篇序文开辟了一个时代。贾平凹的《〈美文〉发刊辞》也是时代的鼓与呼，是在不满于当时散文现状而进行的理性自觉追求，作者写道：“我们倡导美的文章。为什么办的是散文月刊而不说散文说的是文章？我们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确实是不满意目前的散文状态，那种流行的，几乎渗透到许多人的显意识和潜意识中的对于散文的概念，范围是越来越狭小了，涵义是越来越苍白了，这如同对于月亮的形容，有银盘的，有玉灯的，有桔的一瓣，有夜之眼，有冷的美人，有朦胧的一团，最后形容到谁也不知道月亮为何物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形容也不要，月亮就是月亮。于是，还原到散文的原本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我们的杂志挤进来，企图在于一种鼓与呼的声音：鼓呼大散文的概念，鼓呼扫除浮艳之风，鼓呼弃除陈言旧套，鼓呼散文的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鼓呼真正的散文大家，鼓呼真正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散文。”⑤刘烨园的《新散文艺术札记》则提出“新艺术散文是相对于自古以来的艺术散文也是相对于‘大散文而言的”，这显然是要创出一种更具艺术气质、又能与时代相融的散文，所以作者说：“新艺术散文虽然还没有或由于时代的要求尚不可能形成弥漫的趋势。”“它不再仅仅是现实的阐述和‘轻骑兵，已经大量地进入了想象、虚构和组合;它不再‘完整、明晰，变得更主观更自我更灵魂更内在也更朦胧更支离破碎;它更重意象和内韵更多元更立体更质变更有挣脱感，不再水墨画油画小号长笛二胡柳琴萨克斯管，不再可以一一归类为游记哲理抒情描写叙事小品长赋笔记，甚至难以说清它到底该叫什么。因为它还在萌芽、生长，属于朝阳而非夕阳落山的艺术。”⑥显然，这是现代主义散文在新时期开风气之先所发出的灵魂的呐喊，希望改变长期以来散文过于单薄、稀释、平庸的局限，与余光中在20世纪60年代的倡导构成双音齐奏。韩小蕙、王剑冰等人一直敏锐跟踪散文发展新动向，韩小蕙写了《散文又面临转折关头》《散文大变革时代到来了？》，王剑冰写了《散文时代的进入与拓展》《时代散文的本质观念》《散文的时代特征》《新时代散文的三次革命》《散文时代的文化散文写作》《时代散文的生活情怀》《散文时代的先锋写作》《散文时代的主流方向》，还有《散文时代的女性作家》《散文时代的新生代作家》等等，可以说，作家的“散文批评”如同四季一样能敏感把握时代变化，并且与散文、文学、文化的创新紧密相连。
其次，有较强的问题意识，探索性、创新性、革命性，从而将“散文批评”带入一个更加自由奔放的场域。比较而言，学院式“散文批评”偏于学理性，所以往往在一些方面滞后于作家的“散文批评”，同时跟在现象后面阐释的特点比较明显，缺乏作家的“散文批评”的突破意识和创造激情，也少有其褒贬臧否、我行我素、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采。如林语堂的《论文》若在学院派笔下一定是概念、理论、逻辑的产物，给人做文法讲义也未可知。然而，在林语堂笔下则成为一种大胆放逸、激情奔放的创造性活动，其间的情思、奇妙、节律、言辞以及心绪都如天地变幻般展开，令人叹为观止。林语堂这样说：“文章何由而来，因人要说话也。然世上究有几许文章，那里有这许多话？是问也，即未知文学之命脉寄托于性灵。人称三才，与天地并列;天地万物，仪态万方。岂独人之性灵思感反千篇一律而不能变化乎？读生物学者知花瓣花萼之变化无穷，清新富丽，愈演愈奇，岂独人之性灵，处于万象之间，云霞呈幻，花鸟争妍，人情事理，变态万千，独无一句自我心中发出之话可说乎？风雨之夕，月明之夜，岂能无所感触，有感触便有话有文章。”在《个人笔调》一文中，林语堂写道：“实则作清新可喜之句，亦须有胆量。白话固已推翻文言之烂调。而白话文人，我看仍极不自由，每每欲以文饰其隔，以致有‘心弦的颤动、‘快乐的幸福等新烂调出现。毛病不在意中着想，只在文中着想，长此下去，必又回到干枯状态。今代文人之最大任务，在如何将现代语锻炼起来，使表现力增加，而欲如此，非自个人笔调中求之不可。”⑦如此论文，反映的是作家的“散文批评”文体意识和思维创新能力较強，是属于放任自流、无所顾及、切中时弊那一类。还有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这是一个更为大胆狂放的“散文批评”文本，作者这样评说：“我们生活于一个散文的世界，而且往往是二三流的散文。我们用二三流的散文谈天，用四五流的散文演说，复用七八流的散文训话。”⑧显然，余光中对20世纪60年代台湾的散文表示极大的不满。穆涛在《高度和深度》中，着意强调以下方面：“人是活精神的，散文要活起来也须出精神”，“没有力量的散文，剩下的只是概念罢了”，“散文要‘自己，要有自己的看法”，“正襟危坐和一筹莫展不是散文，至少不是好的散文，散文家行行好吧，让散文多生动一些”，“《美文》生来就重视散文的新视野、新写法和新作者”，“散文写作的方法要出新。但这新，不能只是翻新”，“文而不化不叫有文化”，等等，这些都是真知灼见，如老树开花，非一般学人的“散文批评”所能言。王剑冰的《正视才能发展——散文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不避散文之短，为散文创作把脉，如“直面社会与现实的作品相对减小”“大散文的泛滥”“真正的精短美文的缺失”“重复性写作的弊端”“散文创作中的理论色彩偏浓”“散文创作中的小说化倾向”“官员写作的不良后果”，都可谓切中时弊，如尖刀一样锋芒毕露。韩小蕙在《90年代散文的八个问题》中，“关于创造精神”谈得甚好，并表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革新和创造，散文仍然迈着老夫子的方步，花前月下，古道西风，充当茶余饭后的闲文;或者蓝天白云，红旗猎猎，成为紧跟形势，图解政治的传声筒，都不可能得到今天这种大繁荣、大发展的局面。”⑨由此可见，作家的“散文批评”显然要直接有力得多，也谈微言中、一语中的，不像许多学者的“散文批评”围着主题绕圈子，甚至不温不火、言不由衷、词不达意。
再次，作家有实践经验，也有较好的文学与美感训练，所以写出来的“散文批评”既脚踏实地、有针对性，又风格多样、美妙动人、摇曳生姿。时下的学院派“散文批评”往往缺乏文学性，难给人以美感享受，有的甚至被各种概念、理论缠绕，导致知识、思想、理论的膨胀和爆炸，有的不忍卒读以至于令人生厌。作家的“散文批评”整体而言没有此弊，颇值得一观。第一，不少作家的“散文批评”很有针对性，能点到散文创作的穴位，令人信服和惊喜。如对时下散文局限的批评，作家普遍认为，不论是篇幅上的枝蔓修长，还是过于随意的碎片化，抑或是虚情假意、故弄玄虚，都是值得注意的，所以要走崇“实”忌“虚”、重视锤炼、写精短的散文，这几成共识。在这方面，孙犁、臧克家颇有代表性。如孙犁表示：“我們常说，文章要感人肺腑，出自肺腑之言，才能感动别人的肺腑。言不由衷，读者自然会认为你是欺骗。读者和作者一样，都具备人的良知良能，不会是阿斗。你有几分真诚，读者就感受到几分真诚，丝毫作不得假。”“有些散文，其不足之处，可以归纳为：一、对所记事物，缺乏真实深刻感受，有时反故弄玄虚。二、情感迎合风尚，夸张虚伪。三、所用词藻，外表华丽，实多相互抄袭，已成陈词滥调。四、因以上种种，造成当前散文篇幅都很长，欲求古代之一千字上下的散文，几不可得。”⑩臧克家认为：散文“要有章法，注意集中表现，讲求结构，使散文‘不散。这个‘不散，就是不松松垮垮，要精美。不论写景色，写人物，写随笔，写书信，写事件……都应长短适度，不蔓不枝。”11其实，贾平凹、穆涛等强调散文的结构，特别是散文要注重细节，甚至认为散文的细节比小说等文体还要重要。穆涛在《短文是难得的》一文中说：“短文是难得的。话少的人金贵，一个人进了人群言语金贵，是敬人，也得人敬。”在《实与新》一文中又表示：“现在的新散文作家中有一种‘务虚的倾向，写农村，是记忆中的，或理性中的乡村;写城市，则写咖啡馆，茶座，或街道上有一个孤独的人等等。这是一种诗意，但也是一种回避，是美好的不着边际。”12所以，他强调散文的“实”与“新”。第二，作家的“散文批评”普遍充满感性、悟性、美好，是一些可欣赏愉悦的审美评论。周作人曾说：“只要表现自己而批评，并没有别的意思，那便也无妨碍，而且写得好时也可以成为一篇美文，别有一种价值。”13林语堂的“散文批评”文采斐然，可拿来当美文读;余光中的则充满诙谐的诗意，在动人的节奏和智慧的分析中，给人以才华横溢的感觉;贾平凹的如一块块晶莹的玉佩，在温润中尽显散文作家作品的魅力，像对孙犁、张爱玲等人的散文创作点评，就极其精彩，那是一种美感享受。值得注意的是，擅用比喻是作家的“散文批评”的共性特点，可见其美好质地。比如，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余光中将那些不满意的散文称为学者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等，并解释说：“花花公子的散文，毛病是太浓、太花;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后者的人数当然比前者少。这一类作者像有‘洁癖的老太婆。她们把自己的衣服洗了又洗，结果污秽当然向肥皂投降，可是衣服上的花纹，刺绣，连带着别针等等，也一股脑儿统统洗掉了。”“这种稀稀松松汤汤水水的散文，读了半天，既无奇句，又无新意，完全不能满足我们的美感，只能算是有声的呼吸罢了。”14贾平凹的“散文批评”多用比喻，精妙绝伦，有美感享受，可细读中玩味。如他在《读张爱玲》一文中写道：“女人的散文现在是极其的多，细细密密的碎步如戏台上的旦角。”“张的散文短可以不足几百字，长则万言，你难以揣度她的那些怪念头从哪儿来的，连续性的感觉不停地闪，组成了石片在水面一连串地漂过去，溅一连串的水花。”“张是一个俗女人的心性和口气，嘟嘟嘟地唠叨不已，又风趣，又刻薄，要离开又招听，是会说是非的女狐子。”15几句生动形象的比喻一下子就将张爱玲及其散文写活了。
作家的“散文批评”靠的主要是自己的创作实践、人生智慧以及古今中外已有的散文传统，所以没学院派那么多概念、逻辑推演、理论阐述，而是关注现实、有真情实感、创新性强，特别是充满文学性和审美趣味。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创作，一种基于散文问题、散文作家作品所进行的再创作活动，所以也就有了更多来自内心的思考，也有了具有个性化的独特见解和艺术表达。这是学者的“散文的批评”所缺乏也是难以做到的。
三??作家的“散文批评”也有短板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物。事实上，对同一事物的评价，如角度变了，其结果也会有所不同。作家的“散文批评”也是如此：它有学院派没有的长处，从而弥补了学者的“散文批评”过于理性、沉闷甚至乏味的不足。但是，作家毕竟不是做研究的，他们的“散文批评”也就不可能没有漏洞，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局限。
随意性过强，不够全面、系统、科学，这是作家的“散文批评”的第一个局限。作家谈散文，基本不站在研究角度进行，即使像郁达夫、余光中的长篇大论也是为了完成任务，表达一己感受，所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和《剪掉散文的辫子》完成后，也就没了下文。还有，韩小蕙、王剑冰、穆涛等人主要是基于编辑散文年选或刊物来评说散文，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孙犁、臧克家、贾平凹等多是点评式地谈论散文。这就带来不仅整体上作家的“散文评论”缺乏整体感、系统性和科学研究，就是具体作家的“散文评论”也多没有必然联系，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性，有的题目本身和具体内容多有重复，这就必然带来随意性、感想性和碎片化的特点。以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为例，当他说“现在，让我们来分析分析目前中国散文的诸态及其得失。我们不妨指出，目前中国的散文，可以分成下列的四型”，哪“四型”呢？作者认为是学者散文、花花公子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现代散文，其实，这种划分并不科学，过于随意和凭感觉而为，因为“四型”的划分并非依据同一标准，有些重叠和混乱。难道学者散文与现代散文可以分开吗？学者散文中也有“花花公子的散文”和“浣衣妇的散文”吧？同理，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包括学者散文，如果从合理性、科学性来看，余光中的“四型”划分是经不起推敲的。另如，1959年在冰心写的《关于散文》中有这样的开头：“散文是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但是，在1985年《我与散文》中，冰心也有类似的开头：“散文是我写作时最常用也最爱用的文学形式。”前后文的句子几乎一样。这样的高度重复重合虽相去二十多年，但也表明：冰心对散文的谈论是非常随便的，也没有科学的缜密思维。某种程度上说，作家的“散文批评”是经不住用严格的科学标尺进行衡量的。
缺乏学科研究背景和学理性基础，这是作家的“散文批评”的第二大局限。众所周知，学术研究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靠感觉、灵气和想象即可达成，而是要有坚实的前期研究成果作支撑，更要站在前人的肩头进行创新性推进和发展。没这一点，作家的“散文批评”就会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一方面，由于不少作家是有学术背景的，如鲁迅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周作人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林语堂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并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余光中写过评论也在大学教过书;然而，也应该看到，他们主要是作家，所走的路线主要是作家式的“散文批评”，这就决定了其“散文批评”的背景和特点。比如，林语堂除了语言学研究，还是《红楼梦》研究专家;但对于散文研究的成果却不多，这就难免带来其“散文评论”的外在化状态。同理，在研究贾平凹的“散文评论”时，我们发现它与周作人、余光中的关联性，然而，由于不是学者，贾平凹未能建起前后的因果联系，也未在继承与创新上谈及前后关联。比如，贾平凹在谈《美文》杂志的发刊词时，对“美文”虽有“大散文”的定义;但却只字未提周作人的“美文”，也未为二者架起桥梁，这就失去了历史性关联，难以区分他的“美文”与周作人有何异同，否则他自身的特色与价值就很难讲清楚。这与学术研究讲究继承与创新二者的关系大为不同。在此，可与学者的“散文评论”进行比较，以显示贾平凹的局限性。有学者曾认为，周作人提出“美文”这一概念是有贡献的，因为“把‘美文转化为记述类论文即叙事抒情散文的文体概念，在中国始于周作人”，因为原来的“美文”还“都泛指文学门类或文学属性”，还不是所特指的散文文体概念。不过，作者并未局限于此，而强调“美文”概念的提出不是始于周作人，而是日本的太田善男的《文学概论》，并表示“这对周作人的散文分类、归属和‘美文命名，应该是有直接影响的。”16两相比较，就可看出作家与学者的“散文批评”在学科意义上的明显差异。还有，贾平凹曾有一篇文章的题目是《散文就是散文》，但余光中在《剪掉散文的辫子》曾说过同样的话：“散文就是散文，谁都知道散文是什么，没有谁为它的定义烦心。”17在《美文》杂志发刊词中，贾平凹也直接用鲁迅的话“散文大可随便”。有趣的是，贾平凹都没加注，如是学者研究那就会违犯学术规范;然而，对于作家就没那么多顾忌和前提考量。这种情况在余光中的“散文评论”中也同样存在，如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中，余光中这样写“浣妇的散文”：“浣衣妇的散文，毛病却在太淡、太素”，“这些浣衣妇对于散文的要求，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她们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她们的散文洗得干干净净的，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18然而，林语堂1934年写的《论谈话》中却有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岸洗衣，头发微乱，一纽不扣，但反觉得可亲可爱。这就是西洋女子亵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和‘讲究的随便（studied?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须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19如果两者对读、并观，就会发现余光中与林语堂的接近、类同甚至灵活化用：二者都用“洗衣女”形容散文，都注重其“淡”与“素”，只是一个用“太淡、太素”，一个用“淡抹素服”。而且，余光中將林语堂对洗衣女（指代小品文）的欣赏，一变而成对于散文（指浣衣女的）批评和否定。从严格的学术规范看，这样的关联和化用是明显的，余光中应加以注释;但作家不会像学者那么做，说不准这一用法在林语堂那里也不一定是原创。但不管怎么说，作家的“散文评论”仍有明显的局限：缺乏学科研究的前提及其学术规范。有时，将作家和学者的“散文评论”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学者也有作家需要学习之处。这主要包括严密的逻辑、精约的表达、科学的规范、历史的眼光、惊人的耐心、求真的态度、创新的意识，等等。
作家的“散文批评”可能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却不能因此忽略甚至无视其存在价值。这就需要从学者的“散文批评”视角对之进行审视，也需要在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视角尤其是二者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还需要从文学、文化、思想与智慧的视野对之给予评估。一句话，要以更加广泛、细致、具体、深入的态度梳理和审视这一重要的宝贵资源，以补正长期以来较为单一的学院派“散文评论”，并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进一步完善、发展和提升其境界和品质。这对于整个散文批评、散文研究、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都不无价值。
注释：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
②吴周文：《五四散文传统的当代传承》，《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3期。
③⑤15贾平凹：《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7页，第279—281页，第319页。
④以王兆胜和陈剑晖为代表的学者型“散文批评”，2019年在《美文》杂志发表“散文观察”专栏文章，参与一起讨论的还有不少学者，他们是丁晓原、李震、何平、杨庆存、罗振亚、贺仲明、刘克敌、陈亚丽、周海波、汪卫东、吴周文、汪文顶、南帆、李林荣、李宗刚等，可将此与作家的“散文批评”比照而观，以显示作家的“散文批评”之特色和价值。
⑥刘烨园：《领地》，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⑦19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18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卷第153页、第18卷第372页，第18卷第3—4页。
⑧14余光中：《桥跨黄金城》，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页，第366、368页。
⑨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新散文十七年追踪》，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⑩孙犁：《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载《孙犁散文（中）》，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4页。
11臧克家：《我对散文的一些看法和作法》，载《臧克家散文》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95页。
12穆涛：《散文观察》，西安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219页。
13周作人：《文艺批评杂话》，载《周作人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1页。
15汪文顶：《周作人“美文”概念考释》，《美文》2019年第11期。
1718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载《余光中散文选集》第1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第366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264。）
责任编辑：周珉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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