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世琳

　　摘要：“重返八十年代”文学史课堂是一个敞开的空间，大家彼此坦诚地交流探讨文章的长短处，为论文的打磨进步群策群力，也相互学习研究路径与经验教训。本文选取的四篇论文，其价值或在于走出预设观念，重回复杂的历史语境打开浩然研究;或长于逻辑思辨，在胡风与柳青间看见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谱系内在传承;或去蔽式分析勾勒了新时期文学中“自我”的兴起、变异和发展;或有一种可贵的意识，偶然性与非理性使历史生发无数幽微而闪光的细节，梳理这些细节会对历史有更丰富的理解与感悟。也有不足，如对形式分析的倚重过了几分，或行文些许繁复拖沓，会出现另一种表达方式重复前言。也许每篇研究都只能抵达片面的深刻，即文学史的一个投影。但当多个投影重叠时，最接近文学史原貌的轮廓就会愈发清晰，重返八十年代。

　　关键词：文学史;八十年代;起源;阅读史;现实主义

　　大学的文学史课堂为同学们安排了受教者角色，在一个稍微长远的时间视野里，坐在台下的学生们其实也是客观冷静的旁观者。本笔记选择旁观者视角，观察台上老师和博士生们研究的路径、方法与不足。

　　一

　　邵部写过若干篇重新解读浩然的论文。他比较会找材料，一是从浩然年谱、家信中直接汲取，二是绕行别处找材料，比如与浩然交往很深的胡世宗那里。如此顺藤摸瓜需要本事，但处理不好也会被材料支配，失去研究者的主体性。

　　邵部提交的文章是《浩然如何被阅读——兼及七十年代阅读史研究》。作为一名90后博士生，邵部竟然对似乎被历史遗忘、且争议缠身的浩然感兴趣，起初确实令我们诧异。他以前写的几篇，已表明决心重新把浩然“变成问题”的勇力。这次他尝试用阅读史方法重新打开浩然研究。

　　文章首先分析浩然在七十年代受欢迎的原因。材料显示，为贯彻文学教育民众的出版意图，当时很热的“农村版”书籍深入到了中国城乡的各个角落。邵部指出：浩然作品之所以会大流行，是因为采取的是中央供版，地方租型和协作印刷的出版传播形式，通过中央出版社让渡部分版权的方式，实现了国家行政权力对印刷生产的调度。当然，除了“农村版”，浩然作品热还得益于“小说连播”这种传播形式。对此，邵部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解释和分析。例如，他认为在这种“作者”与“听众”的新型关系中，“连播”能还原生动的农村生活场景。听觉是被动的，人无法像关闭眼睛一样关闭耳朵，“每当耸立的公共高音喇叭响起时，不论听众意愿如何，都在客观上被纳入浩然作品的读者群中。这也使得浩然及其作品成为70年代家喻户晓的事物”①。但如果苛刻一点，邵部对浩然作品的“阅读接受”研究好像更依赖于形式分析，而缺乏对其背后历史内容的丰富呈现。尤其是，为什么七十年代读者被捆绑在“农村版”书籍和“小说连播”的传播渠道中，而无法自主地做出阅读选择和判断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刻分析。

　　邵部文章围绕着七十年代浩然作品热，对如何组织阅读行为的探析也很有意思。我对此的理解是，国家屏蔽了其它阅读行为，而只留下有利于宣传的传播渠道，才是形成教材型“组织阅读行为”的基本原因。比如，监禁中老干部伍修权阅读被严格审查，《资本论》都不能看，但独独放行了浩然作品，对应了组织对浩然作品的定位——政治教育，“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教育的形象化教材”②“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③。虽然读者的差异性阅读——个体阅读，与研究浩然作品热之间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邵部仍希望借此打开另一扇天窗。至少，不能让浩然研究总是停留在“受难/御用”这个分析框架里。阅读史理论认为，“历史环境变动不居，各色读者都有不同的规范和套路引导他们阅读，任何一个文本，没有任何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读者再造文本，从中抽绎出他们自己的意义，与作者、出版者的意图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④比如远离权力中心的普通少年，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遥不可及，可接触的读物中浩然作品是那个时代，那个年龄段最具文学性的读本。也就是说，虽然管理方更愿意在思想教育渠道传播文学作品，可老百姓也希望满足自己的日常文化需求，“政治读者或许瞩意阶级斗争的风云变幻，鹿死谁手，更多的读者，则依了自己的兴趣，注目于家长里短，民情风习，尤以男女情事最为上心。”⑤杨联芬也曾谈道：“建构（也即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任何个人经验，都具有不可重复的及平等的地位;只有充分的个人化叙述，才能充分呈现历史的真实与丰富性。在‘共时条件下，人们的个人经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愈是个人的，才愈具有普遍性。文学艺术如此，历史叙述亦复如此。”⑥为此，邵部举出莫言、贾平凹、曹文轩、路遥等作家最初阅读浩然作品的例子，说明当时差异性阅读现象，不仅在普通读者中，在这些后来成为作家的读者中依然存在。但作为“五四”时期就已登上文坛的著名作家，叶圣陶如此激赏《金光大道》，着实令人费解，有同学建议文中对此进行详细解释。然而论文提到了另一种语言形式现象。籍贯江苏的叶圣陶曾给浩然写信反映：“有些是我南方人不习惯不了解您所用的北方话。”⑦希望得到他的回答等。文章将差异性的个人阅读作为七十年代的内部视角，地下阅读之外的历史维度，以此重新缕析被政治判断简单化了的七十年代文学史。但行文中，个体阅读未与之前的教材型阅读有机结合起来，我们难以看到被预设的阅读与实际阅读两种往往分离的视角如何一起发挥作用，文章也未对比分析“文本外部决定阐释模式的个人因素和共同因素”⑧。如能加入读者阅读期待、倾向、识字情况、生活情况，也许能更细微深入地还原七十年代歷史环境，尤其补充一下农村版书籍、组织阅读受众的接受情况，包括接受中是否存在阻碍。另外建议研究者谨慎使用个体差异性阅读研究方法，避免读者反应论中的极端推理，尽管读者凭自己的认知对文本意义进行了独一无二的阐释，文本仍然给读者植入了一种思维骨架，因此文本的意义并非完全取决于读者，并非瞬息万变。有同学感觉到作者心里一直有一个对话的对象，即新时期相关解读的窄化，如果能将这个对象组织到材料的脉络里，文章会更成熟一些。作者想勾勒浩然作品在整个七十年代的阅读史，但七十年代是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可否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里受众反映如何？差异性阅读是否与读者处于不同时间段相关？为文中已有的差异性阅读分层加入历时性维度？畸形荒凉的“文革”文坛也有一个变化的阶段、过程。

　　二

　　王逸凡是刚入校门的一年级博士生。因为课堂论文的撰写过程太过紧张，经常供不应求，因此老师让他讲自己在中山大学完成的一篇研究论文。这篇文章的出彩之处，是用了一个一般人根本想不到的题目《胡风与柳青》，走的是一步险棋。因为此前，没有人会把这两人放在一起来谈。然而颇具挑战性的是，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人，经过作者细心的穿插组织，居然将“现实主義”如何走进当代这个问题深化了。

　　王逸凡的《胡风与柳青：“当代文学”的追求与线索》指出：胡风在1979年信中点了四位作家的名，声称要为曹雪芹、鲁迅、路翎与柳青冤案用去生命。依照胡风的理论性格，曹雪芹、鲁迅和路翎都还好说，可柳青也在此列中，就不好理解了。王逸凡文章材料叙及，胡风《怀念柳青兼评他的〈创业史〉》认为柳青逝世是文学史的遗憾，但未谈自己与柳青的交往与印象。胡风对《创业史》评价很高，认为是现实主义文学典范。论文认为《创业史》的现实主义特质是打动胡风的主要原因，但同学们有争议，十七年其它现实主义作品为何没有获得胡风如此高的赞许？《创业史》的现实主义特质具体在什么层面，何理由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希望文章进一步探讨。有意思的是，论文注意到《创业史》出版时，胡风还在狱中。他读到作品，却不了解产生这部长篇的时代环境，造成胡风对柳青的误读。但颇为神秘的是，因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遭难的胡风，为什么把他从路翎小说里发现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移植到了柳青的身上？也即是说，他的现实主义，与柳青的现实主义，不仅存在着一个四十年代与五六十年代的时间隔阂，而且它们产生的语境也明显不同，为什么胡风就这么认同《创业史》的历史叙述？为避免这种讨论的尴尬，也为证明二者之间的心有灵犀，王逸凡仔细整理了胡风日记。他发现柳青的出场，是在1949年。日记⑨第一次写到柳青是1949年2月13日“看《种谷记》（柳青）到一百六十多页”;2月24日提到“《种谷记》太琐碎了”;3月4日“阿英从大连带来书一包”，有《种谷记》;3月23日“看完柳青的《地雷》”。

　　王逸凡进一步发现，与胡风的平淡印象形成反差的是，胡风很早就是柳青所心仪的重要评论家。通过给《七月》投稿，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及精神，也传递到了这位年轻作家成长当中。抗战期间，柳青曾给杂志投稿，《七月》把他的《一个题材》刊载了出来。虽然无论对于《七月》还是柳青自己，《一个题材》都不算重要作品。然而有趣在于，《一个题材》收入短篇小说集时，它被柳青列于第一篇，并改名为《误会》。从文体形式来看，这部作品本来是一篇报告文学，却被作者收入小说集中。是因为他觉得在战争年代，报告文学也可以当作战斗的小说来看待。可依我看，事情并非这么简单。关键还是它的题目《一个题材》。我们知道，胡风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是，主张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因此，胡风如此看重路翎小说，与其说是因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不如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战斗的题材”。撇去别的因素不论，单看柳青的《创业史》，它关注、服务和投身的革命斗争的“题材”，应该是胡风最认可的地方，而并非作品写了什么。在材料不足的情况下，王逸凡文章以逻辑思辨能力出众，柳青在文学理念上实际与胡风多有互通，同时又在实践层面开拓出自身的独特性，当柳青最终走出一条胡风曾经期待而今欣赏的路时，不期然间展现了现代文学到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谱系内在传承。

　　王逸凡文章的重心，表面看是胡风与柳青的联系，不如说是在分析当代文学如何传承了现代文学的某种精神。余论名为“隐而不彰的背后”，认为革命文化的不断提纯与剥离异己导致胡柳关系被忽视，并提出从这种幽微而闪光的细节中理解当代文学。王逸凡坦言，材料不足是撰文过程中遇到的明显困难，有同学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为例，建议材料不足可用部分合理推断弥补。这篇论文以思辨见长，经过一系列精心组织与讨论，材料的分量似乎变轻了，一种清晰有力的逻辑思辨显现，使它并不逊色。

　　三

　　好论文的产出，是一个艰难也是较为漫长的过程。大家需要在撰写论文中历练，需要相互切磋，从相对成熟的论文中汲取所长。这是课堂拿出黄平和杨晓帆两位老师已发表论文宣读的原因。

　　首先宣读的是黄平“新时期文学起源”系列研究文章之一《“自我”的诞生——再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在人大读博时，黄平擅长批评性的文章，在华东师大任教多年后，转到以论带史方式。通过大量梳理新时期文学材料，包括过去人们很少用到的社会史材料，采取文史互证的方法，对新时期文学发生时的一些点，进行了深入开阔的研究。

　　论文通过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下文简称《爱》）、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三篇作品的细读，对新时期文学中“自我”的兴起、变异和发展，进行了去蔽式分析勾勒。文章第一部分借《爱》分析“自我”的特性，“自我”内在于心理结构，社会历史的书写无法直观呈现，反而文学可以同步描摹当时人们的理智与情感。文章以兴起为名，开篇却强调骆宾基之于张洁的重要意义，还有张洁文体与冰心的相似，都表明新时期的“自我”并非无源之水，有其潜在的社会文化背景。文章提到的一个细节很有趣，《爱》1978年获优秀短篇小说奖，名次居于卢新华《伤痕》之后，张承志《歌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之前，把同时空的当代文学史连了起来。张洁作品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面是社会史料，一面是社会精神自传，张洁自己将《爱》看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读后感，但李陀分析道，“在《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里，作家把对人物内心生活的表现上升为首位的、主导的东西，小说的其它艺术要素，都降为从属的东西。因此，小说表现和描绘的一切，都带有叙述者兼主人公之一的‘我的主观感情色彩;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画面、回忆、议论都不再是传统小说写法中的客观描写和叙述，而是‘我的内心生活的一部分。”⑩如果说《爱》用抽象的爱建构了自我的内在性，始终带有几分空洞、梦幻的抒情色彩，那么在《李顺大造屋》里具体的物质欲望填充了“自我”的内在空间，日常生活逻辑赋予新的“自我”以历史内容。在新时期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与李顺大形象，第一次在文学上呈现了这种将生活意义回置到日常生活的转变。《爱》厌弃身体，但《李顺大造屋》里主人公身体，即肉身的自我被赞美性地描写，如“李顺大二十八岁，粗黑的短发，黑红的脸膛，中长身体，背阔胸宽，俨然一座铁塔。”11健康身体成为个人奋斗的物质起点。在“自我”兴起过程中，爱成为关键性先导与拯救虚无的方式，但作者最后也觉察到最后的爱有一种凄怆感与虚无感。

　　引申出的虚无问题，课堂上讨论较多。时代的虚无笼罩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时时陷落虚无，时时反抗着虚无，有同学建议深入分析形成虚无感的历史原因。亦有同学担心，文章虽颇精彩，论述清晰到位，不过这种以论带史的研究路径，是否稍显强势，影响了叙述过程的周密圆润。

　　四

　　对听课研究生来说，杨晓帆老师的《历史重释与“新时期”起点的文学想象——重读〈哥德巴赫猜想〉》是另一篇比较成熟的学术论文。文章揭开了历史表象下真实而复杂的向度，文本创作的复杂性通过徐迟面临的两个难题呈现：如何处理报告对象陈景润白专负面形象，如何在中央未明确表态前政治正确地书写“文革”。杨晓帆发现，徐迟改造陈景润形象最重要的工具是病，并继承了十七年文学的疾病修辞。徐迟将病贯穿《哥德巴赫猜想》主人公生命各个时段，追究病因是过早觉察旧社会人吃人，徐迟显然重复了十七年革命文学中，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叙事模式，不无延安整风时期医学借喻的互文影响。解放前的病是为了铺陈旧社会的黑暗，十七年的身体疾病则是陈景润牺牲自我，勇攀科学高峰的佐证，这样的情节在十七年文学中比比皆是。

　　杨晓帆特别指出，徐迟虽然希望书写陈景润时有所突破，但仍需小心抑制歌颂新知识分子政策时，可能出现的对十七年、“文革”政策的否定，写到“文革”卡住了，写不下去时，徐迟向《马恩选集》中的《路易·巴拿马的雾月十八日》寻求指引，“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是从马克思的这部著作里领会来的。”13与官方话语一致，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写作的取材与叙述。徐迟因此有意略去陈景润在反右中被打成小白旗，调到大连化学所洗瓶子，把陳景润的冤屈完全后置到“文革”阶段，把患病的罪魁祸首明确指为“四人帮”。但据新史料记载与江青秘书杨银禄回忆，最早提出抢救陈景润的其实是江青。现无法确认徐迟写作《哥德巴赫猜想》时是否知道此事，是否为了批判“四人帮”刻意修改历史，但徐迟对“文革”陈景润的叙述确实是一个被规划的伤痕故事。

　　作者指出，如今的文学史普遍认为《哥德巴赫猜想》的意义在于科学春天实现了知识分子解放，却忽视了解放的限度。正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存在后一种阐释空间，才使它在当时获得官方话语的认可。在《人民日报》所代表的官方解读中，《哥德巴赫猜想》主角并非陈景润，而是解放知识分子的党。在历史将断而未断的特殊时期，徐迟的权衡提供了另一种体认历史的方式，另一种有关新时期起源的文学想象：新时期在“文革”十年中已然发生。人道主义思潮、知识青年人生规划、文艺界自律冲动，使《哥德巴赫猜想》在不同文化空间发生了读法偏移。每一个个体都可以调动不同资源解读《哥德巴赫猜想》，并悄然置换徐迟试图弥合的具有革命意志的主体。陈景润成为那个时代的偶像，八十年代出现大批民间科学爱好者，特别是读《哥德巴赫猜想》成为“哥迷”的人。当然陈景润事迹有其局限，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命运，隐伏后来的矛盾，由此接到当下的悖论与困境，可见论点的观照视野不可局限于过去的某段历史。从陈景润被塑造为时代偶像，会引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时代偶像的变迁，从中看出时代的精神流转与寄托。对照《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前后主流批评对陈景润价值的强调，会发现描述的侧重点变了，1978年评价陈景润技术革命还附着了十七年社会主义阶级政治要求，在新一轮学习陈景润组织活动中，科技的现代价值已无需革命话语检验。

　　笔者认为，现代文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相对成熟和高水平的学科，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古典文学化。但还是因为古典化太迟，留下太多遗憾。比如唐文标研究张爱玲时，张爱玲的编辑朋友苏青还活着，1982年才过世，如果有苏青的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张爱玲与上海文艺界究竟什么关系。陈子善研究的时候，张爱玲作品里常提起的姑姑张茂渊还在世。如有姑姑的回忆，我们就能知道张爱玲生平更重要的那一部分，特别是1949年至1952年，因为姑姑最清楚张爱玲怎么捱过这段特殊时期。张爱玲1995年去世，炎樱1997年去世，炎樱生前未留下任何深度访谈，张爱玲港大的求学生涯、去日本的浮花浪蕊都成了一团迷雾。这些重要人物在世时，研究者未能好好收集活材料致使生平研究出现大片空白，也就生生错过了，这是作品批评难以弥补的遗憾。现代文学史有过的遗憾，希望当代文学史不要再犯。

　　阎步克老师曾言，如果把历史比作物体，每位学者的研究都只能达到片面的深刻，即物体的一个投影。只有将多个投影重叠，才能得到最接近物体原貌的轮廓。希望我们这一代能怀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理想，留下还原文学史必不可少的一道投影，并让学术研究与生命体验产生连带感，承载我们自身的困境与曲折，思索人生的启示。

　　注释：

　　①邵部：《浩然如何被阅读——兼及七十年代阅读史研究》，未刊文。

　　②任犊：《必由之路——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第二部》，《人民日报》1974年12月26日。

　　③辛文彤：《阶级斗争教育的生动教材——〈金光大道〉从小说到银幕》，《人民日报》1976年2月28日。

　　④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90页。

　　⑤易光：《浩然：记忆与遗忘》，《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⑥杨联芬：《不一样的乡土情怀——兼论高晓声小说的“国民性”问题》，《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⑦浩然：《怀念叶圣陶》，载《泥土巢写作散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⑧[法]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阅读》，载[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8页。

　　⑨胡风：《胡风全集》第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李陀：《论“各式各样的小说”》，《十月》1982年第6期。

　　11高晓声：《李顺大造屋》，《新华月报》1979年第8期。

　　12吴俊，郭战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13徐迟：《关于报告文学问题的讲话》，《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