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帅

　　摘要：在新时期，韩少功重读鲁迅，清除“文革文学”的影响，从“伤痕”到“寻根”，在观念、思想、语言、细节等方面，受到《呐喊》和《彷徨》的直接影响。在1986年，韩少功阅读《野草》，从鲁迅“伟大的人格”中汲取反抗绝望的精神力量。在1990年代，韩少功将鲁迅作为“市场时代”的价值高标，虽然他从晚年鲁迅的文学转型获得启示，但是他的“海南时期”未能同鲁迅的“上海时期”进行深入对话，也未能达到鲁迅的“深刻”。

　　关键词：韩少功;鲁迅;阅读;影响

　　1981年，韩少功在小结自己的“伤痕小说”时说：“我在动笔时往往更多地想到庄重质朴的托尔斯泰和鲁迅，而不是奇诡凄迷的加缪、萨特、卡夫卡。”①韩少功的自述提供了线索，我们可以梳理出他的阅读书目，考察阅读和写作的关系，进而从“文学传统”的角度评价作家的承续和超越。本文讨论的问题是，韩少功如何阅读鲁迅以及他的写作在哪些方面、何种程度受到鲁迅的影响。

　　一??《呐喊》《彷徨》和“伤痕”

　　1967年，韩少功的家被对立的造反派抄了，“最可恶的是他们抄走了我的篮球和书——都是这一段我精心挑选私留的几十件精品。其中包括鲁迅、巴金、叶圣陶、高尔基、莫泊桑、海明威、托尔斯泰的小说，还有《革命烈士诗抄》和《红旗飘飘》文丛等红色读物。”②1968-1974年他在汨罗插队，只能阅读“马列文选、毛泽东文选，还有鲁迅一本薄薄的杂文，与梁实秋、林语堂笔战的那些，政治色彩比较浓。”③1960、70年代，韩少功对鲁迅的阅读极具时代特色，读到的是“革命家鲁迅”。

　　新时期的启蒙主义对鲁迅进行了“去政治化”的重新阐释，“革命家鲁迅”转变为“思想家鲁迅”。“‘新的人物就是先进人物吗？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也应该说是写了‘新的人物的，它们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作用，毫不低于《一件小事》。相反，《一件小事》倒似乎是被有些教科书捧得过高了。”④对“新的人物”的评价标准从革命年代的“阶级性”转换为启蒙时代的“人性”，弱化鲁迅小说“政治功利作用”的同时，突出了“艺术价值”。“写作《西望茅草地》之前，我有意地读了一些理论，有意地从理性高度去把握中国小生产者狭隘眼光的几个特征：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家长制等等。”⑤韩少功将“張种田”视为“小生产者”，将其精神弱点概括为“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家长制”，并且怀着“疗救者”的情感来塑造他，这是典型的鲁迅式话语。

　　相较于“思想”，韩少功对“语言”更敏感，他批评各种违反“生活真实”的语言现象，所举的例子正是鲁迅：

　　鲁迅先生就说过：“假如有一位精细的读者，请了我去，交给我一枝铅笔和一张纸，说道：‘您老的文章里，说过这山是崚嶒的，那山是巉岩的，那究竟是一幅什么样子呀？您不会画画儿也不要紧，就勾出一点轮廓给我看看吧。请、请、请……这时我就会腋下出汗，恨无底洞可钻。因为我实在连自己也不知道‘崚嶒和‘巉岩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形容词是从旧书上抄来的……”他又说：“我以为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我们或许能从鲁迅的教学中得到一点启发吧。⑥

　　所引出自鲁迅的《人生识字胡涂始》。1974年，韩少功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写作属于典型的“文革文学”。“拨乱反正”的意识形态和“接续五四”的启蒙主义给“伤痕文学”提供了反思历史的逻辑，但是修辞、形象、语言等文学问题需要作家自己去摸索。韩少功重读鲁迅是为了清理“文革文学”的影响，向“文学家鲁迅”学习“语言”：“鲁迅修改《阿Q正传》时，阿Q手里相对抽象的‘钱，就变成了相对具体化的‘银的和铜的（这个改动当然还有其他目的）。沈从文写《边城》时，连一些抽象的时间概念也不放过，总把它们化作相对具体的声、光、色来表现。”⑦他不断强调语言的“形象化”“具体化”“鲜明生动”和“个性化”，“在个性据说受到深重压抑的时代，鲁迅、老舍、沈从文、赵树理等，写出的人物一个是一个”。⑧根据语言的个性化，他将现代文学分为三种传统：外语，即翻译文学语言，以茅盾、巴金、郭沫若、曹禺、徐志摩等为代表;方言，以沈从文、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等为代表;文言，以鲁迅、钱钟书等为代表，“鲁迅是亦土亦洋，外来语和民间语兼而有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⑨

　　1993年的《那年的高墙》中有一个细节：“爷爷是瞎子，要抽烟的时候，总是这样朝家里有动静的地方发出呼唤。除此之外他很少说话。他经常穿着灰色长衫，坐在阶檐下晒太阳，听我们热热闹闹地过日子，眼皮间或微微扩张一下，显出他还是个活人。”⑩这明显模仿了鲁迅对祥林嫂的描写：“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11类似的描写多次出现，如1995年，“他蜷缩身子如一尊息翅的老雕，只有一双锐利的眼睛不时闪动，显出他还是一个活物”12;2002年，老木被打后，“只有一只独眼间或轮动一下，显示出还是个活人”13;2013年，马涛从水坝跳下，“只有两只眼睛偶尔翻一下，显示出那还是一个活物。”14此外还有“周围的人全都兴高采烈，后排的观众为了看清楚罪犯，还鹅一样把颈根升起来。”15这模仿的是《药》：“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16韩少功对鲁迅小说的细节多次无意识模仿，表明他对《呐喊》《彷徨》读得很深，他的“伤痕”小说，历史反思之深刻、艺术表现之传神，正得益于对鲁迅的阅读和学习。因此，在小说的思想、语言、细节等方面韩少功直接而深刻地受到鲁迅的影响。

　　二??《阿Q正传》和“寻根”

　　笔者曾对读过韩少功的《回声》和《阿Q正传》17，发现两篇小说有很多相似的细节，如在精神剖析方面，根满与阿Q都懒惰、贫穷、健忘，都处于“无名”状态，都通过欺侮弱者转移失败、在幻想中报复强者;在情节设置方面，两人都因调戏女性离开农村，又都从城市带回“革命”。但是，鲁迅刻画阿Q是为了“文化讽寓”，阿Q是一个国民性批判的“符号”，而韩少功塑造根满是为了“历史反思”，根满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典型”。《回声》展现了流氓无产者被组织进革命的具体过程及其对社会的破坏，韩少功对鲁迅的学习是有选择的。有意思的是，《回声》还讲述了一个三角恋故事，这种游离思想主题的“败笔”是学习沈从文的结果。经过细读和比较，笔者认为韩少功在塑造人物方面学习了《阿Q正传》，在刻画少女爱情心理方面学习了《边城》。更有意思的是《回声》的高潮：“原来两个大队之间的鸡公山形似公鸡。解放前，鸡头下的刘姓人连年收成不好，‘鸡尾下的周姓人还将就可以。有人说，是‘公鸡吃了刘姓的谷，粪屙到了周姓的田里。于是，刘姓人要炸‘鸡头，周姓人也不肯，双方打了一恶架，结下了冤仇。”18这不正是《爸爸爸》的情节吗？丙崽“无父有母”“长不大、死不了”象征了传统文化的停滞和延续，石仁象征了既无能守护传统、又无力进入现代的“新派废物”;石仁的社会地位、心理状态、行为经历与根满相似，当根满脱下“阶级”的海魂衫、穿上“文化”的皮鞋后就变成了石仁，当韩少功从历史反思转向民族寓言后，根满又变回了阿Q。韩少功用“寻根”理念重构了自己在汨罗的知青经验，将他熟悉的农民和知青变形、抽象为一个个文化符号。

　　但是，韩少功在1985年发表“寻根”宣言时并没有“想清楚”。在文学层面，他“用沈从文的方式来讲述鲁迅的故事，他这些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就必然要互相妨碍”19，《回声》就没能很好地融合鲁迅与沈从文;在思想层面，他也没能理清“寻根”和“启蒙”的关系，“韩少功把‘现代和‘寻根两件事都做拧了，做别扭了。”20韩少功对阿Q的阐释便折射出这种“别扭”。最初他依据“启蒙”将阿Q视为一种普遍的（抽象的）人性弱点，“要消除我们身边乃至我们自身所显露出来的阿Q、唐·吉诃德、卡列宁……这该是多么的艰难！”21到了“寻根”，他认为“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出了阿Q，就连坐庄子，对什么都觉得自惭形秽。”22在1990年代，他调和了“寻根”和“启蒙”的关系，在反思“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时，对鲁迅与胡适有所批评，“我以前特别不同意《阿Q正传》表现了中国国民性的说法。阿Q那种精神胜利法，或者其他蒙昧特点，美国就没有？英國就没有？不，你肯定也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阿Q式的人物。”23他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但并没有否定启蒙，反而强化了启蒙，“只要人还是人，还需要基本的生存权和尊严权，酷刑和饿毙在任何语境里也不会成为美事，鲁迅笔下的阿Q把挨打当胜利，也永远不会有合法性。”242000年以后，韩少功定居汨罗八景乡，开始半年湖南农村、半年海南城市的迁徙生活。新的农村生活经验强化了他对市场化、城市化的批判立场，他的情感也常常偏向农民，但他的思想和写作依然延续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承续着自阿Q以来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谱系，《赶马的老三》体现了对于国民性和民间生活新的认识和阐发。”25《阿Q正传》不仅直接影响了韩少功的“寻根”小说，而且鲁迅所象征的“启蒙传统”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野草》和“伟大的人格”

　　孔见、廖述务、武新军等研究者都提到韩少功在1982年产生了悲观情绪并在1986年陷入绝望，他开始阅读佛经，禅宗对他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当韩少功被问到是否受到鲁迅的影响时，他回答：“这可能有，我也说不准。但我非常喜欢鲁迅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关于生命形而上的分析看法，非常打动我。”26韩少功为何在1982-1986年陷入悲观、绝望？他为何喜欢鲁迅有关“生命形而上”的看法？他被哪些作品打动？韩少功在论述文学经典和读者数量的关系时举例：“鲁迅的《野草》，相对《呐喊》来说，恐怕也显得有点‘和寡。”27“鲁迅既有多数读者所喜爱的《阿Q正传》，也有仅少数读者能够欣赏品味的《野草》。”28韩少功阅读《野草》和他的现实处境有关。《月兰》虽然得到康濯、李季等人的支持，但还是遭到批判。1982年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湖南省总工会编辑《主人翁》，大学自由浪漫的幻想触碰到了单位现实僵化的积弊，他意识到改革的艰难。1986年，康濯传达贺敬之的讲话精神，严厉批评“寻根文学”，冯牧也曾当面规劝过他。于是，“一反‘自由化我就成了敏感人物之一，就有明枪暗箭夹枪带棒的事情。”29从“伤痕”到“寻根”，韩少功一方面在文坛声名鹊起、仕途步步高升，但另一方面却深陷单位人事的纠纷、亲属病逝的折磨和“寻根文学”的失败，世俗的成功和内心的绝望严重错位。一些“寻根小说”折射出他那时的心境，如写于“一九八六年一月”的《女女女》，“我正被一场改革官司弄得孤家寡人疲惫不堪”30;如写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的《火宅》，“动机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虽然采取离奇、荒诞的方式”，但“所有的故事在现实中都有所依据”31。“火宅”乃佛教用语，直接出现在《野草·死火》里，而《野草·题辞》中的“地火”亦是，鲁迅对佛经的阅读是极深的。在《火宅》中，为了保护孩子，Z市成立了“语言管理局”，随着单位的膨胀，干部越来越多，群众只剩下一个，干部们争先恐后地向群众T汇报工作、阿谀奉承。小说还戏仿了当时各种空洞的语言现象，从街头标语、单位语言到三流小说、学术会议。初刊版的结尾是，“语言管理总局”失火，单位大楼连同保存的大量档案（废话）都被烧成灰烬。2007年，韩少功不仅把题目改成《暂行条例》，还修改了结尾：“语言管理总局”并没有被“火宅”烧毁，而是通过“暂行条例”维持下去。小说的修改折射出他思想的变化，在1980年代，他幻想改革能迅速扫除社会的积弊，但自己却陷入保守的氛围和单位的桎梏，他就像鲁迅笔下的“猛士”突入“无物之阵”，虽有“投枪”，但不知刺向何方。他无力改变自己的现实困境和精神绝望，只能以象征的方式——用“火宅”彻底烧毁“单位”——来补偿自己的改革期望。在九十年代，他深知社会改革的艰难性、长期性，需要面对无数的“暂行条例”，于是他选择像鲁迅一样做“韧性的战斗”。

　　1986年，绝望的韩少功遇见了幻灭的鲁迅，相似的生命体验让他更深刻地理解、认同鲁迅。他渐渐“不谈文学”，想起“鲁迅先生说过，有时沉默比开口更好。沉默时我充实，开口时我却感到空虚”32，这句话出自《野草·题辞》;他谈“看透与宽容”，“我想起了鲁迅，他知世故而不用世故，有傲骨而无傲气，常常知其不可而为之，只缘了‘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只缘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勇士，使他不惮于前驱”33，这两句引自《呐喊·自序》;“鲁迅先生的这种心境是一种很矛盾、很痛苦又很伟大的心境。他看透了许多事情，有时装糊涂，有些事情看起来没有意思，可他还是去办。”34韩少功体味鲁迅心灵的“矛盾”“痛苦”和“绝望”，敬佩先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我有一个很顽固的认识，就是说，一种伟大的艺术必定是一种伟大的人格的表现。”35韩少功对鲁迅的阅读和学习，从“文学家鲁迅”“思想家鲁迅”升华为“知识分子鲁迅”，鲁迅内化为他的精神气质，“获得以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使我想起了先生当年的孤独、沉痛以及决绝。作为一名后来人，我愿在立国、立人、立心的文明薪传中奉献微力，哪怕最终成为可笑的吊客或失败的小卒。”36因此，在1986年陷入绝望之际，“禅的智慧”只能平衡他的心物，而鲁迅“伟大的人格”才给予他反抗绝望的精神力量。从“伤痕”到“寻根”，鲁迅与沈从文是韩少功最重要的文学资源，他最终选择了“深刻”的鲁迅，而非“优雅”37的沈从文，这种选择对他1990年代的文学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1990年代的价值高标

　　1987年，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消息不胫而走，社会的改革为韩少功摆脱精神的绝望提供了历史的契机。1988年，已35岁的韩少功破釜沉舟、辞去公职、变卖家产、携妻带女，在2月17日大年初一登上火车，“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生活。由于长期作为“国防前哨”，海南的社会发展比较滞后;又因为特区建设的吸引，一时间几十万人涌入，繁荣而混乱。韩少功克服了物质的贫乏、生活的艰辛，获得了精神的自由，他利用特区开放的环境实践自己的乌托邦。“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锅饭，自己谋生存，办刊物，办报纸，办函授学院和排版公司，卷入了很多经济事务，人财物、产供销，事事都得操心。这对我个人经验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我对金钱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具体和直接。”38韩少功根据1960、7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验和1980年代的资本主义想象，想要創造一种结合两者优点（公平和效率）、又摒弃两者缺点（“大锅饭”和贫富分化）的“完美的制度”，这体现在他所制订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39《海南纪实》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平均每期销量超过一百万册，韩少功展现了极强的实干能力，他的乌托邦正在变为现实。但是1980年代突然终结，《海南纪实》被迫停刊，留下了两百多万资产，在分配方案上韩少功与某些同人发生了严重分歧，蒋子丹描绘了这些人的“蜕变”：“一些人首先言之凿凿地赞同（杂志社一无所有，只有无数设想与无穷热情的时候），继而被这些人闪烁其词地怀疑（杂志的声誉鹊起，发行量大得令人始料不及的时期），最后被同一些人愤怒地指责为乌托邦式的大锅饭宣言（杂志社动产与不动产已经很可观，有可能让一部分人率先暴富的时期）。”40最后，韩少功得到大部分人的支持，严格履行公约，给每人预付了三年工资，把杂志社所有资产上缴海南作协。在闷热的夏夜，曾经的挚友摔门而出，“我突然对资本主义有了体会，以前觉得很美好的资本主义，第一次让我感到寒气逼人。”41这次创伤性经历直接决定了韩少功在1990年代的思想立场和文学活动。他感觉遭到了“朋友的背叛”和“民众的出卖”，当“同行者纷纷慌不择路”的时候，他决心召唤“遥远山乡的一盏油灯”42所象征的1960年代的革命理想。韩少功与挚友的决裂折射出时代观念的转变，1990年代的资本逻辑迅速瓦解了1960年代的革命理想和1980年代的启蒙理想。从湖南到海南，空间的位移反映了历史的变迁，韩少功的个人经历生动地展现了1980年代向1990年代转变的历史过程，而他1990年代的文学活动有一个明确的思想框架，即把社会主义“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进行对照、互鉴。

　　鲁迅是“温和的尼采”，《野草》受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影响，韩少功经由鲁迅读懂了尼采，并且找到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资源，1993年的《夜行者梦语》标志着他完成了知识更新和写作高潮的开始。他还从鲁迅的文学转型获得启示，“张承志还对我说过：小说是一种堕落的形式。我不知道当年鲁迅是不是有过这种感想，因为鲁迅除了早期写一点小说，后期作品也多是散文。”43他猜想，鲁迅从北平到上海，可能正是目睹了上海的畸形繁荣以及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种种怪现状，才会放弃写小说，以杂文为“匕首”和“投枪”进行战斗。于是，韩少功强化文体的功能性、打破文体的限制，随笔偏向思想性，小说偏向实验性。因为他要在“后革命”时代重建“为人民”的价值导向，所以他重新恢复了“革命家鲁迅”的形象：“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给穷人（托尔斯泰），或者尝试着描写车夫、奶妈、佃农一类颇为生疏的形象（鲁迅）。”44“鲁迅家境衰败，当然更容易与保姆、长工、农家孩子、人力车夫、穷教书匠一等下等人打成一片，在字里行间留下挥之不去的沉重。”45韩少功将鲁迅视为市场经济时代的价值高标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从湖南到海南，从“革命”到“市场”，韩少功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强烈的社会意识催促他及时回应、表现变动中的社会现实，而鲁迅在“呐喊”之前有过长达十年的生命沉潜。他强调作家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写作之外，积极从事编辑、翻译，组织社会活动，而且《海南纪实》的“新闻”编辑对他的“文学”写作产生了影响。他笔下的鲁迅生动、具体，而他的小说人物却越来越符号化、碎片化，形象性和思想性脱节了。韩少功从晚年鲁迅的文学转型获得了启示，可惜的是他的“海南时期”没能同鲁迅的“上海时期”进行深入对话，他1990年代的写作长于思想的敏感、超前，但未能达到鲁迅的“深刻”。

　　注释：

　　①④韩少：《学步回顾》《月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第269页。

　　②韩少功：《漫长的假期》，《钟山》2008年第6期。

　　③31韩少功：《鸟的传人》，载《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第115页。

　　⑤韩少功：《文学创作中的“二律背反”》，《上海文学》1982年第11期。

　　⑥⑦韩少功：《克服小说语言中的“学生腔”》，《北方文学》1983年第1期。

　　⑧韩少功：《写作三题·个性》，载《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6页。

　　⑨韩少功：《现代汉语再认识》，《天涯》2005年第2期。

　　⑩韩少功：《那年的高墙》，载《人在江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11鲁迅：《祝福》，载《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12韩少功：《山上的声音》，载《报告政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345韩少功：《暗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5页，第366页。

　　14韩少功：《日夜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6页。

　　15韩少功：《红苹果例外》，载《报告政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6鲁迅：《药》，载《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4页。

　　17详细的文本分析请参见笔者的拙文《对读〈回声〉与〈阿Q正传〉——兼论韩少功对鲁迅、沈从文的择取》，待刊。

　　18韩少功：《回声》，《小说季刊》1980年第2期。

　　19王晓明：《不相信的和不愿相信的——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20程光炜：《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21韩少功：《面对空阔而神秘的世界》，《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3期。

　　22韩少功：《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钟山》1987年第5期。

　　23韩少功：《文学：梦游与苏醒》，载《大题小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24韩少功：《重说道德》，《天涯》2010年第6期。

　　2536武新军、王松峰：《韩少功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9页，第215页。

　　26韩少功、闻树国：《人的逃避》，《小说家》1993年第3期。

　　27韩少功：《从创作论到认识方法》，《上海文学》1983年第8期。

　　28韩少功：《文学创作中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求索》1984年第6期。

　　29384143韩少功：《大题小作——韩少功、王尧对话录》，载《大题小作》，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3页，第191页，第192页，第278页。

　　30韩少功：《女女女》，《上海文学》1986年第5期。

　　32韩少功：《不谈文学——访美手记〈彼岸〉之六》，《钟山》1988年第2期。

　　33韩少功：《看透与宽容》，载《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435韩少功、林伟平：《访作家韩少功——文学和人格》，《上海文学》1986年第11期。

　　37韩少功：《道的无名与专名》，载《在后台的后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页。

　　39《公约》的具体内容请参见杨康敏的《海南某杂志社公约（1988）》，《天涯》1998年第3期。

　　40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42韩少功：《海念》，《绿洲》1994年第4期。

　　44韩少功：《哪一种大众》，《读书》1997年第2期。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河北师范大学2017年度人文社会科学校内科研基金项目“从‘伤痕到‘寻根——韩少功八十年代写作探考”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2017B03）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