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忠

　　摘要：抗战时期七月派立足救亡图存的现实语境，在深入理解和充分吸纳文艺人民性一般要求和共识原则的基础上，对文艺人民性作了具体化、现实化的理论思考，形成了共通性和具体性兼具的文艺人民性思想。人民观和关于人民性话语立场、人民性题材对象、人民性意图动机、人民性策略技艺等的看法、观点，是七月派文艺人民性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七月派;抗战时期;文艺人民性

　　文艺人民性“核心所在是如何表现人民的形象，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给他们以什么历史地位，使创作出的作品与他们发生怎样的关系，等等，即作品的社会倾向上有多大程度是人民的”。①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文艺人民性思想居于核心地位，引导、规约着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文艺理论建设。文艺人民性思想即阐释、论证、理解文艺人民性的观念、意识，一方面体现为对文艺人民性的基本原理、普遍规律、共性原则的见解主张，另一方面反映为对特定语境下文艺人民性的特征要义、存在形态、实现方略的观念意识。七月派是20世纪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重要文学流派。置身民族解放时代境遇中，七月派与人民一道迎接灾难、承受痛苦，也一道坚强抗争、不屈战斗，使其创作彰显出浓郁人民性;与此同时，在顺应文艺人民性一般要求和共识原则的基础上，七月派立足救亡图存、民主运动的现实语境，对文艺人民性作了具体化、现实化的理论思考、把握，形成了共通性和具体性兼具的文艺人民性思想。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思想，主要涵纳人民观和关于人民性话语立场、人民性题材对象、人民性意图动机、人民性策略技艺等的看法、观点。

　　一? 人民观

　　人民观，指的是对人民的认识、观念，即对人民是谁、人民在哪里、人民在干什么、人民怎么样等的回答和阐释。人民观是文艺人民性思想的逻辑基础和前提。不管在什么历史语境中，文艺人民性思想首先就体现在人民观上。“‘人民及‘人民性并不是词义上自明的概念，也不是自然客观的社会存在，需要不断地提炼、重构、重塑与‘再生产，才能让其‘获得新生（ 杜赞奇） ，以参与到文学、历史与现实的实践中。”②诚如李祖德所指，人民并非定于一尊的自然体而是随境而变的建构体。这样，作为着眼社会文化条件建构而成的主观性存在，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包括人民所指在内的人民观是不同的。抗战时期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思想同样建基于其人民观，而这一人民观立足并形成于抗战时期苦难深重、动荡飘摇的社会文化现实和民族独立、社会解放的时代主题。

　　首先，七月派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处于存亡续绝的特殊境遇中的人民的指认作为经营文艺人民性思想的起点和基础。人民并不抽象、空洞，而是具体、实在的感性客体，是七月派的基本立场。胡风明确指出：“人民，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感性的存在。”③对于人民的具体所指，七月派从“把握人民作为历史范畴的广大性和革命性的特征”④来指认人民。一方面，七月派以“广大性”为依据将人民确立为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大众、民众、工农群众。另一方面，七月派以“革命性”为标识将人民确定为遭受苦难、投身斗争、参加革命的大众、民众、工农群众。抗战时期人民的苦难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来自反动政权的迫害，来自“漂浮在人民的海洋之上”“栖息在人民的海洋之中”的“旧势力”的“疯狂行动”⑤，也来自旧习惯和旧意识的影响。当然，除了有着革命可能性的受苦受难民众，人民主要还指觉醒了的、前进着的与历史要求保持一致的革命群众，他们战斗在抵御外侮的战场上、斗争在民主运动的堡垒里。

　　其次，七月派对抗战语境中人民的性状特征（人民怎样）加以了界说、辨识。第一，人民不仅是社会生活的主体，而且代表着歷史发展的方向、反映着历史的要求。舒芜认为“所谓历史要求……其实就是一般人民的生活要求，尤其是先进的觉醒了的人民的生活要求”⑥“历史的动向，决定于人民”⑦;胡风指出人民“底生活欲求或生活斗争，显然体现着历史的要求”⑧。第二，人民有着急切的革命需要，蕴蓄着抗争和战斗的强大意志和力量。余林强调人民具有足以成为“革命斗争和革命领导底基础”的“原始的强力”⑨。第三，人民是现实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中的主体，人民是英雄。阿垅指出：“只有人民才是政治生活底主流。”⑩胡风认为，“广大的人民，苦难底承受者们，向理想顶礼，向斗争跃进”。11舒芜也明确指出：“在中国，英雄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能在清明的沉默中决定实际的步骤的。”12与此同时，七月派也辩证、客观地揭示了人民拘囿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所具有的缺陷和不足。对于人民的缺陷，胡风将其归结为“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13，即余林所说的“人民里面的旧习惯和旧情绪，旧道德点和旧人生观”14。

　　另外，七月派对人民与作家、诗人的关系进行了比较。首先，七月派看重后者对前者的引导、批评，比如胡风就曾要求作家、诗人不要被人民“感性存在的海洋所淹没”，而要有“和他们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15。其次，七月派也强调了作家、诗人与人民的一致。一方面，在民族解放的历史境遇里，两者不仅有着同样的革命欲求、意志，而且都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现实战斗。正如余林所述，作家“在社会斗争底血汁哺育下成长”“承担着我们时代底庄严的历史要求”“随时随地要求战斗和实践战斗”16。另一方面，作家、诗人与人民大众一样，也因袭着历史重负、承受着精神奴役的创伤。“这创伤……也在我们底作家、知识份子的身上”，因而作家、诗人“底批判人民身上的奴役的创伤这一行动就不能不同时也就是痛烈的自我斗争”17。

　　七月派人民观建基于“广大性”和“革命性”这一原则前提，并有效吸纳民族主义、人道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前人建构人民观的理论基础，因而保证了其人民观的理论有效性和历史连续性。七月派在指认人民时依据的民族主义，是捍卫民族独立、抵抗外敌入侵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这一层面的人民就是“中华儿女”（胡风语）;人道主义是对遭受日本践踏、反动统治压榨的人民大众的苦难的同情、悲悯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的是认可人民群众是抗日战争、民主运动的主体力量、决定因素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七月派察觉到了人民苦难的生存现实，也由此认识到了人民的革命欲求、意志、强力，更察觉到了人民在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中的地位、价值。七月派对人民性状的这一认知，显然没有脱离抗战时期的历史要求和使命。在看到人民的“原始强力”的同时，七月派继承“五四”启蒙精神和国民性批判理念，深刻、客观地指出人民所具有的“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七月派的用心，自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使人民以健全、良性的精神姿态投入抗日救国、民主斗争的革命阵营。

　　二? 人民性话语立场的思想

　　文学艺术的话语立场，指的是文学艺术为谁发声、为谁说话的问题。有着人民性话语立场的文学艺术，必然是站在人民角度、秉持人民观点和维护人民利益、服务人民吁求的。七月派关于文艺人民性话语立场的论述、阐释，是七月派文艺人民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文艺为人民书写、立言，文艺服务人民、代表人民的利益;拥具人民视角、站在人民位置观察、认知并处理、反映社会人生;热爱、认同、接受人民。

　　七月派旗帜鲜明地主张文艺为人民书写、文艺服务人民，也指出了抗战时期七月派文艺服务人民、为人民书写的具体要求。文艺属于人民，而且为了人民，文艺和人民本来就具有着花卉和土壤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离的。在阿垅看来，文艺“必须是时代底发言人，和预言人”18。文艺服务的是现实、当下的人民，服务的是人民正在从事的事业、行进的道路。抗战时期七月派提倡把文艺活动献给神圣的战争，“应着反抗封建主义的奴役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的人民大众底民主要求而出现”19。

　　只有操持人民的视角和观念，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性写作。方然指出：“不是真正的人民观点与斗争情绪，就不可能有新鲜的感觉力与活泼的思想力来洞察与反映现实底真实。”20而要获具人民的视角和观念，唯一的选择就是与人民融为一体，即“战斗，是与生命在一起;生命，是与人民在一起”21。无论站在人民的位置还是采纳人民的视角，最终都是为了拥有人民的思想、感情、灵魂，为了将人民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其他精神世界内化进文艺工作者的生命。正是在此意义上，七月派认为，文艺的人民性立场应该落实为“拿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做准绳，人民之所是是之，人民之所非非之，人民之所好好之，人民之所恶恶之”22。

　　在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思想中，人民性立场的首要条件、前提保证就是热爱、认同、接受人民。“作者在这里用最纯真的语言倾诉了对于祖国，对于人民的爱，对于祖国的解放的希望。”23七月派是这样评价七月派代表诗人艾青的，也是这样要求七月派文学艺术工作者和理论家的。对人民的热爱，是具体、现实的，随人民处境、际遇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情感指向。针对当时人民大众身处侵略、压迫的困苦处境，七月派将同情、悲悯确立为了主要的情感内容，即胡风所说的“同情那些在黑暗社会中受迫害的人们”24。只有接受、认同人民才会热爱人民。尽管七月派承认人民大众中间存有“几千年奴役的创伤”，但是他们是以承认人民大众的“原始底强力”和革命的欲求为先决条件的。这就是七月派所主张的“尽量使大眾接受，尽量接受大众，是文学的当然任务”25。

　　抗战时期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立场，与此前和此后的文艺人民性立场有相似之处，更有不同之处。它有着民族立场、人道立场、进步立场、革命立场的意涵，但不是仅有其中的某一种而是把它们综合成了一体;同时，它与社会形势、时代主题紧密捆绑在一起，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特别要指出的是，它与等同于阶级性立场的人民性立场，有着重大不同。

　　三? 人民性题材对象的思想

　　文艺话语的人民性立场动机、策略技艺与思想内容、艺术品格，必须通过选择、处理和运作文艺作品的题材内容达成。七月派文学创作的人民性，反映在题材对象的人民性上;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思想，也包括人民性题材对象的思想。题材对象的人民性，着重指的是文艺作品要书写人民的生活以及人民关心的生活，这生活既指外在物质生活，也指包括思想、情感、向往、意志、趣味在内的内在精神生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人民生活，抗战时期七月派人民性题材对象的思想，主要论述、传达的便是以战争为时代主题的现实境遇中，人民性文艺的题材对象的原则要求和实现方式。

　　七月派认定的题材对象是“人民大众生活”。人民生活是一个笼统的范畴，它涵盖人民所拥有的各个层面的生活，如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等等。当出现事关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也与每个人的旦夕祸福休戚相关的政治事件时，文学艺术的书写对象必须围绕时代核心主题和社会重大使命划定的人民生活，即胡风所说的“人民大众生活的最紧张处”“人民大众生活的最切实处”。在中华民族正值存亡续绝、盛衰兴亡的抗战时期，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作为时代主题和社会使命关系到、影响着每一个人民。因此，七月派认为在祖国的广大的苦难的原野上，血的战斗和艰苦的人民大众生活提供着无比丰富的悲壮而惨痛的画幅与题材，文学应该从人民大众的苦难的生活的底层、从血的战斗的内部着眼，写下有着光明与黑暗面的、战争与革命的大时代的现实生活。

　　对于社会生活，文艺创作的视线，不仅要扫描外在的物质生活，更要对准内在的精神生活。一方面，七月派主张要书写弥漫于社会、民众中的整体性的民族情绪、社会思潮：“人民底情绪开了花，感觉最灵敏的诗人又怎能够不经验到情不自禁的、一触即鸣的心理状态呢”“诗人底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的发酵，诗底情绪的花是人民底情绪的花，得循着社会的或历史的气候”26。另一方面，七月派要求捕捉人民或者在苦难生存中或者在坚强抗争中的精神心灵事实。田间认为文学要“画出他们底挣扎的愿望的痕迹”27，胡风评价田间诗歌时认为文艺要“充溢”“战争底与人民（主要是农民）底‘感觉，意象，场景底色彩和情绪底跳动”28。

　　七月派强调题材对象的现实主义品格。首先，强调题材对象的客观真实性。七月派反对改造人民生活、虚构人民生活，而将人民遭受侵略、压迫的生活和奋起挣扎、反抗的生活进行逼真、如实表现。第二，强调题材对象的现实针对性。七月派主张重点选择、运作关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人民现实生活。七月派反对泛泛地、流水账式地记录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战斗生活，而是倡导以“唤醒”人民的主题为统领对生活加以提炼、集中，从而做到题材对象的典型性。七月派强调为了“提高人民的情绪和认识”而将创作笔触伸向人民的精神心灵，使人民的情绪、思想、意识成为题材对象的重要构成。

　　四? 人民性意图动机的思想

　　对应于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特点，文艺创作的动机意图分为思想意义的动机意图和审美意义的动机意图。文艺为人民的动机意图，一是为了人民的思想认识，一是为了人民的审美愉悦，反映在文本上，前者落实在文本的人民性思想主题上，后者则落实在文本的艺术特征上。七月派关于文艺创作人民性意图动机的思想，既有关于鼓舞、激励、召唤人民和启发、提高、教育人民的现实功利的，也有关于作品为实现现实功利动机而确定思想主题的，还有关于文艺创作的审美动机的。

　　对文学艺术的功利性与无功利性的要求，在不同政治时代和社会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侧重。七月派高度重视文学艺术现实政治层面的功利性动机、意图，强调文学艺术要丰富人民的政治斗争，汇合人民的政治斗争。抗战爆发，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非常时刻、社会处于崩溃瓦解的紧要关头，救国救民成为各条战线、各个阶层首当其冲的功利性任务。抗战时期文学艺术的政治功利指向具体、明确：“应该再把中国和它底人民推向这神圣底民族革命战争的疆场，更进一步，更进一步。”29

　　抗战时期，文学艺术的核心主旨和根本意图落实为在文化观念、思想意识上启发、提高、教育人民，动员、召唤人民投身反抗侵略的政治革命中。七月派对于非常时代文学艺术的价值功能直言不讳：“使他们（民众——引者注）能够有力量起来参加抗战。”30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七月派认为是给予人民以精神力量，而文学艺术给予人民以精神力量的方式、渠道是把“人民带到学习里面来”“启发民众底认识，提高民众底情绪”31。

　　没有人民的浴血奋战、英勇献身，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就不可能完成。文艺创作者没有理由不把彰显人民的英勇形象、讴歌人民的英雄业绩和赞美人民的战斗精神，作为义不容辞的动机意图。为此，七月派呼吁“要歌颂卑污的，黑暗的，受奴役的，不自由的中国和它底人民底奋起”32。在七月派看来，歌颂、赞美人民的战斗，在于“发掘”“人民底潜在力量”和“发扬”“人民底解放愿望”33，从而推动人民所投身的革命事业。

　　出于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性书写立场，一方面，七月派认为文学艺术要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控诉毒害人民大众的封建主义等。这不仅能打击、控诉反动势力，而且能使人民认识其反动事实、加深对其的仇恨，从而投入战斗、反抗的革命事业。另一方面，基于对“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七月派对于人民大众的“几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有着清醒了解，并坚执“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意图加以斗争、批判。胡风要求“得有和他们（人民——引者注）底生活内容搏斗的批判的力量”34。不过，既然是为人民的文艺，“黑暗固然还是要暴露的，但应该抱着善意，希望和鼓励的心啊！”35

　　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形式，文学艺术有其独立、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本体构成、本位特征和相应的价值功能。即便在抗战时期，七月派在重點把握文学艺术的现实政治功能时，也注意到了文学艺术的文化教育功能。胡风指出，“民众一天一天地增高了了解现实的欲望，要求着文化生活”36，文学艺术应该对满足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起到重要作用。绀弩“要提高大众文化水准，决不应降低已经达到的水准去迁就落后的读者”37强调的是，对于人民大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事实，文学艺术应致力于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对于文学艺术应该具备的功能，七月派在将服务抗战等现实政治功能划定为主要功能时并没有完全忽略审美功能。鹿地亘指出，“就大众方面看，他们有初步的艺术的欲求”，因此，文学艺术就有“必要”和“可能”“满足这个欲求”38。

　　将文学艺术的总动机、总意图确立为服务、配合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总主题、总要求，是七月派着眼于抗战时期的社会文化形势作出的必然选择。七月派将服务、配合救国救民的历史主题落实为歌颂、赞美人民和启发、提高人民两个举措，符合抗日战争中的人民的实际情况，强力捍卫了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品质。相比于只能赞美、歌颂的人民的“光明”的观念，七月派的文艺人民性动机意图思想，显然更忠实于人民实情，也更有利于人民事业;而相比于一味暴露、展示人民的“黑暗”的看法，七月派文艺人民性思想更符合鼓舞、激励人民投身现实政治革命和斗争的客观需要。难能可贵的是，在战火纷飞、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七月派并没有忽略文学艺术的艺术特征、审美价值，坚执经由艺术性达成文学艺术的政治功利层面的人民性的意图。

　　五? 人民性策略技艺的思想

　　文学艺术的人民性还关联于话语手段、艺术策略的人民性。文学艺术是文艺主体打造的精神成果，文学艺术的人民性只能是文艺主体的人民性的外化和显现。这样，文学艺术策略技艺的人民性，其实包含两种意义，一是指创作文艺作品的方式方法的人民性，一是指作家人民化以具备人民性的途径手段的人民性。七月派充分认识到了人民性策略技艺对于文艺人民性的生成性意义，对上述两种意义的人民性策略技艺在理论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明确、切实可行的建议和要求。

　　首先来看七月派关于文艺创作方式方法人民性的思想。服务人民、为人民书写的文艺，首先得是面向人民的文艺，也就是人民愿意接受、接受得了的文艺。人民愿意接受、接受得了的方法手段也就是人民性的方法、手段。关于艺术手段的人民性，田间将“人民大众能多了解一点，多接近一点，多欢喜一点”要求为“诗歌大众化底不屈不挠的努力”39，余林提议“去学习……怎样地才能使人民接受这政治、文艺的武器，怎样才能真的实现人民底历史要求”40。

　　针对抗战时期文艺人民性的历史要求和人民的文化水平状况与文艺接受能力，对于如何实现文艺创作方式方法的人民性，七月派主要是从倡导“大众化”着手的。七月派高度重视文艺创作中人民大众语言、民间艺术形式的采集和运用。胡风指出，“要得到大众性……对于民众底语言，民众底表现生活或思想感情的文艺形式（如口头文艺或民间文艺）有丰富的积蓄”41并练就融解、运用的能力。像田间这样“从人民大众中间汲取”的“活的语言”，七月派理论家给予了积极赞誉：“最真实最美丽的文学语言”（胡风）。七月派十分认可和推崇抗战时期文艺界广泛采用的报告诗、朗诵诗、街头诗、传单诗、小调大鼓等文艺形式，认为它们“能写在人民底战斗生活里，人民大众底战斗的胸怀里”42。对于语言和形式的大众化，七月派并非无条件而是有选择的。七月派坚决排斥那些虽然暂时还留存于大众、民间甚至有着广阔的市场的糟粕性的民间文艺。田间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制度桎梏下”，大众、民间“暴乱地无知地，制造”的“《五更调》《小放牛》……一类颓靡的谣曲”，就“不能为着大众化而沿用”4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