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贵

　　据《晋书·鲁褒传》记载，鲁褒因为世风贪鄙，于是便隐姓埋名而著《钱神论》。其中有云：“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难折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馀，臣仆者穷竭而不足。”鲁褒的《钱神论》，也许是古代文字中，最早把钱与神联系起来的人。自此而后，“孔方兄”以及“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之类俗语，便在民间流行起来。

　　提起“钱能通神”，似乎只是一种戏说而已。若要仔细考证起来，这可不是一句简单的坊间闲话，而是源于唐人张固的一段历史笔记。

　　张固在这段笔记中说，宰相张延赏早就知道有一宗大案颇为冤枉，每每提及都扼腕叹息。待到他兼管全国财税收支时，就把负责此案的狱吏召来严加训诫，并责令说，此案拖延得已很久了，限你十日结案。

　　第二天，张延赏来到府衙办公时，发现桌上有一纸条：出钱三万贯，求你不再过问此案。张延赏大怒，催促狱吏要加大复查力度。第三天，纸条又来了：出钱五万贯。张延赏更为愤怒，命狱吏两日结案。第四天，又发现一纸条：出钱十万贯。事已至此，张延赏不由叹道，出钱至十万贯，可以买通鬼神了，没有不可挽回之事，我也不得不到此为止了。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张固所述“多关法戒，非造作虚辞无裨考证者比”。就是说，张固的记叙并非凭空虚构，有一定的可信度。正因为如此，张固的笔记文被收录入《新唐书》。

　　笔记中提到的张延赏，是唐玄宗开元年间名相张嘉贞之后，张延赏本人累任要职，由于政绩卓著，唐德宗时期被任命为宰相，继而兼掌朝廷赋税收支。

　　张延赏并不是一个贪财的昏官，其政声朝野皆有定论。他所以不得不接受“钱能通神”这一俗谚所隐含的魔鬼定律，是因為“出钱十万贯”者绝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其背后必然交织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凭他单枪匹马地与其斗法，殊无胜算不说，弄不好反误了卿卿性命，终究于事无补。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行贿往往不是简单的金钱往来，必然包藏有不可告人的用心。对于行贿者及其背后的利益共同体来说，不管行贿的代价有多高，但绝不会是亏本的投资。古代贿风为何难遏，是因为行贿能带来利益最大化;加之又有黑幕予以庇护，就会促使行贿者有恃无恐，铤而走险。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官场贪腐成风，显然不是单方面的行为催生。行贿与受贿是官场腐败的两个共同要件，各取所需，相互利用。受贿与行贿是共同犯罪的对偶关系，有行贿才会有受贿，有受贿必有行贿;行贿者或许曾受人所贿，受贿者转而贿赂他人。不论是金银财宝贿赂，还是雅贿、色贿，说到底都是利益输送和交换。至于说盗用国库、假公济私、求职买官的行贿，就更加误国害民。

　　在我国历史上，将以财物买通他人的交易称作“赇”，意即贿赂。不论是“请赇”“受赇”还是“行赇”，均被列为犯罪。在我国古代，那些明智的君主和御史，在查处受贿案的同时，会将行贿者及其背后的利益共同体绑定该案一并查处，就连朝廷忠臣和皇亲国戚也不放过。据《尚书》记载，凡是向官吏馈送财物和接受左右亲信委托说情行私者“其罪惟均”，即行贿人员与受财枉法官吏同罪。《秦简》记载，“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贿赂一个铜钱，就要受到脸上刺字并服苦役的刑罚。《史记》记载，灌婴的孙子灌贤，因犯行赇罪，被剥夺了封地。《唐律》规定：“诸有事以财行赇，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者，减二等。”《清史稿》记载，“例定以财行赇，及说事过钱人，审实计赃同科”。

　　时至今日，国家司法部门和纪检监察机构也正在不断加大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坚持行贿与受贿统筹查办，严厉惩处主动行贿、多次行贿、长期“围猎”干部的行贿犯罪，让行贿的黑幕大白于天下，形成强烈震慑的连锁效应，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