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曰建

　　《杂文月刊》2020年10月下《舆论场何时变得如此刻薄了？》一文问得好！专门学医的医学院学生临危救人，被指责没有行医资格证，“刻薄”到极致，更可恶的是竟有6.1万的点赞。“刻薄”者占据道德制高点，不顾他人处于性命攸关的时刻，而是单纯祭起行医资格证的“大旗”，很能迷惑人，6.1万点赞者，不能说他们没脑子，起码没用脑子。如果临危救人必须行医资格证，就只能听律师的话，老人跌倒，路人病倒，你只需打两个电话110、120，他们很快就能赶到，见死不救却“无懈可击”。

　　舆论场“刻薄”的危害是他不做好事，对别人做好事卻求全责备，败坏社会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良好风气。舆论场“刻薄”不是新事物，百年前的1920年，曾任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不满政治环境，辞任归隐，捐出全部家私，在北京创建香山慈幼院，庇佑了孤贫儿童，收养孤儿超过6000名。他剖白初心：“我在北京修了几条工赈的马路，约有三百多里。有一处系与外国慈善家合办的，修好了交与地方官去接管。那时天津的报纸，忽然谓我卖路与外人。你想社会事还能办吗？所以我很悲观。我只缩小范围，办我的慈幼院。”佐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