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兰友

　　今年6月下《杂文月刊》转载了《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给证明“瘦身”不易更需提防“反弹”》。“我妈是我妈”如何证明？民政部等部门联合出台意见，给基层群众性组织出具证明瘦身，初衷也许是好的，但若相关部门的管理理念不变，文章担心的证明反弹，那将是必然的结果。

　　某些部門爱要“证明”，原因无非是为自己免责，而不惜给服务对象增加难以计数的负担。以我熟悉的银行领域为例，因实名制的要求，过去有病入膏肓的患者，由救护车护送被担架抬入银行营业室办理业务，此类报道引起轩然大波，但相关银行的回应是制度就是这样规定的。如今，多数银行已修改规定，就此类情况只要银行两名以上员工上门延伸服务就行。

　　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相关部门制定制度时，难免为免责而让服务方出具“证明”，所以说国家能否研究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出具证明的办法，指导“证明”出具的条件、方式等，尽可能减少“证明”，减小社会运转摩擦力，同时也为那些有抵制不合理“证明”意愿的人士一个法律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