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飞

　　

　　早上9点的小区广场，老人们抱着一两岁的孙子孙女在晒太阳；下午4点，学校门口来接孩子的，不少是驾驶着电动代步车的白发老人……退休之后再“上岗”，帮着子女看孩子，远赴他乡“进城”看娃的老人们，已经是大城市中常见的人群。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随迁老人近1800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7.2%，其中专程为照顾晚辈而随迁的比例高达43%。

　　对于这些老人，医疗和养老是他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医保和社保都是属地原则，户籍在哪里就在哪里享受保险和福利。然而随着老年人异地带娃的情况增多，麻烦随之而来。有的随迁老人生病不敢上医院，因为报销医疗费太复杂；有的老人被要求拿着当天的报纸合影并发回老家，相关部门确认后才支付养老金……如今，这些令人心酸的情况随着异地结算、数据联网等改革有所缓解，但如何为随迁老人提供更优质便利的公共服务，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城市留下来容易，而告别五六十年的积累，在一座城市重新生活却很难。他们熟悉镇上的早集，对隔一条街的菜场了如指掌，面对大城市的仓储式超市、网络上的电子商城却有些束手无策；他们听惯了熟人社会的家长里短，面对现代化社区里的“陌生人”和网络社交却难免无所适从……虽然生活无虞，但随迁老人的改变和适应的能力更弱，生活习惯和精神层面的融入也就更难一些。

　　随迁老人还面临来自家庭内部的代际冲突问题。“最累的不是带孩子，而是怎么带他们夫妻俩都不满意。”不少老人这样抱怨。很多时候，争吵或误会就发生在“有孩子还能不能养狗”“奶瓶嘴是不是每次必须消毒”“到底尿布和尿不湿哪个更好”等细节中。一辈子都是家里的权威，老人们此时突然发现，自己的经验似乎不管用了、说的话儿女们也不听了，需要花大量时间学习新知识、积累新经验，由此带来的压力和挫败感，更容易加深精神上的焦虑和孤独。

　　为什么在中国老人隔代照顾孩子的情况如此多？一方面，“大家庭”在中国代际传承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很多随迁老人坦承，“儿孙一声笑，烦恼全忘掉”，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仍然是中国人精神世界中最幸福的事情；另一方面，大城市中年轻的父母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照顾孩子已成甜蜜的负担。家政市场供给不足、托幼机构管理不规范，更让年轻父母想着请父母“出山”。在这个意义上，随迁带娃，既有爷爷奶奶们强烈的主观意愿，更源自宝爸宝妈们的客观情况。

　　这不单是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城镇化、医疗、养老、幼教乃至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心理问题，在其中都有体现。一方面是，代际更替有其稳定性；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一日千里。今天，随迁老人引发的讨论，正是這两条时间线索相互交织、相互摩擦的典型体现，也正是典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如何在更短的时间内解决更为复杂的民生问题，如何在快速的发展中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考验社会治理的智慧，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答题。

　　安土重迁，是中国独特的价值观念，这一点在老一辈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为了晚辈而放弃安定清闲的老年生活，老人的“漂”显得有些无奈，却并不悲情，因为这背后是基于家庭伦理的责任与关爱，值得晚辈的尊重与感激。但仅有来自家庭内部的包容与理解显然是不够的，更合理的政策、更完备的制度支撑，才能为他们，也为我们，更为孩子们，撑起美好的明天。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