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

　　冯友兰先生晚年失明，在那种情况下，完全以口授的方式“吐”出其所学，继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戏称为“反刍”。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是很多年前在他家里听冯先生自己说的。他那时还有一些听力和视力，不过阅读已有困难，在我致问候时，他半自嘲地说，现在成“反刍动物”了，不再能进，只能把过去吃的一点点翻出来，慢慢咀嚼。

　　我回去琢磨这句话，忽然想：如果我现在双目失明，不能再阅读，肚里能有多少东西供反刍呢？不觉为之憬然、竦然，不胜惶然，因为我觉得真是腹中空空，真正属于自己的学问太少了。离开了那随时翻阅的大厚本书，大量的资料文件，烂熟于心，可以源源不断如蚕吐丝般地贡献出来的东西能有多少呢？

　　不久，因病动手术，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过程中又胡思乱想，其中想到：如果我这次真的不起，有什么未竟的事业使我不能冥目，或需要别人继续完成呢？竟然想不出来！也就是说连在悼词中写上“赍志以没”的资格都没有。这本身就使我感到真的死不瞑目。也许由于这两件事的刺激，我在病愈后坚决发愤以读书著述为业。惜乎为时已晚，忝列学林，难有大成。不过至少总有想不完的问题，写不完的文稿，算是有未竟之业了。

　　于是想到先辈学人与今之不同。陈寅恪也是在长期失明的情况下成其力作的。当然他们都有助手，帮助查查资料，或读一些东西，但是这只能作为补充，主要还是靠原来的存货。

　　这种例子还有一些。当然不是说非要以失明来考验学问。例如钱锺书先生之博闻强记是尽人皆知的。与很多学问家不同，他没有藏书癖，万卷书不藏于家中书橱，而藏于心中。古今中外的文学，无论提到什么人，什么作品，乃至极生辟的典故，似乎都是他的“家珍”，随时从脑海中取出来，旁征博引，娓娓而谈，指点出处大多不差。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更重要的是他们所读之书触类旁通，提供灵感，化为妙语高见，否则就只是活字典，虽也难得，终是略逊一筹了。此大师之所以为大师，非常人所能及。

　　今之学者（包括我自己），为了符合“学术规范”，注释、参考书目几与正文同等篇幅，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学识渊博。我决不是走到另一极端，反对学术规范。言必有据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最起码的要求，这是毋庸赘言的。只是寻章摘句与融会贯通之间，为写而读与读有心得而后写之间，厚积薄发与现买现卖之间，是大有区别的。昔之学者学而思，思而学，一朝豁然有所悟，行诸文字，成其著述。有的著作等身，有的思考了几十年才结晶为不多的供发表的文字，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以量来衡量。

　　大学问家不是圣人、完人，与常人一样都有七情六欲。不可能要求所有平时嬉笑怒骂都字字珠玑，句句真理。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有些大学者的名字被炒得火热，但不是讨论他们的学问和治学之道，却多是生活琐事，个人恩怨，查无实据的“公案”等等，简直把大学者当影星歌星来对待了。

　　至于挑撥离间，造谣生事，粗暴地侵犯隐私权，置亲属的感情与合法权利于不顾，更是为道德和法律所不容。既然有人无端受到公开伤害，当然有权公开澄清和辩护，这样炒起来也许正是肇始者所希望的？当然中国之大，趣味不高的好事者，靠捧或骂名人以谋私利者总是有的，问题在于这类东西为什么能得到这样广泛的传播？恐怕严肃的出版物和出版社在这类问题上需要三思、自重，知所选择，珍惜自己有限的资源和篇幅，并维护自己的品位。须知，对歌星明星生活中的是是非非感兴趣的有“追星族”，他们甚至可能连这些学者的名字都不知道；而关心这些学者的主要在知识界，据我所接触到的，大多对于这种做法感到无聊、厌烦甚至愤慨。

　　如果真对钱锺书有兴趣，为什么不花点力气好好研究研究代表钱先生博学神思的《管锥篇》呢？像冯友兰的煌煌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这样的著作，至今有没有第二部呢？多一些有志者把注意力放在学习、研究探讨这些著作上多好！报刊杂志多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哪怕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也有助于繁荣学术。如果后来者能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或拾遗补阙，或提出不同的见解，乃至另成体系，当然是学界之幸，而且进步之道理应是后来居上的。那一代学人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制高点，他们各有学术传承和治学之道，内容一定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的一大笔财富。如果多挖掘一些这方面的材料发表出来，给有志于学的后辈以启迪，对扭转浮嚣的学风有所帮助，则功莫大焉。

　　晓旭荐自《文史知识》2018年4月